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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传记作品的理论与实践作为一个专题学科来研究，无疑还需要探讨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那种割不断的联系。因为只有在把握了这种联系之后，才能既可以提醒传记作家在写作之前做好充分的学术准备，也可以使传记理论家对于具体的传记作品的批评获得一种与传记作品的基本要素和功用相衔接的价值尺度。
通过描述历史人物的生平活动来反映一定的历史生活内容的传记作品，就其本质而言是历史人物研究的一种形态。而历史人物研究本是历史科学最基本最重大的课题之一，因而传记与史学的联系至为明显。
传记与史学的联系具体地表现为：传记写作与纯史学性质的人物专题研究在所处理的材料对象、处理材料对象的意图和原则，以及处理材料的方法等几个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一致性。而且，从理论指导上来说，两者所遵循的史学观也应该是同一的。因而传记作家应当像史学家一样，接受严格的史学研究的训练。
无论是史学研究，还是传记写作，都必须广泛收集和尽可能完整地掌握史料，因为史料是立论和写作的基础。不过，由于史学研究和传记写作最终所追求的成果的知识形态有所差异，两者对于史料搜寻实际上就有不同的侧重点，即除了部分交叉外，尚有一部分是各自所需的。例如，近代史研究者为考察洋务运动，不能不用相当的精力去收集和研究诸如李鸿章、张之洞一类代表人物的生平思想活动的资料，而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传记作者，为了写好传记，除了更深入地发掘他们的传记资料，也同样要把洋务运动史作为一种最主要的历史背景予以考察研究。显然，在这里，凡是有关洋务运动的史料，有关李、张两人的传记资料，均为史学研究和传记写作的材料处理对象。
史学研究强调严格的科学性，即历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它要求研究者在研究活动中，都把实事求是地再现（介绍、评述）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既作为一种最高意图来贯彻，也作为一种基本原则来遵循。以纯史学的人物研究而言，其意图和原则简要说来就是，真实地揭示历史人物的有关情况，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并予以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而不能有意讳饰或加恶谥，不能掺入研究者的感情因素，也不能屈从于某种社会政治的或物质利益上的压力或引诱。严肃的传记写作同样强调这一点，诚如法国著名传记作家莫洛亚所说：“我们这个时代，对于真实的观念，已经形成正确的想法。我们要求他根据对于事实的观察，来做出整个的叙述，然后再细心而不带感情地做一番新的独立的研讨，藉以证实那些叙述的内容。”
史学研究有它一定的方法论，而这些方法论，大都也可以为传记写作所借鉴吸收。例如，史学研究强调对于材料考核订正，做到信而有征；史学研究无论对人对事，一般都遵循严格的时间概念；史学研究还特别注重对于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前因后果、相互联系以及各种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的考察，传记写作也都无法拒绝这样的方法论。最明显的情况是，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中对于人物的研究，往往从做年谱入手，或干脆把年谱作为史学研究的专门形式。这正如当代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以清人蔡上翔所著的《王荆公年谱考略》来看，“其考订荆公事迹，但以年月比勘，辩诬证实，判然无疑；因知年谱一体，不特可校事迹发生之先后，并可鉴定其流传之真伪，诚史学之一长术也”
。我国当代传记写作中常有这样的情况：以编撰年谱作为传记写作的基础工作，或完全以年谱的形式为传主立传，大量的传记作品又附以传主年谱。这一切都是表明了史学研究和传记写作在方法论方面的一致性。
由于某种类型和形态的传记作品，至少是传记资料（如个人的日记，填写的各种履历表等），或者某些传记作品的附属性内容（如著述年表、索引、图片等），本身就是一种档案文献，更因为传记写作所要处理的材料，往往需从档案文献中寻得，而且处理传记资料的方法又往往涉及到档案文献学中的课题，因而传记也就不能不与档案文献学发生密切的联系。
