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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史书记载，崔伟是一名中国医生。公元前257年，他治好了雍玄和任修的虚弱症，并写下了《公余集论》。
《后汉书》记载，公元前219年齐地人徐福（市）等人上书说在海中发现三座神山，秦始皇知晓后让他们出海寻找仙人，众人后出海不归。传言徐福精通医术，特别是采药和炼丹，那时的日本人把徐福看作“司药之神”，在阿须贺神社建有徐福宫，蓬莱山旁也曾有过徐福祠。
据张华的《博物志》记载，汉代时传染病一度肆虐，月氏国曾派使臣渡过弱水向汉朝进贡返魂香用作防疫。在《汉武内传》中有对返魂香的描述：返魂树形状如同枫、柏，花叶的香味可以传到百里之外，将根茎煮水炼成汁液，加漆之后返魂香就做成了。
汉武帝时期，中国传统医药学随着中国文化传入越南，同时越南的象牙、犀角、珍珠、玳瑁、龙眼、槟榔、菖蒲、薏米等物品也传入中国，反映了汉朝中外医药交流的史实。
汉明帝在位时期，为了寻求佛像与佛经曾派遣蔡惰等人到访印度，随后印度僧人随同汉使来到中国，并在洛阳翻译佛经，宣扬佛法。因此佛经中记载的有关医药卫生的知识就在中国流传开来，之后的中国医者写下的医书中就有了“百一”、“四大”（地、水、火、风）、“医方明”（为佛教五明之一）等出自印度佛经的名词和内容。除此之外，还有南印度达罗毗荼国国王派遣使臣来汉朝献犀角等中医药交流的事迹。
在欧亚大陆北部有一条跨越洲际板块的通商之路叫作陆上丝绸之路。在汉武帝时，张骞首次打通了前往西域的商路，将中国的丝绸与瓷器等运往西域国家换取香料以及其他商品，因此这条商路被后人命名为“丝绸之路”，随后中国和中亚、欧洲的商业往来愈加频繁。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物资与文化的交流，更促进了沿途各国的医学交流，对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形成、发展、完善起到了推动作用。
随着与西域国家的交流往来，大量新奇名贵的药材从西域输入到汉朝，使得中药学内容愈加丰富，药物学知识也越来越完整，推动了中医药的发展。其中最著名的应当是《本草纲目》中收录的胡蒜，《开宝本草》和《图经本草》同时收录的胡桃都是由丝绸之路传入的西域药材。《开元释教录》也载有在东汉末年，名医安世高曾把印度的医药翻译成汉语介绍到中国的事例，这些行为拓宽了中国医药学内容。
通过官方途径进行中阿药用植物交流有据可考的最早史实是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时，除了牛羊、钱币、陶瓷、火药、指南针、印刷品和丝织品外，还把中草药作为礼物送给阿拉伯国家官员和酋长，而阿拉伯国家用胡荽、胡蒜、苜蓿等植物，以及葡萄等水果作为回赠。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药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此期间，特别是与朝鲜的医药交流非常密切，包括中国政府派医师赴朝鲜，以及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对朝鲜药材如五味子、昆布、芜荑等已有记载。中国政府向日本传播先进的中国医术，包括赠送医学书籍，如《针经》等。
562年，吴人知聪将《明堂图》及其他医书160卷带到日本，推动了日本古代医学的发展
，中医药的针灸医学也对其本土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催生了一批著名的医学专著和医家，比如后来出现的日本汉方医家。
当时，除了药材的进口，还有外来药用植物的引进和栽培。据《拾遗记》记载，宫人将浮支国进献的夜来香种植在宫中。这一时期，在佛教的影响下，中医学说具有明显的印度医学特征。《华阳陶隐居集》中的“百一”一词，就是由佛经中所说的“一百一病”发展而来的。印度佛教“四大”学说认为，“地”“水”“火”“风”中，“一大”可导致一百一病，“四大”可导致四百四病。
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受印度“四大”学说的影响，经南朝宋人陶弘景整理后更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对中医影响较大的是眼科，古印度的名医龙树（一说龙木）的眼科著作，也曾在这一时期输入我国。《隋书·经籍志》中载入许多印度医书，如《龙树菩萨方》《婆罗门药方》《龙树论》等，还有印度古代耆婆所授的医著如《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耆婆脉诀》等。其中《耆婆脉诀》由后秦朝著名译师鸠摩罗什所译。
越南在古代属于交州地域，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些有关交州的记载中是与医药有关的。《异物志》中对交州的椰树有相关记载，说它“如瓠系于山头……食其肤，可以不饥；食其汁，则愈渴”。《齐民要术》中还提到了像扶留藤、槟榔、鬼目等交州特产都可以作为药材，还有一些香药如沉香、苏合香等也是当时从交州传入。南齐时，有位号苍梧的道士林胜在越南行医颇为出名，下腹胀满的病人来找他，他用温白丸对症治疗十分有效。此外《南齐书》包含交州丧葬等卫生习俗的相关记载。据《南史》记载，扶南（即今柬埔寨）国王也曾派遣使者给中国送来郁金、苏合香等。
