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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医外交的概念由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曹洪欣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严格来讲，“外交”一词并非现代的概念。外交作为国与国之间交往和交涉的现象，古已有之，甚至在产生国家之前已有外交活动的萌芽。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外交，古代中国称外交为“外事”，清末曾称“外务”。
中国外交起源于中国历史上汉族政权与其他政权之间的交往，也包括汉族不同政权之间的交往，如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交往。
最早的中医药对外交流可追溯到公元前257年，中国医生崔伟曾在越南治愈了雍玄和任修的虚弱症，并著有《公余集论》。国人熟知的中外交流往事中，也时常会看到中医药的身影。如：张骞出使西域促进药物交流，鉴真东渡日本为光明皇太后、圣武太上皇诊病，郑和下西洋的“设帐施诊给药”等都有中医药国际交流的痕迹。
在我国历史上，近似现代中医外交的案例与实践不胜枚举，出现了现代外交这一近代事物的古代遗存现象。比如，中医曾在北宋、高丽和辽国的政治军事角力场上以卫生外交的形式出现。1010—1016年，辽圣宗耶律隆绪伐高丽，破郭州（今朝鲜平安北道郭山郡），掠获珠宝辎重甚多，高丽死亡数万人。高丽急切地寻求北宋的支持，并在1016年至1022年间恢复大宋年号，表明政治立场，多次以遣使等各种渠道，希望北宋给予高丽军事援助。北宋受制于1005年和辽国订立的《澶渊之盟》“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应在军事上保持中立，未给予高丽军事援助。但是北宋采取了中医外交的方式，于1016年和1021年两次赠送高丽当时最先进的中医著作《太平圣惠方》，并与之保持外交关系至1030年，后高丽臣服于辽国，双方外交中断。1068年，宋神宗即位后采取联高丽抗辽的政策。1072年，宋辽界河纠纷之时，宋神宗再次运用中医外交，遣中医医官王愉等人赴高丽访问并治疗高丽文宗的风痹症。1073年，高丽遣使回访北宋求医书。1074年，宋神宗派扬州医助教马世安等8人组成中医外交使团赴高丽。中医外交使中断了40余年的北宋和高丽双边关系正常化。1078年，高丽文宗风痹症尚未痊愈，北宋又于1079年派遣翰林医官邢慥等88人带百余种药物前往救治，而后又派马世安前往高丽。
当然，朝中亦有持不同政见者。1093年，苏轼不同意高丽用《黄帝针经》向北宋换取高丽治国理政需要的《册府元龟》《资治通鉴》，为此上书宋哲宗《论高丽买书利害劄子三首》，宋哲宗最终排除众议，换回了《黄帝针经》。苏轼还希望采取措施禁止《太平圣惠方》等相关书籍的对外出口，以尽可能避免中国先进文化科学技术的无偿外流。上述案例仅为古代中医外交实践的沧海一粟。由此可见，中医外交是经过历史反复验证的外交方式。详情可参见本书第一章“中医外交总论”中“中医外交的发展与溯源”一节。
外交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机构与人员的官方行为，使用交涉、谈判及其他和平方式对外行使主权，以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不同的对外政策形成不同形态和类别的外交。
简言之，外交指任何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和平方式，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处理。
目前，关于中医外交的概念，国内外学术界尚无明确界定。中医外交是否适用“公共外交”或“卫生外交”，在我国理论界和实践中存在较大分歧。学术概念不清，使中医外交在外交理论和实践中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或仅限于医学技术交流层面，或忽视了其多元价值，“弃宝山而不用”。“有概念，无界定”这一中医外交“走出去”的阻力亟待破解。清晰界定中医外交概念是学术研究的基本需求，也是指导外交实践的依据，故有必要对其概念从更高层级加以阐述。
中医外交具有鲜明的医疗属性，并非传统的政治议题，从此角度看似更接近“公众外交”或“公共外交”范畴。在新型公共外交概念中，国家外交部门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多边环境中都是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也意味着国家机构在新形势下会不自觉地发挥主导力，通过集中资源优势和政策能力来应对挑战和增强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外交部门需要发挥公共外交在“发展改革”中的作用，以利用这一更开放的平台来释放其机构整体发展动向的话语信息。
中医外交具有部分公共外交的特征：（1）中医外交与公共外交一样，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方式。公共外交宽松、生动和灵活，重视各方参与、多方互动，也使中医外交在多元合作中游刃有余、在多边外交中互惠互利、在多极化的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十分契合习近平总书记“着力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宣传工作、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的讲话精神。（2）中医外交符合中国公共外交重视人民性的特征。世界各国都重视公共外交，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及其深远意义不言自明，因为我们党的崇高理念就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李肇星，2010）。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3）公共外交是中国外交重要的开拓方向，是应运而生、正逢其时、大有可为的（杨洁篪，2010）。
中国公共外交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王毅，2014）。中医外交和公共外交一样可成为国家关系的“稳定剂”、人民友谊的“播种机”、文明对话与人文交流的“传感器”。
