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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计华 吕云青
2018年12月26日，司法部发布了《关于推进刑罚执行一体化建设工作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刑罚执行一体化建设工作。韩玉胜指出，我国现在刑罚执行权配置并不合理，存在行刑权过散，甚至相互抵牾之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以下简称《社区矫正法》）出台之前，冯卫国、王利荣等都强调要在行刑一体化的视野下，宏观、有序地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因此，树立行刑一体化的观念，推动监狱和社区矫正的一体化建设，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目标和方向。
1.各地实践有序推进
安徽省坚持以政治为引领，认真贯彻司法部的相关部署。在省司法厅设立行刑一体化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和推动相关工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监狱与社区矫正机构工作衔接的通知》和《安徽省司法行政系统刑罚执行一体化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确定了执法衔接配合、整合系统资源、加强队伍交流、推进信息化建设、加强社会力量5个类别的建设任务。
重点建设刑事执行的八大机制：统一决策机制、刑务衔接机制、警务配合机制、法务协作机制、执法责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行刑保障机制和文化共建机制，基本涵盖行刑一体化的主要方面。
（见图1）
图1 刑行一体化八大机制示意
黑龙江省为了更好地推进行刑一体化工作，明确了重点要做好的四项工作：一是充实完善社矫执法队伍；二是整合教育矫正资源；三是做好执法环节衔接配合；四是加强“智慧司法”建设。省司法厅制定了《黑龙江省司法行政系统刑罚执行一体化建设总体方案》，明确行刑一体化建设包括思想政治建设、执法队伍建设、共享机制建设、执法体系建设和智慧司法建设五个方面，将工作分为调研部署、工作启动、全面推进、深化发展四个阶段。为了有序推进司法警察支持和参与社区矫正工作，2019年两次从监狱和戒毒所抽调214名民警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四川省成都市充分利用监狱在监禁执行方面的优势，制定社区矫正对象进监警示教育及定期集中教育等工作机制。充分利用司法局法治宣传、法律援助、安置帮教等资源，不断充实监狱公共服务中心服务内容。
上海市探索依法扩大罪犯的假释率，积极打造假释工作平台，进一步构建罪犯信息共享和办案流程融通机制。更好地发挥假释对罪犯教育改造的作用，有效改善当前“减刑为主、假释为辅”的刑罚执行格局。
吉林省实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用警全覆盖；河南省司法厅和内蒙古司法厅也都积极推进刑罚执行一体化建设。
2.理论研究持续增温
就监狱与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一体化问题，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相关研究。刚彦指出在监狱与社区矫正的衔接中，存在输送量少、把关不严、调查评估缺乏强制性、交接存在疏漏、衔接不够紧密等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张东平认为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是“一体两翼”，为实现法律上的协调及部门之间的对接，应进一步完善监狱人民警察的职权、暂予监外执行的程式、社区矫正对象的收监条件及体检等规定。
张凯基于社会学功能主义理论，将刑罚执行视为一个整体，认为监狱和社区矫正机构是其主要因素。
余才忠透过基于刑事执行“一体化”的检察视角，认为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重审轻执”“重主轻附”倾向，兼有执行立法滞后、执行环节过多、执行机构过散等问题。
宫达提出判断刑罚执行一体化水平的三个标准是融合性、制度性和有效性。运用SWOT法分析刑罚执行一体化建设内部环境的优势与劣势、外部环境的机遇与挑战。
鲁兰指出派驻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警察主要面临的挑战，认为监狱、社区矫正一体化建设是提升假释率的重要途径。
在《社区矫正法》正式执行之后，相关研究依然持续增加。晏国福以司法行政系统为视角重点解决以下问题：法律法规不完备；运行衔接不顺畅；工作推进不平衡；内部管理不适应；社会支持不到位等。
