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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是国家为实行其对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
中医外交的发生形式多样，实践方式可分为医疗援助型、多边合作型、首脑参与型以及支点吸引型等。目前，中医外交正凭借上述四种方式促进中医药国际合作协议的签署和相关领域合作工作的开展，使中医药在海外进一步发展，成为一支体现我国文化软实力、服务我国外交大局的有生力量。
医疗外交是近几年国际上常见的重要外交手段。美国通过向海外派遣医疗专家培养当地民众对美国的好感
；古巴则通过派遣国家医疗团队突破美国的外交封锁，实现创汇，从而实现提高国际地位的目标。中医药作为我国独有的传统医学，是宝贵的卫生医疗资源，其176项优势病种均有牵头单位和专家队伍。中医药蕴含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理论，如阴阳和谐、辨证论治、五行生克等。
中医药的特色外治疗法更是受到世界的关注，针灸和推拿在治疗慢性病、卒中后遗症、老年病等方面得到了全球从业者的普遍认可。正因如此，中医外交常以医疗支援的方式发生。1963年，中国医疗援助队向阿尔及利亚提供了中医医疗援助服务。2014年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中提道：“自1963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派遣援助医疗队共计55支，总计医疗人员3600名，医疗援助国家达到54个，医疗机构120家。”
近60年来，我国所派遣医疗队的身影一直活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其中中医针灸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名片”。中国外交向来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顶层设计下，中医医疗援助更好地促进了中国与他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在中国援助的121个国家中非洲国家占51个，中医领域的援助方式主要为运用中药提取物青蒿素治疗当地高频发作的疟疾。
如马拉维，全国1600万人口每年约有600万人次的疟疾感染。2007年12月28日，中国与马拉维正式建交，仅半年后（2008年6月），中国便派出了援助马拉维的医疗队，带去了中医药治疗疟疾的特色药物和疗法。截至2017年，中国已经向马拉维先后派出了5批医疗队，帮助马拉维的疟疾发病率降低了21%。
2017年4月8日，应马拉维卫生部的邀请，时任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率中医药代表团访问该国，在马拉维时任总统穆塔里卡的见证下签署了《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马拉维卫生部关于传统医学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备忘录在中马建交的10周年之际签署，见证了中医药在对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中医药治疟援助为中马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增加了双方在未来加深合作的可能。
在政府间进一步推进传统合作的意向框架下，高校、企业也逐步与非洲国家开展合作。广州中医药大学与马拉维卫生部疟疾控制中心已建立合作机制，数年来开展青蒿素复方控制疟疾试点项目。广州中医药大学李国桥教授、宋健平教授等带领的青蒿素抗疟团队在科摩罗两岛救助人数达到了40多万。该团队正以完全清除当地人民体内疟疾虫为最终目标努力。
这份医疗援助成果促成了科摩罗副总统向李国桥和宋健平颁发总统奖章，标志着科摩罗对我国中医医疗援助的认可，既是中国与科摩罗的友谊象征，也是中医外交实践效果的良好体现。
随着医学的进步与发展，目前主流医学越来越重视对中医药的研发，特殊疾病治疗中都有特色的中医药产品出现。中医药加强了中国在国际医疗援助上的能力，尤其是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种惠及民生的外交实践方式。
中医外交实践可以有效地参与多边合作。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难民署、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植物药监管合作组织、国际药品认证合作组织、世界旅游组织、国际奥委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都提供了良好的合作范式。
同时，中国外交主张与他国合作共赢，积极参与多边外交，统筹与周边国家关系、同大国关系、同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医药参与多边合作不仅符合中国外交的理念，亦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为世界带来解决全球卫生治理问题的“中国答案”“中国方案”。
中医药在世界卫生组织中的战略地位上升。2017年1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内瓦访问世界卫生组织并会见陈冯富珍总干事。其间双方共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协议的签署。双方出席了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赠送针灸铜人雕塑仪式，为针灸铜人揭幕。这标志中国将与世界卫生组织就中医药交流进行深入合作，表明了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医药发展持支持认可的态度。同年7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以纪念中国爱国卫生运动开展65周年，表彰中国爱国卫生运动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平台向整个世界发声，宣扬中医药和中国蓬勃的医疗卫生事业。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倡导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传统医学，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更好融合。
