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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传记作品虽然很难说最早出现于西方（主要指欧洲），然而，从古代的传记演变为现代传记，这一过渡却是在西方完成的。自此，西方的传记及其理论对其他地区（包括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新大英百科全书》说：“传记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它主要是西方的产物。在东方（包括穆斯林国家），尽管文学的历史悠久，传记文学却没有显示出西方传记那样的发展进程和重要性。在中国，由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传统的影响，传记一直是学者们写历史和潜心研究治国术的附属物和副产品。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初才结束。在印度，从公元前10世纪至今，对文学影响最大的一直是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和对静思或对生存的神秘方式的探索。这无法为写传提供适当的条件。概括地说，日本的文学史上也只能找到零散、有限的传记作品。”这种分析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
唯其如此，研究传记发展史，就必须首先考察西方的传记写作及理论发展的线索。
西方传记写作及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以来至18世纪末——鲍斯威尔和维多利亚时代——20世纪以来的现代传记。以下分别予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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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8世纪以后希腊半岛上的大部分地区的奴隶制国家进入城堡时代，到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解体，史称古希腊罗马时期。古希腊罗马的文化素称发达，传记作品也在公元前5世纪出现萌芽，如诗人希俄斯岛的伊翁，就为同时代的名人培里克里斯和索福克里斯写过传略。
此后，类似的传记作品不断出现，其中著名的有同柏拉图的同时代的军人色诺芬（Xenophon）写的《回忆苏格拉底》。该书对于苏格拉底被起诉、审判，以及在最后几个小时的生命活动和殉难情况的追述，大都是完整的，总的说来具备了传记作品的基本要素。
另外，当时也开始出现了不少基督耶稣的传记，传世的至少有四种之多。这些传记的作者大都是耶稣的门徒，它们对于传主的活动情况记述甚详，还广收佚事，传记中还有大量的对话。从传记发展史来看，这类传记的出现有两重意义，即一方面进一步巩固确定了传记文体的形式——由萌芽而生长；而另一方面由于传记作品的思想内容异常明显地渗透了英雄崇拜和宗教迷信的成分，因而又直接地给以后（中世纪）的传记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圣徒传构成了传记作品的主要类型，而传记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变为造神的工具。
到公元1世纪，西方出现了一位划时代的传记作家，即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20）。普鲁塔克出生于希腊的比奥提亚（Bocotia），其父亚里士托布鲁斯（Aristobulus）是著名的哲学家和传记作家，因而普鲁塔克从小接受了家学。普鲁塔克在青年时代曾游学雅典，受业于名师安谟尼厄斯（Ammonnius）。此外，普鲁塔克还广泛游历了希腊本土的历史名城以及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等地，在收集各地的文献资料和口碑传记的过程中学识大增。稍后，普鲁塔克在罗马讲授哲学，并为皇帝讲课，由此先后获罗马执政官荣衔，还曾被任命为希腊财政督察。回希腊定居后，普鲁塔克担任过本乡查尼罗亚的行政官，也做过希腊“圣地”德尔斐阿波罗神托所的祭司。与此同时，他又在家乡兴办学校，讲授哲学和伦理学。普鲁塔克一生著述甚丰，据其子兰普里亚斯（Lamprias）为其编订的著述目录，篇目有227项。流传至今的除了《道德论集》（Ethica，或名Maralia，收文近70篇）之外，还有举世公认的世界上第一部传记名著《传记集》
。
普鲁塔克的传记作品在西方传记发展史上的主要价值、意义和地位，大抵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全书共为92名古希腊罗马时期奴隶主贵族上层人物立传，通过对于他们的生平事迹和活动情况的描述，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古希腊罗马的近千年的社会历史的发展线索和主要侧面。
从具体的写作方法来看，它对于传记作品如何处理文史关系也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经验。例如，作品一方面十分注意基本史料的真实可靠性，以此确切地反映传主生平事迹，另一方面也借用了若干文学手法来刻画传主的形象，尽可能地显得生动活泼。《梭伦传》和《伯里克利传》等篇最为典型。
该书首次并且大量采用了“比较传记”的形式，如其中的42篇，每篇都是以一个希腊人传主配之一个罗马人传主而并列立传，但最后一段则是对两者作比较的评论性文字。另外，该书即使是在为单一传主立传时，也大都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因而绝大多数的篇什实际上孕育着评传的形式。还有，书中也大量运用了互见法，以避免各篇的重复，并且使有关篇什的内容相互补充。
例如，关于传记作品的真实性问题，《西门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应当描写事实真相。因为只要感激地回忆起他的恩德就足够了，而如果把有关功绩的虚假捏造看作是对其诚实的证词的一种报偿，恐怕连他本人也未必愿意接受。”而关于传记作品与历史著作的区别，普鲁塔克在《亚历山大传》中指出，“我们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传记”“史乘叙述人民与英雄的业绩，而传记则描写人物的性格”。他还在《尼西亚斯传》中进一步说，作传与修史的不同点还在于，传记“不收集无用的历史资料，而转述那些可以用于了解人的道德面貌及其性格的事实”。
例如，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一些历史剧如《儒力斯·凯撒》和《安东尼与克丽奥巴特拉》等即取材于此书，法国的人文主义者拉伯雷（Rabelais）和蒙旦（Montaigne）等人也曾悉心研究此书并模仿其风格。另外，该书中所反映的进步的伦理观念（主要是博爱思想等），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也起了启迪作用。直到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普鲁塔克的著作仍然风行一时。正因为这样，虽然在《传记集》出版后的一段长时间里，传记写作的发展还是缓慢的，但是由于这本书的流传，毕竟提高了传记作品的声誉，由此也对传记写作存在一种潜在的影响。
自然，在今天看来，《传记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甚至有些缺点对于传记来说是一种致命伤。如不少篇什“对年月极不注意。……记叙一个人，往往先讲一大半事实。在书中人物死后，又来零星的回溯”
。又如普鲁塔克在一定程度上还把立传服从于阐述自己的道德见解，《艾米利保罗传》中就曾引用一个亡佚的剧本中的诗句说：传记作者可以“安祥而愉快地把自己的心思集注于最可尊敬的楷模上去”，这样，有不少篇什就常常是把传主理想化，对传主的阴暗面也有维护的情况。普鲁塔克在《西门传》中还说：“当画家画一个非常美丽可爱的形象时，如果这一形象有某个细小的缺点，我们要求画家既不要完全漏掉它，也不要表现得太精确。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形象会变得不美，而在第一种情况下则会失真。而如果传记作家为人的本性，为它没有产生某种绝对的美，没有产生任何在道德上无可争议的性格而感到羞愧，就不应该在历史著作中尽情地、详细地描绘人物的错误和缺点。”这种近似强调“隐讳”的合理性的意见，毕竟不太可取。