我国传统医学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也传到了阿拉伯地区。在这一时期，《脉经》传入阿拉伯，并在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的《医典》中形成了脉象的内容。
另外，我国还从其他国家带回了一些医方书。比如在后来的《隋书·经籍志》中就包含了《乾陀利国治鬼方》10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5卷，根据相关考证，书中所提到的乾陀利在南北朝的刘宋时期时叫作干陀利。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的繁荣时期，也是传统中医药承前启后的全面发展时期。随着当时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交通运输的逐渐成熟，带动了中医药的高速发展，在融合互通中逐步达到历史新高度。
607年，隋炀帝派遣一众主事带着大量的礼物出使赤土国。他们从广州乘舟出发经过越南最终抵达赤土国境内，赤土国对我朝使团的到来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使团离开时，赤土国王让其王子携带文书、金芙蓉冠和龙脑香等香药作为礼物随程回访中国。同时期，暹罗也向隋朝进贡了种类繁多的药材。
唐朝的中医外交典型则是鉴真东渡。鉴真出生于唐垂拱四年（688年），卒于763年。他自幼出家，游历洛阳、长安等地。在研习佛法的同时，鉴真也悉心研究中医药和庙宇建筑。他回到家乡扬州时，在大明寺讲律传法，成为知名的受戒大师。鉴真经常亲自配调药物给百姓治病，在民间有着很高的声誉。后来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唐学习佛法时，想请鉴真亲自到日本宣传佛法。鉴真欣然同意，并克服种种困难，历经风雨，多次东渡日本，受到热烈的欢迎，朝野称他是“过海大师”。鉴真在传法过程中，为日本的文化也带去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医药学，他曾参与日本光明皇太后兴办的悲田院、施药院活动，用自己的中医药知识为日本民众治病，深受大众欢迎。
鉴真对日本的本土医术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直到一千多年后日本的部分药袋上还印有鉴真和尚的图像。据《续日本纪》中记载，鉴真曾为光明皇太后、圣武太皇诊治看病。他虽双目失明，但是靠手摸、鼻嗅、口尝就可以准确辨认药物。
鉴真东渡日本带给日本辨别药物和辨其真伪的知识并带去大量中药，这些知识和中药使得中医药在日本广泛流传，最终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汉方医学。鉴真被列入日本皇国名医之一，以肯定自他东渡后传授医药学术，带领日本医药走出草味时代的功勋。时至今日，日本人仍尊鉴真为医药鼻祖。
1963年，鉴真圆寂1200周年时，中日的文化界、佛教界、医史学界等，分别举行了纪念活动，这些活动都表明中日人民对鉴真大师的由衷景仰和深切缅怀。
同时，隋唐时期的中国与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国家的医药交流也十分密切，大量中医古籍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等输入朝鲜半岛。新罗仿照唐朝，设立了医事制度。与此同时，朝鲜半岛的药物也被引入中国，如白附子、元胡索、新罗人参等。朝鲜半岛医学也传入中国。如《外台秘要》记载：“此方是为起死，是高丽老师方。”说明该方在唐显庆年间（656—661年）之前已传入我国并广泛应用。又如《证类本草·威灵仙》下记有：“所亲置之道旁，以求救者。遇一新罗僧见之，告曰：此疾一药可活，但不知此土有否？因为之入山求索，果得，乃威灵仙也。使服之，数日能步履。”由此可以看出新罗僧人在公元8世纪时已在中国活动并进行一些医疗活动。同时唐政府颁行了《广济方》，提倡应用高丽昆布来治疗膀胱结气者，说明朝鲜半岛药材在唐代医家受到了信任和重视。
除医方之外，药物的交流更为丰富，《唐会要》等文献记载了714—749年间的35年，中朝使节互访频繁，有时甚至一年之内进行两次访问。在此期间朝鲜半岛的人参、牛黄、昆布、芝草等草药大量输入，如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金庾信赠定方、牛黄九两；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新罗文武王献针四百枚。“开元十二年（724年），兴光遣使献……牛黄、人参、头发。天宝七载（748年）遣使献……牛黄、头发、人参”，“天宝八载（749年）遣使献牛黄……鱼牙䌷等”。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四月新罗惠恭王遣使献牛黄。
