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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虽然没有率先明确提出预期范畴并建立预期相关系统，但很早就注意到“预期”现象的存在。
吕叔湘（1944/2014：340）就曾指出转折复句主要是“轶出预期”：凡是上下两事不谐和的，即所谓句意背决的，都属于转折句。所说不谐和或背决，多半是因为甲事在我们心中引起一种预期，而乙事却轶出这个预期。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1957级语言班编的《现代汉语虚词例释》（1982）在解释词条“果然”时也使用了“预期”一词。
有些学者虽然没有使用“预期”一词，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使用了近义词如“预料”“意料”“初意”等来解释相关语言现象，如赵元任（1979）在介绍用于形容词后面的“了”的用法时说，第二个用法表示超过预料中的某一标准。周兴志（1986）在对比“果然”“竟然”时说：“果然”表示“事与预料相合”，有“意料之中”的意思；“竟然”表示“有初意其不如此终乃如此的口气”，有“意料之外”的意思。陆俭明（1990）在谈“VA了”述补结构的语义时，提到了“偏离预期”这一名词。侯学超（1998）在解释“果然”时指出：“前文必有预料的或所说的成分。”张斌（2001）关于“果”“忽然”“竟然”等词条的解释也频繁使用“预期”一词，在使用“预期”一词的同时，也使用了“所想”“意料”等词。
近二十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的频繁交流，国内学界关于预期范畴尤其是反预期范畴的研究可谓花团锦簇、丰富多彩。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方面，下面简要加以介绍。
预期范畴
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包括预期性质的界定、预期的分类、预期的语篇结构、预期表达手段、预期与邻近范畴的异同对比等方面。
关于预期性质的界定研究，学者们存在不同看法。吴福祥（2004b）
认为“预期是一种与人的认识、观念相联系的抽象世界，通常与一定的社会常规、言谈事件中说听双方的知识状态以及特定的话语语境（discourse context）密切相关”。周静、邵敬敏（2010）认为预期是“说话人对事件结果的一种预测和事先判断”。易正中（2013）认为预期是“对未知事物的推测和判断”。陆方喆（2017）关于“预期”的定义是“预先认定某事将要发生的信念”。赵敏（2021）的看法是：“预期”即预先期待，指话语者对一定语境中的人、物、事等相关问题所作的假设、臆断，具有主观性和可协商性。
关于预期的分类，吴福祥（2004b）从言谈事件参与者的角度，将话语中所传达的信息分为中性（neutral）信息、预期信息和反预期信息三类。袁毓林（2008）根据预期与语句命题的字面意义（焦点意义）的关系，将预期分为正预期、反预期与解反预期三类。单威（2017）则分为预期和偏离预期两种，认为反预期信息是方向性偏离预期的一种。陆方喆、朱斌（2019），赵敏（2021）则把预期分为正预期和违预期两种，违预期又分为方向上的反预期以及量上的超预期和未及预期等类型。陈振宇、王梦颖（2021）的预期分类有多重标准。根据产生预期的认识主体将预期分为自预期、他预期、常理预期、上文预期和行为主体预期五种；根据情态类型将预期分为强预期和弱预期两种，其中，能力预期、道义预期和认识预期为强预期，意愿预期为弱预期。根据条件（主体的知识状态）的性质又分为类指预期和个体预期两种类型。
关于预期的语篇结构研究。陈振宇、王梦颖（2021）概括了预期的语篇结构，指出一个完整的包含简单预期的语篇包括四个部分：条件O、预期P（M｜O）、当前信息P（M）和预期性。其中前三个是语篇中的句子或小句（在具体语篇中，它们可被省略，其中预期部分是最容易省略的），最后一个预期性则是语篇的整体性质。
关于合预期