和普鲁塔克同时代的传记作家，比较著名的还有斯维托尼乌斯（Suetonius）和塔西佗（Tacitus）。斯维托尼乌斯是罗马皇帝哈德里安的秘书，他出于好奇心而写的《十二凯撒列传》，是一部在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传记作品，其对于人物的言论、行动的记述都较为详细，留给读者的印象也较深刻。而塔西佗是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编著的《编年史》中也有不少传记、尤以台比留皇帝的传记写得最出色。另外，他也为自己的岳父阿古利可拉立传，虽然这本《阿古利可拉传记》着重写人物的政绩，相对来说对于传主性格的揭示尚欠深入，但作为西方传记史上第一部著名的以亲属身份而写的传记，也是值得重视的。
总的说来，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传记写作的起点是颇高的。除了以普鲁塔克为代表的三大传记作家的创作外，自传作品也开始出现了，如西方第一本自传则是出自罗马皇帝阿古斯都（Augustus）的手笔。
从传记理论上来看，值得重视的还有当时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弟子阿梵斯特（Theophrastus）所著的《人格论》（The Characters）一书。因为该书虽是着重探讨道德问题，但从中也提出了传记作品与反映传主人格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且同时涉及了对于传记作品的某种社会功用的探讨。该书的自序中说：“我想应当把各种人的态度，好人和坏人的态度，写成一本书，读者便可以看到各种人固定的行为和生活的形态，分类罗列。我认为我们的子孙只要看到这些记载，指示他们去选择好人的议论和友谊，留心模仿，使得自己和好人一样，他们便会成为更好的人了。”
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对于西方传记写作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中世纪，整个欧洲几乎都处在天主教会的控制之下。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伦理道德上的禁欲主义，严密而残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教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宗教裁判所对于一切“异端邪说”的镇压，又使人性遭到严重的压抑和扭曲。在这种情况下，从整体上来说，全欧洲的思想文化处于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境地，因而以描写人、反映人的传记而言，虽有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优良传统，也无法获得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合适条件。
中世纪的欧洲自然还有传记作品的出现。然而，由于受到当时整个思想文化的形势的制约，传记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僵化的状态。例如，当时几乎只有神职人员才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由此成为了文化的代表者，由他们来写传记，自然是把传记写作纳入宗教活动的轨道。最明显的情况是，本时期全欧洲的传记，竟然以25 000余篇圣徒传记构成主体，而这些圣徒传，其实都出自于塑造上帝的忠实信徒的目的，每个入传的圣徒，都没有独立的思想人格，甚至在性格特征方面也是被描绘成雷同的，因而这么多的圣徒传记实际都是对宗教教义的演绎。由此可以说，当时的圣徒传，选的是“小神”，而最终目的是为造“大神”（上帝和耶稣）服务，体现在世俗的政治目的方面，则是服务于巩固教会和教皇的现实的统治秩序。
当然任何文化现象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由这种规律所决定，中世纪欧洲的传记写作在黑暗王国里也透露了一线光明，即个别的圣徒传多少有意无意地突破了公式化和宗教道德模式。例如，伊德默（Idomo）的《昂塞尔姆传》，没有像其他圣徒传那样，把传主塑造成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木偶，而是较多地记述了传主生活中的轶事，从而使传主开始接近于普通人。又如艾因哈德（Einhard）写的《查理大帝传》，也运用大量生动的材料来揭示传主的性格特征，尤其可贵的是，该传记作者对于传记作品的基本要素也有相当的认识，他说：“我尽可能不遗漏我所了解的事实，并力求避免赘述，以免使对现代事物一概鄙视的读者不悦……对我周围发生的和我本人亲身经历的事，无人能比我叙述得更准确无误。”
中世纪的欧洲所出现的传记作品中，个别的也还有其他方面的特点。如公元5世纪著名的英国作家圣·奥古斯丁（S.Angustinus）写有《忏悔录》。严格说来，这是一部美学著作，作品旨在通过谴责作者早年的属于世俗的美学观而提出建立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基础上的新柏拉图主义的美学观。但该作品毕竟用相当的篇幅对于作者本人的思想演变过程作了较为忠实的回忆记录，同时也披露了自己生平活动的有关情况，因此可被看作为一本传记作品——学术性自传。在法国，13世纪时出现了最早的一位传记作家章维尔（Joinville），他是法国贵族，作为法王路易九世的密友和顾问，在路易九世死后，即撰写《圣路易传》。作品虽然是写帝王，但也注意反映传主的一些生动的日常，且笔调优美，充满机智。另外，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马可·波罗游记》，也是欧洲中世纪的一本富有特色的口述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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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缓慢的发展过程中，值得指出的是英国著名作家杰弗列·乔叟（Geeoffrey Chaucer）于1387年发表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乔叟出生于伦敦的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期入伍后随军远征法国，旋即被捕。被父亲用重金赎回后，他曾在宫廷里谋职，不久又出使热那亚作贸易谈判，后被任命为伦敦港的关税督察，此后又多次出使法国。但在这之后，乔叟由于卷入党争，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发生很大波动。因为乔叟一生的活动与英国新兴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同时他还受到了已在意大利出现的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但丁和薄伽丘等人的思想和著作的影响，所以乔叟也就成了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第一位著名作家，他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作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充分地反映了他的进步世界观。
虽然《坎特伯雷故事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作品，从整体上说很类似薄伽丘的《十日谈》，即作为故事和短篇小说集，每篇都冠以一段开场白。不过，该书的各个故事的开场白却有很大特点，它对每一个讲故事者的职业身份、年龄、文化程度、思想个性以及习惯、趣味、爱好和坐立姿态等都有详尽、生动、准确的描述。如高尔基所评价的那样，该书“描写一班各自为了俗务而旅行的人们——商人、猎人、农夫等——的生活，写生一样地刻画他们”
