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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供应链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对中国发展带来多重挑战，要求我们系统应对，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提升供应链战略水平，加快推进供应链强国建设。
供应链是一种关系，是相关市场主体基于利益连接而形成的分工合作关系；供应链是一种方式，是超越单一市场主体边界进行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和价值创造方式；供应链是一种能力，是相关要素资源整合、供需匹配和市场反应的能力；供应链是一种系统，是包含具体的元素并有着特定的目标的系统；供应链是一种生态，是由各种互相联系、协同合作的多元主体组成的产业生态；供应链是一种治理，是企业与产业发展的一种治理模式。
供应链涉及上中下游市场主体及相关要素，涵盖人流、商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等，对“链”中的主体、要素、“流”进行优化，可以提高供应链的总体效率与安全水平，这不仅关乎企业竞争力、产业组织效能，关乎地区经济增长与国家竞争力，还关乎国计民生与国家安全。供应链的体系、结构、规模、范围、效率决定着企业、产业、地区、国家间的连接能力、通达能力、市场反应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交流互鉴能力、创新能力及发展能力。推动供应链有效发展不仅是企业、产业战略关注的焦点，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重塑利益格局、竞争格局和发展格局有重大影响。
供应链具有相互依赖性、多样性、演化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等特点。各行各业形成的供应链网络体系，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基础。如图1.1所示。
图1.1 供应链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
供应链的形成与发展深受国内外经济、社会、政治、科技、环境等影响。在不同的条件下，政府与企业会根据战略需要作出相应的选择。
当一国的供应链超越国家边界在全球范围进行人流、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配置时，该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能力、分工能力、价值创造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就会进一步提升。如图1.2所示。
图1.2 “五流”、供应链与国际分工
受全球经济、政治、科技、社会、文化、军事、疾病、生态、自然灾害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的动力、功能、体系、治理、成本呈现出一些重要的新变化。
一是，安全权重显著增加的动力之变。 当前世界动荡加剧，局部战争频发，世界性自然灾害和卫生防疫事件多发，对供应链安全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国家安全成为全球供应链变化的重要驱动力，确保供应链安全，应对各类外部因素对关键产品和物资供应的影响，保障本国或区域内经济安全、民生安全和国家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家利益。美国率先将全球供应链纳入国家安全战略，通过重大战略调整和制度性安排，试图重塑全球供应链，构建全面解决供应链安全的体系架构。欧盟、日本等国家改变单纯追求“效率优先”，推进供应链多元化，保持效率性与应对能力的平衡。
二是，成为国家竞争与对抗工具的功能之变。 一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反映其在国际经济政治权力结构中的角色。供应链越来越被用作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演变成国家间博弈的新型场域。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2023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增长态势，并导致全球化面临更多挑战。2023年，全球各国共实施了约3 000项贸易限制措施，是2019年的3倍。美国奉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冷战思维，以维护安全为名义行保护主义与战略遏制之实，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WTO规则，针对竞争对手构建供应链联盟，加剧国际间经贸、科技对抗，触发地缘政治冲突，国际物流通道中断、国际金融结算通道切断等风险发生的概率加大，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上升。极端条件下，甚至已经出现在国家对抗中将民用产品供应链“武器化”的非常规手段。
三是，多元化布局的体系之变。 全球供应链正从过去主要基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利益的分工合作，转向综合考虑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资源要素配置与布局。全球供应链正走向分化，相同的生产和流通形成不同的平行供应链。一些西方国家实施基于价值观的供应链组合路径，推动供应链阵营化、集团化、友岸化，而一些国家寻求国际政治经济平衡的供应链发展路径。