中国还经常用“民间外交”这一概念，民间外交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政治术语，并非一个严格的学术范畴。从外交的严格内涵来说，外交是一种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主权意志表达行为，纯粹民众之间的交往不过是民间交流，绝不是什么外交行为。
一旦有中央政府意志加入，就不再是中医药国际交流，而是中医外交。中医外交在这一点上亦不同于“二轨外交”组织和参与的非官方性。中医外交虽与中医药国际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不是中医药国际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药国际交流多次登上外交舞台，不断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仅根据网络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以对象国首脑参与中医治疗或相关活动的数量为例，中医外交中的首脑外交自2011年至今的数量已超过1949—2010年的累计数量，很多外国政要如苏加诺、西哈努克、李光耀、金日成、叶利钦等都曾向我国请求派遣中医药专家进行诊治，加深和发展两国外交关系之余，也使中医药文化在这些国家有了越来越深厚的民意基础。
同时，部分国家首脑甚至直接参与了中医药教育和推广。如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受聘北京中医药大学名誉教授（2014）、塞舌尔前总统詹姆斯·曼卡姆受聘南京中医药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2014）、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受聘江西中医药大学名誉教授（2015）等，以中医外交为纽带拉近了双边的友好关系。
中医外交可以纳入“卫生外交”的框架，作为中国特有的卫生外交方式。“卫生外交”这个概念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出现，相近的词语还有医疗外交（Medical Diplomacy）、国际卫生外交（International Health Diplomacy）、全球卫生外交或全球健康外交（Global Health Diplomacy）。
随着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加剧，卫生外交已成学界的热点之一，并在各类全球卫生事件中不断实践。全球卫生外交是在维持和加强国际关系的同时，尤其在冲突地区和资源匮乏环境中，满足提升全球健康双重目标的一种政治改革活动。需要指出的是，不是所有的健康外交都是为了获得全球健康目标，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健康干预支持其未来外交政策目标。
与全球和地区层面上的公共卫生外交比较起来，双边公共卫生外交更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这种双边层面上的公共卫生合作，不但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对双方之间全面关系的巩固也是一种促进。卫生外交虽属“低级政治”领域，但正在对中国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在经典的国际外交理论基础上，卫生外交的价值正逐渐提升，这为中医外交提供了必要的学理基础。
外交主体是一切外交行为中的行为者，中医外交实际上具有卫生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双重属性。这一双重属性是由中国外交的人民性特色与中医外交的多种内涵所决定的。中医外交的主体既不应局限，也不应泛化，中国为中医外交最重要和最主要的主体，中医外交的客体是其他国家或国家级国际组织。中医外交的执行者包括官方外交执行者（国家的官方机构）和非官方外交执行者（各种非外交专职部门、半官方机构、团体和个人）。中医外交的内容可参照卫生外交，包括两方面：一是利用中医药促进国家对外交往（为外交的中医药）；二是促进中医药海外发展（为中医药的外交）。但本书讨论中医外交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国家对外交往，而非通过外交来服务中医药发展。故中医外交的概念可定义为：国家以中医药服务、产品、理念等为载体促进对外交往，从而影响国际关系、服务人类健康的外交形式。
中医外交是我国参与世界“医疗外交”竞合亟须的新载体。疾病和健康等卫生问题是穿越国界的、关系所有国家的问题。健康与外交政策的紧密联系已持续多个世纪，无论是作为全球健康目标还是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都是为了确保国家的经济或安全利益，以及在相互竞争利益的集体谈判中取得预期的结果。早期许多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往往通过行医进行传教活动，如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年）所著的《泰西人身说概》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
20世纪至今，海外卫生外交的理论和实践日趋成熟。有观点认为“医学外交”的概念由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卫生特别顾问彼得·伯恩（Peter Bourne）于1978年提出。但早在1881年，美国就首次主办了关于黄热病跨国控制问题的国际会议，此举标志着其卫生外交的正式开始。
1902年，美国主导建立了泛美卫生组织（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PAHO），总部设在华盛顿。1946年，纽约国际卫生会议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宪章。196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对外援助法案》及其修正案第104条有关于卫生援助的内容，直接表明了美国在全球开展对外援助的意愿。此后，美国政府越来越重视通过卫生外交的手段为其全球战略目标服务。在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之后，美国政府通过向海外派遣训练有素的医生和医疗团队，培养当地人民对美国的“好感”，渗透所在国的决策者，从而为美国施加影响力提供绝佳的机会，维持美国与相关国家的“友好”与可持续关系。