同时期，本草著作中也经常出现朝鲜半岛药材的身影，比如《本草拾遗》中记载的新罗产药材蓝藤根、大叶藻和昆布；《海药本草》里载有白附子等。
隋唐时期，中越之间的交往也更频繁，中医药也随着国内众多名士的出行如沈俭期、刘禹锡、高骈等人传入越南。据文献记载，当时有中国人曾治愈一例越南人的脑痛证，甚至在越南先医庙中供奉的医神是唐代名医孙思邈。在此期间，越南的医药也不断地传入中国。《唐六典》中记载有越南贡龟壳、槟榔、鲛鱼皮、蚺蛇胆等。在《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唐代本草著作中记载了很多越南药物，如白花藤、白茅香、毗黎勒、丁香、棚木、诃黎勒、苏方木等。在中越医药交流过程中，既有中医药向越南的输入，也有越南医药向中国的输入，如沉香、苏合香及玉龙膏等。
中印两国的医疗交流也在不断深化。中国医学专家翻译了印度医学书籍等。受到印度医学的影响，中医的眼科技术、穿颅术和出血疗法有了很大发展。公元7世纪，唐朝僧人玄奘在印度取经，《大唐西域记》不仅记述了他取经历程和途经各地的风俗，还讲述了印度医学随着佛教而传入唐朝的具体脉络信息。如该书记叙“馔食：……饮食既讫，嚼杨枝而为……”，“药之性类，各种不同；医之工伎，占候有异”。上述饮食习惯、口齿卫生、僧侣兼医、卫生习惯及医疗用药等均对我国有所影响。同时我国的许多药物，如人参、当归、远志、细辛、茯苓等，也在同时期传入印度，被赞为“神州上药”。
这一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医学交流十分活跃。中国的炼金术传入阿拉伯国家，影响了世界药物化学的发展
，脉诊和麻醉也被引入阿拉伯医学界的临床应用。阿拉伯国家的药物如乳香、没药、葫芦巴等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隋唐时期，我国与诃陵、堕婆登（南海古国）、狮子国（斯里兰卡）等古国的交往也相当紧密。关于与诃陵的交流有以下记载，“元和八年，遣使……频加鸟并异香”，“十三年十一月……理盖、生犀等”。此外还有诃陵商人传入的医方，记载在苏颂的《图经本草》中，到现如今都是临床中常用的温补肾阳用方。
据文献记载，堕婆登曾在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向我国进贡古贝、象牙、白檀等。
处于丝绸之路中段的吐火罗、罽宾、泥婆罗等古国，在此时期与中国也时常往来，各国的医药也随之交流发展。如吐火罗，每次进贡给中国的贡品中就有大量的药材，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派遣使者进贡胡药乾陀罗等；开元十八年，派遣使者进贡红颇梨、碧颇利、生马脑、金精及质汗等。
据史书记载罽宾与中国也有交流，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年），献一奇鼠能食蛇，其尿液能除去蛇鳖咬后留下的疮口。贞观二十一年，泥婆罗（今尼泊尔），进献波菝菜、浑提葱。据当时文献古籍中所记载的内容，与中国有医药交流的邦国还有昆仑、拂菻等。古时候我们把黑皮肤的人叫作昆仑人，同时昆仑也泛指现今非洲的部分国家。因此，唐代与昆仑的医药交流记录间接证实了中国唐代与非洲在医药方面的交流。据文献记载，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曾前往昆仑诸国采寻异药，以及武后当政时在广州与昆仑交易等。很多来自昆仑的药物大都记载在《唐本草》中。隋唐时的东罗马帝国我们称之为拂菻，其领土除在亚洲外，也包括欧洲，其地域为今之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外高加索的一部分。所以，隋唐时与拂菻的交往，除阿拉伯外，也包括了与欧洲国家之交流。明天启三年至五年（1623—1625年）间在西安附近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有记载：“景教寺院……依仁施利。”此处大秦据考证为叙利亚，当时东罗马的一部分。景教之东传过程中，随着其医疗活动的开展，异域药方和药材知识也传入中国。据古籍记载，拂菻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的穿颅术，并在此时期传入中国。根据《旧唐书》的记载，早在7世纪中期，含有鸦片的底也伽已经从拂菻传入唐朝。
李约瑟曾指出：一位伟大医师和炼丹术士穆罕默德·伊本·查卡利亚·拉齐（Muhammad ibn Zakariya Al-Razi，805—925年）说过，他曾为将要离开巴格达的一位中国学者译过盖伦的著作，该学者用“速写”的方法将内容完全记录了下来。这说明盖伦的著作在唐末已引起在巴格达访问的中国学者注意，因而特地请教并予以记录，但这位学者此后是否回国及是否传播了盖伦的著作，未见记载。正因有这些求知若渴的学者，才促进了中外医学的交流和共同提高。
在455—563年百余年间，乾陀利共五次派使者到建康（今南京）访问，赠送了香药等珍贵礼物。
婆利国（今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其国王于473—584年，派遣使者到建康供奉香药等。
529—534年间，槃槃国王三次到建康进贡沉香、檀香、詹糖等香药数十种。
