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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纪录片《9000根针》曾获2010年菲尼克斯电影节及其他多个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该纪录片讲述了美国的健美运动员戴维·迪尔思，由于脑干大出血，经过紧急处理后得以幸存，但中风后遗症使其生活不能自理，站立困难，右下肢肌力为零。保险公司拒绝支付其中风后康复治疗的费用。戴维·迪尔思饱受折磨，几近绝望。万般无奈下，戴维·迪尔思和家人来到中国天津，寻求中医针灸医师的帮助。经过9000多针的治疗，他康复了，从不能自理到能够下地走路，堪称医学奇迹。戴维·迪尔思回到家乡后，人们为他的康复欢呼，并且惊叹于针灸的神奇疗效。
1981年，“高林事件”是加拿大安大略省中医针灸发展的转折点。
高林是一名法籍针灸医生，曾在安大略省渥太华行医，并以“非法行医”“非法使用医生名衔”的罪名，两次被安大略省西医协会告上法庭。法官认为“针灸不是西医的一个部门”，“任何拥有正式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都可以被称为doctor，但不能被称为西医”。因此，高林博士被无罪释放。而后，安大略省卫生部在西医管理法的“除了有权执业的西医，任何人都不能使用利器穿透皮肤”后面加上了“针灸除外”的法律条文。“高林事件”突破了西医控制和垄断的局面，可谓意义重大。“高林事件”后，中医针灸在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中迅速发展起来，借助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移民潮”，中医针灸师也可以开设诊所为人们服务。据加拿大的人口统计：1981年中国移民人数约为30万，1991年增加到62万以上，2001年激增到100多万。在华人移民中，30%的人受过大学教育。迅速扩张的华人社区为中医针灸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高质量移民群体的到来迅速壮大了中医针灸团队，安大略省的中医诊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了共同的利益和行业的发展，专业组织、学会等机构应运而生，例如“加拿大中医针灸学会”（约1600名会员）、“加拿大中医针灸协会”（约2200名会员）和“加拿大中医协会”（约1500名会员）。他们建立学校，培训新人，召开学术会议，争取保险公司支付针灸治疗费用。
在此期间，社会对针灸的认可提高了，接受针灸治疗的人也增加了，针灸在加拿大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
1975年以来，保加利亚对针灸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许多卫生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发展了针灸业务。保加利亚医学院和一些科研机构也把针灸作为主要课题。保加利亚大约有150名高级针灸师，建立了各种学术针灸小组。在日常工作中，他们除了应用各种先进的针灸技术外，还定期举办各种针灸学术活动。在世界针灸学术会议上，保加利亚展出了由电子实验中心专家设计和研究的电针、经络神经刺激器、激光针灸、穴位测量仪等针灸仪器。为了发展针灸事业，保加利亚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外语针灸论文翻译机构，并举办了几次大型针灸学术会议。为进一步发展针灸产业，保加利亚的针灸专家建立了交流网络，相互交流临床经验和科研成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世界范围内“中医热”的影响，荷兰也出现了“针灸热”。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对外交流日益频繁，从事中医工作者移居欧洲数量不断增加。统计数据显示，1970年，荷兰只有5名针灸师，而到了1987年，针灸师增加到了200多名。因此，20世纪80年代，荷兰针灸的发展程度日益提高。当时，荷兰的针灸学校为三年制，有7所。上海针灸经络研究所和荷兰格罗宁根州立大学口腔系共同建立了荷兰第一个官方认可的针灸中心“荷兰—中国华佗针灸中心”。该中心集教学和医疗于一体，是欧洲第一个被正式认可的针灸中心。在校期间，想学中医的学生可以选择在当地学习，也可以申请在上海学习半年，上课时间可以折算学分。
