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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界定了传记作品的科学概念并对传记作品作了分类之后，就有必要进而探求传记作品的基本要素和功用。不过，要考察这一问题，却需要从分析传记文体的兴起和繁荣发展的原因入手，因为传记作品的出现既然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就应当把它置于大文化的背景中去把握。
一般地说，传记文体的兴起发展的原因及规律主要体现在如下三大方面。
诚如英国史学家李雪特（Sidney Lee）所说“传记之兴，是餍足人类纪念的本能”
。
无论中外，传记写作起初总是出自于纪念死者、表彰先人，有传之不朽并让后人仿效的意图。在这里，英雄崇拜的烙印自然是十分明显的。直到现在，这一情况依然普遍存在。例如，当代传记的传主类型虽然已经比较繁杂，但基本成分无疑还是古往今来各行各业的英雄、伟人和名人。
英雄崇拜实际上是人类远古时代就形成的图腾崇拜的一种世俗形态的翻版，不过英雄崇拜远比图腾崇拜来得复杂。通常说来，历史现象是人类活动的总和，历史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参与创造的，英雄（伟人、名人）在历史创造过程中的确扮演了重要的乃至举足轻重的角色，由此与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写历史，不能不写人物，而写人物，又必须写英雄（伟人、名人）的活动，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样，传记作品一开始就把英雄（伟人、名人）作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传主类型，自有它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把为英雄（伟人、名人）立传当作英雄崇拜的具体演绎，也不能不是反映了人类心理的一种崇强卑弱的缺陷。
当然，不同阶级、不同经济地位和社会职业的人们，其英雄崇拜的表现形态也有差异，表现在传记写作上就形成了立传意图的区别。例如，对封建帝王来说，他当然崇拜先祖，崇拜前代的“明主”，也崇拜（表现为尊重）能够帮助自己治国平天下的贤相良将，所谓在自己亲近并信赖的臣僚死后诏命“宣付国史”，正是出自于这样的动机。而对一般传记作者（史学家、文学家）来说，他们崇拜英雄，为英雄立传，有的完全是服从于政治需要或为追求个人现实的社会政治物质利益（如历代御用文人或职业性的谀墓者），有的则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也有的是比较单纯地从学术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的。然而，即使是后两种情况，他们之所以选择某人为传主，一般也无法排除潜在的英雄崇拜观念。如英国最杰出的传记作家鲍斯威尔，他一生虽然接触过不少名人（如伏尔泰和卢梭），但他最终写《约翰生传》，主要原因正在于他对传主有一种更深切的衷心崇拜。从中外传记发展史来看，谀墓的情况始终存在，更是从整体上说明传记写作与人类英雄崇拜观念之间的深刻联系。自传写作中实际上也有类似情况，且不说社会上大抵只有各界名流才写作出版自传，从自传的内容质量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带着自我标榜的色彩，这应该说也是英雄崇拜的一种折光，因为它们的作者也希望把自己打扮成英雄伟人以引起读者的崇拜。
总的说来，人类思想文化心理中的英雄崇拜诱发了传记文体的兴起，但对于传记写作的发展，却带有两重性。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不言而喻的。由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类表达思想的形式形态自然日趋丰富。落实在文体上，其分类也就由粗到细。无论中外，传记文体起初也总是附着于史学著作文体上，而在古代文史不分的情况下，传记难以相对地独立于文史之外。然而由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不断形成专题学科的分支，这与文体分类由粗至细的情况相结合，也就自然地使得传记文体强化了相对的独立性。在中国，传记文体从依附于经史、到成为通史类著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各类区别于“史传”的“别传”的出现，就反映了这样的规律。在西方，英语的传记（biography）一词直到公元1660年才出现使用，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在中外各国，大抵是先有片断的传记资料，后有较完整的传记作品；先有他传，然后才有自传；先有短篇传记，然后才有长篇传记；先有基本上用史学笔法写成的传记，然后出现具有较浓厚的文学色彩的传记作品，如此等等，也是这一规律的明显体现。还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社会活动面大大拓宽，这也决定了传记作品内容本身的不断发展变化。例如，近代以前的中外传记，传主大都为帝王将相、宗教领袖和信徒以及文学家等，与此相适应，传记作品反映的大都是传主的政治活动、军事活动、宗教活动和艺术创作活动。