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屋的故事

近来，街上已经看不见东西屋的身影了，这时常让我感到有些寂寞。作为昭和初年的流行现象，东西屋这种风俗如今也无法避免被人遗忘的命运。

他们演奏着钲、太鼓、三味线、单簧管之类的乐器，好不热闹，一行三五人，每个人背上都挂着广告的海报，摇摇晃晃地在街上结队游行。其中有人在脸上涂了厚厚的白粉，着装打扮如同时代剧的演员。有时候一行人中还会有怀抱着三味线、风姿绰约的女性。

打头的是个擎旗的人，像大名行列中的奴仆般一边跳舞，一边带领着队伍。殿后的是负责分发传单的人，将传单塞到每一个过路人手里。毕竟，东西屋本身就是为广告宣传而存在，不发传单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早晨是朝雾，黄昏是夜雾，

无法哭泣的单簧管。

随波逐流的浮藻的花儿，

明天也盛开吧，在那小镇。

这一小节出自当年风靡一时的《马戏团之歌》。不知为何，东西屋也会演奏单簧管，在我的记忆之中，单簧管的旋律总是很悲伤。

东西屋的演奏也并非全都是那么欢快而喧闹的。如前所述，其中也有悲情之处，如哈默尔恩的花衣吹笛手般惹得孩子们流连忘返。我记得自己曾经跟上东西屋队伍的尾巴，在大街上四处走啊走。我好几次想着“必须得回家了”，却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到了陌生的街道，那时的不安感我至今都还记得。

从东西屋手上领到传单也是让我们感到高兴的事情。习惯了大手大脚的现在的孩子可能无法想象，那时的我们会争先恐后去抢一张毫无价值的宣传单。不止是东西屋，那时经常有飞机从空中撒下用于宣传的传单。抬头看到天空中突然撒落的无数传单时，我们就会盯着传单落下的方向，不假思索地往那儿跑去。

为什么小孩子会痴迷于获取传单呢？想来尽管不可思议，但先于他人一步迅速将贵重的东西据为己有这件事，会给人带来一种快感。

伴蒿蹊的《近世畸人传》中写了一个叫作金兰斋的人的故事。元禄正德年间，京都住着一位精通老庄思想的人，世称金兰斋，名重于世。他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无论是书还是衣服，一到他手里立刻就会被卖来换米。他的门人送给他一件背部留着白色圆形、中间写有金兰斋名号的和服，他披着这件和服，悠然自得地在街上踱步。看来，只有这件和服没有被他变卖掉。

有一次，在金兰斋授课时传来了代神乐的声音，吹笛击鼓，街上热闹非凡。这个金兰斋便坐不住了，与门人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径直就匆匆冲到街上，和孩子们一起跟在吹奏者的屁股后。出来得匆忙，他竟一只脚穿着木屐，一只脚穿着草鞋。

我格外中意这个金兰斋的故事。所谓“代神乐”即一种以舞狮和曲艺为主的表演，沿街卖艺讨个赏钱，同样是在街道上一边走一边表演，这和昭和时代的东西屋可以说同工异曲。即便成为大人也不失童心，不作二想就晃晃悠悠跟在东西屋屁股后乱走的金兰斋，真不愧是参透老庄之学的人。

我前文说过东西屋的单簧管里浸淫着悲伤的情绪，但仔细想来，我觉得只说悲伤是片面的，它诱使我们进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白昼癫狂之中，仿佛在传播一种诡谲的气氛。这话听起来或许有些夸张，但这种话题说得夸张一点才会有意思。

梅崎春生临终前写下的名作《幻化》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个老头在街上偶然看到东西屋之后，突然变得神志不清，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梅崎如是写道：

看了几眼东西屋，为什么就会变得不正常？好像再往前走一步便能够明白，但是谁也不会踏出那一步。老头似乎也还没有明白。我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他是这么回答的——

“老夫也不明白。为什么情绪会变得奇怪起来了呢。”