针灸治疗不仅受到荷兰普通民众的喜爱，而且受到了官方的关注。相关数据显示，1990年，约有0.7%的荷兰人愿意接受针灸治疗，到2002年，这一比例上升至1.4%。2010年至2012年，荷兰约有100万人接受中医替代治疗，其中25%接受针灸治疗，这是所有替代治疗中比例最高的一项。到2011年为止，荷兰已注册约300名针灸师。也就是说，约0.5%的荷兰医生使用了针灸作为诊疗手段。
20世纪70年代末，德国建立了许多针灸协会来教授针灸，短期内增加了数千名针灸师。由于有关针灸的学术论文在西方医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些大学，如吉森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开始研究针灸疗法，并开设了提供针灸治疗的门诊。一些医疗保险公司开始支付部分针灸费用，一些公司也在法院判决后承担部分针灸费用，使得德国公众开始尝试使用针灸来缓解疼痛。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世界关于针灸治疗的研究日益增多，人们对针灸镇痛的原理已经有了初步的共识。针刺镇痛在德国急速发展，许多麻醉师把针灸列为镇痛方法之一。德国医师会还开发了更详细更严密的针灸训练内容，开始增加训练时间。德国独有的医疗执照“自然治疗师”（Heilpraktiker, HP）被允许从事针灸治疗。中德针灸诊所和研究机构数量显著增加。
进入21世纪以来，大学和保险公司共同参与大规模针灸科学研究，针灸治疗也被德国医学界广泛认可，作为某些病种的推荐疗法被纳入德国的社会医疗系统。
丹麦政府规定，针灸医生原则上需要毕业于正规西方医学院校，工作1—2年和有一定临床经验的医生。同时，丹麦政府还规定，那些没有取得注册医生资格但接受过特殊专业培训的人也可以申请注册行医，不过其执业范围受法律限制。1981年，丹麦高等法院裁定针灸是一种外科手术，强调针灸医生必须接受正规的医学教育和针灸训练才能从事医疗工作。目前，丹麦有自己的针灸学会，负责与各国医学界的官方合作和学术交流，不定期举办针灸学术研讨会和培训班以提高针灸医生的医术水平。丹麦普通医师可以自由参加国内外任何地方不同层次、不同时间的理论和临床研究。
目前，在丹麦从事针灸师培训工作的导师多为中国针灸学会会员，他们都曾在中国学习过针灸。他们不仅精通针灸疗法的理论，而且在针灸实践中积累了一些临床经验。没有接受过针灸训练的医生，只要在这些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学习18个月，基本上都可以取得当地医疗部门批准的针灸医生许可证，从事正常的针灸治疗。
近年来，随着丹麦和中国在中医药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丹麦医生来中国进行研究和深造。其中，每批2—3人，或者10人以上。他们对针灸技术的掌握程度不同，通常到中国学习3个月，并参加系统的初级和高级针灸培训。部分已经在丹麦工作多年的医生会随团访华，以了解中国针灸的发展现状和相关的临床治疗知识。
1963年，中国根据阿尔及利亚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要求，正式向阿尔及利亚派遣了中国医疗队，这也是中国政府派往非洲的第一支医疗队。援阿医疗队由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选派，有3080名医疗人员共23批次赴阿尔及利亚进行为期两年的援助活动，共接诊病人2500多万人次。1997年，响应阿尔及利亚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请求，援阿医疗队非常罕见地增加了中医针灸专业医疗队。此次针灸医疗队共有7名成员，其中针灸医生5名，分别负责穆斯塔法医院、本阿克农专科医院和卫生部院长办公室的针灸医疗工作，同时负责对同胞的针灸治疗和一些特殊病人的出诊，平均每天治疗人数超过100例，最高达150例。针灸作为传统中医的一种特色疗法，在阿尔及利亚当地人中很受欢迎，他们亲切地将中国针灸称为“依布拉—丝医尼”。20世纪90年代中期，阿尔及利亚卫生部正式批准针灸在医院门诊可以作为辅助疗法使用。