而近代以来，除了以上情况外，更多的三教九流的人物跻身于传主之列，因而传记作品的内容题材也就更为丰富，由新的内容题材所决定，自然在传记形式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从一般传记到评传的发展，即不满足于记载传主的生平事迹，更要通过记述传主的生平事迹来分析评价其功过是非和确切的历史地位，并且由此探寻总结某些社会历史规律等。显然，传记写作这一方面的发展变化，也与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各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情况，对于传记写作的影响极大，而有无进步思潮的产生与弘扬，更是对传记作品的质量有密切的联系。例如，欧洲在整个中世纪里，由于宗教神学的统治，传记写作停滞不前，随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发展，传记写作才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但尔后又有反复，典型的如英国，在鲍斯威尔之后的维多利亚时代，传记作家因受某种道德观念影响，崇尚崇高、正直、纯洁、严肃，因而传主大都被描绘得比常人高大，可敬而不可亲，与此相适应，在具体的写作中则是堆砌未经消化的材料，也未作认真的谋篇布局，在冗长的篇幅中，还充满着阿谀之辞。这种情况直到斯特拉屈倡导“传记革命”之后才得以扭转。中国的情况同样相当典型，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正史中的帝王传记几乎都是歌功颂德，而为圣贤者立传，又往往是文过饰非，扬善隐恶，严重失真。只是在戊戌维新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因受科学与民主的熏陶，传记写作各方面的质量才有显著的提高，由此标志着中国的传记写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以上几点是就大体情况而言的。在当代，造成传记繁荣发展的后两大原因在不断地强化，而前一个原因似乎有所减弱。应当说，这种现象与后两个原因有所联系，因为人类文明程度日益提高，决定了人类思想文化心理中的民主性的健康因素也不断滋长，例如，当代传记理论家已经从理论上较明确地提出了反对英雄崇拜的问题——现代传记作家必须抛弃维多利亚时代传记作者的那种腐朽观念：“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伟大的国王，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或一位伟大的作家，在他名字的四周，业已有了一团神话存在，而我想去描写的正是建立在这些神话上。”由此建立一种科学的怀疑精神：“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人，我手中握有一些有关他的历史文件，一些有关他的证据，而我想去描写的是一幅真实的画像，目前我不知道这幅画会变成怎样，在我未完成这幅画像之前，我也不想知道他到底会变成怎样，我准备去接受在描绘他的漫长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新的启发，同时在写作的过程中一旦我发现了一些新的事实，会马上把他修正过来。”
这样，对一些严肃的传记作家来说，往往要求自己以科学的态度来写传记而不是为了某种私利去做谀墓匠，所以即使他们在选择传主的问题上仍有某种潜在的英雄崇拜，但也不会那么强烈以致从根本上影响传记的质量。另外，当代社会的传记作品的读者，虽然秉持英雄崇拜去读传记者仍不乏其人，但毕竟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层次较高的读者的历史观、政治观和社会价值观念，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发生变化，因而也就必然对于那种流露英雄崇拜观念的传记作品发生怀疑、表示不满，他们欣赏的只是那种被撕下了神圣的面纱的，令人亲近的、可以感知、对话和交流的，具有普通人所具有的一切情感性格特征的传主形象。可以断言，这种信息反馈也必然施积极影响于传记作者。
目前，传记写作在世界范围内已成方兴未艾之势，这当中尽管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上述原因毕竟是最基本的。唯其如此，我们进而探讨传记作品的基本要素，也就必须扣住上述问题。
传记作品的基本要素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本位要素，这是指传记文体区别于其他文体在表述内容和方法上的根本特点。第二层次是派生要素，指的是从本位要素中派生出来，但又足以制约传记作品质量水平的种种其他内容条件。
简要地说，传记作品的本位要素是要求以写人为主，而不是记事为主，写人可以写到事，但记事却必须为写人服务。更重要的是，它要求写历史上真实的人物，而不是虚拟的人物；要求写人的真实的活动事迹，而不能写子虚乌有的情况。另外，它还要求通过比较完整全面地描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思想风貌和个性特征等，求得对于这一人物的评判。