范畴的研究较少，主要体现在合预期表达手段的关注上。邱闯仙（2010）认为“瞧”是个预期标记，是在表示“提请注意”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强调话语信息与说话人预期关系的语用功能。吕为光（2011a）认为责怪义话语标记“我说什么来着”也是一个预期标记，标记某一事件的消极结果与说话人的预期一样。张则顺（2014）指出副词“当然”既是确信标记，也是合预期标记，表达合乎预期的确信。陈振宇、王梦颖、姜毅宁（2022）指出“果然”是合预期标记（该文称为正预期），而且涉及个体条件下的预期。该文还指出这么一个事实：从新旧信息和正反预期信息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存在一个中间地带——新信息不但包括反预期信息，也包括无预期信息和部分正预期信息，只要这一正预期信息涉及的是小概率预期即可。
也有学者不赞成把“瞧”“我说什么来着”“当然”看作合预期标记。如谷峰（2014）认为“瞧”和“我说什么来着”的作用仍然是引导反预期信息，只不过它们标注的是违反听话者预期的信息。陈振宇、王梦颖、姜毅宁（2022）则指出汉语中的“当然”不是正预期标记，而是强断言（情态）标记。
相对而言，关于合预期表达手段的研究较少，这与标记的不对称规律有关：合预期是正向的，一般不需要使用特殊的标记来显示。
国内关于反预期
范畴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
反预期范畴理论研究，反预期表达手段的个案研究，反预期表达手段类别研究，相关表达手段对比研究，方言、古汉语中的反预期表达手段研究等方面，其他如反预期二语教学以及反预期综述研究等方面也有一些。
反预期范畴理论研究包括范畴界定、下位分类、表达手段的判断标准及类型、反预期与邻近范畴异同对比、其他理论等方面。
吕叔湘（1944/2014）最早对反预期进行了界定：“甲事在我们心中引起一种预期，而乙事却轶出这个预期。”“轶出/背离说”一直为学界所接受，如吴福祥（2004b）的“传递的信息与听话人预期相背离”，强星娜（2020）的“当前命题（P）、预期命题（E）的偏反关系”，等等。
目前比较主流的分类有两种：一是两类说。如宗守云（2011b）先将反预期信息分为两类，即“和个人预期相反”与“和社会预期相反”。前者又细分为三个次类：和说话人预期相反、和听话人预期相反、和言谈之外的第三人预期相反。陆方喆、朱斌（2019）以及赵敏（2021）等都将违预期进一步分为反预期和偏离预期两大类，其中偏离预期又分为超预期和不及预期两类。单威（2017）将反预期信息分为完全悖反与部分悖反两种，其中部分悖反又分为超预期量信息与未足预期量信息在内的主观量类偏离预期性信息。陈振宇、姜毅宁（2019）提到了自反预期与他反预期两种类型。自反预期即说话者认为事实与自己对事物的预先知识或设想不符或相反。他反预期指说话者认为事实与其他参与会话活动的人（一般是听话者）的预先知识或设想不符或相反。强星娜（2020）则把反预期分为反无定预期和反特定预期两类，认为这种分类有助于观察不同标记间的选择与限制。
另一种是三类说。如吴福祥（2004b）将反预期信息分为三类：与说话者的预期相反、与听话人的预期相反、与包括说听双方在内的特定言语社会共享的预期相反。学界大多接受这一分类。管志斌（2011）也将反预期分为三种，但与吴福祥（2004b）有不同，分别是反期（跟说者的预期相反）、超期（超出了说者的预期）、未期（让说者感到意外）。
个别学者也有不同分类，如胡德明（2011）将反预期信息细分为五类：与说话者的预期相反、与听话人的预期相反、与包括说听双方在内的特定言语社会共享的预期相反、与事主的预期相反、与特定的人的预期相反。
一些学者给出了反预期表达手段的判断标准。如吴福祥（2004b）总结了反预期表达手段的两种属性：（1）它们的使用隐含了被断言的情形，与特定语境里被预设、预期的情形或者被认为是常规的情形之间的一种对比；（2）是前者与后者相背离，反预期表达手段的主要功能是将这个断言与所预设或预期的世界以及常规联系起来。陆方喆（2014）提出的判断标准是：（1）该形式所在的断言是否与某个特定预期相反；（2）该形式不能是断言命题内容的一部分。并总结了反预期表达手段的性质特点：（1）语音上，反预期表达手段一般不重读；（2）句法上，反预期表达手段形式多样，有词、短语和结构式，但以副词和连词为主，主要出现于句首和句中；（3）语义上，反预期表达手段的概念意义很少或基本没有，不影响所在句子的真值条件，但具有程序意义。