，而且，这些讲故事者又基本上是真实人物，这样，书中的各篇开场白就带有了传记作品的性质。也就是说，《坎特伯雷故事集》由此在实际上为传记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如何用生动的、令人感兴趣的形式把人物的生活和性格特点真实地表现出来。当代英国著名的传记理论家H·尼科尔森说“1387年在英国传记文学的发展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头。这一年乔叟构思出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
，显然正是从这一角度来把握问题的。事实上，《坎特伯雷故事集》的确也对英国传记写作的发展起了积极影响，如被称之为英国最优秀的近代传记作品——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其写作手法就有受《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明显影响的痕迹。
14世纪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于整个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积极影响。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张扬着人文主义的旗帜，反对一切以神为中心，要求将人的个性从教会的压抑下解放出来，使人的理智战胜教会的迷信。紧接着文艺复兴运动，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史上又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早期哲学，其中以机械唯物论为最高、最典型的表现。与此相适应，欧洲文艺史也进入了启蒙主义时期。由于人文主义者要求重视现实生活，重视物质享受，要求发展个性，特别强调把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即提倡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个性自由反对宗教桎梏；而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启蒙主义思想家，又完全抛弃宗教外衣，清除以往的唯物论中的某些宗教神学的杂质，更彻底地贯彻了唯物论无神论路线；至于启蒙主义思想家又特别崇信理性的力量，不承认外界的权威，而把理性奉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凡是宗教对于自然、社会和政府的看法，都受到了他们无情的批判；如此等等，反映在本时期的文学创作上，便是出现了现实主义的主流，作家们所描写的是他们周围资本主义社会的平凡现实，作品的主人公也大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上述情况对于本时期的传记写作有着直接的积极影响，可以说，本时期西方传记写作中出现的任何新气象、新成就，都鲜明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的烙印。
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对于西方传记写作的根本性的积极影响，至少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即传记作家不必只是被迫把目光盯在圣徒们的身上，而可以自由地转向其他人。至于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也不必恪守宗教原则，而可以根据事实，用客观的态度去探求事实的真相，用大胆的勇气，去作赤裸裸的描述。虽然西方传记写作中的“谀墓”之弊一直未能根除，但至少在本时期这种情况大为减少，传记作品整体上的质量有很大提高。
根据“天赋人权”的原理，人们越来越多地为帝王和教徒之外的普通人（包括罪犯）立传。例如，在18世纪初，欧洲各国出现了一批罪犯的传记，其涉及的社会内容题材的丰富性是圣徒传记无法企及的。另外，本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最早的妇女传记作家，她们都是为自己的丈夫立传，如露西·哈钦森（L.Hutchinson）写了作为清教徒武士的丈夫的传记，人物形象颇为生动，而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Gavendish）写的《封有亲王、侯爵和纽卡斯尔伯爵三个爵位的高贵的威廉·卡文迪什传》，也是真实地把自己的丈夫写成了一个虽是和蔼可亲、热情奔放但却又是忙忙碌碌、无所作为的人。至于本时期涌现的一批著名的艺术家，也有人及时地为之立传，最著名的有意大利的乔治·瓦萨里（George Vassari）写的《意大利最杰出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家列传》。
最突出的除了人物速写一类的短篇传记增多，回忆录的撰写日多之外，还表现为：传记写作与文学发生更密切联系，甚至出现了自传体的长诗，如华兹华斯（W.Wordsworth）的《序曲》和拜伦（G.Byron）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三、四章，等等。另外，本时期传记写作在形式上最大的特点和趋势是：自传作品越来越多，尤其到了18世纪中叶，自传写作有重大进展，出现了由当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和学者撰写的从不同角度反映时代精神和作者个性的三大自传，即法国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cau）的《忏悔录》、英国的吉朋（Edward Gibbon）的《我的一生与作品的回忆录》和美国的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富兰克林自传》。
在欧洲各国中，相对说来英国的传记写作最为发达。文艺复兴以来，英国的传记写作形成了一个好传统，而且传记理论也很受重视，显著的实例是：传记（biography）一词被用来专指那一类描述个人生平事迹的作品，始于英语，时在公元1660年
；同样，自传（autobiography）这个词也在1797年第一次见诸英国的《每月评论》杂志。
英国近代传记写作的先驱者是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他著有《理查三世史》，虽然该书没有写完，而且在真实性方面也有所欠缺，书中的一部分材料无从查考，然而由于他的语言风格讥讽俏皮，妙趣横生，因而对于后世的传记写作却起了积极影响。如书中对理查三世描绘时有这样一段话：“他讳莫如深，极善于伪装。表面谦恭，内心傲慢；看上去与你亲密异常，骨子里却恨你恨得咬牙切齿。对欲杀之人他可以毫不犹豫地赐以亲吻。”在莫尔之后，又出现了几位重要的传记作家，如威廉·罗伯（Willian Roper）著有《托马斯·莫尔传》，乔治·卡文迪什（George Covendish）著有《沃尔西大主教传》。在17世纪中，英国传记写作上取得重大成就的还有伊·沃尔特（Izaak Waltou），他在1678年后接连发表了关于诗人约翰·顿、诗人乔治·赫伯特、外交官亨利·渥敦、牧师理查·胡克尔和牧师罗伯特·桑德森等五部传记。这几部传记的共同特点是：对于传主的描绘生动而具体，而且在各个传主身上都掺入了作者自己特有的文雅和异想天开。与沃尔特地位相似的还有另一传记作家罗杰·诺思（L.North），他为自己的三个兄弟——首席法官弗兰西斯、商人冒险家达德列和患有神经机能病的学者约翰分别作传，同时也写了自传，这些作品各具特色。在18世纪末鲍斯威尔出现之前，给本时期英国的传记写作殿后的则是鲍斯威尔不朽名著《约翰生传》的传主塞缪尔·约翰生（Samuel Johnson）。约翰生为当时英国文坛的权威，他涉及了多种文化学术领域，既搞文学创作，也搞文艺批评，既编文艺杂志，也编纂辞典，同时作为一个传记作家，他写有《诗人传》（或译《英国诗人生平》）一书。可贵的是约翰生也有自己的传记理论，如他认为，“传记家的任务在省略那些含糊的场面和事物，而集中于家常的和琐碎的行为的描述”，因为“许多细致和容易忽略的事情，……比大家都知道的更为重要”。此外，约翰生当时还主持过文学俱乐部讨论传记写作问题，并且提出：“每个人的一生，最好是由他自己来写。”这些意见直接启迪了英国传记写作的发展。