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通常说来，传记写作必须建立在档案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需要广泛地利用档案文献，从中征引资料、发现证据和线索等。尤其是撰写宫闱人物或上层政治人物，离开档案文献，则必然影响传记作品的内容质量。例如关于屠格涅夫的传记有多种，大家却公认苏联学者尼·鲍格斯洛夫斯基的《屠格涅夫传》为最优秀。究其原因，正是在于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广泛地查阅了有关传主的档案文献材料以及传主同时代人的回忆录和书信等，这样，作品在描述传主的生平思想活动的一些关键问题时，都能援引书信、日记和回忆录等大量原始的文献资料，从而给读者以充分的真实可靠之感。相反的例子是，前已提到美国学者曾写过两部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传记，虽然总的说来是写得不错的，但是由于它们的作者无法得到苏联官方的档案文献，因而内容较为单薄。同样，近年来海外学者写《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的为数不少，就笔者所接触到的若干种来看，撇开政治偏见不说，其内容也极其单薄，甚至牵强附会。至于评述传主的重大的政治活动时，史料的不准确也是极为明显的，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作者无法得到完整的档案文献资料。
这个问题与史学方法也有联系。其中最主要的当是对于材料的考订鉴别的方法。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大意谓：某些文献材料，往往距事越远（离今越近），对某事描绘得越详细，因而事实上也越不可靠。据此，文献学方法上有一个通则：对于某一历史事实，如果有不同时期的几种描述，而时间较晚的但描述得却是详尽的那一种，倘无足以征信的其他的材料，则宁疑不信，宁阙不用。联系到传记写作处理文献材料的情况来说，以鲁迅的传记写作为例，如果为鲁迅立传而征引传主的亲友在生前身后的各种回忆录、谈话录之类，特别需要慎重地考订鉴别。因为在1949年之后（尤其是“文革”期间）所发表的有关鲁迅的回忆录之类，由于受到政治时事的影响，除了一小部分因年代久远而误记的正常情况外，有不少是故意作伪、妄作臆测的，或者从非学术原因出发而改写史实，甚至许广平和周建人提供的资料也是如此
。
与此有联系的是，传记写作在运用档案文献学的一般方法对有关材料作考订鉴别时，还需要引入版本目录学的知识和方法。例如，要研究、介绍某一传主的思想，主要依据他的代表性著作，而有些传主对自己的代表作是不断修改又不断重新刊行的，这样，不同版本的著作实际上也就成了研究和探寻传主在不同的生活时期的思想发展变化线索的重要依据。既然如此，传记写作借助版本目录学的知识和方法处理材料就显得特别重要，顺之者优、逆之者劣。突出的成功例证是，夏东元著的《郑观应传》在探究传主的思想历程时，对于传主的代表作《盛世危言》的版本收集和考订鉴别尤力，从二十几种不同版本的考订中，有说服力地揭示了传主思想发展过程及其重大变化。相反，曾有一些传记作品（包括某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在评述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思想特点时，所依据的《女神》一书并非1922年初版本而是1949年后的改定本，这就很可能悖于史实。
如同传记与史学有最亲近血缘联系一般，传记与文学的亲密联系也是极其明显的
。这种联系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相当一部分传记作品似乎介于文史之间，即内容本体是史的性质，而知识形态的载体却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
用文学笔法写成的传记作品自然如此。而有些用史学笔法写成的传记同样有这种情况。即是说，在这类作品中虽然描述的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的真实的历史生活，然而为了再现传主的形象，有时往往加以若干的环境气氛的渲染，或者依据史料对传主的某种心理状态作比较细致的刻画，至于在对传主的生平活动思想作某种分析评论时，也可能插入若干抒情性的文字段落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传记作品似是成了史学和文学的混血儿，即历史的洞察力与文学的感染力、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美感达到了一种和谐的融合。
应当说，这种情况正是体现了传记作品的一个派生要素——美学技巧因素。正因为这样，对于这类作品，就一般读者而言，如果不是从纯粹的传记理论研究出发，似乎就没有必要硬去区分和判别其史学或文学的归属；同样，对于一般传记作者来说，尤其是对作为文学家的传记作者来说，当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写传记作品时，似乎也可以把它当作文学创作来对待，前提仅在于不与传记作品的基本要素相背离。这诚如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的序言中所说：“今日会有人在这支颂歌里面寻求以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渊博的著作，对于他们，我不得不有所答复。我自有我做史家的时间。我在《亨特尔》和关于歌剧研究的几部书内，已经对音乐学尽了相当的义务。但《贝多芬传》绝非为了学术而写的。它是受伤而窒息的心灵底一支歌，在苏生与振作之后感谢救主的，我知道，这救主已经被我改换面目。但一切从信仰和爱情出发的行为都是如此的。而我的《贝多芬传》便是这样的行为。”