唐末五代至宋初，中国与日本的交流变得渐渐稀少。医药文化处于衰退、整顿、复兴时期，而日本正是藤原时代文化鼎盛阶段，第19次遣唐使船因奏报唐国内乱未成行，从此日本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因而这段时期中日医药的交流也受到日本政策的影响一度暂停。南宋时期，北方被金、元所踞，中原国势益弱，但作为文化形态，很有特色的宋朝新文化已经形成。日本历史亦进入“武家兴盛期”，平清盛等采取颇为进取的政策，大力鼓励对外贸易，派出大批日本商船访华，允许日僧等如同遣唐使一样到中国汲取宋朝新文化，中日医药交流焕发生机。但是这些交流大多只是僧人和商人在沿海的省份进行，中日的医药交流在这段时期内收获甚小。
宋朝和坦桑尼亚的往来密切。据《诸蕃志·层拔国》记载，坦桑尼亚盛产象牙、生金、龙涎、黄檀香，这些珍贵药材吸引了众多华商前去采购。
再看宋朝与高丽的关系。据《高丽史》卷十载，北宋时，高丽使节出使北宋，宋仁宗希望高丽把所藏的中国书籍送给北宋。后来高丽呈送的书籍目录中，包括《古今录验》《张仲景方》《九墟经》《小品方》《黄帝针经》《陶隐居效验方》等中医传统医学典籍。
1092年，高丽宣宗派使节出使中国，进献《黄帝针经》和其他书籍，要求跟中国交换《资治通鉴》和《册府元龟》。
两宋时期，中国向高丽输送了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药材。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徐德荣奉孝宗旨意，将盛满沉香之金银器赠给高丽毅宗帝。宋代商人将南方盛产的香料药材传入高丽，而高丽的香油、人参、松子、水银、麝香、榛子、石决明、松塔子、防风、白附子、茯苓等药材传入中国。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高丽遣293人来宋朝廷献人参、硫磺等药；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高丽遣柳洪、朴田亮等人来宋朝献人参千斤，熙宁五年（1072年），高丽金悌来宋朝献人参千斤。
1136年，南宋僧人明空治好了越南皇帝李神宗的“心神恍惚”，明空因此被封为越南的“国师”。
此时宋代与暹罗古国的交流也记载在史金纳的《古代暹罗的华侨》一书中，阿瑜陀耶城中，中医成了最受尊敬的医师甚至是国王的御医。
宋时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宋史·外国列传》说其国有若干不同的部属，该传所载的勿巡、俞卢和地等国，一般认为在当时也是属于阿拉伯势力范围。
宋代时中国与大食的交通更为方便，贸易往来也更加便利，随之医药的交流也愈加频繁。至道元年（995年），宋太宗接见大食商人蒲押陀黎，曾问其国所产，蒲押陀黎回答说：“惟犀、象、香药。”
根据宋朝赵汝适记载的大食产的药物有：象牙、犀角、乳香、没药、血竭、芦荟、龙涎、安息香等。当时也有很多医学典籍记载了这些药材的功用和采集的方法。如宋朝周密《志雅堂杂钞》对“押不卢”有记载，《本草衍义》对波斯的珊瑚有记述。
《宋史·外国列传》还记载了广州有一130岁的大食国长寿老人的逸闻。另外，该传还记述了层檀国（黑衣大食境内，由塞尔柱族Saljūk Turks所建立的政权）与拂菻国所产的药物如木香、血竭、没药、鹏砂、阿魏、薰陆及珍珠、千年枣、巴揽等。《太平广记》则记载了拂菻国所产的阿勃参一药及其功用。971—1167年间，阿拉伯国家通过进贡给中国输入药材的记录就有十余次。
1206年，蒙古三次西征，给无数人民带来灾难与创伤，但是也打开了东西方交流的大道，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与阿拉伯国家的医药交流和发展。出于诸多考量，军队对医生和一些匠艺人员采取了特殊关照和保护措施，并在其征服的地区召寻当地医生为统治者服务。如为元太祖成吉思汗（1206—1227年）服务的就有信奉景教的回族医生。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病重时，给他诊治的是一个叫麦术督丁的波斯医生。据《史集》记载，其第三子元太宗窝阔台身边也有一位精通阿拉伯诗歌的回族医生。1220年3月，其第四子拖雷病，由撒麻耳干（当时中亚伊斯兰教大帝国花剌子模的新都，今撒马尔罕）名医撒必替他祈祷，尔后被治愈，于是撒必被封以最为尊贵的封号“答剌罕”，并任为太医。窝阔台的长子元定宗贵由深受景教的影响，为他服务的医生大部分也是景教徒。同时，在这些最高统治者身边，又有不少汉族医生。成吉思汗身边有侍医刘温（字仲禄），察合台身边也有汉族医生。《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又有“三太子之医官郑公”的记载，此郑公即郑景贤（景贤为其字，名无考，号龙冈），以医事窝阔台，太宗待他甚厚。又如名医许国祯及其母均侍奉过托雷之妻唆鲁禾帖尼。虽然上述回族医生与汉族医生之间的具体交往活动尚乏记载，但诸多域外回族医生以医药服侍于统治者，和汉族医生共同给统治者治病，间接促进了中国与阿拉伯医药交流。