在本位要素中，人物的历史的真实性是最重要的。如果传主并非是确切的历史人物，那么此“人”的传记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传记。如《史记》中有“五帝本纪”，“五帝”者，仅是传说人物，所以“五帝本纪”其实称不上为传记。顺便说，尽管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传记作家，但由于《史记》中有“五帝本纪”之类，从史学角度或传记角度来看，则是败笔。另一种情况是，虽然传主确系历史人物，但传记作品对于他的生平事迹的描述完全运用文学创作的方法而作虚拟编造，至少在许多方面予以艺术加工，如《洪秀全演义》和高尔基的《童年》《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那么也只可认定它们是属于文学创作范畴的“传记（自传体）小说”，而并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传记作品的对象。
至于有一些作品，它们所写的确系历史人物，作品对于人物的生平活动和思想风貌等方面情况的反映也基本上是真实的，只是在局部的细节上有艺术加工的痕迹，以至并不是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对此，我们可以承认它们是传记作品，不过从传记作品的本位要素来衡量，则不能不同时指出它们是有所缺陷的。同样道理，有些自传或回忆录，明显存在作者故意作伪的情况。对此，我们也不必要否认它们的传记作品性质。诚如胡适所说，有的自传“也许是要替他自己洗刷他的罪恶；但这是不妨事的，有训练的史学家自有防弊的方法”，自传只要能“写出他心理上的动机，黑幕里的线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就好了
，这是因为自传或回忆录一类的传记作品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提供了事实，而在于他常常无意暴露的思想”
。当然，这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当代传记写作中有不少评传、传论，虽然这一类作品中“评”和“论”（理论分析）的篇幅可能超过“传”（描述传主活动事迹），而由于传主无一不是确实无疑的历史人物，作者赖以评论的论据也从信而有征的传主的传记资料中提炼出来的，因而它们还是具备了传记作品的本位要素。
还应当说，传记作品的本位要素，本身有几个侧面。除了传主的生平活动、思想风貌和个性特征等之外，还包括传主所处的时代背景、具体的社会活动背景以及传主与其他人物的交往联系等。因为只有本位要素中同时包含这几个互有联系的侧面，传主才不是一个孤立的人，对于传主的种种描述也才能立体化，同样，对于传主的评判也就有了一个可靠的参照系。古今中外的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作品，无论是他传或自传，无论是长篇或短篇，也无论是用史学笔法抑或文学笔法撰写的，对于上述几个侧面实际上都是把握住的。相反，正是那些谀墓性的文字（古代如花钱雇人写的墓志铭，近代以来如官方发表的悼词之类），所写的传主如同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而评价性语言又充满溢美之词。显然，前者才是具备了传记作品的本位要素，而后者尽管也被图书目录学家归入传记类文字，但它们的本位要素其实是不完全的，至多只具有若干少量传记资料的价值。
就现代传记的写作实践和理论来说，传记作品的本位要素有所扩展，或者说更加具体化了。这主要是，以传主的个性特征来说，还要顾及传主的心理行为特点及其变化，由此不仅揭示出传主是怎样一个人的问题，还要进一步解释传主何以变成这样的人的问题。换言之，现代传记的本位要素需要把这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是在深广的历史背景中对传主的生平思想活动等作如实的描述，另一方面则是探究其之所以如此的种种原因。法国19世纪文学批评家圣·波甫说：“我所谓的好传记是指那些能把握住主人翁的内心，不放开他，从各方面去审察他，使他复活，使他的坐立谈吐宛如活生生的人，使其家居及日常生活都给我们看穿，然后从各方面让他与这块大地和真实的存在以及日常的起居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总之，要把他们赖以存在的真实的生活基础，整个地显露出来。”
这段话很可以视之为对现代传记的本位要素的一种完整的诠释。当然，这种探究和显露，可以借助形象化的描述，也可以运用理论分析的方法，换言之，既可以用史学笔法，也可以用文学笔法。不过这已经涉及到另外的问题了。
传记作品的派生要素较多，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作品所反映的社会政治观。
不管传记作者自己是否意识或是否承认，他们选择任何一位传主并撰写任何类型的传记，都不能不反映（流露）自己的社会政治观。所谓社会政治观，其表现形态是一种政治性倾向，而这一点往往是通过对于传主生平事迹的材料的搜集运用以及某种评价性言词表现出来的。从传记理论批评的角度说，虽然承认这种派生要素的合理性，但却要考察这种社会政治观是否具有进步性。例如，为一位暴君、独裁者或人民公敌立传，在有的御用作者的笔下，自然极尽阿谀美化之能事，他们也可能披露若干本可足以证明传主罪恶的材料，但却同时采用刀笔吏的手法使之作出另一种解释。相反，在一位属于政敌阵营中的传记作者的笔下，传主又可能被描绘成恶贯满盈的大坏蛋。但是如果由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来写传记，情况将不同于前两者，他将避免脸谱化，避免各种政治偏见，而是尽可能客观地揭示出传主生平思想活动的阶段性及其各个侧面的实际面目。这就表明，虽然传记作品总是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倾向，但是政治倾向性不能为政治偏见所取代，事实上，越是把传主写得真实、客观、准确，才越有政治的批判力量。
