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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各节的讨论之中，将董、莫二氏的文字、思想和书画作品与《画说》作一全面比较和检讨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
1.董其昌对于古代画家的观念、文字和《画说》一致，而莫氏则否；
2.董氏有足够的收藏和见识作为他立论的根据，而且《画说》中指出的作品皆为其收藏或所及，而莫氏则否；
3.董其昌有宗派观，有对画史的探究精评，而莫氏则否；
4.董其昌喜借禅学来喻论诗文、书画，而莫氏则否；
5.在董其昌的书画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的言行一致，而莫氏书画与《画说》无关；
6.董其昌性情骨鲠，主张“变”和“自成一家”，而且对于自己的书画和赏鉴有足够的自信，不会随声附和；
7.莫氏在中年后，由于功名不得志，心情矛盾痛苦，不能潜心于艺术，又因经济拮据，他也无力有计划地收藏历代名家的书画；
8.《宝颜堂秘笈》真伪杂淆，失去证据价值，而明末清初的画论里所反映的，都是受董其昌思想的影响而不是莫氏；
9.莫氏早逝，是他传世书画作品及题跋甚少的原因之一，所有主莫说的证据，也经过重新研讨，已不足据。
所以，当我们逐项比较的时候，我们已经了然谁是《画说》的作者了！实际上，只要选取其中某几点就已经足以证实《画说》的作者当为董其昌。但为了使问题更为明显化，同时也为了使得此一结论更为巩固不移，所以在本文中尽量从各个角度去探讨或者加以试验，以衡量此一结论之是否正确。站在彻底解决问题的立场上，我认为这是有必要的，因为只有在这样全面的比较之后，才能深信不疑的！
站在莫是龙这一边说，本来也只要发现某一点或某几点不能解释他是《画说》的作者，就可以了，但是，为了不使资料来限制我们，还是要等到做过各方面的比较之后，才会得到比较公允的结论。因为资料虽少，如果各方面都不能解释问题，我们就再也无法说他是《画说》的作者了！我们也就不能再说这是因为缺乏莫氏资料的关系。如果我们对莫氏始终抱有幻想，而不从莫氏的各方面去了解，而固执地说我们缺乏莫氏的资料，我们就永远不能证明《画说》究竟是谁作的了。但是就我尽量发掘的结果，我已经放弃了对莫氏的希望，因为从莫氏的各方面来看，他已经不可能是《画说》的作者。所以即使有再大的神力，有再全的资料，甚至于能够回到莫氏的时代，也不会找得到他是《画说》作者的线索来！反过来说，即使董其昌的资料减少到现有的一半，甚至四分之一，而比观起现有的莫氏资料来，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画说》的作者是董其昌而不是莫是龙！
最后，我想再补充一点莫、董之间的不同来：莫是龙是以文学与书法得名的画家，而董其昌却是以书画得名的历史家。在1937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排印的董氏所撰《神庙留中奏疏汇要》一书时，邓之诚在序中云：
深叹其昌不以史学立名，而成就见解卓然如此！……世但知其昌文采风流，照映天下后世，而不知中所蕴蓄如此！
所以，董其昌实在是一位“良史材”，只是为其书画方面的成就所掩而已！其实，他的史才又何尝没有发挥呢？他所有的画论和宗派论不都是他史才的表现吗？他自己的绘画时常追仿古代名家，不也是他对画史追求的具体表现吗？而不像莫是龙只是认定了黄公望等元代画家“高古苍润”的意味，只是依他个人的喜好和欣赏标准，而终身奉为圭臬的！所以莫、董二人对于绘画的理论和创作是各有不同趋向的，莫氏是文学的、意境的，而董氏是史学的、形式的（指模仿古名家的不同表现法和风格）。我认为这一方面的了解，也能帮助说明《画说》的作者是董其昌，而不是莫是龙。