从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本时期内也或多或少地有一批较优秀的传记作品问世。如意大利，15世纪的著名人文主义政论家埃·西·皮科洛夫（E.S.Pickolov）写的题为《评论集》的自传，对自己在1458年当选为教皇庇护二世前的生活经历有较为翔实的记述，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政界、宗教界和军界等头面人物的有关活动情况，很有史料价值，至于作者在叙述自己作为古董鉴赏家的活动情况时，写传的笔调更为生动流畅。在法国，本时期的传记写作出现了一个高峰
，几乎所有的作家都留下了与传记相关的随感录、回忆录或供后人写传记的书简集，其中著名的有蒙田（Montaigne）的《随感录》和塞维涅夫人（Sevigne）的《书简集》。另外，皮埃尔·布朗多姆（P.Bradley）的《名媛传》和《名人传》，也足以成为本时期的代表作。
总的说来，本时期西方的传记写作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不过，同下一个时期的传记写作情况相比，尤其相对本时期其他科学文化艺术部门的情况而言，传记写作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方面还都不怎么突出。个中原因，英国史学家沃尔特·饶列写的《世界史》（1614）的“导言”中的一段话似是作了解释：“任何人要写现代史必然会过近地尾随史实，很可能被敲掉大牙。”意思是，尽管社会进步思潮在发展，但黑暗政治局面依然存在的情况则还要对严肃认真的传记写作起一种消极的制约作用。事实上也是如此，如英国作家约翰·海沃德（J.Hayward）由于描述了2个世纪前理查德二世被废黜的真实的历史情况，竟激怒了伊丽莎白女王而被关进了伦敦塔。这件事同时可以反证：18世纪末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的传记写作之所以有长足的进步，社会的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而在20世纪中，一些东欧国家以及中国，一度出现传记写作的沉寂凋零的局面，同样也可以从这方面去寻找原因。
公元1791年，英国杰出的传记作家詹姆士·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1740—1795）发表了传记名著《约翰生传》，标志着西方的传记写作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鲍斯威尔本是苏格兰的一位律师，但酷爱文学。他除了有不断写作的习惯外，还有三大嗜好：喜欢接近名人，喜欢到处旅行，喜欢喝酒。1763年，在他23岁那年结识了当时英国文坛权威约翰生博士。约翰生劝他“完全地、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生活写成日记”，鲍斯威尔接受了。稍后，鲍斯威尔因折服于约翰生的学问人格，决定为之立传，于是有意识地抓紧与约翰生的交往接触，以从各个方面来了解约翰生的人格特点。有时候，为了创造机会使约翰生更充分地显示他的个性，鲍斯威尔还像戏剧导演那样为约翰生设置了一些活动场面。通过共计276天的接触，鲍斯威尔对于约翰生的了解已达到很深的地步，为了把约翰生的“真实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鲍斯威尔在动手写传之前，又广泛收集阅读了有关传主的传记资料，还对许多与传主有过接触的人物作了采访。正因为如此，两卷本共70余万字的《约翰生传》以其鲜明的特色风靡了欧洲知识界。
《约翰生传》比之以往的传记作品的明显的进步，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整部作品主要通过对于传主的日常生活（包括怪癖行为）的描述，生动形象并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传主的人格特征。启蒙主义思想家们所强调的人的心理特征——“热衷于都市生活、信奉人类固有的知识，强调人的社会性”等，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行文毫无隐讳之处，如传主性格中有骄横执拗的一面，作者虽然对传主是崇敬的，但对此也是如实反映。
如《大英百科全书》所评价的那样，该书“把约翰生的信件、私人文件和他（作者）作为传记作家为约翰生所作的详细的谈话记录，通过访问大量熟识约翰生的人所得到的材料，以及他本人对于约翰生的直接观察，几者完美地交织在一起，使读者对于传主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可贵的是，鲍斯威尔对于自己采取的上述立传的原则方法还有一个理论上的说明。如该书第一章在援引了一位法官的议论后进一步发挥说：“海尔说过，‘在我判决的时候觉得要顾念一个罪犯，我便记清我也要顾念国家’。所以我们作传的时候，对于传主固然应当崇敬，但是对于知识、对于道义、对于真相，我们应当有更大的敬意。”鲍斯威尔的这一态度被后人称之为“鲍斯威尔精神”，他对于后来的传记写作的积极影响也更多地体现在这一方面。
总之，与传统的传记作品相比，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作为举世公认的第一部近代传记，在西方传记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前者立传的目的大都限于颂扬，后者则在于表现特定时代环境里的人生；前者不免为尊者、贤者、亲者讳，而后者则是还传主的真面目；前者大都把传主塑造为理想的完人，而后者则完全用写实的方法，如实地暴露传主的缺点
。鲍斯威尔之后的另一英国传记作家麦考莱（Macaulay）说：“如果荷马是第一名诗圣，如果莎士比亚是第一名戏剧家，如果德莫西尼士是第一名演说家，那么，鲍斯威尔便毫无问题是第一名传记家了。”这一评价应当说并不过分。
按理说，在鲍斯威尔之后，西方各国（尤其是英国）的传记写作该有明显继承性的长足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就英国而言，在整个19世纪中，竟出现了一个被传记史家称之为“维多利亚时期传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甚至鲍斯威尔的传记写作经验也成了逾淮之枳，产生了某种消极性。这主要表现为：许多传记作家不同程度地依据鲍斯威尔的“公式”（经验的异化），为了把传主写得更生动形象一点，不惜对有关史实和材料作任意删节改动，如约翰·洛克哈特（J.Lockhart）为其岳父写的《司各特传》和约翰·福斯特（J.Forster）写的《查尔斯·狄更斯传》等，就存在这种情况。通常认为，洛克哈特是继鲍斯威尔之后的优秀传记作家之一，但正因为他的传记作品有这样的缺点，所以当时就有人攻击他为“亵渎死者的没有良心的强盗”。
维多利亚时期的传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是来自当时英国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某种变化。当时，绅士阶层的虚伪的宗教虔诚弥漫着全社会，人人都带上了一副假正经的面纱，同时也有不少人见解陈腐顽固，看不惯也听不惯新事物。受这种道德风气影响，相当部分的英国民众的阅读趣味也有变化，他们的兴趣集中在所谓的永恒真理方面，而对世俗的真理的兴趣却大为减弱。这种情况影响到传记作家，也就被某些冠冕堂皇的谬见迷住心窍，从而形成了一种可笑的固定观念，以为伟人们的传记必须矫揉造作，只有这样才能鼓舞读者。如果有的传记作家要在作品中写些真实的内容，就有可能遭到围攻。另外，上流社会的人物常常雇用一批职业传记作家为某些人立传，为了获取高报酬的传记作家，自然也就甘心做谀墓匠了。这样，维多利亚时期的传记，只学得了鲍斯威尔的皮毛：传记的篇幅很长，描写也较生动，但对一些更重要的东西——真实性的原则以及谋篇布局和组织运用材料方面的艺术匠心等，则抛弃掉了。换言之，维多利亚时代的传记形成了一种“公式”，如伍尔芙夫人后来所指出的那样：“维多利亚时代的传记作家，深受道德的支配。高尚、正直、廉洁、严肃，这些就是他们宣扬的东西。他们笔下的人物，总是头戴大礼帽，身着燕尾服，仪表举止笨拙滑稽，并且无不被描绘得尽善尽美。”