胡德军为推动监狱与社区行刑一体化协同发展，提出应当通过法律法规进行宏观调控，建立一体化行刑协同发展双轮驱动矫正模式，帮助社会树立安全“共生”理念。
尚铮铮从历史的角度，系统地梳理了刑事执行工作的历史沿革，总结出刑事执行工作的特点，并对新时代如何推进一体化建设进行思考。
章广志认为推进刑罚执行一体化离不开数字信息化建设，科学智能地运转监狱和社区矫正机构是其关键环节，以此回应社会对刑罚执行工作的时代诉求。
周勇强调监狱与社区矫正机构基于相同的目标，都是为有效减少重新犯罪。监狱与社区矫正互有利弊，要借助有效的改造项目，开展风险和需求评估，构造“监狱—社区—社会”持续服务体系。
魏浩积极借鉴挪威行刑经验，从推动监狱行刑与社区矫正一体化、加强监狱行刑的社会化、完善监狱分级分类建设、促进刑罚执行现代化等方面完善我国行刑工作。
1.矫正动机不足
行刑一体化建设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在行刑一体化的建设中，对矫正对象的动机激发不够。该模式认为，矫正对象被动地接受矫正很难持续到底，未能激发内在动机的矫正项目基本无效。
行刑一体化也是矫正一体化，不仅体现在外在组织、衔接机制等方面，更体现在罪犯矫正和再社会化等方面。然而，在现有的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对罪犯矫正和再社会化的衔接等方面重视不够。无论是监禁矫正还是社区矫正，其最终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要降低矫正对象的重新犯罪率，并使其能够重新融入社会，这也是行刑一体化要达成的目标。然而监狱和社区矫正机构对矫正教育的重视不够，对矫正动机的激发不足，更多情况下还是被动地“要我矫正”，而不是积极主动地“我要矫正”，以致不能更好地达成最终目标。
2.矫正视域狭窄
行刑一体化强调，不能将监狱与社区矫正孤立开来，要有机地做好两者之间的衔接，使其成为一个系统而高效的整体。但其视野还是过于狭小。
不能被动地解决犯因性问题，而应主动地促成矫正对象的福益。行刑一体化问题不只是行刑领域的问题，也是刑事犯罪领域的问题，还是人类社会的问题。行刑一体化的目的，不能只是解决犯罪问题，更应该是促成人类的福益。然而现有的一体化建设很少基于矫正对象的实际需要，更多考虑的只是行刑的效率，确保刑罚执行能得以有效开展。然而提高行刑效率的目的是什么？降低了重新犯罪率的目的又是什么？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当然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促成矫正对象的基本福益。故现有的行刑一体化，是将手段当成了目的，从而忽视了其真正的目的。
3.矫正关系僵化
在行刑一体化的建设过程中，各地尤为重视警察力量的借调，将其视为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因为借调的警力素质不高，缺少法律依据等问题而苦恼。借助司法警察的强制力，能够保障社区矫正的权威性，然而依赖司法警察的强制力，并不能提升社区矫正的矫正效果。在《社区矫正法》中没有要求工作人员的警察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区矫正的重点不是依靠强制力，而是要基于平等合作的矫正关系。决定矫正效果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矫正关系，矫正专业人员在矫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在行刑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对矫正专业人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单纯地加强司法警察力量，无益于建立良好的矫正关系。
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在我国存在根深蒂固的报应刑思想，该思想认为犯罪是一种恶，应该进行报应性惩罚。与报应刑思想相对应的是教育刑思想，教育刑思想将犯罪视为疾病，应该进行有针对性的医治，其最终目的是使矫正对象重新融入社会。在传统的观念中，行刑一体化是要更好地执行刑罚，提升刑罚执行的实际效果。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借用司法警察，能够更好地保障其执法的权威性。至于是否达到降低再犯罪率的目的，是否能有效帮助矫正对象融入社会，则不是报应刑思想考虑的重点。
报应刑思想的具体体现是重管理轻教育，管理是为保证刑罚的有序执行，而教育则是矫正的必需。在当前行刑一体化的建设中，更加重视管理上的一体化，注重行刑衔接上的一体化和管理制度的一体化，而忽略矫正教育的一体化和社会帮扶的一体化。在社区矫正机构中借调警力，有利于保证监督管理的有序进行，却无益于提升教育帮扶的水平。《社区矫正法》第三条中明确规定“有针对性地消除社区矫正对象可能重新犯罪的因素，帮助其成为守法公民”。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应该是教育帮扶，而监督管理是为保障教育帮扶的有序进行。