此外，要特别申明一点：我所证实的“《画说》的作者为董其昌”，只是证明现在我们所谓《画说》名下的十七条论画的文字，或者是所谓《宝颜堂订正〈画说〉》原是董其昌所作而已！而并不是说董其昌真有所谓《画说》一文，因为《画说》的篇名，本来并不属于这十七条的。
“今本《画说》”的十七条画论，或所谓《宝颜堂订正〈画说〉》，既经证明为董其昌作，而直接的有关问题就是，董氏何时写作这十七条？兹据目前所得有关资料试推之：
1.《画说》第十五条谓赵大年“虽云学维，而维画正有细皴者”，此语必出于董氏借观冯开之藏王维《江山霁雪图》之后，即1595年11月16日（十月之望）之后；
2.董氏所藏赵大年最重要的作品《临右丞湖庄清夏》得于1595年题王维《江山霁雪图》前，又得赵氏《江乡清夏图》于1596年8月23日（丙申七月三十日）以前（以上二图亦有就是同一图之可能），故有关赵大年各条，当成于1596年左右或稍后数年；
3.董氏曾经五次题跋的江参《江居图》（即《千里江山图》），都题于1596年到1598年的三年中，故《画说》也当成于这几年左右；
4.《画说》第十七条中有李成着色青绿，董氏得李成青绿《烟峦萧寺图》于1597年，故此条应在是年之后；
5.《画说》第十七条之董源《潇湘图》，董氏得于1597年；
6.《画说》第十三、第十四两条出现在大约1597年
董氏所书《论书画四则卷》中，所以这两条董氏应成于1597年或略早；
7.《画说》第三条“论赵大年画”提出“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不能作画祖”之论，并云“吾曹勉之”，另见董氏于乙巳（1605）六月自题《画语》（见前“论读书行路”一节），故知《画说》第三条至迟在1605年已形成。
又其他与《画说》思想的一般性有关的各重要年份如下：
从以上有关的史实里看，董其昌在1590年到1595年左右，可以说是他对中国绘画史的追求时期；1596年到1600年左右是酝酿时期；到1605年左右为成熟时期。画说十七条既非同时所成，大约可以定于1595年到1605年之间所成。此外，还有两则与《画说》的时间有关。一是陈继儒的《太平清话》：
董玄宰寄余书云：所欲学者，荆、关、董、巨、李成。此五家画尤少真迹，南方宋画，不堪赏鉴。兄幸为访之，作一铭心记，如宋人者。俟弟书成，与合一本；即不能收藏，聊以适意，不令海岳独行画史也！
由于陈氏在《太平清话》一书前有1595年小叙，故知董氏在1595年以前即有与米氏《画史》抗行之意。这不但可以证明我所推定的《画说》的约略写作时间，而且说明了他在平时题跋之外，即有成专书以传世的用心，更表明了他平时写这些论画语的原始动机。另一则出于袁宏道的《瓶花斋论画》：
往与伯修过董玄宰。伯修曰：“近代画苑诸名家，如文徵仲、唐伯虎、沈石田辈，颇有古人笔意否？”玄宰曰：“近代高手无一笔不肖古人者，夫无不肖，即无肖也，谓之无画可也。”余闻之悚然曰：“是见道语也。”