全世界人民获得高水平的健康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医学近年来愈发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视。《世卫组织传统医学战略（2014—2023年）》（下称《战略》）中提出：促进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各国的卫生系统；加强产品研究与实践形成传统和补充医学指南；倡导合理使用传统和补充医学、传播传统和补充医学的信息。
在《战略》中明确指出传统和补充医学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同时，肯定了中国传统医学卫生服务的整合情况“在公立及私立医院提供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和傣医学，使患者可自由选择传统医学或常规医学卫生保健服务”。随着《战略》的发布，中医在传统和补充医学中的地位得到认可
，对中国卫生服务和监管力度的表彰使中国拥有在该领域一定的话语权与示范作用，亦是对中国在全球医疗地位的肯定
。
中医药的文化价值与科学价值正逐渐引起国际组织的重视。2010年“中医针灸”申遗成功增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间的对话和交流，更帮助中医从不同的文化层面进行传播，为针灸的传统理论和操作技术提供平等存续及发展环境。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国际上标准化领域的权威组织之一，负责多个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众所周知，标准是在该领域内的话语权体现。中医药积极争取国际标准时，中国的话语权亦有所提升，在与他国的中医药贸易谈判或是中医药科研合作中可提供助力。
首脑个人参与国家对外关系进程是一种古老的外交实践。
在东西方的外交史中，关于皇帝、国王、君主、教皇及当代的总统、首相、总理的外交实例比比皆是。首脑参与型指首脑或其夫人以个人名义体验中医治疗，因参与者地位特殊、效果直接、关系重大，其成为现代中医外交的主要方式。根据资料，对现代对象国首脑体验中医治疗情况进行整理，发现2011年至今的数量已超过往年数量的总和，可见近年来中医药的疗效已得到多国国家首脑的广泛关注与认可，中医外交的运用显著增长亦促进了中国与对象国的友好往来与交流合作，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增进友谊的桥梁与纽带。
中医药以“药”与“针”闻名世界。“金针拨障术”是中国中医药的传统针灸技艺之一，可在短时间内无痛无创治疗患者白内障，术后效果好。其最早见于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在之后有关该项技艺的记载越来越多，如宋代《龙木论》、明代《银海精微》、清代《张氏医通》中均有记载。正是各类专著的记载使该项中医传统治疗技术得以传承，并能够让小小的金针在外交的大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针灸与阿尔巴尼亚前总理穆罕默德·谢胡。阿尔巴尼亚与中国于1949年建交，并于1954年互派大使签署政府间的文化合作协定，此后陆续签署了8个年度的交流计划。在当时，两国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谢胡于1954年7月出任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8月，患有白内障的谢胡首次来华访问。在访问中谢胡主动提出利用针灸治疗其疾病的意愿，韦文贵大夫作为其主治医师利用“金针拨障术”治愈了谢胡的眼疾。该国的随行记者以“不用开刀，治好白内障”为题进行了匿名报道。谢胡对此多次表达诚挚的谢意。这次的治疗经历直接投射到阿尔巴尼亚在外交上对中国的支持。1960年6月，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在罗马尼亚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力排众议公开发表了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国的做法，这标志着中阿双边关系的紧密与牢固。根据时间脉络梳理，从1954年起，中国开始援助阿尔巴尼亚；两年后，中国中医利用“金针拨障术”治疗谢胡的疾病；1960年，阿尔巴尼亚与中国统一战线；1961年，中国加大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的针灸技艺在其中发挥着助推作用。一国元首的眼睛能够托付给中国医生治疗，是当时中阿互信关系的有力佐证。
“金针拨障术”在国际上并非只有此次的昙花一现。无独有偶，在1972年我国中医唐由之先生运用“金针拨障术”治愈了柬埔寨前首相宾努的白内障，术后受到宾努的高度赞扬。中国与柬埔寨的关系向来友好，在2012年举行的东盟国家峰会上，柬埔寨作为东道主，直接否决了在峰会上讨论南海问题。从针灸治疗的应用，到维护彼此利益与相互支持，柬埔寨与中国的关系堪称“铁杆朋友”。
早在20世纪就有在海外开展中医药教育的实例。1969年，美国已有大学开设了中医针灸课程，1976年更是成立了由政府批准的针灸学校。随着中医药国际化的步伐逐步加快，中医药教育也在世界各国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中医药教育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些国家元首甚至直接参与中医药教育和推广。其中，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塞舌尔前总统詹姆斯·曼卡姆、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就是典型代表。