由于上述情况，在维多利亚时代，传记作品甚至被纯粹的文学家们所歧视。如著名的现实主义女小说家M·A·伊文思（笔名G.Eliot）曾称传记为“英国文学中的一种疾病”，其他作家或称传记为“变态的抄袭”，或干脆认为传记作品“多余而不必要”，因为它们“常留下恶劣味道”。至于T·S·艾略特（T.S.Eliot）甚至遗言儿孙，不准别人为他写传记
。可以想象得出，文学界这一歧视态度自然又对当时的传记写作的发展起了阻遏作用。
当然，在维多利亚时期，也有个别传记作家真正坚持了“鲍斯威尔精神”，最突出的是屈来维颜（G.Trevelyan），他为其舅舅麦考莱作传，在该传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反对“维多利亚时期的传记”的不良风气的问题。他说：“有一派的议论我看是无从奉命的。批评家对我说，只要我把那些理智褊隘，或政见偏颇的信札或日记删掉一些，你就能为麦考莱的名誉着想，或是能多少帮助麦考莱的忙了。但是我认为我的事业应当把我的舅父的真相写出来，而不是把我的，或是他人对他的希望写出。倘使在为麦考莱写真的时候，必然有损于他的遗念，那么我只有任别人去做了，但是我工作之后，对于所写的这一点，我要自省的不是这一点写得好看不好看，而是这一点像真不像真。我们这些有机缘和他接近的人，都认为他的一生经得起严正，乃至精密的观察，实际上我的信任也没有错误。”
不过，即使是这样，就写作技巧来说，《麦考莱传》仍然无法与《约翰生传》媲美，例如，《麦考莱传》的结构虽然也是完备的，但全书给读者总的印象是，更多地接近于文献资料，而没有充分地揭示传主人格特征的神韵。
当英国的传记写作在维多利亚时期出现曲折的时候，其他西方国家的传记写作则按自身规律有所发展。不过，从整体上来说，却同样未能超越鲍斯威尔。例如，在法国，被称为法国短篇传记写作的先驱的圣·波甫（Sainte-Beuve），写有七大卷的《文人画像》，由此法国的短篇传记写作形成了一个新局面。另外，当时法国传记写作的内容重点，也更多地转向对于传主的心灵历程的揭示，或者是转向富有浪漫色彩的回忆，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艾蒂安·塞南古（A.Seneca）写的《奥拜尔芒》。稍后，法国的传记写作还出现了小说体自传，如邦雅曼·康斯坦（B.Kanstein）的《阿道夫》和司汤达（Stendhal）的《亨利·布律拉尔的一生》等。这些虽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作品，但对于促进法国传记的写作却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至于缺乏历史文化传统的美国，在19世纪同样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传记，其中职业传记作家詹姆士·帕顿（J.Boden）写的《阿伦·伯尔传》和《安德鲁·杰克逊传》较为著名。这两部传记的主要特点是，作者对于传主的传记史料作了周密的研究，史学因素相当明显，另外，在谋篇布局和材料的组织处理方面，也很有技巧性。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W.Whitman）还就传记理论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大家知道林肯的性情习惯，以及一切显著的特点；不久一切的故事都落到他身上来了——真的故事和假的故事，靠得住的和靠不住的，于是林肯的性格，便多少经过些伪造。……我常常想到实地的人物和传记的人物是怎样的不同，——环境，事态和人事上的进退都错乱的搁下，从错乱混杂的人生中，从史实的断片中，要寻求现实的本质，真是不易。”此外，惠特曼还对准备为他作传记的人说：“有一天你会替我作传记，你要说老实话。无论你怎样写，但是不要替我打扮，我的胡言乱语都要放进去。……我恨许多的传记，因为它们是不真实的。我国许多的伟人，都被他们写坏了。上帝造人，但是传记家偏要替上帝修改，这里添一点，那里补一点，再添再补，一直等到大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了。”
显然，这些意见是对鲍斯威尔精神的阐发，同时也是对“维多利亚时期的传记”风气的初步批判。
20世纪以来，受心理学发展的影响，西方的各类文化艺术部门及各种艺术样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传记写作而言，它也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势，即努力冲破19世纪传记（“维多利亚时期的传记”）的束缚，而寻求新的表达方法和表达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记在其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场革命。这场“传记革命”的主要特点是：在数量激增的基础上，质量上也有显著突破；传记与越来越多的学科（尤其是心理学和文学）发生密切联系，并受它们的发展的影响；传记的内容题材（传主对象和立传的侧重点等）更为宽广，同时形式上也更加多样化；职业传记队伍完全形成，传记理论也进入了较深入的探讨时期，至于广大读者又对传记作品表现了新的热忱，以至传记开始成为一种有一定共同语言的国际性艺术。唯其如此，西方的传记作品及理论同时也明显地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如中国），并把这些地区的传记理论和传记写作也拉入了世界性的现代传记的发展时期。
20世纪以来的西方传记革命，首先由英国传记作家埃蒙德·高斯（Ebmund Gosse）做了过渡性工作。高斯作为传记作家，于1907年发表了著名的《父与子》。这是一本反映新（信仰理性的儿子）与旧（清教徒的父亲）尖锐冲突的自传，作品以非常冷静客观的态度和圆熟的传记写作技巧追述往事，由于内容与形式的很好的结合，一发表便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使人看到了它与“维多利亚时期传记”的显著差异。不久后作者在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传记”的条目时，又从理论上对“纯”传记的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高斯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抛弃了当时一些人还以“维多利亚时期传记”为依据来谈论传记作品的作用等问题。例如，当时曾有人认为，传记作品在实质上还是纪念性的，传主的“性格如果不表现为功绩的话，对于传记作者来说，它只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因而“凡夫俗子的生活写得再好，也是与传记文学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但高斯则明确指出这种意见是强调歌功颂德，具有教条性和片面性。他认为，传记是“通过生活，对人的冒险经历的忠实描写”，而且“真实的传记所满足的独特的好奇心基本上是现代的概念，它决定了我们对生活的观察不过分地为道德的热情或偏见所遮蔽”。由此出发，高斯并不强调传记的文学成分，而是主张传记的基本成分当是事实的准确性和传主的个性揭示，换言之，传记的形式远不如内容来得重要。很显然，高斯强调传记作品冲破“道德的热情或偏见”的主张，的确是抓住了从“维多利亚时期传记”到20世纪现代传记的过渡阶段最主要最基本的问题。