全球供应链体系因其不断增加的风险性而开始收缩，朝着区域供应链体系转变。以区域中心国家控制核心环节、周边国家支持生产为特征的区域循环体系可能取代传统体系。如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地区，以德国为中心的欧盟地区。区域自贸协定的签订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供应链区域化。地缘冲突、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冲击全球供应链断链现象频发，进一步使全球供应链解构重组。此外，许多国家直接以生产补贴、税收优惠、政府投资和政府采购等手段推动全球供应链重要环节和关键产品的本土化和近岸化。
四是，缺乏有效共识的治理之变。 国际多极化加速演进，没有哪一个大国能够成为全球秩序的决定者。但美国仍基于本国利益优先重构其全球供应链体系，争夺全球供应链主导权，不能正视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供应链力量的上升、全球供应链格局重塑的新趋势。以美国为代表由西方主导的传统全球治理平台缺乏公平性、广泛代表性和包容性，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全球供应链治理的目标、使命、机制、规则存在较大分歧。
五是，壁垒增多的成本之变。 动荡不安的现实世界形势，不断增加的安全壁垒、贸易壁垒、科技壁垒、绿色壁垒、标准壁垒也导致全球供应链成本显著增加。红海航运危机导致多家国际航运企业暂停红海航线或绕行，运距加长、时效变慢。例如，中国前往欧洲的海运货物绕行好望角后，平均运距会增加30%，时间会增加15-20天，运价因航行时间延长、船员及燃油成本、各种附加费和保险费等导致大幅上涨。
六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结构之变。 随着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深度应用，供应链数智化程度不断提高，供应链管理水平和运作效率不断提升，供应链透明化、柔性化、敏捷化、短链化程度不断推进。订单、生产、运输、仓储、分拣、装卸、配送、客服等无人化正在实现。可持续理念融入供应链全过程和产品全生命周期，降低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增强了社会责任。
上述全球供应链变局对中国发展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已经突破了供应链本身，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国际战略空间、产业竞争力均带来深远影响。
一是，暴露短板，凸显安全风险。 在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的过程中，大国博弈因素起到关键助推作用，特别是中美战略竞合，加速了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美国深化对华战略竞争，试图塑造美国“中心化”并“去中国化”的关键产业、关键环节供应链体系，其多数举措旨在扰乱中国产业布局，强力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基础性战略产业及未来产业升级步伐。尽管中国产业体系相对完整，但存在不少短板。在西方以“国家安全”和“供应链安全”为由对中国全面实施技术封锁、关键产品断供的条件下，中国高技术产业领域“断供”风险将不断加大。极端条件下，美西方阻断国际重要物流通道、金融支付通道，将严重威胁中国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
二是，国际战略空间受到挤压。 美西方国家通过“非市场化经济体”额外审查的排他性条款，或以“统一标准和技术规定”等间接方式设置排他性条件，或将中国定义为制度性竞争对手、加快转向“去风险”战略，以限制或孤立中国供应链体系，阻击中国产品“出海”。部分区域协定制定高标准规则提高准入门槛，或对敏感产品制定严格复杂的原产地规则，促使成员国更多使用区域内材料和中间产品，也将制约中国供应链体系发展。
三是，削弱产业竞争力。 美国推动产业回流、“友岸”“近岸”政策，通过“泛安全化”的行为扭曲全球供应链，企图实现美国优先的结构重塑，重新调整全球分工格局，使原有供应链空间布局发生变化。美国特朗普新政府进一步增加关税或将直接导致中国供应链成本上升，引发更多企业调整其全球供应链布局。在生产要素成本总体走高的形势下，供应链成本上升，将产生叠加效应，削弱中国供应链整体竞争力。
四是，流失部分能力，波及实体经济根基。 尽管当前中国产业向外转移规模不大，符合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规律，但受贸易摩擦、跨国公司供应链布局调整等因素影响，部分制造业加速向外转移。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印度等国利用国际经贸规则及廉价劳动力优势，纷纷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采取各类优惠政策与中国争夺跨国直接投资，加速处于观望状态的部分企业向这些国家转移的步伐。美欧等实施的“再工业化”战略，采取遏制中国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措施，也可能使中国境内部分具有优势的高技术产业向发达国家“回流”。这种新的变化趋势，或将影响中国实体经济布局，破坏实体经济良性循环，进而对中国的就业、民生保障等领域产生波及性影响。
面对全球供应链变局带来的系列挑战，加快建设供应链强国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抉择，是中国形成全球竞争新优势的有效途径，也是穿透西方战略遏制，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着力点。中国要以实现“高安全可控、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国际合作”为战略目标，以推进供应链现代化为主线，加强供应链战略设计与系统谋划。