虽然在基层已经开始实施行刑一体化建设，但尚缺乏统一的法律制度做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以下简称《监狱法》）的相关内容尚需一定程度的更新，《社区矫正法》尚需时间检验，监狱与社区矫正机构衔接缺乏制度保障。监狱与社区矫正机构的一体化，必然要求法律制度的一体化。《监狱法》与《社区矫正法》衔接不畅，会使得矫正机构各自为政，不利于长远的一体化建设。
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监狱中假释的比例过低，以致一体化建设基础薄弱。以上海市为例，2017年监狱向人民法院报请减刑建议与假释建议的案件数量比例为2.71∶1，而2018年为3.02∶1，2019年1月至2020年7月为4.15∶1。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210名矫正对象中，缓刑194名，假释6名，管制1名，暂予监外执行9名。
监外执行加上假释只占总人数的7%。2019年的我国社区矫正统计数据表明，判处缓刑的占总人数的94.7%，其他三类矫正对象合计不到6%（见图2）
。假释制度关涉行刑一体化建设的关键，如果瓶颈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一体化建设将会流于形式。
图2 浦东新区矫正对象构成示意图
行刑一体化不仅是机构的一体化，也是司法队伍的一体化，更是罪犯矫正工作的一体化。在矫正队伍的建设上，将司法警察引入社区矫正，有利于充实基层的执法力量，有利于一体化的队伍建设。但司法警察代表着行政强制力，重点在于加强执法和监督，而不是对罪犯的矫正教育。在行刑一体化的队伍建设中，矫正专业力量建设没有成为重点，矫正专业人才建设没有成为重心。
由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不足，各地矫正力量发展严重不平衡，借调民警能有效改进社区矫正工作，弥补行刑一体化的不足和短板。如果不及时增强矫正专业力量，提升罪犯矫正的一体化效果也无从谈起。基于社区矫正发展相对滞后，未能成为监禁矫正的有益补充，故行刑一体化发展水平较低。现有的行刑一体化建设，更多的是监狱对社区矫正机构的支援，尚未形成一体。
行刑一体化意味着矫正一体化，矫正教育内容要成为一体，但一体化并不意味着一样化，而是要互为补充，发挥各自优势。由于社区矫正起步较晚，而监禁矫正发展更为成熟，故社区矫正更多的是借鉴监狱模式。监狱教育与社区矫正教育内容基本相同，不能互为补充，发挥一体化优势。就教育阶段而言，在监狱中有入监教育、在监教育和出监教育；在社区矫正机构有入矫教育、常规教育和解矫教育。在教育形式上，都有集体教育和个别谈话教育。在教育内容上，都有形势政策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心理教育、法制教育、职业教育等。在犯罪类型、刑罚程度、风险级别等方面，矫正对象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故监禁教育与社区教育应明显不同。
在现有的行刑一体化建设中，由于矫正教育是为监督管理服务，使得矫正教育方式过于被动。基本上还是被动的“要我矫正”，而不是主动的“我要矫正”。无论是在监狱教育，还是在社区矫正教育中，矫正对象都是被动的一方，这不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更不利于激发其矫正动机。上海市对社区矫正对象做了一项调研，对于心理治疗矫正项目的需求，108人明确表示不需要，约占55%；65人表示不太需要，约占33%；17人表示可以尝试，约占9%；6人表示非常需要，约占3%（见图3）
。在行刑一体化的建设中，项目矫正不够成熟，不利于矫正效果的提升；矫正教育衔接不当，将会导致资源的浪费；矫正教育方式不科学，无益于矫正关系的建立。
图3 心理矫治需求情况示意图
在现有的矫正评估建设中，更加重视风险评估建设，而轻视需要评估建设。行刑一体化不仅意味着评估一致化，更意味着评估系统化和科学化。无论是在监狱还是社区矫正机构，都应重视风险评估建设，但各地风险评估差异较大，难以在监狱与社区矫正机构实现衔接。至于需要评估更是发展缓慢，无法进行一体化建设。评估技术是监督管理和矫正教育的重要辅助手段，行刑一体化意味着评估手段现代化、科学化。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评估工具的严重滞后，必然会影响矫正机构的决策水平，不利于矫正一体化的有序推进。
行刑一体化意味着监督管理一体化，更意味着矫正教育一体化。首先，要更新行刑观念。突出矫正教育在行刑领域的作用，将降低再犯罪率视为行刑一体化的重要目标，将矫正对象再社会化作为矫正教育的关键。监督管理是为保证矫正教育的有序开展，而不能成为一体化建设的首要目标。其次，要学习先进的理论成果，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有助于提升行刑一体化建设的水平。激发矫正动机，拓宽矫正视野，注重矫正关系，有助于更新行刑一体化观念。最后，要及时汇总各地成果。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各地在实践中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新，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将成熟的经验进行推广。相关部门可以构建行刑一体化建设交流平台，既能展示各地的创新成果，又有助于形成我国的特色。