随着针灸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厄瓜多尔政府大力支持针灸治疗，当地媒体也积极推广。针灸以其可靠的疗效和合理的价格得到了越来越多厄瓜多尔人的认可，并想要学习针灸。自1999年起，厄瓜多尔每年推荐1—2名西医临床医师，在中国的资助下前往广州中医药大学进行为期6个月至1年的短期针灸培训。与此同时，中厄两国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由中方派遣一支针灸医疗队赴厄瓜多尔开展针灸临床工作。在接下来的9年里，中国先后派出6批针灸医生赴厄瓜多尔工作，每批为期1.5年。2001年，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西蒙玻利瓦尔大学开设了第一个临床针灸专业，获得医学学士学位的医学生可以学习针灸，毕业后将被授予针灸学士学位，这标志着厄瓜多尔针灸治疗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从1973年派出第一批中国援突尼斯医疗队起，针灸便正式传入突尼斯。虽然只有短短50余年，但是针灸与突尼斯本土医学具有相通性，容易被突尼斯人民接受，且一经传入，针灸在临床上便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特别是针对风湿病、肥胖症等当地多发病方面疗效显著，于是在短时间内，大量病人纷纷涌来。
据统计，1979年至1980年间，坚杜拜（Jendouba）医院的两名中国针灸医生每天要治疗100多个病人。于是，1980年，突尼斯神经医院的教授聘请中国医疗队的6名针灸专家到其医院工作，其初衷是以临床治疗为主，并肩负起教学的任务，目的是通过中国针灸专家帮助突尼斯培养一批本土的针灸临床医生。但事与愿违，由于没有正规法语版的针灸教材，以及中国专家的法语语言能力存在问题，教学任务最终落空。
目前突尼斯还没有像国内正规中医药大学那样的针灸本专科教育。但是，从1994年开始，突尼斯卫生部决定在突尼斯医学院开设针灸学习班，聘请马尔萨（Marsa）针灸中心的中国针灸专家担任教学工作，每一期教学周期为2年。凡是已经取得医师资格证的临床执业医师都可以自愿报名参加，每期招收15名学员。这些学员进行为期1年至1年半的针灸理论学习，然后在针灸中心进行不少于50个工作日的临床实习，在通过毕业理论考试以及针灸专业论文答辩后，由突尼斯医学院颁发毕业证书，学员可凭此证书在医院或诊所从事针灸临床治疗活动。
针灸在突尼斯很受欢迎，且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当地人民群众认为针灸非常神奇，可以治百病，甚至到了依赖的地步。有些病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因为旧病复发而到针灸中心进行治疗。突尼斯人民对针灸的信任和对医生的尊敬使针灸发挥出了很好的疗效，这就是中医所说的“调神”，有利于针刺的“守神候气”。
在突尼斯针灸治疗的病种非常广泛，临床发展潜力很大，突尼斯的总统、部长、市长、海关总长等都曾接受过针灸治疗，针灸为中突人民的友谊和我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突尼斯政府非常重视针灸。2006年10月28日，突尼斯公共卫生部时任部长里达·凯什里德陪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参观针灸中心。他表示，在医疗合作方面，突尼斯与中国已合作了30多年，双方的合作始于针灸，中国针灸已经取代了部分西药和外科手术，帮助许多突尼斯人治疗好疾病，而且效果显著。突尼斯希望能将目前的针灸中心扩大成中医中心，加深同中国在中医领域的合作。同时，针灸中心所在医院也在制定中医药发展规划。其内容包括：与中国在中医药领域密切合作，将针灸中心的活动扩展到中医药、医疗保健等其他领域；将中医药引入突尼斯，在突尼斯发展中医药企业，建立基于植物药物的中药加工厂，等等。
本文对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后的针灸故事进行描述与研究。中医针灸在美国发展较好，在尼克松访华前，民间的科学家和大学的学者都对针灸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并打算在大学开设专门课程。尼克松访华时曾提出观看针灸麻醉技术一事，回国后的相关宣传报道掀起了美国民众的“针灸热”。同时，科学界、教育界、政治界都将目光聚焦于针灸，中医针灸在美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本文以“纵波模型”对这一事件的前后故事进行分析，并加以论证。
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即为遏制共产主义，争取冷战竞争的胜利。在此背景下，美国使用了一切能够想到以及能够使用的工具。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对美国在亚洲的政策进行调整，有意改善中美关系，开展“均势外交”，同时遏制苏联发展。