学界也找出并研究了汉语反预期范畴的许多表达标记。如廖秋忠（1992）在探讨连接成分中的“逆接成分”时，指出“意外类”连接成分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类表示“从上文所提供的情况或计划来看，下文所发生的事件出乎意料或出乎常理，如‘岂料’‘谁知’‘哪里知道等’”。廖文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预期”一词，但其表述中包含了类似的思想。李宇明（1999）总结主观量及其四类语表手段：数量词语、加在句末的标记词、充当状语的副词、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固定格式。李文的主观量可以看作反预期量。齐沪扬、胡建锋（2006）对负预期量信息标记格式“X是X”进行了分析。曹秀玲、辛慧（2012）描写了超预期话语标记的三类实现形式：（1）否定副词（“不/没/未”）+动词（“料/想/知〔道〕”）；（2）反诘副词（“岂”）+动词（“料/知”）；（3）疑问代词（“谁/哪〔里〕”）+动词（“料/想/知〔道〕”）。
陆方喆（2014）根据不同的标准对反预期表达手段进行了多种分类：按照形式特征分为副词类、连词类、语气词类、短语构式类、句式类等五种；按照意义的虚实分为概念性反预期表达手段和程序性反预期表达手段两类；按照“形式+意义”标准则分为语气类、否定类、转折类和疑问类四种，并列举了37个反预期表达手段。陆方喆、朱斌（2019）扩大了反预期表达手段的范围：语音层面包括重音和语调，词汇层面包括词和短语，句法层面包括复杂动词结构、动词后缀、代词的屈折形式等。谷峰（2014）认为，汉语中公认的能够标注反预期信息的语言手段有六种：连词、插入语、副词、句式、语气词、语序。胡承佼（2018）总结了意外范畴的四种实现形式：附加特定语气、选取评注性副词、采用话语标记、依托具体构式。
反预期与言据、意外、惊异、否定、转折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范晓蕾（2019）总结出了“否定—反预期或意外—有界性”的语义关联规律：否定式往往有反预期性，还存在语义演变路径——否定→反预期或意外；反预期事态的无标记形式是有界VP（尤其是结果义VP），意外语气与完成体、结果体等有界性体貌义紧密关联。邓霞（2019）概括了预期、示证、情态和反事实之间的差异：预期强调说话人或者主语对句子表达的命题或者事件所表现出的意料之中或者意料之外的主观态度；示证强调说话人通过表明信息的来源所表现出的对命题确定性的态度；情态强调说话人对事件或者命题发生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的态度；反事实关注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之间的矛盾，与反预期的思维过程正好相反。尹洪波（2020）指出预期与转折也有一定的关系：当偏句引发某种预期，而正句与这一预期相互对立时，或偏句和正句都引起某种预期，而且这两种预期相互对立时，都会形成转折。即预期偏离会折断惯常的事件关联链条，使得本来相关的两种事件或状态不再相关，在人们心理上造成逆转，因而形成转折。
学界关于反预期与意外的关系讨论更多一些。如陈振宇、杜克华（2015）明确指出了预期与意外的关系：不论反预期还是（正）预期，都有可能产生意外。单威（2017）认为意外范畴主要是以反预期为主的偏离预期性信息。二者区别仅在于：意外范畴普遍被认为是语法范畴，主要是从说话人的角度而言的；而反预期范畴主要是一种语用范畴，包括与说话人、听话人、第三方在内的个人预期及社会预期偏离等多种情况。胡承佼（2018）认为反预期范畴为意外范畴的一个子类。强星娜（2017）则持不同看法：不是所有的反预期都表示意外；意外可以是反预期的，也可以是非预期的。陈禹（2021）认为解—反预期与反意外有相关性，但并不是同一性质的语气范畴。反意外与解—反预期的差别有两个：第一，反意外可以无须设定存在一个意外之事，因为说话者可以依据自身经验以及常理规约，认定此事不是意外之事；第二，反意外无须齐备二元对立的配置，解—反预期的实现需要借助二元的深浅对立，完成一个“深者已实现，浅者必然实现”的推理过程，反意外则不需要这样的语用推理。另外，解惑者认为某些因素让一件可能意外的事变为意料之中，而反意外在一些情况下在说话人看来是根本不可能意外的。而陈振宇、王梦颖（2021）则指出，在意外研究中通常所说的“非预期”，实际上是类指预期。
也有学者在具体研究中没有意识到或不明确区分反预期与意外。如陆方喆、朱斌（2019）把反预期和意外两个范畴整合起来，提出“违预期”这一概念，他们把言语交际中与主体预期不符的信息统称为“违预期”，即广义的反预期。