2003年，小布什政府启动了“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在2009年5月5日宣布了“全球卫生倡议”（Global Health Initiative）。2019年5月9日，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发布《全球卫生安全战略》（GHSS）。该战略的核心目的在于维护美国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其全球影响力。然而，在全球疫情中该战略未能有效“加强全球预防、发现和应对传染病威胁的能力，无论这种威胁是自然的、意外的还是蓄意的”，相反，该战略在某种程度上为美国推卸责任、污名化中国的行为提供了技术支持。
卫生外交已成为区域性大国外交竞合的“标配”。
（1）日本情况。2010年，日本发布的《日本全球卫生政策2011—2015》（Japans Global Health Policy 2011—2015）使其成为亚洲首个出台全球卫生策略的国家。2013年6月，日本外务省发布了《日本全球卫生外交策略》，将全球卫生作为日本外交优先领域。2015年，日本制定了全球卫生策略《和平与健康的基本方针》。《和平与健康的基本方针》基于人的安全概念促进卫生开发合作，通过卫生援助提高卫生水平，帮助消除贫困，根据不同国家地区设定不同优先策略。
此外，日本对汉方药的国际化采取了“专利先行”战略，在日本国内积极注册汉方药相关专利的同时，也向海外提出相关专利申请，以便进入他国市场。据有关数据统计，平均每项日本专利申请进入1.8个其他国家，且58%的申请至少进入1个其他国家。
（2）韩国情况。韩国政府1993年成立了大韩韩医义诊团（KOMSTA），长期活跃于国际舞台，已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团开展医疗活动约200次，实现了三点外交价值：一是为韩国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就职的高级别岗位官员输送打下了良好的外交基础；二是兼具文化外交价值，不仅宣传了源于中医的韩医，甚至在针灸起源、药材等方面与中国形成一较高下之势；三是促进了韩国健康产业的发展，高丽参、本草药妆等创造了极高的附加值。2009年7月31日，韩国《东医宝鉴》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医学著作。（3）印度情况。2014年12月11日，联合国第69/131号决议将6月21日设为国际瑜伽日。“以瑜伽外交（Yoga Diplomacy）作为国家品牌已逐渐取得政治影响”（Edwards, L.，2016）。2015年5月，印度政府正式修订完成了第12期《AYUSH国际合作提升计划》（AYUSH指传统医学部），计划充分考虑了印度传统医药在国际发展中各类参与者的诉求，鼓励包括政府官员、外交使团、制药企业、研究机构、出版社、留学生等不同群体与组织参与AYUSH的国际推广工作；提出通过国际交流窗口（如会议、展览等）、扶持机构研究、吸引留学生、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等方式，多维度搭建其他国家从了解AYUSH的基本情况，到接受AYUSH疗法进驻其卫生体系的平台和途径。值得警觉的是，藏医药在印度被称为索瓦日巴（Sowa-Rigpa Medicine），2010年藏医药被正式纳入印度医疗体系。2017年，印度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名将藏医药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理由之一是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直接采用了《八支心要本集》的内容，且其全名《甘露精要八支秘诀续》还具有阿育吠陀式特点，以至于部分国外学者持有“藏医源于印度”的不客观观点。印度政府传统医学部出版的《2018年印度传统医学部》（AYUSH in India 2018）明确将索瓦日巴写入其部门名称中，即Ministry of Ayush（Ayurveda, Yoga&Naturopathy, Unani, Siddha, Sowa-Rigpa and Homoeopathy），Government of India。
2019年，印度在争议地区成立国家索瓦日巴研究院，并由时任国防部部长尼玛拉·西塔拉曼宣布该消息，这一行为具有强烈的外交色彩。
医疗援助是卫生外交的主要方式，更多依赖其执行者的工具性，也是近年来国际重要的外交手段，具有超越政治的便利性，能够起到上层政治黏合剂的作用。国际上，援助政策的制定有三种类型：外交部独立制定、发展部独立制定以及外交部与其他公共部门（如财政部、工贸部等）共同制定。援助政策的执行则由一个或多个独立的部门负责。该模式将政策制定与业务执行分离，其最大特色是专业性非常强，采用此种模式的国家有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瑞典等。著名的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如美国国际开发署、法国开发署、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均雇用了大量专业人员，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田野作业，取得了丰富的国际发展援助实践经验。
仅1986年到2013年10月，日本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共向139个国家派遣了3595人次的专家，同时在1986—2012年期间接收了来自142个国家3482人次的海外研修人员。
美国通过向外派遣医疗专家和团队培养当地民众对美国的好感。
古巴更是自从“古巴革命”开始，就不断向拉丁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国家派遣国家医疗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国的外交封锁，实现创汇从而提高国际地位的目标。
抗击埃博拉疫情中，古巴派出了400多名医护人员，其所提供的优质服务被学者认为是“小古巴提供了大教益”。
甚至，古巴的一系列“埃博拉外交”行动被学者称为“实现古美关系正常化的序曲”。
详情可参见本书第二章“现代中医外交实践”。
对比美日两国的卫生外交、印度的瑜伽外交、韩国的韩医外交等收获的显著成果，中医外交更像是一个有待发声的“朋友圈”。主要的制约因素是中医外交的实施框架缺失，缺少顶层设计。以最基础的中医外交形式“首脑参与型——中医药服务外国政要”为例，仍处在“被动、随机、低水平”的阶段：（1）大部分对象国政要慕名而来，向中国政府提出中医诊疗诉求，使得中医诊疗服务处于“被动应答”的状态；（2）多数外国友人对中医药的了解不多，而采用中医药治疗往往因为偶然事件，如里约奥运会美国游泳选手菲尔普斯背部的火罐印通过电视曝光，才使世界对中医火罐疗法关注升温；（3）对象国政要接受的中医治疗，多为本国“洋中医”、韩医或华侨中医，很难代表中国中医的最高水准。