1971年4—5月，中国和美国政府在北京进行公开会谈，就解决两国分歧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双方领导人会晤被提上日程。随后，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中美双方讨论了国际形势及中美关系问题，并就尼克松访华一事正式达成协议。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在北京降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结束了20多年的隔绝状态，标志着中美关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纪会晤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相关事件，并吸引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中医独有的针灸也随之登上了政治舞台，在美国一度掀起了“针灸热”，乃至今日，美国仍然是世界上针灸发展较好的国家。笔者前往美国的尼克松博物馆，收集到了中美会晤前后有关针灸故事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翻译与分析，提出了“纵波模型”的外交概念，即领导人外交中的举动势必反映了民间的需求，而这类举动会给民间带来反馈，进而引发更为显著的后续效应。
1958年，毛泽东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在这一号召之下，中国的首例针麻成功掀起了针刺麻醉的“群众运动”。从1958年到1989年的30年间，中国在针刺麻醉下施行的手术已达200多万例，手术种类多达100余种，不仅用于甲状腺摘除手术、颞顶枕区及后颅窝手术、前颅凹颅脑手术、颈椎前路骨科手术、肺叶切除术、剖宫产、腹式子宫全切除术、胃大部切除术、全喉切除术、斜视矫正术、拔牙术
，而且在一些脑外科、心脏外科、肺切除手术、腹主动脉瘤手术等高难度手术中也得到了应用。可以说，当时的中国针灸麻醉处于一个高度发达的时期，具有丰富的临床操作经验以及过硬的技术支持，为后续引起美国乃至世界的关注夯下坚实的基础。
1971年，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在中国访问时得了急性阑尾炎，经药物麻醉做了手术。手术后的第二天，詹姆斯·雷斯顿患了术后腹痛。在医生的建议下，他在北京医院接受了针灸治疗以缓解疼痛，获得了良好的效果。随后，他把这段经历写成报道发回了《纽约时报》，立刻就在美国民间造成了极大的反响。通过《纽约时报》的宣传，中国的中医针灸进入了美国民众的视野。
然而这并不是美国人与针灸的第一次相遇。美国的学术界有一批学者对针灸进行了研究，甚至打算为其开设学习课程。1971年11月18日的《纽约时报》便报道称华盛顿大学将会在其实验学院开设一门针灸课程。曾在香港和东京学习过针灸的丰（Mifoo Hsu）博士担任这门课程的授课老师，目标是教授通过针刺给予器官、系统或者神经刺激来起到治疗或者调整紊乱的作用。华盛顿大学是美国的著名大学，科研能力在世界名列前茅，其以敏锐的学术嗅觉发现了中医针灸的神奇并决定为此特地开设课程，是对针灸技术的极大肯定。
无独有偶，美国学者米勒（J.David Miller）博士在1972年2月3日发表了一篇关于针灸的总结文章。他在其中不仅肯定了针灸确实拥有治愈疾病、减除疼痛的作用，并且提及了针灸麻醉的方式。进而他还在文章中提及了美国人对于中国中医的帮助，在1919年中医步入低谷时，西方的传教士和慈善家帮助中国建立医科大学。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所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是该基金会在海外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慈善援助项目。
从民间宣传、学术界研究到经济投资，美国的民间力量在逐渐蓄势，不断地推动中国中医针灸技术进入美国领导人的视野。而正是这份来自民间的力量，构成了“纵波模型”中实现外交事件上升的动力，其反映的是在外交事件中参与国民众的确切需要以及意愿，也体现了外交事件的发生是从民众出发的本质。外交应服务于民众，立足于民众。
民间的宣传和学术界的研究将针刺麻醉带到了美国政府高层面前。首先被影响的是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的随行私人医生沃尔特·塔卡。他从同事处听闻了有关针刺麻醉的神奇，便立即转告给了尼克松总统，引起尼克松总统对针灸的浓厚兴趣，并正式向中国提出在访华时观看针刺麻醉的要求。于是，中国外交部和卫生部开始筹备，选定在北京结核病研究所进行针刺麻醉肺切除手术，并派叶剑英元帅前往考察，确认是否可靠。叶剑英元帅察看了针刺麻醉以及手术的全过程，在术后他还与病人进行了交谈，询问其针刺麻醉时的体验，确定了针刺麻醉的有效性并及时反馈给了周恩来总理，称可以接待尼克松总统等访华人员。
