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国供应链发展阶段性特征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供应链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本研究结合中国供应链发展的时代背景、供需状况、供应链管理方式，以及在世界供应链体系中的地位等多个维度，分析不同阶段供应链发展的主要特征，研判供应链发展趋势。

一、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供应链特征（1949-1978年）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内商品供给不足；供应链管理主要呈现指令性、计划型特征；参与世界供应链体系程度不高。

（一）供应链发展面临商品供给严重不足的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举，中国工业在厂房残破、设备落后、产能低下的薄弱基础上艰难起步，原材料供给严重不足，制造业规模小，与发达国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很大差距。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总体上处于短缺的状态，商品供给严重不足。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见表2.1），1978年中国GDP总量为1 495.41亿美元，人均GDP为156.40美元。而当年美国GDP总量为2.35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15.73倍；日本GDP总量为1.01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6.78倍。从人均GDP来看，差距就更加明显。1978年美国人均GDP1.06万美元，是中国的67.55倍。这一年世界人均GDP是2 021.61美元，是中国的13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GDP为490美元，是中国的三倍还多。

（二）供应链管理呈现指令性、计划型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建立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物资储存与调拨体系，当时国家指令性计划的物资有1 200多种。所有企业都无权生产计划外产品并进行物资调运与产品交易，一方面资源短缺，一方面产品库存积压又十分严重。国家对生产资料和重要的生活资料（消费品）实行计划生产、计划分配和计划供应。计划部门管指标，物资部门管调拨，交通部门管送达。实行城市与农村、内贸与外贸、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分割管理。商业部负责生活资料，物资部负责生产资料，对外贸易部负责进出口贸易，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负责农业生产资料和农副产品，货物的运输也是交通部、铁道部、邮电部、民航总局分别管理。所有物资分国家指令性与地方指令性，设一级物资储备站与二级物资储备站。

商业运作上，不管是工业还是服务业，都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采取“大而全”“小而全”模式，社会化程度低，每个企业都自己设库，建车队，凡能自己干的从不外购、不外包。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与农产品收购总额中，政府定价比例分别为97%、100%和94.4%。运输与仓储价格也都是政府定价，价格是一种政府行为，价格与价值有一定背离。

（三）融入世界供应链体系程度低

这一时期，中国进出口数量很少。如表2.2所示，195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只有41.5亿元，其中出口总额20.2亿元，进口总额21.3亿元；到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也只有355.04亿元，其中出口总额167.65亿元，进口总额187.39亿元。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只占国际市场份额（44 375亿元）的0.8%，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4%，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度仅为0.1%。

二、改革开放至加入世贸组织前的供应链特征（1979-2001年）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从1979-2001年，中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全面改革，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这一期间，中国商品日益丰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逐步建立起市场化的供应链体系，并逐渐融入世界供应链体系。

（一）供应链发展面临商品日益丰富、与发达国家差距逐渐缩小的环境

如表2.3所示，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3 393.96亿美元，排名世界第6位，人均GDP为1 053.11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2001年，美国GDP总量为10.58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7.9倍（1978年是15.73倍）；人均GDP为31 280.76美元，相当于中国的29.7倍（1978年是67.55倍）。2001年，世界人均GDP为5 427.39美元，相当于中国的5.15倍（1978年是13倍）。

（二）企业外部市场定价、企业内部集成一体的供应链体系逐步建立

1．逐步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

1978年，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占97%，市场形成价格仅占3%。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提高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的价格改革正式起步。先后放开了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和多种工业消费品价格，对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制。为配合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改革进出口商品作价机制，使进出口商品价格与国际市场挂钩。针对传统的国内市场价格脱离国际市场价格的做法，进出口商品价格管理体制也做了很大改革。1990年除少数几种商品外，占进口商品用汇总额90%左右的商品实行了代理作价，即根据进口价加应纳税金和进口代理手续费等作为国内口岸外贸交货价格。粮食、石油等少数大宗出口商品按照国家定价收购，多数出口商品则执行国家指导价与市场调节价，从而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大幅度增长。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价格改革进入快车道，政府定价范围大幅缩减，到1994年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基本取消；粮食、能源、交通运输、公共服务等领域价格进一步理顺；《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于1997年12月29日颁布并于次年5月1日实施，使价格工作进一步走上法治化轨道。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作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日益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的重大判断。至此，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初步建立起来，市场决定价格的程度达到90%左右。