因为这一则与《画说》中之“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独步吾吴矣”语意相关，孰先孰后，不易遽断；但表面看来，《画说》似在先，至与袁氏论画时，董氏已经有凌跨文、沈之意，似当在后。可惜的是，袁氏并未纪年。不过，由于袁宗道卒于1600年，此段会话必在1600年以前，则《画说》中的第十七条也应当在此年以前，但又不能早于董氏得《潇湘图》的1597年。因此，只就《画说》第十七条而言，可定于1598年前后。再者，由于1602年及1603年两年，李贽与紫柏禅师相继下狱而死，狂禅之风渐息，也许可以定“以禅论画”的年代不能晚于这两年，所以可定《画说》十一条在1600年左右，亦当相去不远。而且这一条只论两派之盛衰，并没有如《画旨》中“文人之画”一条中明说“非吾曹当（易）学也”，有排斥之意；由于董氏在五十岁时始知李昭道、仇英一派不可学，所以我们可以说“文人之画”一条当在1604年之后，而《画说》中的南北宗论在1604年以前，似也与实际情形相近。而综合说来，董氏写作《画说》十七条的时间，约略可定于1598年前后。
董氏此一《画说》的完成年份，是另有其重要意义的，因为这正好在所谓《宝颜堂订正〈画说〉》（约1610年）之前，所以足以证明所谓的《宝颜堂订正〈画说〉》是某种情形下将董氏的画论借已故名士莫是龙之名而刊行的某种程度的伪作！
今本《画说》的作者问题是解决了，但是《画说》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莫氏究竟有没有写过一篇论画文字，其篇名为《画说》？如果莫氏曾有《画说》之作，其内容与文体如何？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还没有解决，现在提出来是希望靠大家的力量去解决。因为在现有的资料里，有下列三种虽曾言及“莫氏《画说》”，而无由得知他们所谓的《画说》是否与今本《画说》同一内容？
1.在《画史会要》卷四莫氏条下引唐志契言“云卿画说……是以文气为宗门者”，而在唐氏《绘事微言》中，虽与今本《画说》有密切关系，但从未道及莫氏，所以我们无法断定唐氏所云《画说》就是今天我们所见的《画说》。
2.《式古堂书画汇考》引用书目中，有莫氏名下的《画说》，然在全书中未曾引及该《画说》的只言片语，所以我们也不能肯定卞氏所云之《画说》即为今本《画说》。
3.《明画录》卷四，莫氏名下亦有“著《画说》一卷”之语，但也毫无线索可知其内容是否同于今本《画说》。
以上三种《画说》，如果有一种不同于今本《画说》，即可比较肯定莫氏原有《画说》一文；即使以上三种《画说》全与今本《画说》相同，也不能证明莫氏生前并无作《画说》；也就是说，“莫氏《画说》”原文可能佚失，后人如沈氏兄弟之流取董氏画论而冒以“莫氏《画说》”之名以刊行图利。这是一种合理的推测，而且听说何惠鉴先生新近在明末一文集中发现了一段骈散兼行的“莫氏画说”，也许唐志契所谓的“莫氏《画说》一卷……是以文气属宗者”很可能指的是这骈散体《画说》，这自然又是主董说的好证据。不过站在方法上论，以及此一问题的复杂性而论，不得不自我检讨如何来利用这个证据，以及这个证据的意义。
1.在利用之前，先要问这个证据的可靠性。就是这骈散体《画说》是否可以肯定为莫氏原作？还是和今本《画说》一样同出于董氏？或者是出于第三者之手？
2.如果能证明这是莫氏原作，我们就知道莫氏原有《画说》一文。而可能由于这莫氏《画说》流传不广，终于为人将董氏画论冒以莫氏《画说》之名以行世。
如果证明了这骈散体《画说》为莫氏原作，由于这只是片段而不是全文，则其内容如何仍然是一个很值得寻味的问题。就我目前对莫氏的了解，认为有下列的可能性：
1.没有南北宗论；
2.如唐志契云，是“以文气为宗门者”，也就是比较讲究词汇修饰；
3.比较起今本《画说》来，其内容必多概论性，重性灵，重意境，而少论风格、形式、技巧和宗派。
近代主张《画说》为莫氏所作者，有很多是利用董其昌《画眼》第八十二条和《画禅室随笔》中“跋仲方云卿画”一则作为强硬的证据，如滕固《唐宋绘画史》云：