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真正地完成传记革命的是英国现代最杰出的传记作家李顿·斯特拉屈（Lytton Strachey，1880—1932）。斯特拉屈毕业于剑桥大学，曾经参加过著名的“布鲁姆斯贝利文人团体”，期间讨论过传记文学问题。1918年，他发表了成名作《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该书的序言说：“传记艺术在英国似乎已经遭逢末日，……在我们英国，这门所有写作艺术中最精致高雅的艺术，已经沦入受雇的文匠手中，我们从不曾想到：要写出一部好的生平，几乎跟度过一个好的一生一样的不容易。那些我们习惯地用来颂扬死人的二大厚册传记，写出这些书的文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们，里面尽是一大堆未经消化的材料，乱七八糟的文体，乏味冗长的颂词以及没有剪裁的手法。缺乏超然的态度和周详的布局，这些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它们真像是我们习见的办殡仪馆的随从，而其缓慢且带有严肃葬礼的粗鄙神情，也正相同，因此不免令人联想到，其中有些作品可能是出自办殡仪馆者的手笔，算作是他们料理死人的最后一件事。”据此，斯特拉屈又提出：新的传记应有这样三大信条：一是“清晰简洁”（Clean Brevity），即去掉所有多余的东西，而不遗漏重要的东西；二是保持传记作者的“自由精神”（Freedom of Spirit）；三是“不偏不倚地追求真实”（Dispassionate Truth），即是说，传记作家的任务并不在于恭维或拍马，而是在他所了解的范围内，把整个事实的真相表露出来。上述意见被人称为传记革命的“宣言”，应当说是可以相信的，因为斯特拉屈的这些理论主张，对“维多利亚时期的传记”的批判的确非常深刻，也非常准确。另外，斯特拉屈提出的新传记的三大信条，也的确是很好地概括了传记写作从内容要素到形式特点，从写作意图到社会效用等各方面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原则。总之，斯特拉屈对“维多利亚时期的传记”的批判和新传记的新信条的提出，除了坚持和发展了鲍斯威尔精神之外，还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传记的基本理论，例如，现代传记写作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如何对庞杂的传记资料作整理、取舍，又如何注意传记写作的谋篇布局等问题，斯特拉屈都有剀切的论述。而就斯特拉屈的传记写作实践来看，他的《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正是很好地体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该书精心构思，在有限的篇幅内，恰到好处地组织运用材料，用冷静而客观的笔触，入木三分地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4个全国知名人士的历史真面目：贪污、庸俗、老朽和乖戾。总之，史料的真实性是无懈可击的，而写作技巧又是高超的。
斯特拉屈的另一代表作是《维多利亚女王传》，发表于1921年。这部作品的显著特点是，以强烈的破坏偶像的精神，一反以往的传记作品为帝王歌功颂德的弊病，用不偏不倚的客观的笔触，把高高在上、凛凛不可侵犯而又具有七情六欲的女王，当作一个活生生的女人来写。其中，斯特拉屈还引入了心理分析方法，对像女王这样的过去绝不能被传记作家作任何心理分析的传主的心态，也作了真实和深入的剖析。例如，作品用三分之二强的篇幅来描述维多利亚女王性格形成过程，又用其余的篇幅来反映传主性格形成之后的活动情况。与此相适应，在具体的写作方法上，由于传主在世80年（其中在位近70年），可供采用的传记资料以及国内外大事背景异常繁杂，因而以二十多万字的篇幅为之立传，就不能不精心取舍处理材料，又不能不独具匠心地安排篇章结构，从而使得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构筑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事实上，这部作品正是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即充分调动写作技巧，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内部的发展而不是外部的事件上，由此征服材料，这样，整部作品就把各种材料处理融汇成可以被读者接受的形式，换言之，作品把那些事实压缩成了服从于某种便利的形式的东西，从而在许多地方可以用综述的笔法把它们反映出来。由此可见，斯特拉屈的传记写作技巧，也是从实践上纠正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传记”那种因受考证风气影响而形成的喜欢堆砌材料繁征博引由此使篇幅十分冗长的弊病。
斯特拉屈的“传记革命”产生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欧美各国的传记作家至今仍然十分推崇他，即是一个明证。和斯特拉屈基本上属于同时代的、但晚于他谢世的其他传记作家，大都受到了他的积极影响，只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自己新的传记写作实践中，还在各个方面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和超越。例如以下三位传记作家便是如此。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他是在维也纳长大的奥地利籍犹太作家，1934年流亡国外，20世纪40年代初定居巴西，不久后因对前途悲观而自杀。作为现代著名的传记作家，他的名著除了自传《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外，主要有《玛丽·安唐尼特》《约瑟夫·福修》
《伊拉斯摩斯的胜利与悲剧》《麦哲伦》《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传》等多部。以前两部为例，前者描述的是卷入法国大革命漩涡最后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皇后的生平事迹，但着重揭示的是传主与法王路易十六的个人性格和命运的发展，而其中对于足以影响传主思想情感和性格特征的一些日常生活问题描绘得相当生动具体，细致入微，由于作者擅长心理分析，对于传主的一些特殊心态（如因与法王路易在私生活上的不和谐而引起的感情波动）也分析得丝丝入扣。另外，作品对于若干重大的历史场面（如传主被处以绞刑），也有极为精彩的描写。虽然全书的文学色彩相当浓厚，但是，其所依据的史实则是真实可靠的。因而在欧洲虽然关于安唐尼特的传记有十几部之多，但这一部被公认为是最好的。后者刻画的是一个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集变节者、道德败坏者、政客等不名誉的身份于一身的政治人物的人格形象。由于传主政治活动的复杂性和思想性格方面相应的矛盾，作传显然有更大的困难。据作者说，他之所以选择此人为传主，是因为对这样一个机会主义者和缺乏节操的政治人物怀有心理学上的探索兴趣，唯其如此，作品的笔墨集中于传主的心理和行为的揭示，由此反映出传主乖戾的政客嘴脸。茨威格这一做法的意义还在于，使得后来的传记作家更加重视选择“反派角色”为传主。
艾密尔·卢德威克（Emil Ludwich，1881—1948），瑞士人，但出生于德国，毕业于海德堡大学，尔后又定居于瑞士。卢德威克是一位犹太民族主义者，反对纳粹统治，其著述曾被希特勒下令焚毁。作为传记作家，他大器晚成，于40岁时才发表第一部作品，代表作有《拿破仑传》《俾斯麦传》《歌德传》《林肯传》和《莫扎特传》等，其中以《拿破仑传》最为著名。卢德威克的传记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在最充分地搜寻掌握传主的传记资料的基础上，抓住传主生平思想的特殊点，巧妙地运用、组织材料，使作品的叙述显得生动活泼，而对于传主的有代表性的言行性格，又观察入微，描写细腻，虽直入人性卑微的弱点，然而却避免流入庸俗低级。另外，作品对于传主的某种心态的分析，虽然拒绝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但是由于以大量的传记资料作依据而进行归纳说明，因而同样具有深刻的说服力。如《拿破仑传》中写到拿破仑晚年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我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这个字眼”，作品剖析说，这其实不是传主的豪言壮语，或是满怀信心的言辞，相反可以看作传主临死前的呻吟，是他实现了梦想，搜尽枯肠寻求自己的独创性，而在困惫已极时所发出的肺腑之言。读者联系到全书对于传主生平思想性格的揭示，无疑会赞同这种精辟的分析性意见。卢德威克传记写作技巧上的另一重大特点是，无论是对传主言行活动的揭示，还是对历史事件、历史场面和与传主活动有关的戏剧性情节的描写，都借鉴了美术中明暗强弱的色彩对比手法，也借用了电影艺术中的特写手法，因而他的传记作品的文学色彩相当浓厚，美学技巧因素也十分突出，而尽管传记作品的内容是恪守真实的。