中医外交的基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价值基础。中医外交具有多元价值——“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重要的生态资源”（刘延东，2014），在卫生外交、经济外交、科技外交、环境外交和文化外交（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972）领域内，中医外交都有体现。中医的卫生外交价值来自临床疗效，验案众多，无需赘述，其他领域情况介绍如下：（1）经济外交价值。经济外交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和性质：第一种为利用经济手段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第二种则意味着在对外关系中着重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联系，以发展本国的经济并通过外交手段处理经济事务，修正和协调经济政策，维护国家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权益，增进国家的经济利益。
虽然某些中药材曾多次出现在中美双方的提高关税清单中，但中医外交的经济外交价值仍主要体现为维护和增进国家的经济利益，如发展中医药在世界各地的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据统计，2017年我国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7500亿元，根据《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介绍，到2020年突破3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保持在20%。目前，我国已同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和地区签署了86个中医药合作协议，世界中医药服务市场估值达到每年500亿美元。商务部等14部门联合出台《关于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的若干意见》说明了中医药服务贸易中所蕴含的经济价值已受到国家高层的注意和重视，针对其进行了战略部署，成为中国发展经济实力新支点。
（2）科技外交价值。科技外交是指以主权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机构、科技部门、专门机构（如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为主体，以促进科技进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宗旨，以互利互惠、共同发展为原则而展开的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等之间的谈判、访问、参加国际会议、建立研究机构等多边或双边的科技合作与交流。英国皇家学会报告认为，科技外交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科学咨询，为外交政策提供信息；二是促进国际科技合作；三是利用科学技术合作改善国家间的关系。
从社会与经济发展角度看，大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与高技术产业方面的合作，应是拓展中国科技外交工作空间的重要战略。
2015年，屠呦呦因青蒿素抗疟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在获奖演讲中，屠呦呦说早在公元前2世纪，《五十二病方》一书中就对青蒿素有过记载，自己是从中获得了启发。中医药作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完整的科技体系，其科技研究成果和创新药物使中国在全球生物医药和医疗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既可以在“科学技术的外交”中发挥价值，也可以作为“外交的科学技术”发挥价值。（3）环境外交价值。环境外交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机构和人员的官方行为，运用谈判、交涉等外交方式，处理和调整环境领域国际关系的一切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寻求加强国际环境合作的方式；国际环境立法谈判；国际环境条约的履行；处理国际环境纠纷和冲突等。
环境外交已经成为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的优先议程，受到人类社会的重要关注。
中医的环境外交价值主要体现在治理荒漠化这一世界性的难题。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环境治理工作持续开展。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发现中药能够有效地处理水环境污染、土地石漠化等问题，如肉苁蓉、甘草等中药在全球荒漠化治理中发挥了明确作用，向他国提供了治理环境的范式。在中医外交进程中的环境价值不仅可以为对象国的环境带来有效的改善且在经济收益上能够起到鼓励当地人民种植，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就业问题，一举两得。中医外交的价值体现根据不同的外交场合有所侧重，但绝非单一价值，其具有复合性和跨界性。详情可参见本书第一章“中医外交总论”的第三节“中医药在外交中的价值存在与发展展望”。
价值基础还体现在中医外交是中国的软实力。全球卫生外交的作用是多重的，从其对中国的影响可以看出，它可以作为一个国家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工具，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国家的形象塑造，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软实力”指的是“一种常常源于文化和价值观念并在大多情况下被忽略的吸引力”，而一个国家吸引他国的能力源于其文化、价值观、国内实践及其被视为具有合法性的外交政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大国崛起的过程中，软实力是中国在外交中应着重加强的领域。卫生进入了全球发展议程，成为千年发展目标的核心；超越国界的疾病威胁全球人民的健康，成为重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国民健康是生产力的源泉，投资健康就是促进经济增长；卫生关系社会公正，消除健康不公平，国际社会义不容辞；卫生体现国家软实力，是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