1972年2月24日上午8时30分，黑格将军率领随团官员和美国新闻媒体30余人到达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观看针刺麻醉肺切除手术。为了确定病人在手术前没有使用麻醉性药物，美方观察团在手术前便与病人见面，一同进入手术室。在进行针刺麻醉开始手术后，美方全程关注病人的精神状态并与其交谈，病人表情平静、神志清醒，使得美方人员大为惊叹。手术结束后，病人和医生又分别接受了美方记者的采访和提问。至此，美国代表团观察针刺麻醉落下帷幕。而这也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外交事例之一。可以说，这是在美国政府以及中国政府互相推动下完成的外交案例，是“纵波模型”的峰点，为后续在美国掀起“针灸热”埋下了伏笔。
在美国访华团观看完针刺麻醉后，其成员纷纷公开表达了对针刺麻醉的认可。塔卡称中国的针刺麻醉手术在美国早有传闻，但多数人仍然持不相信的态度。在目睹针刺麻醉肺切除手术的全过程后，黑格将军称针灸麻醉确实真实可信，效果令人信服。而《纽约时报》记者更是称针刺麻醉术为神话。
回国后，塔卡在美国海量发行的《读者文摘》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曾亲眼看见针灸确实有效》的短文，详细描述了上述针刺麻醉手术的全过程，并给予肯定性评价，客观公正地向美国读者介绍了中国针灸，并建议美国麻醉科和外科医生能够来中国学习。虽然针刺麻醉没有在西方国家广泛流行，但针灸在相关疾病治疗中的效果得到认可，并为替代补充医学在美国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而最为直接的影响是三封来自美国民众写给白宫的信件。由于资料保存问题，笔者并没有看到三封来信，但是从回信中可以看到美国民众对中国中医针灸仍然存在着诸多疑问，来信虽以咨询为主，但其根本目的是希望针灸能够治疗来信之人的疾病。只是可惜在当时的背景下美国并没有立刻将针灸技术作为合法治疗疾病的手段，所以在白宫的回信中屡次表达了对来信之人的抱歉之情。正因如此，此举间接促成了1972年加利福尼亚州率先提出针灸立法以及1973年内华达州立法成功的案例。
民间的力量推动了外交事例的发生，而外交事例的发生亦可反馈给民间，至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纵波模型”。外交的出发点是民众，是一种为民众带来利益的国际政治体现。一切以人民为根本，代表人民与他国交流，而后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这一点在尼克松访华观看针刺麻醉的外交事例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同时，“纵波模型”并未至此结束，其效应是持续且长远的。
针灸医疗研究、针灸教育和针灸立法是尼克松观看针刺麻醉后主要的影响体现。这三方面的持续效应甚至影响到今日。
对于针灸医疗研究主要集中于尼克松访华代表团中的医疗人员，亲眼观看针刺麻醉技术使其具有了直观的印象，他们也是第一批确定针刺麻醉有效的美国医疗人员。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玛格丽特·帕特森（Margaret Patterson）博士。
帕特森曾因为其在印度杰出的医疗工作被授予了大英帝国勋章。1972年尼克松前往中国时，帕特森作为团队里的医疗人员目睹了针刺麻醉的实施过程并对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帕特森医生就前往南京进行了如何在颅脑手术中应用无痛电针的学习，6周后她回到香港。1972年11月，一个50岁的男人在香港医院做了脑震荡治疗手术。他药物成瘾的病史长达5年。在复诊时，他被给予鸦片酊以缓解症状。后来病人同意进行扣带回切开术来进行治疗，而在他接受手术的针刺麻醉过程中，病人陈述一些不适症状消失了。手术结束后，病人进行了相对应的测试，最后其陈述都得到了临床认证。而当天晚上病人再次称自己产生戒断反应需要药物时，医生对其进行了半小时的电针刺激以减轻他的痛苦。第二天，两个来自同一家医院骨科病房的病人都因对阿片成瘾而同意成为电针治疗的志愿者，他们对于电针半小时的诊疗都有很好的反应。从那时起就有了许多关于电针治疗药物成瘾的报道。而帕特森博士也逐渐开始用电针疗法治疗吸毒病人，发现电针治疗给他们带来很好的效果，帮助他们很快地摆脱了毒品的诱惑和戒断反应所带来的痛苦。在治疗过程中，她这样描述道：“大约10—15分钟的电针刺激后，病人的眼睛、鼻子和嘴巴会慢慢开始变干，各种腹部的疼痛和肢体的颤抖会开始减弱，呼吸开始变得规律。同时，病人会感到温暖和放松。他们经常在治疗过程中睡着，而在醒来时他们会感到舒适与饥饿。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可以持续一到两个小时，随着进一步的治疗，之后几天所持续的时间会越来越长。在经过10天的治疗后，病人表示他们对海洛因的渴望已经消失了。”