这种一致的审美标准即是“真、善、美”。只不过以“真”而言，传记作品追求的是历史的真实，并把这放在首位，而文学作品则是崇尚艺术的真实，其真与美往往是密不可分的，有时甚至以美为首位
。某些自传体小说，如高尔基的《童年》等三部曲，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造社成员撰写的“自叙小说”，如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等，之所以被视之为文学创作而不是传记作品，正是这个道理。
而从“美”这一点来说，文学创作讲究独特的美学风格，传记作品也有美学技巧的因素，因而两者也有相合之处。例如，人们常常这样评论那些优秀的传记作品在写作上的特点——“文字清新、语言流畅”“描述细腻，真挚感人”“生动有趣、优美动人”“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等，这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美学要求来作评判的。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前英国首相邱吉尔，而邱吉尔的作品大都是“非小说性质的散文文学”——主要是传记作品。可以认为，这显然也是考虑到传记作品与文学作品因审美标准有交叉的一致性而相当接近的缘故。实际上，邱吉尔的作品如《我的早期生活》《南道夫·邱吉尔》《世界的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虽然文学的色彩较浓（但主要表现在修辞手法和文字技巧上），然而对于事实的回忆、叙述，包括对于一些细节的描绘，则完全是真实的，几乎没有任何的虚构与想象的成分，总之，它们当是传记作品而不属于狭义的文学作品。
在这方面，两者的差异仅仅在于，传记作品意在“再现”，所以一般偏重于白描，作客观的介绍，同时穿插冷静的分析和评价，而凡此种种，又用确凿的文献资料予以印证。至于文学作品，它意在“创造”，所以可以调动任何手段，包括运用典型化的手法。换言之，传记作品对于传主的描述要受到种种限制，而文学作品则有极大的随意性。例如，伊芙·居里写的《居里夫人传》，作者虽然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全书的辞章也是生动华美的，但总的说来它是严格忠实于历史的，并没有采取什么典型化的文学手法，主要是让传主自己的那些有根有据的言行来表现其性格特征。而同名的美国电影，其剧本作为文学作品则采用了为传记作品所不取的文学惯技，因而添加了许多事实上不曾发生的场景和细节。
传记作品因为是写人物的事迹，因而也像一些文学样式（小说和戏剧）一样注重内容的故事性，而在讲述“故事”时自然也要借鉴若干文学手法。
以文学笔法写成的传记作品在这方面当然是极为明显的，而以史学笔法写成的传记作品，也有类似的情况，即对于足以表现传主思想性格的某些本身富有戏剧情节的活动或事件，大抵作完整的记述，其中还录下有关对话等，只是这种记述尽可能的简洁，归纳性较强。例如《民国人物传》中的《蒋梦麟》一篇，有这样一段文字：
……日本帝国主义对蒋梦麟极力拉拢和威胁，蒋均未为所动。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蒋梦麟领衔发表了一个反对分裂中国领土的宣言。不久，他听说日本人已将他列入黑名单，随时可能被逮捕，但没有避走。29日，日本宪兵径至北京大学邀蒋到日本大使馆武官处谈话。蒋即前往。日本武官质问蒋为何反对“华北自治潮流”？为何怂恿学生进行大规模反日宣传？他进行了辩解，该武官乃要他当晚赴大连，亲向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解释。蒋梦麟不愿去。他说：“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这样做。如果全世界，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就要成为笑柄了。”日本武官通过电话请示后，放他回家。不久，日本使馆又向北平当局提出，因蒋梦麟煽动学生抗日，要他们强迫蒋离开北平。北平当局劝蒋离北平，他没有同意，继续主持北大校务。
《蒋梦麟》还只是一篇四千余字的小型传记，但却用了近四百字来记述一件事，这表明，注重内容的故事性确实是传记作品与文学作品的一个相通点。其实，传记作品中的年谱或评传类也常常是这样。
如前所说，由于人类思想文化心理的“英雄（伟人、名人）崇拜”观念的影响，古今中外的传记作品，大都是选择那些具有相当的社会政治身份或突出的学术文化贡献、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起某种作用、或者在历史发展中以不同的形态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为传主。而从这些传主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可以称之为通常意义上的人才。既然如此，传记与人才学的联系也是宛然可寻的，诚如有的学者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在现代学术的意义上，一个人的传记，就是对于这个人行为的研究。（一个人的自传，至少亦是研究这个人行为最重要的材料！）”