其他理论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万光荣、余承法（2016）借助经典信息论公式，对反预期程度进行了量化研究；指出反预期程度宏观上可分为低、中、高三个级别，同时，句类句式、反预期标记词、人称、时态、语态、体貌等在微观上可以影响反预期的程度。邵洪亮、谢文娟（2020）关注了预期与反预期评注在小句内的兼容模式与功能，认为预期与反预期双重评注既是交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的体现，也是言者自身矛盾心态的表现，但凸显的仍然是言者自身的反预期，这跟反预期评注性副词的焦点表述功能明显强于预期评注性副词有关。刘瑞、袁毓林（2022）探讨了“对话语体”和“叙述语体”中反预期信息类型的系统性差别：（1）在“对话语体”中，只有两种反预期信息（即“与说话人的预期相反”和“与听话人的预期相反”）；（2）在“叙述语体”中，有三种反预期信息（即“与叙述者的预期相反”、“与叙述对象的预期相反”和“与叙述者假定的读者的预期相反”三种）。
现有研究较多关注某个反预期表达手段的句法、语义、语用、语篇功能的描写以及演变过程、演变动因及机制的描写与解释。表达手段研究主要集中在话语标记、词类、构式/句式、复句表达、语序手段等几类。
随着话语标记研究的兴起，学界关于反预期话语标记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如“别说”（刘焱，2007b；尹海良，2009；唐善生、华丽亚，2011；周莉，2013；李宗江，2014等）、别看（刘焱，2009；张金圈，2016等）、“不是”（刘丽艳，2005b等）、“倒好”（胡承佼，2016）、“谁知”（胡德明，2011）、“一不X”（胡承佼，2017）、“怎么”（尹海良，2014；王志，2014；刘焱、黄丹丹，2015等）、“怎么说呢”（刘焱，2014；曹秀玲，2014；吕为光，2015等）、“那倒好”（彭水琴、郑娟曼，2022）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点评。
表达反预期功能的词类有很多种，包括副词、叹词、语气词等。
反预期副词的研究最为突出。早期的研究如丁雪欢（1994），崔希亮（1990），刘丹青、徐烈炯（1998）分别从句法结构、语义以及焦点的角度来对“连”字句进行说明，认为这个句式具有逆反性，表达的句义与预设的内容不符。马真（1994）、邹哲承（2010）等对“反而”进行了专门研究。彭小川（1999a）认为“倒”的基本语法意义是“对比”，包括相反关系和相对关系，增强语气是由此派生出来的。此时，学界还没有明确提出“反预期”这一概念。
近二十年来，明确提及与反预期（含预期）相关的副词研究越来越多。如李宗江（2005）、周红（2006）则明确指出“倒”的使用有一个前提，即预期。牟世荣（2014）进一步指出：副词“倒”具有表对比和肯定两个基本语义，其中对比义分为凸显、反预期和转折三个方面。唐善生（2016）认为“不说”是从动词性偏正短语词汇化而来的副词，标志着一个反预期信息。陈鸿瑶（2015）指出副词“也”具有标记反预期信息的功能，信息类型表现为“反常理信息”、“反听话人预设”和“反说话人预设”三种。
此外，还有关于反预期副词“更”（周纯梅、李小军，2019等）、“可”（张旺熹、李慧敏，2009）、“还”（高增霞，2002；吴福祥，2004b；武果，2009等）、“偏偏”（石定栩、周蜜、姚瑶，2017；金蒙，2018）等的研究。
部分叹词、语气词也具有表达反预期的功能。金智妍（2011）指出语气词“啊”具有表达反预期功能，这一功能与疑问、陈述有互动关系。赵敏（2021）指出作为惊叹词的“啊”在实际话语应用中能标示预期性信息，用来提示新信息，凸显话语中信息的偏预期性。原苏荣（2008）认为汉语的句末语气词“哈”可以在感叹句中强调意外。汪敏锋（2018）指出语气词“吧”两种语用功能：一是共享示证，用来表示言者依据；二是提示言者合预期信息，表示言语事件的结果与交际主体所预想的潜势一致。杨扬、俞理明（2018）分析了次生叹词“好”的反预期表达手段用法及衔接功能，指出次生叹词“好”可作应对、惊叹和提顿用法。其中，用于表达负面情绪的惊叹词“好”具有反预期表达手段的用法。赵敏（2022）指出应答标记“好啊 2 ”具有偏预期性，包括超预期和反预期两种类型。
随着构式理论的兴起，学界对反预期构式或句式也越来越关注。现有的反预期构式研究包括：
“被”字句（颜力涛，2014等）；
“差一点”（范晓蕾，2018a），“差一点没VP”（鲁承发，2018等）；
“给VP”结构（袁毓林、寇鑫，2018）；
“还NP呢”（沈家煊，2001b；郑娟曼，2009等）；
“还不是”（陈禹，2018）；
“亏+VP”构式研究（王瑜，2012；易正中，2014；刘焱、冯峰、刘晓亮，2019等）；
“哪里是A，而是B”（易正中，2013）；