（2）作品所体现的伦理道德观。
传记作者对于传主的某种评价，除了受社会政治观因素的制约之外，无疑还受他本人的伦理道德观的支配。所谓伦理道德观，一般是指对于传主思想言行的善恶的褒贬所依据的道德标准。道德标准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于传记作品来说，判断其伦理道德因素的强弱优劣，也没有划一的尺度。一般讲来，应当把真实性和客观性置于伦理道德衡量标准之上，即是说，披露传主真相的范围大小相对说并不太重要，只是“隐恶扬善”或“为尊（贤、亲）者讳”的做法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至于传记作者在评判传主时所依据的道德标准，应以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进步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参照系，符合者为优，超越者更佳，而不及者则为劣。例如，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史书（包括大量的地方志）中都有“节妇（烈妇）传”之类，那是依据程朱理学的道德标准来颂扬信奉和实践“三纲五常”的女子的。虽然这种道德标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统治阶级思想，然而由于当时实际上已有若干反传统的异端思想家对这种道德标准提出了质疑乃至批判，因而这样的传记作品反映的伦理道德观就不足为训。在这一方面还有另一种值得提出的情况，即当代传记作家为古代历史人物立传，每每夸大传主的所谓“历史局限性”，如“正统观念”“封建意识”，等等。这其实也有以今天的道德标准去苛求古人之嫌。这种做法同样也是不可取的。
（3）作品所流露的历史观。
传记作品在本质上是一种史学著作，其流露的历史观当为传记作品的派生要素自不待言。作为传记作品的历史观，含有多方面内容，如对于传主所处的历史生活舞台背景的认识，对于传主生平思想活动的历史意义的把握；如此等等。从传记写作的实践来看，重要的一点在于：对于传主生平思想活动的描述和相应的历史评价是否遵循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否严格地局限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来考察分析一切问题？另外，传记作品的历史观要素，还与传记作品所包含的历史生活的容量和质量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人们常说，“通过一个人反映一个时代”，这就是指传记作品的容量的饱和性。至于某部传记作品无论在材料的组织运用上的丰富性和准确性，还是在评价性意见上所反映的深邃的洞察力和雄辩的科学性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由此足以成为一项相对独立的史学研究的成果，那也就是表明其质量属上乘。
以上三方面的派生要素，都是指传记作者对于传主的一种评价。这就是说，任何传记作品事实上都无法摆脱评判性，只是评判程度有大小明暗之分。人们常说的“观点与材料”的结合，材料即是史实，观点就是评判。从这一意义上讲，以上这些派生要素，与本位要素甚至是难以分离的。对此，日本传记作家鹤见祐辅有一个比较透彻的说明，“人物的记录不能只是他左趋右步的纪录，而必须有他何以向左走及向右走有何价值的判断”“浅言之，传记作家自身非有一种哲学乃至理想不可，……至少为了说明那个人所有的人生观，判断那个人所给予社会的影响，作家自身总非有了解这个的人生观与社会观不可”“因此传记家的最重要部分，是在作家的价值判断，他的价值判断可以引动读者”
。
应当说，除了上述问题外，传记作品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派生要素即美学技巧因素。因为传记作品总是一种文字形态（即使是口述传记也涉及到语言文字的运用，何况大量的口述传记最后被整理成文字稿），所以必然和其他文体的作品那样受美学技巧因素的制约。一般说来，为任何一位传主写任何一种类型的传记，作者总是遵循这样的写作程序：收集材料——构思——选材（鉴别挑选等）——文字组织——修改润饰——定稿。在这一过程中，构思（谋篇布局）和文字组织（遣词造句）最重要，它们的优劣都涉及到写作学上的美学技巧问题。这样，任何一部传记作品含有美学技巧要素就是必然的了。美学技巧要素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往往最直接地影响传记作品的质量。古今中外的优秀传记作品，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学技巧因素的高超。从这个意义上说，传记作品虽然本质上属于史学著作，但与文学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古代文史不分的情况下，或在当今文史分家后又出现某种融合的趋势的情况下，强调传记作品的美学技巧因素完全是合理的。有些人习惯上把传记和传记文学这两个词通用，显然也有这一因素在起作用。