忽必烈于1271年建立元朝，被尊称为元世祖，1279年灭南宋。他在位时期，继承并扩大了太祖所推行的重视医学、积极开放交流、兼容并蓄等政策，给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医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元朝时期与高丽的医药往来仍时有发生，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先后四次派遣医师、太医前往高丽，为其王室成员治病。彼时元世祖生病高丽也派来医师为其治疗，精湛的医术也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赐。元朝与高丽医生的来往促进了双方医学的交流和发展。
此时，元朝与欧洲各国医药交流频繁，西方诸国曾派遣传教士来到中国，并在北京设有主教和教堂。这一切都促进了东西方医药的交流。法兰西国王圣路易命令传教士卢白鲁出使鞑靼，此行中他写下的《纪行书》谈到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医药情况，惊叹中国传统医药的神奇和本草的使用。1289年，意大利天主教士约翰·孟德高维诺被派往东方，携带国书呈递给忽必烈大汗，并最终在北京任总主教。元朝时，因为西方的医学著作都由阿拉伯人翻译，所以大都把西方医师和阿拉伯医师视为同类，且在回族医药中，西方医学体系占据了更为主要的地位。元代有许多欧洲旅行家来到中国，带回了中国的丝绸工艺品和药物。他们的游记也使我们看到了当时中国的风俗习惯，最负盛名的是《马可·波罗行记》。它记载了中国社会用以保持清洁卫生的器具，如口鼻套“凡伺候大汗之饮食……其口与鼻，乃套以绣丝及金之巾，俾气息不能外透，致染御食”，涎杯“各领袖及贵人在朝，皆有一美丽的小盂以备吐痰。……盖无人敢地上吐之者……吐完，（入器中）则盖之，放在一边”，金牙“此地之人皆有镀金之齿，各人皆以一种金匣套其齿者，上下齿皆然”，以金辅齿实是近代牙科的著名发现，但在他的游记中可见元代中国人已懂这一技术。不过，是用作保护牙齿，抑或显身份地位高，待考。《马可·波罗行记》还记载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大宗药材的交易情况，马可·波罗特别提到了姜、茶、高良姜、胡椒、大黄、麝香、肉桂等中药材的交易情况。
据史籍记载，除了越南向元朝的进贡，也有元世祖回赐等事。如1263年，赐给来使玉带、缯帛、药饵、鞍辔等；1267年，赐陈光昺玉带、金缯、药饵、鞍辔等物。
明朝经济繁荣，海陆交通发达，郑和七次下西洋，使得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同时大大促进了中外医药交流。朝鲜（原高丽，明代更名为朝鲜）医师来中国学成归国后，编纂了《医方类聚》《东医宝鉴》。朝鲜世宗推崇中国法医制度，吏科和律科的考试项目纳入了中国的《无冤录》一书。1438年，《无冤录》被增改为《新注无冤录》，作为国家法律书之一颁行全国。
之后又把中国的《疑狱集》和《棠阴比事》两书作为法医验证的参考书。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五月，朝鲜将中国医学著作如《小儿药证直诀》《产科直指方》《疮疹集》《张子和方》《外科精要》《妇人大全》《素问》《铜人经》《伤寒论》《脉经》《大观本草》等，作为医学取才课目。在医药方面，中国曾两次应朝鲜求药的请求，捐赠了麻黄、甘草、蝎虫等中药。这一时期，中国医书《医学入门》《景岳全书》传入越南，《海上医学心领》即为越南名医在这些医学著作的基础上写成的。
中日交流更加频繁，许多名医赴日行医、讲学，如江右人许仪明、杭州人陈明德、杭州人戴曼公、明末张若水；许多日本医家在中国行医，有的甚至为皇帝治过病，如田宗桂曾经为明朝皇帝治病。1370年，竹田昌庆曾经跟随道士金翁学医十年，治好了明朝太祖皇后难产，令母子平安，被赐封为安国公。在中国八年后，他带了一批中医书籍及铜人图回到日本。其中的铜人图被认为是元代仿天圣铜人的复制品，初次传到日本后大大影响了日本的针灸学。竹田昌庆治疗日本北朝后园融天皇有功，任左卫门督。其子直庆、善庆、昭庆，均善医，因为小松天皇、将军足利义政等治病获效，受封。昭庆博学，世称“才能之士”，著《延寿类要》一卷。竹田昌庆实为日本入华习医之先驱。
这一时期，许多传教士为了中西医学的交流汇通，到中国办医院，将西方的医学著作如《泰西人身说概》《人身图说》等传入中国，并与名医交往，如王肯堂所著《疡医准绳》中记载的人体骨骼形状和数目，此书就是在西洋解剖学影响下完成的。
医药交流方面，传向欧洲的中国药物中，以人参尤为被西方认可。西洋药物学也传入了中国，西洋药物中金石为多，不少草药被制成药露。
1405年，郑和第一次出使西洋，在其后28年间共七次下西洋。远洋航海很重视医药人才准备，会招募大批医官、医士、御医、民医等医药人才。据文献记载，最多的一次配备医官、医士多达180人，平均每艘船有两三名医生，船队每150人就配备一名医生。
随船的医生中还有名医陈以诚、陈常、彭正等，另有专人对西洋各国贸易的药材进行鉴定。船队还带去了众多的中草药和中成药，与航路上的海外国家进行医药贸易往来。随船医务人员在保障船员健康的同时，对所到地区的流行病和地方疾病进行了分析，时常举行“设帐给药”的“义诊活动”，并为当地培养“稳婆”（助产士）等医务人员。当时郑和船队的医疗队伍和体制可以称得上是航海史上最为强大的。郑和在七次下西洋期间，将番木鳖子、大枫子、苏合香、奇南香、藤黄、降香、芦荟、脑柴等亚非各国特有的珍贵药材带回了中国。