所谓供应链强国，是指其重要、关键、核心供应链具有全球影响力、控制力、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及韧性能力的国家。要实现供应链强国的发展目标，需要全面系统地进行顶层设计与统筹谋划。
国家供应链战略是国家基于提升竞争力，保障经济安全、重要基础设施与通道安全，保障关键产业、企业、原材料供应，保护核心人才与知识产权，应对突发重大风险等目标而对本国供应链发展作出的总体谋划与部署。
一是，健全供应链安全风险防控机制。 将供应链安全纳入国家总体安全，建设涵盖包括基础设施、技术设备、上下游商品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等“硬”安全，以及信息、数据等“软”安全的可控、多元供应链安全体系。利用数据和行业专业知识，从关键性、脆弱性、韧性等维度系统评估与前瞻供应链风险。全面梳理和掌握供应链体系、结构与能力状况，系统把握重点领域供应链主体、战略资源、关键要素与变化趋势等。厘清短板与薄弱环节，明确最大风险点，制定有效应对方案。
二是，优先加强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韧性建设。 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凝聚和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社会资源，合力完成重要供应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在全国范围内筛选一批重点行业，实施“备链”计划，增强供应链发展的战略纵深和回旋空间。推进国际物流通道替代方案建设，增强国际物流供应链韧性。构建具有主导权的供应链金融交易网络。保障供应链信息网络和数据安全。
三是，完善应急供应链体系。 以第一时间响应为目标，健全应急供应链的分级响应和联防联控机制。加快完善国家储备体系，优化关键物资生产能力与区域布局，从供给、需求、设施设备、信息、政策等方面建立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军民一体的应急供应链服务体系。推动建立政府主导，企业、机构、军队等主体广泛参与、发挥各自优势的应急机制。利用大数据和可视化技术，建设应急供应链调度指挥平台，确保应急资源可找、可取、可用、可控，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
一是，构建涵盖国际、国家、区域、产业、企业等层面的多维立体供应链体系。 国际层面，对全球供应链体系进行系统性设计，优化布局，增强对全球供应链的战略主导能力和国际话语权，打造全球生产、流通、创新体系，增强国际物流能力、重要矿产资源国际供应保障能力等；国家层面，统筹供应链硬实力与软实力建设，加强对重点产业链、重点地区、重点产业集聚区、重要战略通道等规划布局，提升重大基础设施、重要原材料、关键技术、核心部件的供应安全水平；区域层面，规划布局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枢纽城市、重点产业集聚区的产业、科技、交通、物流、金融体系，形成产业合理分布、地区协同、城乡互动、平战结合的空间格局；产业层面，建设集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于一身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补齐重点、关键、核心行业供应链关键领域的短板，做强长板，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产业链，打造共生共赢供应链生态；企业层面，引导企业精准定位，加强能力建设，加强技术创新与管理优化，提升供应链的自适能力和韧性。
二是，畅通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促进供应链一体化。 商流方面，推动组织变革与模式创新，构建高效集约、线上线下融合的商流服务体系；物流方面，构筑统筹国际国内、东西南北、沿海和内地、城市与农村、社会化与自营有效衔接的物流服务网络，推进国际铁路、国际公路、国际海运、国际航空、国际管道、国际邮政和快递、国际仓储配送网络建设；资金流方面，提高金融服务供应链的能力与效率，匹配供应链上各类企业的资金需求，优化供应链金融组织形式、产品类型与经营模式；信息流方面，完善数据开放规则，推进供应链全链条数据共享和透明化，建设供应链“数据大脑”，精准掌握市场需求和消费者行为，支持供应链上下游各环节间及到终端客户需求的信息对接。推动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一体化运作，实现生产、流通、消费良性互动，增强供需对接能力。
三是，提升基础能力、创新能力和质量水平。 供应链现代化离不开夯实基础能力、提升创新能力和质量水平。夯实基础性研究、工艺、技术、软件、部件、架构、设施等基础能力。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协同，鼓励不同领域之间的融合创新。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掌握创新发展主动权。攻克长期困扰产品质量与功能提升的关键共性技术，使重点产品性能稳定性、质量可靠性、环境适应性、使用寿命等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密切跟踪、研究、采纳国际先进标准，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标准制定、修订，推动优势产业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推动标准国际互认。
四是，提升供应链智慧化、绿色化水平。 数智化是供应链现代化的重要方向。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发挥供应链平台的强大连接、多边撮合、精准匹配、个性服务作用，提高智能生产、智能物流、智能运维和智能风险防控水平，促进供应链的精准配置和动态管理，实现供应链全过程全场景可视、可控、可溯。