安德烈·莫洛亚（Andre Maurois，1885—1968），法国人，从小就接触文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随即把从军经验写成小说由此踏上文坛，之后主要从事传记写作并研究传记理论，1938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52年，莫洛亚应英国剑桥大学之邀任克拉克基金会讲席，系统讲授传记理论，随即出版《传记文学面面观》 [1] 一书。莫洛亚一生发表中长篇传记20余部，举世公认的主要名篇有《雨果传》《乔治桑传》《伏尔泰传》《雪莱传》《屠格涅夫传》和《普洛斯特的一生》等。此外，莫洛亚也擅于短篇传记写作，代表作有《博学的小说家——阿道斯》《赫胥黎》和《英国小说大师苏伦斯》等。与其他传记作家相比，莫洛亚选择的传主大都是文学家，换言之，他的文学家传记最负盛名。作为一个传记作家，莫洛亚的作品的显著特点是文学色彩特别浓烈，充分注意语言的修辞，在语言风格上还追求一种诗的韵味，与之相适应，大致上每部作品都根据传主最显著的个性特点而择选某一事物为基调（Leitmotif），如《雪莱传》以水为基调等。莫洛亚的作品也注重传主生平活动中的某种富于天然的典型性的故事情节的叙述的完整性，并把这当作作品布局的主要线索之一，因而他的作品曾被人称之为“小说式的传记”。例如，《雨果传》对于传主的风流韵事以及由此形成的一连串的悲剧命运刻画得淋漓尽致；《乔治桑传》也是把传主的富有戏剧性的多姿多彩的一生作了引人入胜的描绘。在这同时，莫洛亚同样借鉴了心理分析的方法，不少地方对于传主个性的揭示也是借助心理分析的方法来完成的。上述写作特点，一般地说，对于以文学家为传主的传记作品来说是可取的，因为这样做有助于分析和理解传主的一些作品。然而，莫洛亚的传记作品中，有时由于对技巧方法过于看重，不免使内容的真实性多少受到一些损害，由此接近了文学范畴的“传记小说”，如《拜伦传》就较明显地存在这种情况。
此外，在当代国际传记写作界享有很大声誉的还有亨利·特罗亚（Henri Troyat），他于1911年出生于莫斯科，祖籍俄罗斯，自1920年起定居法国。此后，特罗亚培养了文学兴趣，从1934年起开始小说创作，曾荣获龚古尔文学奖。但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特罗亚转向传记写作，主要作品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传》《普希金传》《莱蒙托夫传》《托尔斯泰传》《果戈理传》和《风流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传》等。由于作者熟悉俄国文学史，本人又有从事文学创作的经验，因而他的作品对于作为伟大俄国作家的传主的思想性格以及创作活动的体验比较深刻，在分析上也很有独到之处。因而，他的作品的学术性要素就相当突出，普通读者从中可以了解传主的人格思想风貌，而俄国文学研究者则可以由此获得某种启迪。
传记写作在20世纪的发展，与本时期的传记理论研究的深入互为因果。这就是说，在斯特拉屈之后，许多传记作家像他一样，同时也充当了传记理论家，从而对于传记理论的研究因取得新的实践经验而趋于深化了。另外，由于传记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事实上的存在发展，也引起了人们更大的重视，一批职业的传记理论家便应运而生。这两种情况的结合，当然使得20世纪的传记理论更丰富了。相对说来，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传记理论家是安德烈·莫洛亚和哈罗德·尼科尔森。
安德烈·莫洛亚，如前所述，他的传记理论集中体现在《传记文学面面观》一书中。莫洛亚的传记理论明显地建立在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传记”的否定以及支持斯特拉屈的“传记革命”的基础上。莫洛亚也像斯特拉屈一样，激烈反对以往的传记歌功颂德和故意讳饰的弊病，充分强调传记作家的怀疑精神和求实态度。如前所说，他强调，一个诚实的传记作者，不应容许自己这样想：“某人是一位伟大的帝王，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在他的名字周围，已经建立了一个神话般的传说，我所想要叙述的，就是这个传说，而且仅仅是这个传说。”他的想法应该是：“这是一个人。关于他，我拥有相当数量的文件和证据。我要试行画出一幅真实的肖像。这幅肖像将会怎么样子呢？我不晓得。在我把它实际画出之前，我也不想晓得。我准备接受对于这个人物的长时间的思量和探讨所向我显示的任何结果，并且依据我所发现的新的事实加以改正。”总之，我们这个时代，对于真实的观念，已经形成正确的想法。我们不会让传记作者由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左右他的判断；我们要求他根据对于事实的观察，来做出整个的叙述，然后再细心而不带感情地做一番新的独立的研讨，藉以证实那些叙述的内容。此外，莫洛亚还对传记的基本要素问题（人物本位）作了新的强调，认为“传记家把个人作为时代中心，一切事物都从此开始，也从此结束，一切事物都环绕着个人”。在这基础上，莫洛亚提出，现代传记应当有三大特色，一是勇敢地探索真实，拒绝作任何对真实的歪曲；二是充分揭示传主人格的复杂性；三是注重作为现代人的传主的内心的冲突。而从技巧上来说，莫洛亚则认为，传记作品可以称之为描述生活的“壮丽史诗”，传记虽是叙述事实的，但本身也是一项艺术，因而不能忽视其文学性，传记作家的诀窍在于把一个人物的生活的记述，给予读者一种“美感的满足”（aesthetic pleasure）。总的说来，莫洛亚认为，一部成功的传记作品，其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的结合应该是这样的：如同一幅好的肖像，“既是神形逼肖的写照，又是本诸真实的艺术移植”“一方面是真实，一方面是个性。真实像磐石一般稳固，个性又像彩虹一样轻灵，传记要把两者结合得浑然一体”“传记的美妙之处，恰恰在于显示从看似平庸的人生里，怎样迸发出超凡入圣的业绩来。我力图从传记人物伟大的人生里抽取富有小说情趣的细节”。
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他是一位英国传记作家，著有《英王乔治五世——他的生平与王朝》等。但主要成就却在传记理论研究方面。尼科尔森的传记理论代表作是《英国传记文学的发展》（1927）。该书共六章，详尽地分析探讨了英国传记作品的起源、发展的历史及其现状，由此成为研究西方传记写作及理论历史的重要参考书。尤其是该书的第六章“现代（英国）传记”，还鲜明地提出了他的富有独创性的传记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如何处理传记作品的“科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在尼科尔森看来，目前人们对于传记作品的欣赏，除了出自“对历史人物消遣性的趣味”外，还在于“出自于对心理学的真正理性的、有教养的爱好”，而这种理性的兴趣实际上是双重的：“科学”与“文学”。“所谓‘科学’的兴趣，我指的是传记文学应注重事实，注重‘我们的思想应该当然地与相类似或相同的事物和人物合拍’。……‘科学’的兴趣引导我们坚决主张真实，但还没有使我们坚持全部的真实。从这个程度上说，它的科学性只是表面的。当今理性的读者从传记中得到的真正快乐，一般来说并不是从很积极的思想能力所产生的，他的反应是由慢吞吞的认识和比较过程所激起的。……人们相信神学的越少，相信人类经验的就越多，他们到传记作品中来寻求这些经验。”而“另一方面，理性的读者还要求作品的文学形式。读者要求给出的细节应该建立在‘不仅排除错误而且还要增强准确性’的基础上；读者还要求越来越多的细节，要求提供的大量材料具有可读性”。因而，“这双重的要求使20世纪的传记作家肩负重担，为了满足传记的‘科学性’，传记作者必须积累大量的可靠的材料，同时为了满足传记的‘文学性’，他又必须把这些材料融为一体表现出来。然而这种综合、加工，却需要一个主题，一个动机，或至少是一种观点”，总之，“在20世纪，传记作者必须解决的难题是将尽可能多的科学材料和尽美尽善的文学形式结合起来”。