中国在跨文化背景下参与多边卫生援助的管理能力、谈判能力、语言能力、外交素养也亟待提高。
2010年6月20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澳大利亚出席由南京中医药大学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办的“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及“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孔子学院把传统和现代中医药科学同汉语教学相融合，必将为澳大利亚民众开启一扇了解中国文化新的窗口，为加强两国人民心灵沟通、增进传统友好搭起一座新的桥梁”。软实力的核心是价值认同，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以“和”为核心的复杂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通过中医外交能够大道至简，由“一根针”“一把草”“一套养生功法”直观代言。中国“和谐世界”理念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表述，对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9年10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指出，“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促进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在外交工作中，文化差异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各国的语言文化、传统习俗、宗教信仰、历史演变所造成的。文化力可使一国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外交政策，使他国采取其希望的行动，实现预想目标。
故在进行对外交流与合作中打破文化差异的天然壁垒显得格外重要。
从中医切入文化，可规避不同文化的正面冲突，让外国民众能更好地理解“和谐世界”“和平崛起”等观念，让西方政府了解、理解除了“零和博弈”还有“共生双赢”。毋庸置疑，中医外交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符合我国外交以文化先行的总体策略，中国一直致力于签署国家间的文化合作协定；建立中美、中俄、中欧等世界范围内的双边、多边人文合作机制；积极举办各类“国家年”“文化节”“文化年”等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外交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机制，作为国家之间进行和平交往的渠道、发展国际关系的手段，它既有延续性又有变化性。当代外交方式的变革是人类物质文明进程与精神文明进程的客观需要，因此，一个国家的外交手段、方式越丰富越有利。中医作为中国软实力代表之一，中医外交丰富了中国外交的方式，在外交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以中医作为中国软力量的突破口独具优势。
中医外交的基础的第二个方面，是民间基础。中医药已经传播至183个国家和地区。两千年来，中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中西亚、南亚有过颇多的交往，中医脉诊、针灸、推拿、胎产等技术，以及大量的药物和医籍从这里传到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反之，很多外来药物也不断充实着中医药资源，如中亚地区就盛产甘草、麻黄、黄芪等常用中药材，而可用的药物种类可达2014种。中医在世界范围内深厚的民间基础，源于中医的医疗属性关切民生，易于被民众接受。176项中医优势病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12）均有牵头单位和专家队伍，形成了一批特色疗法和特效药物。卒中后遗症、眩晕、帕金森病、失眠、自主神经功能紊乱、慢性肾衰、慢性前列腺炎、肝硬化、风湿、痛风、肿瘤预后、某些血液病和妇科疾病的中医治疗都曾经得到外国政要的赞赏，为中国外交做出贡献。如瑞典是医疗条件优越而思想又比较保守的国家，以前人们把针灸称为“魔针”，听到针灸时纷纷摇头，更认为中国医学是天方夜谭。许多患者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求诊，结果，卓越的疗效成为中医最生动的口碑，引来更多求诊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大批非华裔不再把中医药当作“神秘疗法”，或斥之为“东方巫术”，开始逐步理解、接受中医。现在，越来越多的瑞典人愿意选择中医的天然疗法和天然药物。
中医得到众多国家的认可，为开展中医外交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据不完全统计，全球约有89个国家在相关法令中，对针灸执业进行监管，部分国家甚至颁布了针灸师注册细则。约有24个国家在相关法令中，承认了中医的合法地位，对其执业进行监管。以澳大利亚为例，1887年维多利亚金矿区就已经有50名中草药医师从业。
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长年腰疾，尝试针灸疗法得以痊愈，在澳大利亚掀起了“针灸热”。1992年，维多利亚大学开设第一个中医学位课程。1993年，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开展中医五年制本科学历教育。目前，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悉尼科技大学与西悉尼大学为澳大利亚最主要的三所开展中医药教育与国际交流的综合类高校。2000年5月，澳大利亚成为首个中医立法的西方国家。中医药在中东欧、欧盟、非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和国际组织中的基础也不断被夯实，虽然有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但中医的海外发展趋势是总体向好的。详情可参见本书第四章“双边合作与中医外交”。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面临更多的健康问题，如新发和复发传染病不断涌现，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日益增加，健康不公平广泛存在等问题，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社会及相关方共同协调解决。全球卫生治理以及卫生外交日益成为卫生和外交领域的重要议题，卫生不仅局限于纯粹的技术领域，而且已逐渐扩展到社会发展和外交领域。
