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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药已不仅是治病救人的传统医学，而是秉承中国哲学体系的，兼具对外交流与沟通使命的“外交使节”。这是由中医药的根本性质决定的，中医药既具有医学的实用价值，又具有文化的传播价值、外交价值。随着卫生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制定的《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中长期规划纲要（2011—2020）》中提出“到2020年，中医药国际标准被更多国家认同，对外服务范围领域进一步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贡献率显著提高”的目标，中医药正以其“双重价值”存在于国际外交中。
卫生外交指有重大传染性疾病发生或者当地卫生状况较差时，大国独自或相互合作派出医疗队伍参与救治，从而推动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的外交形式。
卫生外交是嵌入目的性的过程模式，以医疗援助为主要方式，因此医疗援助作为医疗外交的具体实践形式
，更多依赖其执行者的工具性。卫生外交的执行者必定是有着强大医疗卫生基础的国家。中医药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消除疾病痛苦、保生长全的医疗技艺。其自成阴阳五行、五脏六腑、辨证论治的基础理论体系，并且发展出了理法方药的内治疗法、针灸推拿的外治疗法，无病防病、已病防变的预防疗法。对中医药、药理、毒理的研究推进了许多中医药注射剂、针剂和特效药的研发和产出。2016年，诺贝尔生物学与医学奖便授予了从中药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特效抗疟药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这也是医学界对中医中药的最高认同，说明中医药可以担当应对重大疾病预防的任务，中国也有能力、有基础形成一支能够有效从事当地疾病预防、提高受援地区卫生状况的医疗援助队伍。历史上，中医药曾经纳入对非卫生外交援助计划，对改善当地卫生状况有卓越贡献。但中医药不仅有胜任小型单方面卫生外交任务的能力，也有能力代表中国与他国开展合作，组成医疗队共同完成卫生外交任务，提高中国的大国地位。
公共外交，即政府、团体和民众通过影响他国政府和民众的观点和态度，进而对其外交决策施加影响的行为。
文化外交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其范畴。“文化如水，润物无声”，加之中医药在传播文化之余还有治疗疾病的实用价值，在公共外交中的潜力就更胜一筹。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长年腰疾，尝试针灸疗法得以痊愈。
另外，中医药在对外关系中有传播中华文化的极大潜力。中国与世界大国间的文化交流频繁，交流机制也十分丰富。
中国与大多数国家都签署了国家间的文化合作协定，建立了中美、中俄、中欧等双边、多边人文合作机制，中国与法国、俄罗斯、美国等许多大国也相互举办了“国家年”“文化节”“文化年”等大型文化交流活动。
中医药以文化交流的一面参与外交，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非意味着其抛弃本质的“复古”。恰恰相反，中国对外关系呼吁着中国化要素的增加，这是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文化自觉与自我认同的要求。可以说，全球化的文化舞台给了中医药一个位置，而中医药在公共外交的价值是巨大的。
民间外交是中医药国际外交的主要体现。在中国外交部网站中搜索“中医药”，其中80条检索中，地方交流和大使参加中医药组织活动占比不少。由此可见，民间外交在中医药外交中占有普遍地位，其以合作办学、中医药组织建立和医疗进驻为主。例如，2015年成都中医药大学与什蒂普大学签署中医学中心合作备忘录、中医药店和诊所如北京同仁堂分店在迪拜医疗城开业、荷兰华人中医药学会借元首互访的机遇成立等。中医药在外交中展现的形式多以论坛交流或协议签署为主，我国与外国的中医药的协议签署具有很长的历史。
1987年，在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就曾和坦桑尼亚卫生部签署了中医研究院与坦桑尼亚国立莫西比利医院合作开展中医药治疗艾滋病项目的协议。
学术论坛在外交场合的开展也逐渐增多。2015年，博鳌亚洲经济论坛年会上的“面向未来：中医药的国际化”活动成为中医药行业在国家级论坛上发声的里程碑。而第六轮和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将中医药领域合作作为附录条款，更是说明中医药在大国外交中的声音逐渐显现。
中医药在中非外交中的发展最令人称赞。中非的中医药外交发展已经形成双边协议合作历史悠久、学术研讨持续跟进、医药贸易广泛发展的上行下效的态势，存在度较高。
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曾说：“在那里[非洲]最受欢迎的中国人就是中医。”中非实施中医药外交“官民并举，上行下效”的成果有目共睹，但是中非间的国际外交仍以中国援助为主，对世界大国外交的影响较小，中医药的国际外交地位很难通过在中非外交中的成功得到本质上的提升。在中欧、中亚外交中，中医药产业主要以医疗事业发展协议签署和民间中医药贸易的形式存在，但是在此期间，我国较少与各国签订纯粹的合作协议，常借领导人会晤的契机进行协议商讨，中医药在官方外交中存在度低。在欧洲和中东地区，中医药的存在形式以民间为基础。在外交部官方通报的欧洲中医药外交活动里，大部分是大使与当地民间中医药组织的交流报道。总体来看，中欧、中亚的中医药国际外交呈现“民间热，官方冷”的形势。中美外交是国际外交中瞩目的焦点，中医药在这样的大国外交中还未能扮演较好角色。美国作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医学发达国家，对中医药价值的承认度不高。