2．借鉴国外经验，引入先进的供应链管理系统

1978年，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意识尚不具备，人均劳动生产率仅为先进工业国家的几十分之一，产品交货周期长、库存资金占用大、设备利用率低等管理问题严重。为了改善这种落后状况，第一机械工业部旗下的企业开始引进ERP（企业资源计划）的前身MRP Ⅱ（制造资源计划）软件。1979年，MRP Ⅱ被大批引进，国家投资在长春一汽试点开发财务软件，同年沈阳鼓风机厂引进IBM的管理系统COPICS；1981年，沈阳第一机床厂从联邦德国工程师协会引进中国第一套企业应用MRP Ⅱ软件。接着，北京第一机床厂、第一汽车制造厂、广州标致汽车公司也先后购买了该系统。而此时MRP、MRP Ⅱ在中国港澳地区及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已广泛应用多年。华为自1996起就引入了MRP Ⅱ系统，为公司供应链业务的运作提供服务。1995年到1997年期间，柯达、宝洁等外资企业开始建立ERP系统。1998年，联想和海尔启动了ERP系统建设。ERP是一种基于企业内部范围的管理。华为对其供应链做了系统而全面的分析和诊断，提出向集成供应链（ISC）转变的目标，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集成供应链，增强供应链的灵活性和反应能力，缩短供应周期，提高供应链运作效率。从1999年到2003年，华为ISC项目基本完成，华为成功地整合了内部订单处理、采购、制造、交付等流程，华为供应链的响应能力、灵活性、客户服务能力都得到极大改善。企业信息系统的建设也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1997年，国务院在深圳召开第一次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提出“统筹规划、国家主导、统一标准、联合建设、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中国信息化建设指导方针；1999年11月，国家经贸委信息中心提出全面推进企业信息化倡议。

（三）处于世界供应链体系非核心环节

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规模都大幅度增长。如表2.4所示，这一时期中国进出口货物贸易从1978年的355亿元上升到2001年的42 183.6亿元，增加了约118倍；进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也发生了明显变化，1980年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占50.30%、工业制成品占49.70%，到2001年初级产品只占9.90%、工业制成品占90.10%。而在进口产品中，1980年初级产品占34.77%，工业制成品占65.23%，到2001年，初级产品占比为18.78%，工业产品占比为81.22%。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吸收外资总量还比较少。20世纪90年代，中央确定了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吸收外资进入高速发展的新时期。从表2.5可以看出，1991-2000年期间，中国共吸引外资4 508.3亿美元。尽管在1979年，国务院颁布的15项经济改革措施中明确“允许出国办企业”，但这一时期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很小，1991-2000年10年间对外投资合计仅236亿美元，对外净直接投资为-4 272.3亿美元。

这一时期，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规模不断增长，但总体上处于供应链的非核心环节。主要承接“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涉及的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人口红利等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供应链；同时，对外开放政策以“市场换资本”“市场换技术”战略为主，引进的外资企业以满足国内初级消费，以及制造业的部分中间品的生产为主。

三、加入世贸组织后至中美贸易战之前的供应链特征（2002-2016年）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迎来了经济发展更大的国际空间，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结构优化，供应链管理实现多方面的本土化创新，中国成为亚洲板块的核心和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关键节点。

（一）供应链发展面临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结构优化的环境

加入世贸组织15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的差距日益缩小。如表2.6所示，2016年中国的GDP总量为11.23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比重上升到14.7%，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首次达到31.5%，超越美国成为对世界经济贡献最大的国家；人均GDP为8 094.36美元，在上中等收入国家中的位次不断提高。2016年美国的GDP总量为186 951.11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1.66倍；人均GDP为57 866.74美元，相当于中国的7.15倍。

中国消费加快升级，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结构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自2012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首次突破50%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增长，2016年达到64.6%。中国商品消费经历从有到好的转型，居民对消费品质提出更高要求，更加安全实用、更为舒适美观、更有品位格调的产品市场潜力巨大；旅游、文化、体育等服务消费需求迅速增长；农村消费升级潜力巨大。

如图2.1所示，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持续减少，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持续增加，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第二产业。2016年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8.6%、39.8%、51.6%。高新产业增长迅速，大批传统落后产能遭到淘汰。