直至1973年6月，帕特森博士运用电针方式治疗了超过100名吸毒成瘾的病人，这些病人的年龄从17岁到79岁，都来自社会经济最底层。后来帕特森博士对电针刺激进行了进一步研究，15个月后她发现并不需要针灸针来刺激皮肤，只要电强度足够便可以进行治疗。避免用针可以有效地杜绝类似肝炎等传染病的传播。所以帕特森博士将电针治疗改为电治疗，由此创出了神经电理论（NET）。
现代研究表明，电刺激确实对疼痛有较好的治疗效果。疼痛是患者最常见的症状，包括慢性下背痛、偏头疼和紧张性头疼等，尽管疼痛是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但疼痛会给病人带来极大的不愉快感和重大的精神压力。低频电的镇痛具有其独特作用，在临床上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低频电可以明显地降低受试者的疼痛感。类似研究还发现，低频电能使感觉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与中枢系统改变有关，能改变中枢系统疼痛传导过程影响疼痛控制区域，从而达到缓解疼痛的作用，这是低频电镇痛的一个重要机制。
骨关节炎病人在病程晚期，关节疼痛严重地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通过低频电治疗患有骨关节炎的病人，结果发现经过治疗后病人的关节疼痛程度有所降低，关节活动能力明显提高。术后疼痛是手术病人常见症状，目前主要使用药物镇痛，然而药物镇痛易引发多种并发症，而且也不能使所有病人得到很好的镇痛效果，因此需要更多的类似电刺激的镇痛方法。
来源于电针的神经电疗法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手段。
同样来源于中医针灸的“干针”是另一个较好的例子。“干针”是相对“湿针”而言的一个概念。曾经，医生通过给身体注射止痛药或者麻醉药来缓解疼痛，后来发现起作用的并不是注射何种药物，即便是盐水，也会起到同样的疗效。最后，医生终于发现，是注射的针头而不是液体在起作用，这便是“干针”疗法的起源。近年来，西方一些“干针”治疗师直接使用针灸针刺入肌肉筋膜组织的激痛点（Myofascial Trigger Points），即中医所谓的阿是穴，这种治疗方法在中医针灸中已经使用了两千多年。
在美国，“干针”逐渐受到物理治疗师的青睐。物理治疗师，在美国是“Physical therapist”，英联邦称“Physiotherapist”，简称理疗师（PT）。针灸是从业人员刺激身体上特定部位的一种技术，通常是将细针插入皮肤来进行治疗的，针灸的更广泛定义包括使用以下方法刺激穴位的各种技术：加热/烧灼—艾灸、压力/按摩—指压、电针、相关激光光刺或激光疗法。针灸的实施可以遵循不同理论传统，中医针灸和以现代解剖知识为基础的针刺疗法都是针灸疗法，只要是用针灸针进行体表穿刺，就属于针刺疗法范围。照此标准，“干针”当属针刺疗法的一种。全美现有46个州有针灸法规，尽管有的不完善，但都要求施针者在认可的正规学校接受2000—3000小时的教育并通过执照考试才能正式开展针灸治疗活动。而一些物理治疗师仅跟师学习27—54小时就进行针灸诊疗，有关的监督管理仍须完善。
除了“干针”疗法，美国还将针灸运用到战场救援上。空军医生理查德·涅米佐上校开创了“战场针灸疗法”，在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的海军陆战队营地帮助遭受脑震荡的士兵尽快康复并迅速返回前线。美国海陆空三军的医生也利用针灸来治疗骨骼肌问题、缓解疼痛和压力。无论是在美国的本土医院，还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区医院都使用针灸疗法。
据了解，和平方舟医院船曾抵达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其间中国的中医人员就主办了一场展示培训活动，参加了两场综合医学论坛，接待了美国海军医务局时任局长马修·内森海军中将、美国海军第三舰队时任司令肯尼斯·弗洛伊德海军中将、韩国舰艇编队时任指挥员尹政相海军少将等外军将领，并在舰艇开放日中为15个国家的900多人进行了相关针灸展示。