明朝是中国和阿曼交流最为频繁的朝代。根据《明史》记载，郑和下西洋到达阿曼时，国王让当地百姓拿出乳香、没药、苏合香、安息香等香料同郑和的商队进行贸易，并派遣使臣带去乳香、鸵鸟等当地特产回赠中国。我国的瓷碗和当年的乳香仍被珍藏在当地的博物馆中。乳香在我国是常用的中药材，而在阿曼国内很少被使用，一般都在清真寺及嫁娶喜事时用，添加少许乳香到火炭上，点燃后四处飘香。大量乳香被阿曼出口到中国，曾是我国和阿曼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清朝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纷纷向海外寻求市场，清统治者有感于威胁，实行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外医药交流基本中止。然而，在清初和清朝中期，中外医学交流仍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清初西方国家出版了有关中医、针灸、脉学等医学书籍，如波兰传教士布弥格在维也纳出版《中国植物志》，英国医生弗洛伊尔的《医生诊脉表》。甚至在19世纪的法国，一些大医院已经开展了针灸治疗。
随着外国传教士用西药奎宁（金鸡纳霜）治愈康熙皇帝的疟疾，西药在中国得到了短暂的传播。欧洲的药物如奎宁、氨水、硝酸等被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提要》收录；汪昂、方以智、王清任等接受了西医学提出的“脑为记忆之官”，并在自己的著作中进行了发挥。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边境的雅克萨城爆发了一场战争。俄国士兵被清军包围，风湿和传染病爆发。俄国使节抵达北京进行外交谈判，签署了合约。康熙皇帝派了两名中国医生到雅克萨城治疗清军士兵。他们还平等对待俄国士兵，为其治疗，反映了中国医生的人道主义精神。从那时起，两国关系恢复。
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医疗交流仍比较密切。朝鲜李朝的景宗自幼身体虚弱，在登基后病情恶化。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派了许多医生到朝鲜为其诊治，但都无力回天。同年10月，朝鲜翻译家黄夏成返回朝鲜，清廷赠送了他《赤水玄珠》51卷。18世纪，《医宗金鉴》传到日本，人痘接种术在日本广为流传，后此法又传入朝鲜。朝鲜法医学家在中国法医著作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撰写了《增修无冤录》，两次在该国公布并刊行。同时，朝鲜医书也传到了中国。清乾隆三年（1738年）清朝使节从朝鲜回国时，朝鲜赠送了25册《东医宝鉴》，对中国的医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进行了翻刻，在以后的近300年里再版了25次。此后，《广济秘笈》《济众新编》《医宗损益》等医学书籍陆续传入我国。
明末清初，中西医学交流十分频繁，主要是传教士将西医知识引入中国。然而，自雍正后，传教士感到在中国开展医学传教工作很困难。他们转而研究中医脉诊、针灸、中药等，向欧洲介绍中医知识。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米兰出版了意大利译本《医论》，这是第一本介绍脉学的书。在这本书的影响下，英国著名医生弗洛伊尔致力于脉象的研究，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出版了《医生诊脉表》。
在近代，传教士对中药密切关注。1911年，美国的师图尔（George A.Stuart）医生出版了被《中国医史》称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医书”——《中国药物学：植物类》。遗憾的是，师图尔因去世而未能继续他原来的全面研究中药的计划。
伊博恩（Bernard E.Read）是英国伦敦会的一名传教士，是研究中药的领军人物，发表了大量论文和著作。1923年7月，他与实验室工作人员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并推动了中药方面的研究，列出了中药目录，并规定了送检时的具体要求。伊博恩认为，有兴趣购买药品的人应该更加关注中国批发市场纯正的中药材。1931年，他发表了《动物中药材研究》。英国长老会的马雅各（James L.Maxwell）认为这本书成功地收集中国使用的动物药物的丰富信息，是非常有价值的。与传教士先前对动物中药的否定相反，马雅各还认为“现在有一种明显的趋势，就是回归到基于科学实验的动物制剂的使用。尽管在中国，动物制剂的过度使用已经让很多人觉得这几乎是不能理解的，但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理解中医，正确认识中医”。这一举动在医学传教士中具有改变立场的象征意义。
医学传教士为了赢得本国教会的支持，常常强调当地中医和外科技术的落后，夸大使用中药和针灸的悲惨后果。即便中医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或效果有限，也非全然无效，偶尔也能取得良好疗效。本文旨在阐述传教士医学期刊对中医观念的转变。