然而，尼科尔森又指出，传记写作实践表明，“科学性与文学性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最终将证明科学性对文学性是有害的”，因为“科学性所要求的不仅是事实，而且是全部的事实；而文学性则要求对事实进行描写，这种描写是有选择性的，或是人为加工过的。科学性愈发展，其本身的需要也愈难满足，综述的能力和描写的才干都将不胜其职，最后就必然导致科学性与文学性分道扬镳”，如出现把重点放在注重分析和科学性方面的医学传记，社会学传记、经济学传记、美学传记和哲学传记，以及“步入想象的天地，离开科学的闹市，走向虚构和幻想的广阔原野”即接受小说形式渗透的“文学传记”。至此，尼科尔森引入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纯传记”，他认为，“纯传记”是由三重因素（真实、个性、艺术）结合起来的。如果真实、个性这两个因素接近顶点，并与科学心理学形式相结合，文学因素就会遭到破坏，此时“纯传记”也就不复存在，而从现代传记的写作实践和发展趋势来看，上述三重因素不可能“以适当的比例再次结合”，换言之，文学因素在“纯传记”中总是次要的，而“科学传记将只要求最微量的文学描写，致力于‘不纯’或实用传记的文学，将会开辟一个新的领域，一块传达人类经验的处女地”。这就是说，尼科尔森认为，现代传记写作虽然与文学发生更为亲密的联系，然而传记写作借鉴狭义的文学笔法应当谨慎，不能由此冲击传记作品的基本的史学属性。当然，对于一般传记来说，也要避免那种依附于某一专题学科的情况，如写成“医学传记、社会学传记、经济学传记、美学传记和哲学传记”之类。总之，在防止这两个极端的前提下，现代传记写作在形式上可以有相当的创造性。
除了莫洛亚和尼科尔森之外，下面几位传记作家（理论家）的一些意见也是值得一提的，因为它们也反映了西方知识界对于现代传记理论的某些有代表性的理解和认识。
何嘉士（Basil Hogarth），英国传记作家，他在《通俗传记之需要》一书中，较深入地探讨了传记写作的若干具体问题，如认为“传记的材料也许藏在不伦不类的地方”，作者可能“忽然从无人过问的地方，发现前人忽略的重要证据”，但对于万幸得到的一项口传的证据却不能轻易相信接受；“传记家的任何结论，应以事实为保证。传记家的主要危险之一是意见冲突”，即作品对某些问题的描述前后矛盾。何嘉士还指出：成功的传记对于传主描写的最高境界，当是“必须令读者看见你的人物，就像和他同时的人看见他一样”。
李昂·爱德尔（Leon Edel），美国当代传记作家，写有《亨利·詹姆士传》等。他在理论著作《文学的传记》一书中，特别强调传记作品的严肃纯正的文学性，认为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传记，犹如博物馆画廊中的画像，而市场上充斥着的电影明星、体育名人的“自传”或传记，则是消遣品，不能算传记文学。
尤拉·聂文斯（Ulan Nevins），美国当代史学家，著有《克利夫兰传》和《费希传》等。他在理论著作《现代文学的重点》（Highlights of Modern Literature，1954）一书中，强调了现代传记写作的技巧和形式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多样化——“传记实在是一所拥有许多房间的大厦，传记作家不该受死板的法规束缚，而应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写法，以便适应特殊的现象和主题。幸而，我们永远都不会缺少具有多种的典型和性质的传记。真正杰出的传记作家，永远有足够的气魄来选择他自己的法则，并且能够自己决定究竟需要多长的篇幅，需要什么样的细节，究竟用什么样的态度，处理他书中的人物和时代背景。他的主题愈大，就愈可以肯定的采取旧的规范”。不过，聂文斯最推崇的还是文学因素占较大比例的传记形式，如他还说：一部成功的传记，应当经受三种考验：一是“必须将中心人物，重新创造出来”；二是“必须也能讲出一个可以吸引人的故事”；三是“描写人物和故事的方式，不但要意味深长，而且要深刻，必须在我们的心中勾起一段回忆，使我们从共同的生活经验中，引起共鸣”
。
爵士汀·凯普仑（Justin Kaplan），美国当代传记作家。他认为，凡是以生花之笔写出来的文字优美的传记作品，都可以称之为“传记文学”，一部成功的传记作品的基本条件有两个，一是有一个“连贯性戏剧性的故事”，二是有一个“可信的、可解释的心理发展”，正因为这样，对传记作家来说，必须首先掌握传主的传记资料，然后运用想象力把这些资料结构成为忠于事实、忠于历史的故事。
巴倍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美国当代史学家。她认为，传记不过是缀成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传记写作当遵循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利用个人的传记来衬出一个历史时代，而不是为了表扬个人；二是对传主在感情上应是超然的，保持距离的，尽力采取客观的态度。
还有，当代意识流小说的先驱、法国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夫人（Viginia Woolf，1882—1941）认为，“故事性”当是传记作品的最基本的一种内容形式，她针对那种认为传记当是“分析性”的才能达到真理也值得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而“故事性”的则“太肤浅”和“太通俗化”的观点指出：“传记作者所写的是事实真相，所过滤的是细节，他使我们从整体看到一个整体的轮廓，他所激发的想象力较任何诗人与小说家（除非是伟大的）更为高明。很少诗人、小说家能这么紧凑地给予我们现实。”
从上述各家意见来看，他们各自立论的出发点和侧重点显然不尽相同，问题的关键仍在对于传记作品基本属性（文学？史学？）的判断方面。看来，这一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难以统一的，也就是说，今后西方的（当然不限于西方）传记理论的探讨，还将主要围绕这一点深入地展开。
顺便值得指出的是，近几十年来，西方的传记写作及理论批评中最困惑的仍是如何看待传记与心理学的关系问题
。一般说来，除了部分运用借鉴心理分析方法的传记写作获得成功之外，不成功的实例更多一些。对此，无论是传记作家还是传记理论家都有一定的反省和激烈的批评。例如，即使是当代最杰出的传记作家莫洛亚写的《雪莱传》，由于作者借用了心理分析方法，有许多笔墨又完全出自于想象，因而作品尽管文笔优美，但还是从根本上损害了传记作品的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以致作者后来检讨说今后绝不再写这样的传记作品了。至于西方大量存在的那些由于借用心理分析方法而没有获得成功的作品，诚如一位名叫狄福托（Defoetho）的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心理分析用来撰写传记，推求事实真相，实在毫无价值可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用心理分析写成的传记，值得我们可以严肃对待的，因为它们往往皆非事实。这样的评语也适用于弗洛伊德大师本人的著作，他所写的《达尔文》就是一部无聊之作，完全未与许多明显的纯净的事实相参照。”另一位批评家林克（A.S.Link）甚至还批评说：弗洛伊德和他人合著的《威尔逊总统传》更糟糕，因为“凡是有需要支持他们那一套心理分析的时候，他们就大胆放肆地去发明一些证据”
。
最后也应指出，西方传记目前仍在发展中
，其中，美国似乎对传记问题更为重视，还相应地成立了“美国传记研究所”。虽然该所的主要工作在于编辑出版每年一版的《世界名人录》，但这一工作本身却有力地影响并促进了包括中国在内
的世界各国的传记编撰，尤其是对当代著名人物的研究。此外，英国的“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在推动传记的写作和研究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据此可以肯定，在未来的岁月中，传记编撰在世界范围内将是经久不衰的。
[1] 此书原题 Aspects of Biography ，又译《传记综论》，由6篇文章组成。可惜国内至今无完整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