行刑一体化要靠法律制度来保障，更好地协调监狱与社区矫正的关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推动《监狱法》的修改工作，使之更好地与《社区矫正法》衔接，待时机成熟后可将两法合二为一。第二，提高假释人数的比例。在保障社会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探讨扩大假释的范围。一体化建设需要改善社区矫正对象的结构，缺少共同基础的一体化无异于“空中楼阁”。对社区矫正中需要被收监的对象，也要有完善的衔接机制，确保矫正对象能够“有来有往”。第三，将再社会化视为行刑一体化的重要目标。在制度上保证行刑一体化的重心：从反面来讲，是消除再犯罪率，解决犯因性问题；从正面来讲，是增进矫正对象福益，消除其实现基本福益的障碍。
行刑一体化建设的关键在于队伍建设，离开高素质的队伍行刑一体化将无法落地。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增加矫正专业人员的数量。在行刑一体化的建设中，需要注重矫正专业队伍的建设。严把入门关，选用专业人才；进行专业培训，提升职业素质；定期进行考核，确保人才质量。第二，注重矫正关系的建立。建立良好的矫正关系，是科学、有效矫正的前提。在双方对立的情况下，难以有效开展矫正工作。只有在合作、平等的氛围中，才能建立良好的矫正关系，有效地降低再犯罪率。这对矫正专业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能够矫正，还要能融洽地矫正。第三，实现工作角色的转变。在传统的观念中，矫正工作人员是矫正的主导，要保障刑罚执行的有效完成。在矫正的理念下，矫正工作人员是辅助角色，帮助矫正对象除去拦阻，达成人生的基本福益。
行刑一体化也是矫正一体化，矫正教育是一体化的重点。要想监禁矫正和社区矫正真正成为一体，需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在一体化的观念下设计矫正项目。无论是监禁矫正还是社区矫正，其最终目的是一致的，都是基于消除再犯罪的风险因素，从而降低矫正对象的重新犯罪率，使其融入社会达成基本福益。矫正教育要基于共同的目标，在此前提下统一设计矫正教育项目，而不能各自为政相互抵牾。第二，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行刑一体化并不意味着行刑一样化，监禁矫正和社区矫正分属不同的矫正阶段，具有不同的优势和特点。监禁矫正时间更长强度更高，社区矫正能更好地运用社会资源，可以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第三，借法律制度巩固已有成果。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及时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不断推动矫正教育的创新。矫正教育发展空间巨大，项目矫正是发展的必然，在制度上鼓励不断创新，及时融入最新理念和技术。
行刑一体化建设是行刑现代化建设，评估技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更是行刑领域的大势所趋。要想进一步完善评估技术，实现评估的一体化建设，需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统一风险评估。行刑一体化意味着评估一体化，面对不同的评估体系，相关部门有必要统一工具。在同一地区先实现风险评估统一化，而不能各自为政不能共融。第二，重视需要评估。需要评估的发展不能一蹴而就，先要重视需要评估在矫正中的作用，结合各地的情况研发区域性的需求评估量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逐渐实现统一共融。需要评估量表是为有针对性地矫正服务，针对监禁矫正和社区矫正的不同，需要进行一体化的统一设计。第三，善用评估结果。在很多地区评估量表流于形式，未能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致使对评估工作不够重视。要及时更新改进不合理量表，有意合理使用相关量表，要有专业的工作人员负责，便于数据的上传、整理和应用。
总之，激发矫正动机、拓宽矫正视野、注重矫正关系等对完善行刑一体化制度具有积极作用。透过不同的视角，明确行刑一体化重点，不断消除再犯罪风险，帮助矫正对象达成福益，使其重新社会化，这是司法改革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