中国与美国的外交合作也主要集中在经济合作方面，这就造成了中美双方以中医药为主题的协议或备忘录较少，美方也仅承认针灸推拿等少数中医药的治疗方式。
虽然有政府的大力发展和对外推广交流，中医药在国际外交中的整体存在感仍然较低，特别是在中美、中英等官方外交中，中医药仍不能发挥出其能力，研究分析后，得出国际外交策略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站上国际外交舞台的中医药，首先要形成一个世界各国都能承认、理解的体系。而在许多中医药交流论坛上都出现过没有中医理论基础的外国人员，无法从常识上理解“气”“血”“津液”等中医概念的情况。中医药在国际上的交流往往将解释并要求对方接受中医基础理论作为前提，但这也造成了中医药国际合作的误区。我们常认为理解并且掌握中医基础理论内涵后，才能接受中医相关技法和诊疗方案，而这便是双方交流最大的困难。此时交流双方的立场是相对的，特别是在与有西方医学思想基础的国家交流时尤为显著，对中医药科学性和安全性的质疑也就由此产生。文化与科学的两重性是中医药的一大特色，但也限制了中医药自身在医疗方法传播、药品认证和学术认可方面的发展，很容易造成“文化一头雾水，技法一窍不通”的尴尬情况。所以，寻找解决中医药国际化、标准化问题的方法是突破中医药国际外交存在的瓶颈的关键。
中医靠其优异的疗效在各国民间都享有盛名，而其文化方面的外交发展却仍限制于政府主办的活动。“中国文化年”“中国文化节”等活动均是依靠政府规划和推动的，民间、企业和中医社会组织尚未展现出积极性。民间的热潮是不能小觑的，1971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在中国采访期间突发阑尾炎住院，在手术后出现了腹胀转而接受中医针刺和灸法治疗，症状得以缓解。他回国后将亲身经历刊登至《纽约时报》，掀起了美国民间的“针灸热”，迅速带动了针灸在美国当地的产业发展。
中医的交流是双向的，是互通有无的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中医药交流时强调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中医药在外交上可以改变以往的中方单方面推送形式，让其他国家以自己的方式演绎中医药文化、推动中医药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以海外中医中心等机构为支点，国内中医人才为基础，吸引国外热爱中医的当地人从事中医药行业的研究，从而促进双向交流。同时，这些支点可根据“一带一路”建设布局的特点，配合“一带一路”大布局推动中医药的双向交流。官方交流搭配民间自主交流的组合拳，才能让中医交流实现官方和民间同“热”的长效化发展轨迹。
拥有与他国的“共同语言”是中医药在国际外交上的立足之本。相关统计显示，在国内通过国家、地方和企业制订的中医相关标准已经达到了639项。
但是这些标准仅在国内通过并实施，国际认可的标准仍然缺乏。2016年3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了中药编码规则国际标准。
该标准既是我国主导完成的第一项中医药国际标准，也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内部两个委员会共同承担的首个国际标准。目前，推进中医药标准化仍是中医外交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医药因其文化技术两面性而具有很高的公共外交价值。提升公共外交价值，就是在技术方面发展中医药的长处，鼓励中医药从业者在海外从治病救人方面“润物细无声”地传播、发展中医药理念；在文化方面创新对外宣传方式，讲好中国故事，改变传统“我说你听”的传播习惯，加强互动，鼓励西方人讲述东方故事，鼓励西方艺术家对中医药进行内化理解和自由创作。这样可以增强公共外交的效果。
基于中医药文化所创作的漫画、动画、电影等传媒作品质量未能达到很高水平。在这方面，中医药要学习日本、韩国等文化传播事业优秀的国家。
要在文化产业上将文化和商品输出相互联结，创新商业化传媒的表现和承载形式，在影视作品、动漫作品的人物中夹杂中医药的文化和思维模式，从受众心理出发，贯通东西方审美，正如日本将其代表性的《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等动漫作品带向世界，波兰前总统图斯克将富含自己国家文化特色的电子游戏《巫师2：国王刺客》作为国礼赠送给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一样。有创新性的文化作品承载，中医药才能在国际外交中保持常态化的存在度。
作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药的外交发展必然是全面的、产业化的。中医药国际发展不能简单定义为零散的、局部的、随机开展的、特定的中医药产品贸易、健康服务和交流合作。
而是在国家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系统、全面、综合、可持续地在海外推进中医药医疗、保健、教育、科研、文化、产业“六位一体”全面发展的系统工程。
让国际社会承认、使用中医药，并且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合作，需要一个完整中医药产业链的支撑。这样的产业链应当因地制宜，不仅仅局限于本国，而是要放眼世界、扎根外国，中医药才能在两国外交间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毋庸置疑，中医药这一承载着文化、技术两重性的中华瑰宝有着极大的卫生外交价值和公共外交价值，其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潜力巨大。但作为一个几千年的“老人”，要适应新时代的潮流，将“他”胸中如海洋般丰富的内涵展现出来是不容易的。中医药在外交中的存在度虽然仍是“小国热，大国冷”，在大国间“民间热，官方冷”的现状，但我们坚信在未来的推动发展中此类情况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中医药在国际外交的存在感也必然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