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发展迅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教会大学医学院的院长相继以著作的形式发表了对中医的看法。
巴慕德（Harold Balme）曾任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他在山东行医多年后，于1921年发表了《中国和现代医学：医学传教发展的研究》。他对中医的理解始于对西医的反思。在文中，他提到了中医过去的领先地位。中国的医学知识并不落后于任何其他国家。中医的知识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的，很难用现代科学来解释，但其中的许多知识又无疑是准确的，对病人极为有益。
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湘雅医院、湘雅医学院创始人胡美（Edward Hicks Hume）发现，一些当代西医的治疗方法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胡美读过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它是一位患伤寒的女孩的父母在给她治疗时带来的，胡美发现其对伤寒症状描述非常准确。中国医生使用同一种药物不同的形式已经有几个世纪了，例如麻黄，麻黄素就是从麻黄中提取出来的。另外，中医意识到许多动物可以用来治疗疾病。
胡美还发现，中医可以解决西医无法解决的问题。一个妇女妊娠中毒，胡美认为必须通过流产的方式救她，否则她将处于危险之中。但病人后来向一位中国医生求医，六个月后产下一名健康的男婴。胡美对中医的用药很是好奇。
胡美通过中西医的联合会诊发现，虽然诊断方法不同，但中医、西医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湖南省的司库病了，请了长沙著名中医王医生与胡美一起诊断，希望通过“中西医结合”帮助治疗。王医生用中医四诊方法得出的诊断与胡美经实验室设备检验的诊断相符。
近代来华的传教士有着大量与中医有关的非学术性记录，如论述、回忆录、书信等。19世纪初，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43）编辑的英文出版物《印支搜闻》向欧洲介绍了中国传统医学的情况。19世纪30年代，由美都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创办的《中国丛报》，收录了大量与医疗传教有关的内容，包括对医疗传教策略的探讨，以及对中医的负面评论。
1867年，《教务杂志》出版后，相关讨论更加丰富。德贞（John Dudgeon，1837—1901）的长篇论文《中国的医术》（Chinese Arts of Healing）于1869年起在《教务杂志》上连载，是当代医学传教士对中医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德贞认为，世界文明的医学发展过程是普遍的，中国和欧洲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的医学因为清朝的闭关锁国而远远落后于欧洲。
19至20世纪，许多医学传教士的工作报告、传记、自传、回忆录陆续出版。这些原始材料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其中有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1856—1888）、司督阁（Dugald Christie，1855—1936）、胡美（Edward Hume，1876—1957）等著名传教士的文字。
1851年，英国举办了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展示了英国的财富和科技成就，标志着英国在工业革命后的繁荣昌盛，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万国博览会由东道国政府组织或政府授权的有关部门举办，它最初以展示美术和传统工艺为主，后来逐渐成为一个集科技和工业技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展览，成为培养工业人才和普通市民启蒙教育的最佳场所。
1851年，徐荣村带着12袋中国名产“荣桂湖丝绸”参加了伦敦的万国博览会并获得了金奖和银奖。此后，中医药也走出国门，在万国博览会上亮相。1915年，荣获万国博览会金奖的有江苏泰兴县泰昌药酒、广西黄卓伦药果酒和广西百色吴宝森药果酒。山东阿胶作为中国优质产品的代表荣膺金奖。