“人称代词+一个NP”（李文浩，2016）；
“说好的X/呢”（陈景元，2016；毕晋、肖奚强，2017；李元瑞，2018b；姜其文，2021等）；
“我说呢”、“我说嘛”和“我说吧”（郑娟曼，2018a；张先亮、倪妙静，2015）；
“X比Y还W”（殷志平，1995；宗守云，2011b等）；
“X还来不及呢”（孙鹏飞，2017）；
“X是X”（齐沪扬、胡建锋，2006）；
“X还来不及呢”和“X比Y都A”（孙鹏飞，2018）；
“一不X就Y”（李元瑞，2019）；
“一不小心”构式（邵敬敏、王玲玲，2016）；
“应该Φ的”句式（乐耀，2013b；朱庆祥，2019等）；
“早不VP，晚不VP”（管志斌，2011）
“应该/该/必须XP”句（陈振宇、姜毅宁，2019）
……
限于篇幅，仅举一例介绍。陈振宇、姜毅宁（2019）指出：“应该/该/必须XP”类句子的事实性是语用上的倾向性，受语境影响很大。当条件和结果之间具有较大条件概率时，存在语义和谐关系。在回溯时，说话者倾向于按照不和谐的方向进行自反预期的解读，以获得高的信息价值，此时肯定情态下句子会得到反事实解读，否定情态下句子会得到事实解读。在特殊的“双重反预期”语篇中，说话者会按照和谐的方向进行回溯，其目的是纠正前面的一个意外，从而表示强调（他反预期）。
某些复句也可以表达反预期，如转折复句、反递复句等。周静、邵敬敏（2010）注意到反递复句可以表达反预期：反递的核心是主观预期与结果相反。张健军（2013）探讨了“虽然……，但是……”转折复句的反预期表达现象，认为转折复句在表达反预期时，反预期表达手段（转折标记）具有导引和明示作用，这些明示成分也在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建立了人际关联：提示听话人后续句中会出现反预期语义，引导听话人通过语用推理进一步探索话语含义。刘焱（2009）把“别看”当作反预期表达手段，并分析了其由单一否定祈使到转折复句连词化的句法、语义基础等。陆方喆（2014）则认为“虽然”“别看”不应看作反预期表达手段，原因在于“反预期标记标示的应该是与某个特定预期相反的断言”。曾君、陆方喆（2016）指出“但是”是反预期标记，即标明连接后句表达的意义与前句的预期相反，具有语用制约和促进语篇连贯功能。
有学者注意到语序也可以表达预期的有无或预期类型的不同。陆俭明（1990）指出“VA了”述补结构具有偏离预期的特征。辛永芬（2006）认为：“多+V”表示动作实施前的预期，“多”概念的产生先于动作；“V+多”表示动作完成后的结果是非预期的、非能动事件。俞咏梅（1999）则指出了“在+处所+VP”与“VP+在+处所”两种语序的对立表达的是预期与非预期的对立：前置“终点”表达了预期的、进行的语法特征。
除单个表达手段研究或相近表达手段对比研究外，学界还就具有相同特点的某一类表达标记进行综合研究。该类研究更多集中在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中。如苗浴光（2006）的研究对象是“意外”态语气副词，罗树林（2007）的分析对象是“竟然”类语气副词，辛慧（2010）的意外类篇章连接成分，文燕婷（2015）对知类、料类、想类反预期话语标记进行了研究，等等。单威（2017）考察了汉语主观意愿类反预期表达式，主体违逆类与主体容忍类两种，前者包括主观意愿类评注副词“偏/偏偏/就/非”与结构式“还就/不VP（了）”，后者以“宁/宁可/宁肯/宁愿”为标志。孙雅平（2020）对“否定词/疑问词+心理动词”类反预期话语标记进行了探讨，指出这里反预期标记的演变与其所在环境变化密切相关，是语法化“扩展效应”的结果。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这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近义反预期副词的辨析。如袁毓林（2008）对比分析了反预期的递进关系标记“甚至”和“反而”的区别。殷思源（2021）对反预期标记“硬”“硬是”进行了语法化的共时推演和对比探究。陈振宇、王梦颖（2021）对比考察了汉语副词“竟然”和“偏偏”的区别。周韧（2022）指出了“恰好、恰恰、恰巧”三者在预期方面存在不同：“恰恰”正逐渐演变为一个纯粹的反预期标记；“恰好”可以在“管控”性的语义环境中出现，带有“克服困难障碍”的意味；“恰巧”的使用基于无预期、无展望的环境，带有一定的“意外”因素，近期有朝“如意性”发展的倾向。刘焱、杨红（2022）则对比了“恰巧”“偏巧”“不巧”的异同，指出三者在语义辖域、预期的有无和预期类型、事件的积极与消极性质、当事人的评价等主观因素方面的异同。其他涉及反预期副词的对比研究还有“就”与“才”（陈立民，2005；金立鑫、杜家俊，2014等），“还”和“更”（陆俭明，1980；宗守云，2011a等），“实际上”与“事实上、其实”（方清明，2013等），“可好”与“倒好”（李洁、陈昌来，2017），“冷不防”和“冷不丁”（王思逸，2018），以及“大不了”与“充其量”（武钦青、刘德贝，2021）的对比研究等。