（二）供应链管理多方位创新

1．制造企业布局全球供应链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企业参与全球竞争，“走出去”的企业开始意识到供应链管理在竞争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从模仿国外先进企业的做法，到思考适应自身发展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华为、联想、海尔、格力等企业纷纷建立起独特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华为2005年海外销售收入首次超过国内市场，2010年成为仅次于爱立信的全球第二大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的成功离不开其建立起的集成、精益、敏捷的供应链管理体系，这一体系使华为能够进入多品种、定制化、高价值的通信设备行业，并取得竞争优势。联想完成对IBM公司PC业务的收购后，新联想的业务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原材料及产成品运输、进出口贸易，分拨及配送等。通过组织和流程重组，以及与上下游企业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并充分考虑贸易环境、税收、客户需求分布、运作成本等因素，新联想成功解决了国际国内两大IT系统融合和企业内部价值链协同的问题，实现了全球供应链网络优化、效率提升和成本控制。海尔从1998年开始，就提出要注重供应链的管理，以优化供应链为中心，在全集团范围内对原业务流程进行了重新设计和再造，与国际化大公司全面接轨，强化了企业的市场应变能力，大大提升了海尔的市场快速反应能力和竞争能力，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格力集团通过控股、收购、合作开发等模式，完成了包括港口码头、物流园区和高端VMI和跨境保税物流等在内的区域性完整物流产业链战略布局，大大提高企业供应链管理控制能力，增强了企业竞争力。

2．供应链管理专业化公司大量涌现

随着市场开放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增加采购并构筑现代供应链体系，这推动了中国的生产企业进一步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学习到世界一流的供应链管理思想，加快国内企业实施供应链管理的进程，促进中国东南沿海大型制造业和流通企业的供应链管理走向成熟。2002年，国内首家以“供应链”命名的从事供应链管理业务的专业公司在深圳成立。通过借鉴贸易型供应链管理服务商的先进经验，在深圳、上海、浙江、福建等地，中国传统的外贸公司、物流企业及出口加工企业，开始逐步引入第三方供应链管理。2004年，一大批公司分别由过去的进出口通关公司或进出口贸易公司更名为“供应链管理公司”，供应链管理行业异军突起。第三方物流企业服务模式及产业形态不断创新，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构建供应链一体化服务平台，对上下游企业进行深度整合，将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四流合一，提供供应链一体化的综合服务，向供应链管理企业转型。根据Armstrong & Associates，Inc.统计，2015年中国第三方物流市场规模占社会物流总费用的比重约为10%，第三方物流总收入为1 628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占亚太地区总收入的55.7%，占全球总收入的20.6%。

3．互联网信息技术改变供应链模式

互联网信息技术迅猛发展，颠覆了传统供应链模式。首先，电子商务日趋成熟。从阿里巴巴、慧聪网、京东等综合型交易平台到满足消费者、企业专业需求的垂直平台，各大电商平台不断深耕业务，细分行业需求，沟通产业链上下游、生产者、消费者，实现产品制造和产品流通的衔接。中国电子商务销售额从2013年的5.67万亿元快速上升到2016年的10.73万亿元；采购额从2013年的3.47万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6.33万亿元。其次，供应链进行大规模整合与平台化。新型的物流平台整合分布在不同行业、地域甚至时间段的多种资源和能力，打通从主干到支线，直至“最后一公里”的运输资源。深度分销平台通过构建快捷、高效的职工终端服务网络，实现城市平台共享与分销体系优化，帮助上游品牌商突破渠道管理的难题，并为下游零售商提供快捷的采购通道。最后，互联网供应链通过预先的需求引导、大数据分析，从而以销定产、免去中间存货环节，实现整个供应链链条上几乎零库存。例如，国内先进手机制造企业通过线上需求集约和预付来驱动后端的整个供应链，实现库存环节透明并且快速流动，整个交易过程扁平化，几乎实现零库存管理。

4．供应链金融快速发展

供应链金融以供应链核心企业和配套企业的商业信用为基础，对供应链的某个环节或全链条提供定制化的金融服务，通过整合信息、资金、物流等资源，达到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各方创造价值和降低风险的作用。2003年，平安银行在业内率先提出“1+N”模式，初步形成供应链金融理念。“1+N”模式中，“1”就是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N”则是链条上的中小企业。以“1”的信誉和实际交易担保“N”的融资，不仅对银行带来的风险低，更有利于将原来仅仅针对一家大企业的金融服务上拓下延，实现产供销链条的稳固和流转顺畅。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使供应链金融进入2.0时代。供应链金融2.0强调的是线上化，让核心企业的数据和银行完成对接，从而让银行随时能获取核心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付款、仓储等各种真实的经营信息。这样，一方面，实现多方在线协同，提高作业效率，银行获取信息成本降低，响应速度更快；另一方面，搭建电商云服务平台，提供中小企业订单、运单、收单、融资、仓储等经营性行为的交易场景，同时引入物流、第三方信息等企业，搭建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此外，它通过积累商流和物流信息，利用大数据突破金融市场以抵质押和担保贷款为主的传统方式，解决金融机构对财报信息不充分，信用积累和抵押、担保资源不充足的中小微企业难以进行有效的信用风险评价的关键问题，创建高效能、全风控、低成本的信用评价模式、风险控制模式和信贷管理模式。例如，国内第一家大数据信用服务机构金电联行采用非财报的“软信息”，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无抵押、无担保的纯信用贷款服务。