“确实很奇怪。”

“是啊，真奇怪。”

有一次，精神病院里住一间房的三个病友合计在老头眼前模仿东西屋的表演。他们非常想知道老头看了会作何反应。吃罢晚饭，三人突然站起身，一边敲打着碗，一边嘴里振振有词：

“锵锵咚咚。锵咚咚。”

他们连珠炮似的念叨着，踢踏着地板发出哒哒的声音，在头顶蒙着花哨的手绢，将和服的掩襟扯掉，装扮成女人模样。

老头一脸茫然若失的表情，看了一会儿三人的动作，冷冷地嗤笑起来，自己也端起茶碗从床上跳下来，加入东西屋的队列当中。老头似乎也乐在其中。

“老汉，你觉得心绪有变得奇怪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东西屋。”

这也是我甚为喜爱的一个故事。梅崎绝不是爱摆弄抽象概念的人，但这个故事可以说敏锐地指出了心理学上的人格问题。

我自己的东西屋经历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还要追溯到懵懂无知的幼儿时期。

我四岁之前住在埼玉县的川越市，家附近似乎是条烟花柳巷，跟我家隔着两三栋屋的地方住着一个跟包的老头，名唤阿田，大家都喊他“跟包田”。免得有人不知道，我还是多嘴补充一句，所谓“跟包”，指的是替在剧场表演的艺伎拎拿三味线的跟班。这个跟包田是当地的名人，而且还是一队东西屋的头儿。虽然不晓得他是怎么在跟包和东西屋这两个职业之间找到平衡点的，但我经常看到东西屋的表演者们聚集在宅院前，锵锵咚咚地练习着叫卖的吆喝，热闹喧天。

当然，老头的脸我是一点都记不得了，但这毋庸置疑是我幼童时期最早的一段记忆。

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我家搬去了东京，在泷野川中里附近居住，这是昭和七年的事情。那时候，在我家附近那一带走街串巷的东西屋想必是从驹込神明町方向过来的。

那里有三流的艺伎街，有表演曲艺的寄席，还有咖啡馆和酒吧，在少年的眼中，电线杆上贴满花柳病医院广告的地方，就是神明町。有时候遇见剧团的巡回演出，他们将太鼓放在两轮的拖车上，化了妆的刀剑片演员奋力敲击着太鼓，咚咚的鼓声甚至能传到中里。我总以为所谓的东西屋，就是在这种光怪陆离的地方忽然出现的陌生人。

不过嘛，东西屋的话题就告一段落吧。

在神明町的市营电车通过的大路旁有两家电影院，一家是号称日活电影第二放映馆的进明馆，一家是再往前走的动坂的松竹馆。中井英夫对此写道“都是些徒有招牌的郊区电影院罢了”，完全如他所写，电影院二楼的最前面铺着榻榻米，观众脱掉木屐坐在那里看电影，最后面则是临监席。

少年时代，我经常去这两家电影院，此外还有霜降桥的大都馆，但我没有什么关于那里的记忆了。因为我被那家电影院里有臭虫出没的传闻吓到了。

那时有家大都电影公司，专门拍刀剑片。根据田村隆一的说法，大都的刀剑片会用探戈舞曲《假面舞会》当伴奏来烘托气氛，我倒没什么印象了。我不是质疑田村的说法，只是觉得探戈的节奏过于缓慢了，与刀剑片的风格相去甚远。

售票员从电车的窗户探出身子，两手猛拽绳子，操纵着车顶的导线杆。导线杆一触碰到电线，霎时火花四溅，噼里啪啦地放射出青白色的闪光。神明町有停放市营电车的车库，所以才经常能看到这些令人怀念的风景。不过，或许说这是冬日景物更为合适。

在上野的池之端，高高地耸立着仁丹的广告塔，随着霓虹灯光明灭，一个身穿大礼服、蓄胡子的男人的面孔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直到将那灯光闪烁的顺序牢记于心之前，我始终不厌其烦地眺望着那座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