传记与人才学发生联系的基本原因和特点之一，在于传记对于具有人才性质的历史人物的介绍和评价，涉及到了人才学上的许多基本课题。例如，人才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有：人才的类型特点、人才成长的原因（环境影响、受教育情况等）、人才的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人才的内在因素、心理性格特点、知识结构、时间运筹、各类技巧等）。而就传记作品来说，不管传记作者本人是否意识到，只要他是在为一个具有人才性质的传主立传，势必会或详或略地探寻和回答上述问题。
当然，尽管每一本具体的传记作品不能代替或囊括完整系统的人才学研究，然而从传记作品的整体来说，则可以构成人才学研究的最主要的科学依据和最基本的统计资料。如在国际上，近年来不少人才学研究者用很大的精力来收集整理各种人才的传记资料，由此统计加工并抽象为某些具体的规律。例如美国学者哈里特·朱克曼著有《科学界的精英》，对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长和成功的规律作了初步的分析探讨，其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国内也有这样的事例，如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红洲，在研究统计了公元1500年到1960年间全世界1 249名杰出科学家和1 928项重大科学成果后得出结论说：科学发明的最佳年龄区是25—45岁，峰值年龄则为37岁。该学者又统计了1901年至1960年间全世界215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资料，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科学发明最佳年龄区是30—45岁，峰值年龄则为39岁。这表明，近年来我国人才学研究中的重大成果——“科学发明最佳年龄规律”是以传记作品和传记资料为出发点的。
正因为传记与人才学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因而近几十年来人才学作为一个新的边缘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也促进了当代传记写作的某些变化，或者说，在人才学的影响冲击下，传记写作开始形成了若干新的趋势。
大量的评传也不只是从社会政治或党派的角度去评判传主的功过是非，或者较单纯地从学术文化史的角度去评价其贡献、影响和历史地位，而是有意识地从人才学的某种角度去探寻有关问题：“各种各样的人才，他们到底是怎么成功的？在求学时期与他们成绩不相上下的同窗之中，有不少人后来却一事无成，这是什么原因？……不少‘神童’毫无建树而死，很多不正经念书的却成了稀世之才，这些难道全都是偶然现象吗？决定一个人成功或失败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呢？除了教育学已有的成果，还有没有我们至今尚未认真归纳或者尚未认识清楚的规律呢？”
典型的如近年来我国学者写的《G·孟德尔—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一类的评传，该作品的基本写作意图，就是通过对传主的人生观、爱情、事业和思想方法等综合影响加以评述来回答属于人才学的课题：某传主成功在什么地方？失败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教训可供后人吸取？
传主常常是在世者。国际上较有影响的有由美国科学协会主持出版的《科学家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共14卷），内载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4 000余人的传记。国内较有影响的则有《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和《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等。
如《梁启超胡适徐志摩连环传》《宋氏三姐妹》等。有的作品虽然是为单个传主立传，但在评述传主生平思想时，却非常注意把这一传主与其他具有可比性的人物（人才）作比较，因而人才学的有关课题往往构成了这类传记作品的主要内容之一。
如同人才学与传记作品实质上都是以人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发生了两者的联系一样，由于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的内在经验（又称直接经验），或者说心理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如詹姆士所说是“叙述与解释人类的意识状况”，而传记作品也要涉及对于传主的思想性格、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等问题的分析评述，所以传记与心理学也有有机的联系。