董其昌之说，由莫氏承袭而来的，这是可找出董氏自己的话来证明。他说：“云卿一出，而南北顿渐，遂分二宗”。
图19 明 顾正谊《山水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对于这样一个简洁有力的证据，会使一般人立刻信服而附和其说，也很容易使主董说者哑口无言！但是很多文字，在截头去尾以后，文意就会改观，所以为了让我们对董氏原意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就必须再读全文：
传称西蜀黄筌，画兼众体之妙，名走一时，而江南徐熙后出，作水墨画，神气若涌，别有生意，筌恐其轧己，稍有瑕疵；至于张僧繇画，阎立本以为虚得名。固知古今相倾，不独文人尔尔！吾郡顾仲方、莫云卿二君，皆工山水画。仲方专门名家，盖已有岁年；云卿一出，而南北顿渐，遂分二宗。然云卿题仲方小景，目以神逸，乃仲方向余敛衽云卿画不置，有如其以诗句相标誉者，俯仰间，二君意气可薄古人耳！
一读全文，滕氏所举的话便退居于次要的地位，因为全段的重点是在赞美顾、莫二君的意气，说他们既不相轻，而且还互相推誉让服，求之古人，也不可多得！然则，这“南北顿渐，遂分二宗”究应作何解释？
有一种解释即是上述滕氏所用的，因为他们主张莫氏是《画说》的作者，是中国山水画中南北分宗的首创者，所以莫氏一出，遂分二宗。但是这种解释只能运用在截句上，因为如此解释，不但与上下文失去了联系，而且顾仲方在这里失去了意义，不能与莫氏产生关联。因为前举二例如黄筌和徐熙，张僧繇和阎立本，都是站在对等的立场，所以顾仲方也应该和莫是龙站在对等的立场，也就是说“二宗”当是指顾、莫两人，所以这种截句解释法是不正确的。
第二种解释就是将顾、莫二人放在对等的地位，而将顾仲方作为北宗，莫氏为南宗，所以“云卿一出，遂分二宗”！但这种解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比第一种更为不通！因为顾仲方不但画宗元四家，用披麻皴，而且董其昌还曾经其指授
（图19），所以董其昌绝不会说顾氏是北宗的。若反过来将莫氏作为北宗，顾氏为南宗，则更滑稽可笑。不但无人会信，也无人会作如是想。
正确的解释是要将董氏对于“二宗”和“顿渐”的用法，先加以分析，然后取得适当的解释。《大观录》卷十九载董氏自题《仿惠崇册》：“惠崇、巨然，皆僧中之画禅也。惠崇如神秀，巨然如慧能。南能北秀，二宗各有意趣！”这里的所谓“二宗”，自然指的是惠崇和巨然。巨然是南宗，自不必说，但惠崇是不是北宗呢？且看董氏在临仿惠崇画八幅之后的自题以及《画旨》中语：“此惠崇学毕宏所谓卷云皴者，赵大年专师之！”
……惠崇以右丞为师，又以精巧胜，《江南春卷》为最佳，一似六度中禅，一似西来禅，皆（惠崇、巨然）画家之神品也。（《画旨》）
董氏既然将惠崇放在王维和赵大年一派，是以绝无将惠崇列于北宗之意，故，这里的“二宗”，南能北秀，并无轩轾之意。董氏只是借禅宗的南北来比喻两家的异趣而已，与山水画的南北二宗，显然具有不同意义的。再看他在《画禅室随笔》中“临官奴帖真迹”一则云：
……盖渐修顿证，非一朝夕。假令当时力能致之，不经苦心悬念，未必契真。怀素有言豁为心胸，顿释凝滞，今日之谓也。（《画禅室随笔》）
董氏借用禅家语“渐修顿证”来譬喻在书画上的苦修与顿悟的境界，所以上述的南北顿渐，实际上是将顾仲方譬作北宗之渐修有年，而莫氏则如南宗之一旦顿证，于是莫氏一出，与顾仲方遂分二宗！因此跟画学上南北宗的创立是无关的！
其实这种说法在郑秉珊1956年《山水画南北宗的创说及其影响》一文中已经有了很好的说明：