以上所说的传记作品的基本要素，无论是本位要素层次还是派生要素层次，说到底是一个互有联系的整体，只是为了叙述分析的便利，才作如此分解说明。如果勉强要指出本位要素和派生要素两个层次的关系，那么可以这样说：前者主要是决定传记作品是否可以被称之为传记的根本性条件，而后者则主要是衡量一部传记作品是否优秀的尺度。
最后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传记作品中，还有另一个特殊的要素，即是狭义的学术性。所谓狭义的学术性，指的是那些为某些从事特殊社会职业者立传时所必须顾及的相关的学术课题的问题。例如，假使传主是宗教人物、音乐家、哲学家乃至传记文学家等，这一类传记除了要把握上述各种基本要素之外，还需要有成熟的专业学科知识。道理很简单，如果作者对于传主从事的特殊职业所相关的学术问题一无所知或知之甚浅，必定无法深切地描述传主的生平思想，而勉强对之作描述作评价，所说的也一定是外行话。从这一问题引申出来，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为了提高传记作品的质量，必须提倡传记作家本身的深厚的专业学术素养。换言之，所谓狭义的学术性问题，至少不应当作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要素而提出，相反应把它像美学技巧因素那样列为通常意义上的传记作品的派生要素之一。这还是因为，即使对于那些为具有比较普通的职业活动身份的传主（如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之类）立传的作品来说，实际上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航海家哥伦布》一书的作者、美国作家萨·伊·莫里逊说：哥伦布的传记需要由一个海员兼传记作家的人来写，显然正是强调这个意见。事实上，作者写的这本传记之所以被公认为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作者既是海军少将，又是哈佛大学教授，既稔熟于航海史，又对海洋生活有深切的体验。总之，因为作者具备了相当的专业学术素养，因而使得作品自然地把握了狭义的学术性的要素。
由传记作品的基本要素所决定，传记作品也就具有相应的社会功用。所谓社会功用，总的说来是指传记作品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即作为一种流传在社会可供阅读的书籍文章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
传记作品的社会功用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比之一般史籍，传记作品以它特有的魅力更有效地把历史人物的形象不朽地镂刻在人类的心灵中，从而构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精神文化财富。在这里，历史人物形象的不朽性，主要不是以传主本身的历史地位所决定，而完全取决于传记作品的质量水平。这方面可以举出许多典型生动的实例。如在中国，《史记·项羽本纪》中的项羽，作为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失败的英雄的形象，由于被刻画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以致超时代般地令每一个具有不同的社会政治意识和价值观念的读者，都能够从中引起感情上的共鸣，获得种种丰富的联想。而按理说，项羽此人的客观的历史地位明显地不及秦皇汉武或唐宗宋祖。同样，普鲁塔克的《传记集》中的人物，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为通常的希腊罗马史专著所提及，但是由于传记作品对他们的生平思想活动作了极其深刻、又极富于表现力的描绘，因而这些人物至今也并没有变成历史的化石，相反至今依然散发着历久弥新的影响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希腊罗马人，乃至欧洲人，可能不知道古希腊罗马的某些帝王将相的名字和事迹，但是几乎没有不知道此书中的人物形象的。曾有人认为，《传记集》在西方的影响不在《圣经》之下，当是有根据的说法。
传记作品可以开拓和发展史学研究的课题方向，从而构成史学研究方面的独立成果或基础性成果，由此对于史学研究作出特殊的贡献。在史学研究中，包括一般的史书编撰，当然也注意为若干历史人物立传，这些文字本身当然也是传记作品。不过传记作品的整体却不限于此。传记作家有更开阔的视野，选择传主的目光也不只是看其客观的历史地位，三教九流，凡是能够从某一方面折射出历史之光的人物，不受任何限制，均可以成为传主。这样，传记作品从整体上来说，就是对通常的史学研究的内容对象从深度和广度的两方面作开掘了