在供应链全链条导入绿色理念，统筹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在能源使用、生产制造、产品包装、交通运输、物流配送、废物排放等方面推进清洁化、减量化、资源化、循环化，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推动企业把核心价值观、经营责任与社会责任有机结合，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供应链体系。
五是，培育共生共赢的供应链生态。 推动优势企业以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自主品牌、标准、网络为依托，提升对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能力。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配套作用，鼓励其向“专、精、特、新、深”发展。推动形成以链主企业为主导，中小企业相配套，高校科研机构与金融机构相协同，优势互补、合理布局、高效灵活的共生共赢的供应链生态。
六是，优化区域供应链布局。 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为牵引，进一步深化区域供应链分工与协作。加快培育特色鲜明、专业化程度高、配套完善、优势明显的产业集群，构建组合式、协同化、敏捷型的区域供应链合作与创新网络。鼓励和引导东部产业优先选择国内产业转移，完善中西部地区政策与投资环境，使中西部地区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新高地。
一是，拓展供应链国际合作新空间。 发达经济体基于自身利益实施不同目标指向的供应链战略，与中国构成了既有分工又有竞争的多元复杂的国家间供应链关系，既是一种挑战，也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供应链新秩序提供了战略操作空间。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增强中国市场黏性，深挖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产业与市场互补性，稳住传统供应链合作，积极推动新领域供应链合作。中国根据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需要，密切关注与跟踪发达经济体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量子、海洋、高端装备等动向，加强战略对话与政策沟通。
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紧紧围绕发展主题，深度链接，加强对重点区域和国家的投资，形成更具战略性、互补性、稳定性的供应链合作体系。例如，东盟方面，深化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把握东盟加速成为全球制造基地的新趋势，以制造、交通运输、物流、矿产资源、数字经济、绿色产业为重点，推进标准制定、联合研发创新、互联互通，构建优势互补、共利共赢的区域供应链体系；金砖国家方面，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以构建战略协同的重点供应链为目标，深化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兴技术、智能制造、金融、交通运输、物流、资源能源、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方面的合作；非洲方面，针对非洲国家实现持续经济增长、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工业化、弥补数字鸿沟、提升产业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等需求，重点加强在基础设施、农业深加工、原材料工业、制造业、绿色能源、数字经济、交通运输、物流、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合作；拉美方面，针对拉美国家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的需求，重点加强在农产品、矿产资源、基础设施、先进制造、数字化转型、绿色转型、生物等方面的供应链合作。
二是，推动形成全球供应链治理新机制。 促进国际社会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开放包容、公平公正、有广泛代表性的全球供应链治理新机制。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支持联合国在全球供应链治理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二十国集团（G20）发挥重要治理平台作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亚太供应链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金砖国家构建发展中大国间的供应链合作机制。
与G20、“一带一路”沿线等国家或地区加强交流协商，发起提出全球供应链治理新倡议，内容包括：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打造开放包容、安全韧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畅通全球人流、商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遇，强化创新能力建设，使全球供应链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共同推进全球供应链数字化，建设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供应链；不把供应链政治化、武器化，避免全球供应链碎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