前言

法律文明是一个不断流动的文化载体，它总是通过不同的途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在历史长河中，有一条贯穿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文化走廊，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法律文化交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不断相互传播的。

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文化的重要通道，不仅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也蕴含着丰富的法律文化价值。从十九世纪末以来，国内外考古工作者在丝绸之路沿线发现了许多古代法律文书，这些新出土的法律文书分布地域广泛，从东起中国的洛阳和西安，往西一直到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各地；这些文书所涉及的年代久远，从秦汉到明清之际；新发现的法律文书内容丰富，包括不同文字、不同古代政权的法律文书。深入调查和研究丝绸之路沿线新发现的古代法律文书，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丝路沿线民众的生活状况和法律状况，还能促进现阶段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家的法律文化交流。

法律史学界很早就有学者关注丝绸之路沿线新发现的古代法律文书的出土情况，并作了许多基础性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从2015年以来，上海师范大学法律史学研究团队把对丝绸之路沿线新发现的古代法律文书作为学术研究重点。2016年，法律史学科获得上海师范大学第九期校级重点学科“法律史学”项目的资助；2017年6月，又获得了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新发现的古代各民族的法律文书整理及研究”，为我们的法律史学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最近几年来，上海师范大学法律史学科先后举办了“中国传统民事法律的近代转型及未来展望”学术研讨会，“丝绸之路沿线新发现的汉唐时期的法律文书研究”学术研讨会，“丝绸之路沿线新发现的古代少数民族法律文书研究”研讨会等学术会议，出版了《中国古代的法典、制度和礼法社会》《丝绸之路沿线新发现的汉唐时期法律文书研究》《中国传统民事法律的近代转型和未来展望》等论著，在国内外法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书正是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

《敦煌西域出土的法律文书与中国古代法制研究》大致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对丝绸之路沿线新发现的汉代法律竹简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主要有郑显文、王蕾《中国西北地区新发现的法律史料与汉唐经济法制》，杨晓宜《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废弃官文书与纸质随葬品》等论文。其二，对丝绸之路沿线新发现的古代各政权法律文书的研究，主要成果有韩树伟《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古代佉卢文书研究概述》，盛洁《英藏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中的法律文书概述》等论文。其三，新发现的法律史料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研究，主要成果有郑显文《译语人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法律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彭丽华《天圣〈营缮令〉与宋代桥梁的营缮与管理》，李云龙《宋代例册及其地位探微》等论文。上述这些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古代法律史学研究的深入展开。

法律史学是一门法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性学科，法律史学的研究离不开新的史料。因此，我们衷心希望法律史学界能够与历史学、考古学等其他学科展开深入的交流，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视野，提高法律史学研究的质量，为当前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设服务。

郑显文
2023年8月30日 k5om9NU+WbRP1Obh1x5r/0EeSkxzMaajairdzLirXl5RASugqf+OtdkiNuCAei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