（三）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

加入世贸组织15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从2002年的约5.14万亿元，提高到2016年的约24.34万亿元，增长了约3.74倍（见表2.7）。加入世贸组织后15年进出口总计是改革开放到加入世贸组织前22年进出口总计（2.87万亿元）的约9.29倍。从2012年起，中国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6年，中国进出口在全球贸易总量中占比11.45%，中国出口和进口在全球贸易中占比分别为13.15%和9.78%。从进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构成看，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占比进一步减少，到2016年初级产品占比只占5.01%；进口产品中，初级占比有所增加，2016年初级产品占比为27.78%。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充分利用国际产业分工的大调整这一战略机遇，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中国通过建立合资企业、跨国并购等方式推动资本注入与技术转移，产业结构升级，引资领域扩展到电信、科技、教育、商贸、旅游、交通等第三产业，技术外溢效应明显增强，房地产、重化工、装备制造以及电子信息技术等行业快速发展。中国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提高了其成为世界制造基地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在中国集聚，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迅速，高铁，4G、5G移动通信，电商等领域已处于“并跑”“领跑”地位。

这一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中国对外投资流量从2001年的69.0亿美元增长至2016年的1 961.5亿美元（见表2.8）。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现“出超元年”的历史性突破，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签订了双边自贸协定，并推行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中国制造、中国技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方式走入更多国家和地区。

四、中国供应链发展的新特征（2017年以来）

2017年12月，美国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美国头号竞争对手，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加剧了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全球供应链分工格局与国际贸易秩序面临重构。中国经济表现出强大韧性和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力，供应链安全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供应链管理呈现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中国积极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中国着力推进现代化供应链强国建设。

（一）中国经济强大韧性与供应链影响力

尽管受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影响，中国经济仍表现出很强韧性，2017-2021年5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2.31万亿美元增长到17.73万亿美元，年平均实际增长率5.9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 556美元，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与高收入国家发展的差距继续缩小。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微型计算机、手机、汽车、钢材产量继续保持世界第一。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负增长，GDP实际增长率为-3.60%，美国、日本、德国等主要经济体GDP也都是负增长，只有中国仍然实现了2.20%的实际增长率（见表2.9）。这5年，中国占全球GDP比重年均为16.65%（见表2.10），2021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22%，已经超越美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8.78%约8个百分点（见表2.11）。

同时，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变化展现出中国对全球供应链的强大影响力。2020年3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F AD；2024年4月9日，更名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UN Trade and Development）发布题为《2019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贸易的影响》的报告指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生产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已经成为汽车、手机、医疗设备等许多产品的原料和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国和国外制造业公司中间输入品的主要供应国，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该报告指出全球约20%的制造业中间品贸易来自中国，如果中国中间品出口下降2%，将导致45个主要经济体出口下降约460亿美元，占2019年全球出口总额的0.27%，其中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受影响最大。

（二）积极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

2017-2021年5年期间，面对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等不利影响，中国积极应对，进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都呈现出明显的国别、区域变化，仍然实现了对外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持续增长。

如表2.12所示，中国进出口总额从2017年的约27.81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约39.10万亿元；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占比进一步下降，到2021年初级产品只占出口商品总额的4.16%。2021年，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总额达8 212亿美元，占世界比重升至7.2%。

从表2.13可以看出在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下，中国从韩国、日本、美国的进口比重下降，而从中国台湾、巴西、俄罗斯等地的进口比重上升。

从表2.14可以看出，美国一直是中国第一出口目的国，201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总额占当年对外出口贸易总额的19.24%。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玩具、工艺品、家具家纺等对美国市场依赖严重，对美出口形势的转变给这些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中美贸易战持续白热化的情况下，出口美国占出口总额比重下降了约2个百分点。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扎实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展开了密切的经济、文化沟通，为中国外贸企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契机，为其发展提供交易平台。中国外贸企业因此减少了自身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实现市场的多元化。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中国外贸企业积极采取出口市场多元化策略。2017-2020年期间，中国向新加坡、中国台湾、马来西亚等地的出口比重明显上升。

