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传记作为一类特殊内容题材和文体的作品，自20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越来越多人们的重视：不少人——从知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到各界人物，乃至普通的知识青年，都在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传记作者，而更多的读者——稍有读书兴趣的普通人，也无不自觉或不自觉地跻身于传记作品的热烈的接受者的行列。例如，在英国，一部《约翰生传》风靡天下，传主约翰生的知名度毫不逊色于政界风流人物；而在中国，《史记》中的不少人物篇章，几乎都为每一个有阅读能力的人所赞赏。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世界上似乎形成了传记热，传记作品的出版量差不多以几何级数增长，有些传记作品的销售量甚至压倒了畅销小说的销售量，而在享有声誉又极有权威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单中，传记作家也占了一席之地
。反顾中国的情况，1976年后，传记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由此可以说，世界范围内的传记热已经明显地感染了中国。
以上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在世界范围的传记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一个反常的现象，这就是传记理论与传记写作的实践往往有所脱节，即理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写作实践的变化、深入、革新和突破。以西方论，除了安德烈·莫洛亚的《传记文学面面观》等少量几部书外，很少能再找到类似“文学概论”的“传记概论”和“传记创作论”一类的专著实为憾事。中国的情况尤其是这样。20世纪以来，除了梁启超和胡适等人有些零星的论述之外，现代中国传记理论几乎还没有形成知识体系。即使到了今天，当那么多的作者和读者一起把视线转向传记作品时，仍然寻不到一本较为完整系统的传记理论书籍，退一步说，即便是单篇文章也少得可怜。
上述传记理论的薄弱状况，还集中明显地反映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学者对于“传记”概念本身，仍有不尽一致的理解和认识，翻翻各国编写的百科全书，即可证实这一点。虽然从学术观点上来说，见仁见智本是正常的，然而对于“传记”这样一个具体的事物的概念，毕竟应当给以质的规定性和准确的科学涵义的界定，而不应像对一首诗歌的理解那样，托词以“诗无达诂”的古训。因为这样做，对于传记写作的发展未必有利。
基于以上的认识，本书拟从传记释义入手，力图较为完整地提出笔者对于传记基本理论的一些看法。其次，对于中外传记写作及理论的发展情况，笔者也想根据自己粗浅的了解和认识，作一番评述。另外，考虑到读者中有不少人可能因有志于学习传记写作而亟需得到入门指引，所以本书还拟通过归纳总结中外传记写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传记写作的若干通则、规律以及具体技巧方面的共性问题。为了尽可能地说明问题，本书还拟从各有关角度分析一批中外传记作品，使之成为佐证相关理论问题的实例。这样，本书的内容以及写作意图，在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方面并重，同时也注重学术性与通俗性、学理性和实用性的结合。
当今国际上学术文化的发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重视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建立和建设。不独自然科学界如此，即使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界也是这样。然而，使笔者感到疑惑不解的是，在这热闹非凡的建立和建设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浪潮中，尚没有学者提出建立“传记学”的问题
。而实际上，建立一门“传记学”是有充分理由和条件的。择其荦荦大端，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虽然传记理论是薄弱的，但理论分歧却相当明显，也相当尖锐。唯其如此，正需要通过建立专门的新学科来作深入的研究探讨。
第二，传记写作的历史很长，并且在不断地延续，可供总结探讨的规律性问题很多，而单从促进传记发展的角度而言，也需要建立相关的新学科。
第三，传记写作及理论实际上涉及到历史学、文学、人才学和心理学等多门专题学科的问题，其中可以探讨和值得探讨的问题的范围相当深广，因而专门建立“传记学”也是适宜的和必要的。
第四，传记理论与写作实践是大多数人所感兴趣的问题，尤其是史学家、文学家、其他学者和新闻记者等，都可以从各自的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对涉及传记的那些带有根本性又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作交流研讨，因而建立“传记学”的研究人员的队伍实际上早已形成，而且阵容也是强大的。
总而言之，把传记当作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问题来研究，其对象、范围是容易确定的，其研究资料也是取之不尽的，而研究队伍也不难组织。更重要的是，传记写作的实践已经表明，建立“传记学”有很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此本书借写序的机会郑重地吁请有关学者，对于建立“传记学”的问题予以切实的重视。
至于“传记学”的学科体系，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完整地揭示出来，它将随着“传记学”的建立和研究的深入而逐步完善。不过，根据其他新学科建立的情况，似乎可以先作初步的规划。例如本书将要列论的各个章节中的问题，至少可以构成“传记学”的最基本的研究课题，而本书着眼的三大方面——理论、历史、实践，似乎也可以确定为“传记学”的三支基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