美国中医针灸教育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华盛顿大学开设针灸课程外，加州针灸学院等为最早的针灸学校，而萨姆拉（Samra）大学早在1969年已开设中医针灸课程。新英格兰针灸学校则是全美第一个获得政府批准的针灸学校，成立于1976年。经过40多年发展，获得全美针灸与东方医学院校论证委员会（ACAOM）论证并被联邦教育部认可的中医针灸院（系）有56所
，遍布于22个州。可以说美国是海外中医针灸教育规模最大、最成体系的国家，不仅有完善的针灸立法，而且已经建立了针灸考试和执业注册制度。
中医针灸教育也被尼克松访华事件影响。尼克松访华后的年底白宫收到了数位教育学家的来信，他们希望在未来的财政预算上能够加强针对国际教育，尤其是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的研究经费，随着尼克松访华事件所带来的余热，原本由慈善基金会所提供的资金或奖励金已远远不够支持大学的研究。其中的代表就有普林斯顿东亚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弗雷德里克·韦德·莫特（Frederick W.Mote）。他认为如何去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后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大量擅长中文的人员，但当时除了少部分已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员外，美国会中文的人极少，所以他希望能够调整年度预算的比例，向中文教育方面倾斜，从而培养出高质量的中文翻译家以及中文教师。中文语言的教育推广为中医针灸的教育打下基础，中医针灸蕴含了丰富的中国文化，也成了吸引外国人学习的动力之一。
最后，关于针灸立法问题。尼克松访华同年即1972年众议院议员杜菲（Duffy）提出了第一条针灸法案（AB1500），并获准通过。该法案规定：没有西医执照的人可作为医师助手进行针灸治疗，但必须在某些核准的医学院校内，在西医的直接监督下施术，并且必须以科研为目的。但严格意义上这并不是真正对针灸进行立法规管，只是不限制针灸发展的权宜之计。
1973年，针灸在内华达州获得立法。这得益于一位香港中医针灸师陆易公和两位纽约退休律师亚瑟·史坦勃（Arthur Steinberg）、詹姆·乔埃斯（Jim Joyes）的努力。当时，陆易公氏受邀到美国进行针灸学演讲，事后了解到针灸师在美国不受法律保护，更有针灸师曾因没有行医执照被捕。为了给针灸正名，保护广大从业者，以及推广针灸，陆易公氏亲赴内华达州争取针灸立法。州立法院批准了3周的示范期，在此期间将对来自全国各大医院或经政府机构介绍的病人进行免费治疗。很多病人都接受过手术治疗，甚至有开刀20余次者，可见诊疗的难度。美国电视台全程直播治疗过程，各大报社记者二十四小时轮班蹲守，更有数十位医学专家、政府官员在旁监督。如果治疗过程中出现病人死亡、误伤或极度疼痛的情况，则构成医疗事故。此次示范约有500名病人参与，对诊疗效果十分满意。最终，州众议院以30票同意、1票反对、1票缺席，州参议院以20票同意、0票反对，通过针灸立法。至此，内华达州成为率先在美国进行针灸立法的州。此后，许多州纷纷效仿。1975年7月12日，加州通过“针灸职业合法化提案（即SB86提案）”，同年8月9日，纽约州签署《针灸医师独立行医法案》。
1972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首次将针灸针作为“研究设备”进行管制，后来在1996年认可了针灸针
，针灸针的地位从III类医学设备转变为II类医学设备，意味着经许可的从业人员使用针灸针时，针灸针是安全有效的。1997年11月，美国医学权威机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举行了1000余人参加的听证会，肯定了针灸对某些疾病的疗效，这是美国针灸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进一步促进了针灸在美国的发展，形成了第二次“针灸热”。
截至2016年，美国已有44个州立法承认针灸治疗，其中4个州（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华盛顿特区不仅立法承认针灸，而且认同中药治疗。
尼克松访华已经过去了50余年，然而观看针刺麻醉后的波动效应仍在持续发挥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