自从德国的心理学家于1879年在莱比锡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以来，现代心理学衍殖了许多专门的学科分支，如机能心理学、构造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联想主义、行为主义、目的主义和精神分析等，其中由弗洛伊德创立奠基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最大，对于现代传记的写作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斯特拉屈的那些被视之为起了“传记革命”作用的作品，明显得到了精神分析学说的帮助。
把现代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内容和方法引入传记写作，本身有它的相当的合理性。因为根据近代心理学理论，人性是不断变化的，它是许多矛盾性格的综合表现，同时个人的性格又是由他人眼中看出来的东西，依观察者情况的不同，往往只能表现性格的一个侧面。精神分析学说又认为，人的意识之外还有潜意识，这对于人的行为影响与意识一样，也起很大的作用，甚至人的许多重大成就都是早年被压抑的性欲的升华。据此，传记写作就可以从各个方面，从各种矛盾的琐碎事实出发，去揭示、发掘、表现传主的复杂的、真实的、活生生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从而打破旧的传记中常常出现的弊病：从认为人性是不变的和单纯的观点出发，而刻板地抓住传主的某些表象的性格特征，然后选择其“相符”的事实来作证实，由此把活生生的传主演绎成了一具塑像。
然而问题在于，传记写作毕竟与心理学研究有不同的目的，如果完全依照心理学（包括精神分析学说）的方法来写传记，把传记写作当作心理学研究的附庸，那么一本本应是有血有肉地反映传主生平思想的传记作品，就有可能变成僵化的东西，从而既脱离史学，也与文学绝缘。欧洲当代著名的传记作家卢德威克指出：“我从未走上心理分析之路，因为我觉得心理分析常以它们系统化的理论把生命多彩多姿的丰富性弄得黯然失色，它们常常把生命弄成无聊的虚构物。”这段话如果就整体上评价心理分析方法而言，自然有其片面性，但是就反对传记写作中全盘照搬心理分析方法而言，则是一种中肯的意见。海外学者林衡哲很赞同这一意见，对于心理分析方法在传记写作中喧宾夺主从而形成的一种“心理分析传记”局面也深为不满，他说：“我个人觉得一个传记家，对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必须要有起码的认识，利用心理分析学，而不应该被心理分析学所利用。总之，传记家与心理分析学之间最好维持柏拉图式的关系，把她当作精神上的朋友，偶尔参考她，但不必与她结合在一起。”
毋庸置疑，林衡哲的意见是可取的。
文章学，又称写作学，或称之为文体学。它所研究的主要课题有文章的文体分类，以及各体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必须注意和遵循的通则。传记既然作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体，那么无论是具体的写作，还是对之作评论，显然也都要涉及到文章学的一些问题。例如，关于传记作品的分类及其各类型传记作品的基本写作特点，关于传记作品的谋篇布局，关于传记作品的材料取舍和组织运用方法
，以及传记写作在语言文字（尤其是逻辑和修辞）方面的要求，这些问题既与一般文章的写作有共同要求，但也有传记写作的特别要求。而一般文章写作方面的通则，对于传记写作也大都有参考和借鉴的价值。
总之，传记与文章学的联系也是密切的，就传记作品的派生要素之一——美学技巧要素而言，两者更有不可分割性。这方面的具体论述分析，将在本书下篇中展开。
以上分别探讨了传记与几个主要学科的联系。事实上，与传记发生种种联系的学科，远不止这么几个。例如，有些传记写的是在世者，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需要作调查采访，即使是为死者立传，有时也需要走访与传主有密切关系的若干人士，这就涉及了新闻学（新闻采访）的课题。有些学者还提出，传记与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和文化人类学也有相当的联系
，这种看法自然是有道理的。
这种情况表明，现代传记的理论和实践作为一个整体，确实是与多种学科交叉的，因而“传记学”不能不带有边缘学科的性质。有的学者指出：“把传记目为文学类型的作家的任务因此是多重性的：他是研究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他是观察社会趋势的社会学家；他是搜索思想影响的学者；他是发掘人性发展的人文主义者；他是一个采访活人的记者；他是一个富含想象力的创作家。”
很显然，这虽是从传记作者的职业性质的多元性角度来提出问题的，然而归根结蒂，也是看到并且承认了“传记学”的这一基本特点。
最后有必要指出，肯定传记与其他各学科的联系，这既是对传记作者的知识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可以帮助人们从理论上深化对于传记作品的基本要素和功用的认识。为了进一步清晰地强调这一点，不妨以图表的形式来归纳描述传记作品与其他学科联系的大致情况。
图3 传记作品与其他学科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