当今卫生治理的全球化是每个国家开展卫生外交的背景，特别是对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而言，全球卫生外交更是彰显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在全球卫生治理方面，相较于较发达国家，中国起步晚、介入浅、缺少原创技术和药品，很难取得国际话语权。中医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有助于中国摆脱在全球卫生治理中话语权缺失的窘境，并成为中医外交的重要实践形式。中医外交符合中国全球治理观。在全球治理观方面，我们需要知道，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开展全球合作；全球治理的目标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全球治理的主导力量是联合国；全球治理的准则是《联合国宪章》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本书就中医药参与中亚、西亚—北非、海合会和中东欧国家卫生治理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详情可参见本书第三章。
中医外交可分为医疗援助型、多边合作型、首脑参与型和支点吸引型四种类型。
（1）医疗援助型。对外援助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近60年来，我国所派遣的医疗队一直活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其中中医针灸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名片”。中国外交坚持和平共处、与邻为善的方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顶层设计下，通过中医医疗援助更好地促进了中国与他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及利亚与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其中11个是中国曾派医疗队的国家。
在中国援助的121个国家中，非洲国家占51个，中医领域的援助方式主要为运用中药提取物青蒿素治疗当地高频发作的疟疾。
如马拉维，全国1600万人每年约有600万人次被疟疾感染。2007年12月28日，中国与马拉维正式建交，仅半年后（2008年6月），中国便派出了援助马拉维的医疗队，带去了治疗疟疾的中医特色药物和疗法。截至2017年，中国已先后向马拉维派出了5批医疗队，帮助马拉维的疟疾发病率降低了21%。
（2）多边合作型。多边外交是指两个以上的国家进行磋商、协调及通过国际会议的形式，针对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并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
多边性是全球化时代卫生外交开展的应有之义。北京大学曾多次举办“全球卫生外交培训班”，基于亚太经合组织、东盟“10+1”、中非合作论坛等地区性组织和论坛开展卫生合作交流活动
，但中国卫生外交在应对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仍然倾向于单边的派遣医疗救助或接受救助以及双边的合作交流。中国所开展的双边层面上的卫生外交主要集中在中美公共卫生合作和中非公共卫生合作两个方面
，在国际机制中的行动仍较为缺乏，发挥的作用亦不明显。为全球提供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产品，是中国新时期卫生外交的发展方向。
中医药参与多边合作不仅符合中国外交的理念，亦契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为世界解决全球卫生治理问题提供“中国答案”“中国方案”。在多边合作方面，中医药的文化价值与科学价值正逐渐引起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阿国家合作论坛、澜湄合作机制中都设立了传统医学议题。如：2015年12月，中俄两国联合在莫斯科举办的首届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传统医学大会上，中医成为主要议题，并受到广大与会者的高度关注。此外，国际组织也出现了助力中医药发展的新趋势。2011年5月，《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中医针灸”和“藏医药浴法”分别于2010年和2018年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增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间的对话和交流。2017年3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了中药编码规则国际标准
，该标准是我国主导完成的第一项中医药国际标准，也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内部两个委员会共同承担的首个国际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秘书处在上海中医药大学设立，扮演着ISO国际标准的“出口角色”。2019年5月，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被首次纳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代码（ICD-11）。