。正因为如此，不少传记作品本身就可以毫无愧色地具有作为史学研究的独立成果或基础性成果的价值。在这里，独立成果和基础性成果的区分，大抵是由传记作品本身因不同的类型而包含的基本要素的强弱和完善程度而决定的。也有一些传记作品，虽然篇幅简短，或者是采取某种特别的类型（如年谱类、轶事逸闻类、新闻性传记等），并不具备传记作品的完整的基本要素，但是它们一般说来都可以补史籍笔触涉及面的不足，从而成为新撰史书的重要参考资料，即史学研究的基础性成果。例如，目前我们看到的苏联共产党党史著作中，对于布哈林一类的人物或是语焉不详，或是评价严重失当。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他的传记作品，尽管披露零星片断的真实史料，也就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其有联系的是，有些传记作品因其内容的真实可靠性程度更强，还可以纠正史书之讹，补史书之不足。明显一例是：《三国志·魏武本纪》有意避讳，对于曹操的身世用了曲笔，谓传主为“汉相国（参）之后”，其父曹嵩则“莫能审其出生本末”。事实上，曹操之父本出自夏侯氏，因为给宦官曹腾做养子而改姓，因而传主自然袭用曹姓。对此，魏晋时佚名所作的《曹瞒传》就写得十分明确：“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操与惇为从父兄弟。”
后人研究曹操，正是根据这一传记作品披露的史料纠正了史书《三国志》之弊。
传记作品虽非文学类的小说，但以其真实的人物形象，也可以跻身并丰富文学典型形象的画廊，并且因其赤裸裸的真实性对于一般读者更有吸引力。特别是那些借用了一定的文学笔法撰写的伟人传记，如果传主的典型化程度更高，那么对于一般读者将具有更大的教育和感染力量，由此起到一般文学作品所无法起到的作用。道理很简单，一部描写伟人、英雄的小说，虽然它可以把主人翁刻画得可敬可爱甚至可亲，但读者不免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那终究是小说，虚构编造的。而传记作品就可以冲破这种读者心理。诚如《约翰生传》的传主塞缪尔·约翰生所说：“没有任何其他种类的作品，像传记文学这样，挟着不可抗御的兴趣，更能牢牢实实地联系起人类的心灵，或像它那样在任何一种不同的情况下，都能广泛传播善言，……在芸芸众生之中，每个人都能发现许多与他自己处境相同的人物，对他来说，那些人物的错误与不幸，在人生中的逃避与探险，都将有立即而明显的用处。”正因为如此，有卓识远见的人们都十分强调传记作品的这一社会功能。十月革命前夕，高尔基准备为青年编辑一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并写信约请罗曼·罗兰撰《贝多芬传》。信中说：“我们成年人不久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留给我们子孙的，是一份可怜的遗产，我们将留给他们十分忧郁的生活。这场荒谬的战争（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我们道德衰竭、文化没落的明证。……我们应当提醒我们的后代，各民族都曾经有过——而且现在也有——伟大的人物，高尚的心灵！”
罗曼·罗兰则在《贝多芬传》一书中深情地对读者说：“人类中最优秀的人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吧；倘使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的膝盖上休息一会吧。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量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甚至无须探询他们的作品或倾听他们的声音，就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行述里，即可看到生命从没有像处于患难时的那么伟大、那么丰富、那么幸福。”
传记作品在迎合一般读者的阅读心理的同时，也给予读者以一种认识作用，包括传播某些有益的知识。当代欧美各国的图书出版信息表明，在所谓的畅销书中，传记作品的比例越来越大，我国近几年来出版的传记作品也大受欢迎。这表明，当代读者的阅读心理有了变化，他们渴望了解著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当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各界的新闻人物的风貌，以及艺术界和体育界一些风云人物的近况，包括他们的生平经历和私生活等。虽然新闻性的报刊杂志和电台电视台可以多少满足一些这样的要求，但由于它们往往是零星片断的，毕竟不如完整的传记作品那样使人过瘾。唯其如此，传记作品在这方面就可以比新闻媒介更有效地向读者提供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就某些历史和现实的问题给读者以一种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传记作品又总是在描述传主生平活动时兼及某些有益的知识的介绍。例如，20世纪70年代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大出风头的时候，当球王贝利像旋风一般引起全世界的球迷读者的骚动的时候，以他们为传主的传记作品也就大受欢迎，其原因之一，是在这类作品中或穿插着对于世界政治外交局势的介绍，或是介绍了足球运动史方面的专门知识，显然这些知识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