北京协和医院是中国第一个承担外宾医疗任务的单位，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06年的协和医学堂。191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将其改组为私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记录了老洛克菲勒与中医结缘以及接管协和医学堂的故事。《投奔中医记》记载美国第一个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儿子，前副总统洛克菲勒的父亲不幸罹患眼疾，走遍了英、法、德、奥等国都没有治愈，但是一位中医用普通的草药使他重见天日。他非常崇拜中医，想建立一个专门的中医研究所。当时，“北平协和医学校”由英美两国的5个教会团体共同组建。1919年，他让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华医社接管了“北平协和医学校”，并将其更名为“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即今天的北京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的改组过程中，伊博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被派往美国学习。20世纪初，美国药物学家米尔斯（Ralph Mills）致力于将《本草纲目》翻译成英文。他已经翻译了40多卷，但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返回美国，中断这个庞大的项目。1920年，米尔斯将手稿和实物标本交给伊博恩，伊博恩也踏上了研究中药材的漫漫征程。1922年，施米特（Carl Frederic Sclmitt）受洛克菲勒基金会派遣建立了一个药理系，并开设了药理学课程，陈克恢受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药学系助教。从1923年开始，三人共同研究中药，首先选择当归和麻黄作为研究对象。对当归的研究虽然在药理学上的工作比较详细，但其活性成分在化学上还未提取得到，因此1924年发表的有关当归的报告并没有引起世人注意。然而，陈克恢与施米特的麻黄素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在他们离开协和之后，接替药学系主任的伊博恩继续研究麻黄素的各种问题。他与赵承嘏、冯志东、朴柱秉等人合作，并扩展到其他中药领域，使协和因其对中药的研究而闻名于世。
伊博恩对中医药的研究堪称当时的佼佼者。他认为，古代中国医生的医疗实践如今仍被延续着。虽然在他所处的年代，中国的1880种医疗方法中被现代科学所认同的有效方法只有60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深深吸引了他，他认为中医疗法并非无用，只因其价值还没有被发现。
当时有关中医药文献的国人著作较少，且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袁淑范毕业于满洲医科大学，1920年年初在《民国医学杂志》上连载了66种中医药相关研究，后因在日本深造而中断。但这些几乎全部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1935年，由上海中医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附中药标本图片。虽然这本大辞典是一本巨著，但它在引用科学文献时有许多错误，医学解释也牵强。而伊博恩对传统本草典籍，如《本草纲目》《救荒本草》等的研究和整理填补了传统中药研究的空白。
伊博恩用科学的方法对中药的文献进行了整理，所著的《荒年可食之植物》的副标题“Giring Their Identity, Nutritional Values and Notes Oll their Preparation”精确地概括了书中所包含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该书用现代植物学为《救荒本草》中的药物进行了新的定义，确定其营养价值，并提供采摘和食用方法。书中还绘制了植物图例便于在收集过程中识别。
雒魏林是伦敦会的医学传教士，他最早关注《达生编》的研究。1842年，他翻译了道光五年版（1825年版）的《达生编》。他的朋友丘吉尔（F.Churchill）将其发表在《都柏林科学杂志》上。1881年，英国军医戈登（C.A.Gorden）将这一翻译纳入了《海关医务官报告》。
1859年，嘉约翰（J.G.Kerr）创办广州博济医院，并担任院长。1860年，在博济医院的嘉约翰为一个孕妇做难产碎胎术。她的丈夫在旁边一直阅读《达生编》，试图解决胎儿下巴卡在骶骨的问题。
嘉约翰在阅读《达生编》之后颇感兴趣，为了介绍该书在难产方面的各种解决方法将其翻译成英文书稿，并寄送到美国与同行分享。不幸的是，这个译本当时没有出版。后来，费城医生哈里斯（Robea P.Harris）对其手稿进行了润色，并于1881年发表在《美国妇产科与疾病》杂志上。美国妇产科学界直到1894年才注意到嘉约翰翻译的《达生编》。在费城产科学协会举办的年会上，嘉约翰被邀请出席并就《达生编》和中国产科现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后来，嘉约翰翻译的《达生编》发表在《妇科儿科年报》和《美国妇产科学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