另有相近句式的对比分析，如吴福祥（2004b）的“X没有YZ”与“X不比YZ”对比分析，李秉震（2009）的“V了一NPR NPz”和“V得满NP（都）（是）NPz”的对比分析，以及宗守云（2011b）对“X比Y还W”与“X比Y更W”的差异分析等。
方言、古汉语中的反预期语法现象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Matthews（马修斯，1998）指出粤语的句末语气词“wo3”可以表示意外范畴。Chang（张，1998），陶寰、李佳樑（2009），王健（2013），宗守云（2015、2018a、2018b）等分别描写了粤语、台湾闽南语、新派上海话以及晋方言等方言中的“意外范畴”标记（即本书所说的反预期标记）及其演变路径。此外姚敏（2010）、杨开昌（2011）认为河南新蔡方言、内蒙古后套方言中的语气副词“半天”可以表达意外功能。饭田真纪（2017）认为粤语句末助词“嘅”（ge2）可以体现说话者反预期心理。宗守云（2021）分析了张家口方言涉预期句式“S，是正V么”，该句式具体表现为和听话人预期相反，和说话人预期相合。盛益民（2022）指出绍兴方言体标记“上”可以寄生表达反预期语义。
关于古汉语反预期现象的研究已有不少。谷峰（2012）描写了上古汉语语气副词“一（壹）”偏离预期功能的演化轨迹。李宗江（2015）描写了近代汉语“意外”类语用标记及其演变。陈前瑞（2018）把“曾”的语气用法均归入反预期用法，认为其具有两种语用功能：一是违背说话人和听话人的预期，一般理解为“竟然”；二是违背特定社会共享的预期，在与否定词共现的情况下理解为加强否定的“简直、根本、完全”等。赵林晓、杨荣祥（2018）指出近代汉语“VOV不C”重动句是一种能够标注反预期信息的构式。
关于反预期的其他研究也有一些。如综述研究，谷峰（2014）就反预期标记的范围和分类、是否存在预期标记、“反预期”与词句辨析、反预期标记的源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并指出学界对反预期标记的界定存在五个误区和三个盲点。其他学者也在自己的研究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综述，如陆方喆（2017）、李元瑞（2019）、邓霞（2019）等。
关于预期表达手段的二语教学研究也有很多，多集中于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限于篇幅，这里不做介绍。
随着预期理论的逐步深入探讨，预期范畴尤其是反预期范畴的研究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拓展。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多为个案研究，自上至下的、系统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形成了个案描写之繁多与系统建构之稀缺这一显著对比；二是多为个案标记的描写与解释，缺少范畴视野下的理论探讨及系统的表达手段概括。具体表现为对反预期定义、性质、特征等基础理论认识模糊，对其范围和类型界定不清，缺少对反预期表达手段的总体描写，出现了将反预期范畴及表达手段主观扩大或缩小的情况；三是对于某些反预期表达手段的功能、演变过程以及演变原因尚不清楚或结论存在分歧。
反预期是人类语言中重要的范畴，更加凸显了言谈事件参与者的主观因素，属于语言主观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本书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将反预期范畴作为研究重点，尝试建立反预期的“形式—语义”模型系统，并考察反预期的语言表达手段及运行机制。希望这一研究范式能将反预期研究再向前推进一小步，并能够为其他相关范畴提供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