（3）首脑参与型。首脑外交是首脑个人参与国家对外关系进程，是一种古老的实践。首脑外交不仅具有礼仪性和象征性，而且对解决重大的双边或多边国际问题的影响逐渐加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年来中医药的疗效得到部分国家首脑及其家属的广泛关注与认可，如2016年G20峰会期间，土耳其第一夫人阿米娜·埃尔多安携土耳其副总理夫人、外交部部长夫人等20余人组团到杭州胡庆余堂感受中医药文化。中医外交的运用显著促进了中国与对象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与交流合作，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首脑增进友谊的桥梁与纽带。
（4）支点吸引型。2016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发布的《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出，“到2020年……以周边国家和重点国家为基础……合作建设30个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50家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示范基地”。因此可结合中医外交的实践需要，在国外分类布局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托中医药海外中心、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示范基地为支点开展中医交流。详情可参见本书第五章。
中医外交实践类型丰富、作用独特，但由于中医药海外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瓶颈，制约了外交功能的发挥。主要集中在：中医药海外发展风险问题、海外中西医合作发展问题、海外中医药教育标准化认证问题、中医药外向型人才培养问题、中医药的立法准入问题、中医药的国际市场竞争问题等。如近年来日本提出了将专利申请与保护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政策，意图以“知识产权立国”。其中，制定规则是国际合作话语权的核心所在。规则制定权能彰显中国的软实力，要发挥中医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积极参与国际规则、标准的研究与制订，如：中医药产品和服务的国际标准、中医药贸易的国际定价权、中医药国际知识产权和传统医学的国际标准等。详情可参见本书第五章。
中国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倡者，在加强全球卫生治理方面将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通力合作、发展共赢、实现全球卫生公平”是中国对外卫生合作与交流的原则。
结合我国外交理念与中医特点，在此提出中医外交的基本原则“立足传统，互惠包容，精诚仁爱，以和为贵”，供学界探讨斧正。
中医外交的布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结伴不结盟”的国际交往原则。2017年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指出：“中国将进一步联结遍布全球的‘朋友圈’。”中医外交可在三个层次进行布局：（1）区域合作：积极运用中亚与独联体（上合组织）、南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机制）、东南亚（中国—东盟“10+1”合作机制）、西亚（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合作机制）、中东欧（“16+1”合作机制）、非洲（中非论坛）、拉美（中拉论坛）及金砖国家等合作平台；（2）双边合作：分类布局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依托海外中医药中心、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开展中医外交；（3）国际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难民署（UNHCR）、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国际植物药监管合作组织（IRCH）、国际药品认证合作组织（PIC/S）、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国际奥委会（IOC）、世界旅游组织（UNWTO）等重要国际组织开展合作。
中医外交的政策保障方面。中医外交应得到法律保护和政策支持。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2016）》和相关外交法规的基础上，探索中医外交的政策保障，建立中医外交的政策基础。
中医外交的推进策略方面。中医外交的应用应积极推动。（1）服务“一带一路”。根据《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将中医药海外中心作为中医外交的民心工程和文化亮点。我国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作为中国主场外交，为中医外交提供了平台和机遇。（2）纳入部际协调。中医外交应作为重要议题，积极纳入部际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国家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国务院领导同志担任召集人”（国务院，2016）。（3）创新外交手段。借鉴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CTP（Capital Technic Policy）等新理念突破中医药贸易壁垒，运用“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进行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4）探索发展路径。当前的外交活动涵盖了从民间到官方、从“低级政治”到“高级政治”、从中国主动到全球主导等多条路径。（5）把握“关键少数”。为对象国政要这一“关键少数”提供一站式中医药诊疗“服务包”，不断充实外交“成果实例”。本书亦对如何开展中医药“一带一路”经济产业合作、如何进行文化宣传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推进策略与展望。详情可参见本书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