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 582.9亿美元，较2016年下降19.30%（见表2.15），这是2002年中国政府对外公布这项数据以来的首次下降。主要原因在于：

一方面，中国政府加大限制资本外流力度；另一方面，某些西方国家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推迟或阻止中国对其企业的收购。从表16中可以看出2017年中国对拉丁美洲、北美洲的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均下降了，对北美洲的比重下降6.27个百分点，而对亚洲、非洲、大洋洲的比重均增加了。

（三）供应链安全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中国供应链总体上大而不强，缺乏创新，仍然存在脆弱性。中国外贸呈现“大进大出”特点，生产产品的同时需要进口中间产品作为投入。面对新变局、新挑战，着力提升供应链安全稳定水平，形成自主可控、稳定畅通、安全可靠的供应链，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也是增强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应对风险挑战和维护经济安全的必然要求。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提升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并作出了相应部署。

（四）供应链管理的数字化发展趋势

物联网（IoT）、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供应链管理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中国数字化供应链发展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根据相关统计测算，2023年中国供应链数字化服务行业规模约为3.6万亿元，同比增长11.0%。

2023年，中国数字化物流服务规模达到2.9万亿元，同比增速9.6%。其中航空制造、智能设备、新能源和半导体专用设备等高新技术制造领域的物流总额增速高于行业整体，成为行业需求增长新动能。2023年中国供应链数字化资金流服务规模达到3 454亿元，同比增速22.8%。供应链金融、产业支付、线下收单等不同场景的资金流服务均保持了较高水平增速。2023年中国供应链数字化信息流服务规模达到3 214亿元，同比增速12.6%。从产业层面来看，消费互联网领域发展相对成熟，整体规模增速仍处在高位；工业制造业领域，由于不同产业供应链结构差异极大、供应链参与者众多、供需结构复杂，信息流改造难度大且进程慢。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医药、高端制造等高速增长的工业制造业领域，其核心企业往往更具备业务增长的使命与业务价值调优的期望，因此在近年来爆发出对于信息化、数字化改造的强烈意愿。

总体来看，中国数字化供应链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供应链的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还促进了各行业的创新发展。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拓展，数字化供应链将在未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五）供应链的绿色化发展趋势

能源与气候的挑战加剧，也对供应链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政策与法规，引导供应链向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例如，2021年3月，欧盟议会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将促使企业减少碳足迹，推动绿色供应链建设。在全球绿色发展进程持续深入的背景下，主要发达国家和全球产业链链主企业不断提高生产过程和产品的绿色要求，逐步建立更高标准的绿色供应体系。要继续保持中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优势地位，就需要提升产业体系的绿色化水平，加快供应链绿色化进程。

近年来，国家、地方陆续出台绿色供应链相关支持政策，如《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应用的指导意见》《“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均提出要积极构建绿色供应链，推动全产业链的绿色化改造。天津、上海、东莞、深圳等城市率先开展了绿色供应链管理创新和试点工作，结合地方产业特色探索了不同的绿色供应链示范管理模式，形成了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协会支持的绿色供应链推进格局。在行业实践方面，汽车制造、房地产、电子电器、零售、家具、物流等行业的龙头企业，通过全产业链的绿色化改造，率先开展绿色供应链实践，推动中国企业供应链绿色化改造进程，在节能降碳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以绿色供应链为抓手，对生产流通方式进行生态绿色化改造，将企业和产品的良好环境绩效转化为绿色价值，提高绿色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可以有效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绿色崛起。

综合来看，中国供应链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供应链发展面临商品供给严重不足的总体环境，供应链管理以指令性、计划型为主，融入世界供应链体系程度低。改革开放后，中国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主要依靠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中国企业借鉴国外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使得MRP、ERP等供应链管理系统在中国企业中得到推广应用。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规模不断增长，但以“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为主，总体上处于全球供应链的非核心环节。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迅速，高铁，4G、5G移动通信，电商等领域已处于“并跑”“领跑”地位，中国制造企业积极布局全球供应链。第三方物流企业服务模式及产业形态不断创新，电子商务、深度分销平台、供应链金融等迅速发展。

在大国博弈、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变局中，中国经济表现出强大韧性，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增强，对全球供应链展现出强大影响力。“一带一路”建设实质推进，中国积极调整贸易伙伴和投资地区，有效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数字化供应链蓬勃发展，绿色供应链有序推进，为供应链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v/YVa6GLGSkHYwDo8i4tZuUJjVJWTI9/ozIj4OXjcTc8uD4zyL9TKZZo7XU1BZ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