土库曼斯坦前总统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受聘中医学教授。土库曼斯坦位于中亚，于1991年宣告独立，拥有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储备量排名世界前列。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毕业于土库曼斯坦国立医学院，曾在卫生和医药工业部任职长达27年，自2007年当选总统后，于2012年和2017年连任。医学背景的出身和医药部门长时间的任职经历使其对中医药有所了解并很感兴趣。2014年5月12日，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访华，与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并签署了《中土友好合作条约》。次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授予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北京中医药大学名誉教授称号仪式。这是首位由他国国家领导人直接担任中医学教授的事例。同年8月与11月，两国副总理及外交部部长分别进行了中土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和阿富汗问题第四次外长会。此后两国高层来往频繁。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担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名誉教授的事例不仅证明中国中医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是土库曼斯坦对中国的友好表示，对中医的认可与支持的背后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肯定。中医药更可能是中土双边贸易打开的新窗口——将中医药纳入两国双边贸易中来挽救进出口的下降趋势。此外，此举扩大两国传统医药领域互学互鉴，加强了人文交往，将中土自1992年建交以来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促进“一带一路”推进。
塞舌尔前总统詹姆斯·曼卡姆受聘中医院校董事。塞舌尔位于西印度洋，1976年宣告独立并与中国建交。2011年，塞舌尔曾邀请中国在马埃岛设立军事基地以加强打击海盗的力度。詹姆斯·曼卡姆为塞舌尔于1976年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其具有中国血统，中文名为“陈文咸”，祖籍广东顺德。2014年9月20日，詹姆斯·曼卡姆访问江苏南京时，受聘南京中医药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这位拥有四分之一华人血统的开国总统，在受聘仪式上回顾了自己年幼时接受中医治疗的经历和感受，对与南京中医药大学进行相关领域合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且希望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苏里南前总统陈亚先获得中医学位。苏里南在人口和面积上都是南美洲最小的一个国家，它曾作为荷兰殖民地，于1975年宣告独立。苏里南与中国有很深的情结，国内约有70%的人口为亚裔，一直以来对中国甚是友好。2014年4月，通过法律程序将春节立为苏里南的永久法定节日。
苏里南的第二任总统陈亚先为苏里南华裔，祖籍广东惠阳，他曾在中国南京中医药大学进行学习，获得医学博士学位。陈亚先就任期间组建苏里南政策中心后，将其变更为最高磋商委员会。近年来苏里南与中国的服务贸易持续增长，中医亦是活跃在两国之间的重要角色。2015年8月31日和2017年6月8日，中国的中医专家义诊团、关怀团分别前往苏里南为当地居民进行中医健康咨询与义诊服务，深受当地居民欢迎，日接诊量达到了300余人。
在政策上，两国曾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苏里南共和国卫生部共同起草的《关于传统医学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和法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促进和发展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合作双方将建立政府间的直接联系与交流，在医疗、科研、教育等领域开展合作。
201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发布的《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出，“到2020年，中医药‘一带一路’全方位合作新格局基本形成，国内政策支撑体系和国际协调机制逐步完善，以周边国家和重点国家为基础，与沿线国家合作建设30个中医药海外中心。”
该规划极大地推动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结合中医外交实践需要在国外分类布局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托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示范基地、中医药海外中心、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为支点开展中医外交。
目前已经成立的中医药海外中心已基本联通了“一带一路”，支点覆盖五大洲，其中所在地国家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3个，G20国家7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7个，上海合作组织国家3个，中东欧“16+1”合作机制国家3个。中医药海外中心的建设是极具针对性的，这些布局的支点中有些已经成熟，有些尚处于探索阶段，正因如此，它们拥有发展潜力，能够拓展“六位一体”的创新功能，促进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的协调发展。但在南美洲等地仍缺乏中医药海外中心，针对该区域建立海外中心是下一步发展的计划。借助特区模式、优良的服务使海外中心成为中医外交的民心工程和亮点工程，是中医外交实践的有效模式。
根据2016年发布的《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提及“到2020年将建立50家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示范基地”。目前，国内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示范基地数量已超过30个。
已建成的国内基地发挥出其支点吸引的功能，包括吸引国外高层人物访问基地并在基地内接受中医药健康体验。近四年来，位于三亚市的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已经接待了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9个不同国家的政府高层人物。同时，国内其他医疗机构也在中医外交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位于大连的神谷中医医院注重发挥中医药特色，在中医药外交的实践上体现出吸引力。外国元首高层多次访问神谷中医医院，体验中医诊疗，其中不乏外国媒体对其进行报道宣传。2017年，神谷中医医院借助在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年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嘉宾推广中医，其中包括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及夫人、摩尔多瓦前副总理屋大维·卡尔梅克、俄罗斯前教育与科学部部长/前总统助理安德烈·富尔先科等。北京广安门医院数年来屡次接待他国卫生部部长及高层，马其顿前卫生部部长（2010年）、阿根廷前卫生部副部长（2013年）、蒙古国前卫生部部长（2014年）、新加坡中医管理委员会代表团（2016年）、伊朗前卫生部部长（2017年）等政要。国内基地良好发展，注重自身特色和国内外资源的整合，是中医外交实践的有效载体。
《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出，“到2020年，中医药医疗与养生保健的价值被沿线民众广泛认可，更多‘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承认中医药的法律地位，中医药与沿线合作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博鳌亚洲论坛等中国主场外交，为中医外交实践提供了平台和机遇。
中医外交实践要将医疗援助与多边合作融入“一带一路”。我国已经认识到援外过程中多边合作的重要性，提出实现“六个结合”。2013年设立的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2014年成立的丝路基金，2015年设立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及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标志着中国今后对外援助的重要方式与引擎将依靠以基金为主要形式的投资。
此外，中国通过以亚投行为代表的多边援助方式，树立了参与援助治理体系的新模式，开创了在亚洲地区援助治理体系的先河。这不仅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援助体系有补充作用，还有助于把握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性特征。
六大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医外交既要加入经济走廊合作，又要随着“一带一路”一起走出去。对中蒙俄经济走廊，要利用大型华商市场，形成集群效应。以蒙医作为切入点，共同建设专业的蒙医医疗、教育和研究机构逐渐让蒙古国人民了解中医、信任中医。2020年，蒙古国多位副总理先后访问了“中国—蒙古中蒙医药医疗保健服务基地”，中医药再次进入了蒙古国高层的视野。新亚欧大陆桥走廊则可结合陆大道院士的点轴理论，以大陆桥为轴，进行多种形式的中医药布局。对于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要选取哈萨克斯坦、沙特、以色列、阿联酋为四大支点国家。中国在该地区有许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储备了大量中国和当地工人，中医药可依托产业园和大型项目进行海外基地的发展。这样既可以规避风险，又保障了一定的需求，还为中国员工和当地百姓提供就业机会。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则可通过“大医院+小医院”模式建立传统医学跨境医疗服务共同体，采用“公司+产业园”模式搭建合作平台。如从政策、人才等方面促进中医药产业在中南半岛发展，以“中医院校+传统医学学校”模式开设网络课程、派遣师生，帮扶教育，培养海外中医人才，打通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医药海外进出口母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亦可借鉴相关经验，从孟加拉国和缅甸入手。
外交部信息显示，我国越来越多的驻外使领馆外交官正积极参与到所在国家和地区中医机构的相关庆典活动，或与有关国家领导人探讨中医药领域的合作事宜。
所在国的社会名流多次被邀请参与中医药文化的相关活动。我国政府曾邀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西班牙等驻华使馆和联合国驻华机构的多位大使、参赞、使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亲自体验中医药文化。这些活动对相关国家的领导人都起到了宣传普及中医药文化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医药国际交流中“民间热，官方冷”的尴尬。
中医外交的运用策略应集中于服务对象国首脑或者高层人物及家属，即把握关键少数。世界上很多国家领导人，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欠发达的一些国家领导人曾主动邀请过我国的中医药专家为其治疗，均取得了不错的疗效。中医药疗效在外国政要中的良好口碑是中医外交最坚强的后盾。据相关统计，外国政要中包括越南前国家主席胡志明、朝鲜前国家领导人金日成、莫桑比克前总统希萨诺与前总统格布扎、几内亚总统阿尔法·孔戴、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阿费沃基、纳米比亚前总理西奥—本·古里拉布、马达加斯加前总统卡哈等都接受过中医药治疗。另外，应我国领导人邀请，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在内的多国政要都曾专门到我国三亚开展过中医药疗养活动。
我们在了解各国政要身体状况的前提下，可邀请对象国首脑参加中医医疗旅游、参观中医中心和中医医院等。建议以针灸推拿先行，中药颗粒剂为辅，评估要客身体情况后有针对性地推出中医药“服务包”。
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对中医外交实践至关重要。只有确保良好的人才培养工作，才能保证新鲜血液的输送使该行业具有活力与发展潜力。要保障中医外交的未来发展需要培养国际化的复合型人才。中医蕴含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其中又有着特殊的医疗价值、环境价值、科技价值和经济价值等。其本身就是一门专业性强又能跨界交流的学科。因此，有效运用中医对外交流需要对中医有深厚的了解，这样才能在不同的场合环境中发挥其作用。无论是为外宾提供服务，还是在政府医疗援助团队或国际组织中任职，中医外交中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选拔仍应以中医能力为核心。
中医外交中国际化复合型人才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这就要求中医药人员对中医基础理论以及中医经典著作等基础课程有过系统的学习。在以西医为主流的现代生物医学世界里，中医药走向世界难免会遇到西方医学各方面的挑战。在拥有扎实的中医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现代医疗知识，掌握现代医疗技能。此外，一名优秀的中医药外交人才，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医学人文知识，能够阐释中医药文化的以人为本、道法自然、医者仁心仁术等核心价值观念、文化精神和思维模式，实现传播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底蕴的目的。
我国在培养本土化中医药人才方面具有一定的基础，目前有数百所中医药院校分布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而言，培养方案的短板在于国内中医药院校的功能型人才培养还无法满足中医外交的需求，特别是在契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健康中国”规划方面。因此，需要加强对人才的外语能力和外事能力的培养，在中医药大学开设相应课程，通过外聘教师的方式引入相应的外事处理知识，丰富人才培养体系，为中医外交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输送新鲜血液确保中医外交永葆活力。
中医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主要的思想都来自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认识生理病理、指导预防治疗的特殊思维模式。中医将人看成形神合一、天人合一的整体，用整体动态思维看待生命的变化。中医教育特别重视中医基础理论及传统文化的传授，旨在帮助学生尽快形成传统思维模式，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中医理论。若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命认知、健康维护、疾病防治的过程中，以中医药这一独特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为载体，展现了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和思想底蕴，而传统文化也培育了中医所蕴含的独特人文精神。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千百年来在中华文明的进步和保护人民健康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医外交的根基，需要重视与传承。2018年4月11日，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之一亮相于博鳌亚洲论坛，全国60多名中医专家在会议期间为参会嘉宾提供诊疗，而在每一位嘉宾的房间中也配备了中医药文化宣传手册。国家对中医药文化的重视在此体现。中医药文化的继承需要一个全面的、有体系的框架，亦需要一定的运作模式作为支撑和支持。就当下而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盛行对中医传统文化的继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传承和发展中医药是许多业内人士思考的重点问题。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有多种途径，其中最为瞩目的就是立足中医根本，结合临床实际，联系现代科学，发展具有新时期特色的中医文化。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体，中医药在各个发展阶段都会受到当下对客观世界认知水平的影响。因此，传承中医药文化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
目前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工作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社团组织之中，展望未来，政府主导和多方协作的模式也将成为中医药文化传承的关键途径。一方面，高校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其受众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阶层，这一群体是传承中医药文化的主力军，也是能够深入参与中医外交实践的潜在人群。另一方面，发挥高校特有的优势，通过中医药文化教育培养留学生，向对象国高层输送中医药文化人才，已被历史证明为一条行之有效的渠道。
自1949年以来，中医外交实践以四种不同形式活跃在中国与他国的外交过程中。通过治疗他国元首和政要、提供医疗援助、签署合作备忘录等形式，中医外交加深了中国与对象国的友谊，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以及话语权。近年来，中医外交的发展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趋势，这不仅反映了中医事业的蓬勃发展，也是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盛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现代中医外交实践有着相当大的作用与潜力，一根银针、一剂药方、一味中药都有可能在广阔的国际外交平台上发挥出影响深远的作用。为了有效运用中医外交服务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应有选择性地在“六条经济走廊”上开展工作；同时，要把握关键人物，提供一站式中医药诊疗服务包。在人才建设方面，不仅要注重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更要强调具备中医知识背景的人才，以确保中华文化的传承。综上，以中医外交为新途径、新载体充实中国外交软实力，这一做法值得国际关系学、传播学和中医学三方学者给予重视，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