这是一种修辞学上的比喻，大意是说顾画以功力胜，得之渐修；莫画以天资超逸胜，得之顿悟。用禅宗南北顿渐故事，来喻两人画学各极其妙，难分高低。而两人的交相推服，友谊深笃，这也是值得赞美的，这种比喻要活看！
郑氏虽然解释得非常明确，但是他也是主董说者，恐怕还有人怀疑这是主观的片面说法。那么，再举一位主莫说者对于这一段的解释。启功在1938年《辅仁学志》第七卷有《山水画南北宗说考》一文，因为他在文中曾说：“分宗之说，常属莫氏明矣！”所以可以肯定他在当时是主莫说者，且看他对此段的解释：
绎其辞旨，盖谓顾正谊得名在先，如禅宗之神秀，莫是龙一出，如禅宗之慧能，以后起而分神秀半席，并为领袖，相互推祟，了无妒嫉！故曰：“意气可薄古人。”董氏论画，好用禅门典故，“南北顿渐，遂分二宗”之句，实词章用典之例耳！于此可见当日禅学流行，遂有以禅家宗派，比拟画家宗派之事。故谓为画派南北之说，起于晚明之证则可，执之以为莫氏创说之证则不可。
滕固是主莫说者，已见前述。童书业在1936年《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一文中，也引这《画眼》八十二条，说：“这也是南北二宗说，起于莫是龙的旁证。”所以也是主莫说者。而启功却看出了他们误解了董氏原意，错用了证据，所以虽然启功与滕、童二氏同是主莫说者，却不能不提出加以纠正，也足见这第三种解释，绝不是主董说者的片面之词。郑氏及启功二说都非常详尽透彻，读者也自可在以上三说中选取正确的一说的。
很多主张《画说》为莫氏所作的言论中，多半提到董氏文集中如《画禅室随笔》，除了杂有《洞天清禄集》的文字以外， [2] 还误辑了陈继儒《妮古录》中的文字，如“气霁地表”一段是。 [3] 同时，在陈氏《偃曝谈余》一书中亦有与《画说》中南北二宗说相似的一条：
山水画，自唐始变古法。盖有南宗：李思训、王维是也。李之传为宋赵伯驹、伯骕，以及于李唐、郭熙、马远、夏圭，皆李派；王之传为荆浩、关仝、董源、李成、范宽，以及于大小米、元四大家，皆王派……
所以也有人主张南北宗说为莫、董、陈三人所同倡，这可以启功为代表：“莫、陈、董三氏同时、同里、同好，著书立说，亦持同调，则南北宗说谓为三人共倡者，亦无不可！”
其实，启功氏在该文开头就曾说过：“分宗之说，当属莫氏明矣！”现在又说三人同倡，亦无不可，足见他的立场并不肯定，观念并不清楚！不过，既然有此一说，亦当加以解决才成。
实际上，董、陈书中文字重出者尚不止此“气霁地表”一条，经笔者初步检校，两人重文至少有十数条。但是今本《画说》中的十七条没有一条出现在陈氏文中，所以陈氏本可摈于《画说》的作者问题之外，但陈氏既有分宗之说，又与董氏同时，则不能不研究一下谁受谁的影响！
首先，董、陈二氏的形迹甚亲，远远超过于莫、董二氏之间的关系。其重出的文字，也不一定是故意抄袭；同时，重出的文字，固然可能将陈氏之文误辑入董氏之文，却也有可能为陈集中误辑入董氏之文！为什么过去的学者们在没有经过仔细研究之前，就断然肯定“气霁地表”一段不是董氏之文？这中间自是有先入之见存在的。事实上，这一段正是董氏之文，这是可以拿陈氏自己的文集来证明的：这一条除了出现在《妮古录》之外，还曾出现在陈氏《太平清话》卷三中，并且在这一段的末尾有小字注云“董玄宰云”。笔者亦曾检对早期刻本，亦有此四字，所以过去自余绍宋以下诸家将董集中的“气霁地表”一条断为陈继儒的文字，都无疑是唐突古人了！不过，在其他重文中不一定都有证据可以证明谁是原作者，兹先将目前找到的董、陈二氏的重文列表于后。
在上表中，（1）“气霁地表”一条已证明原为董氏之文外；（2）“霅有华溪”条从语气里可以看出原是董氏自题为陈氏所作册中语；（3）“李成晴峦萧寺”条及（4）“郭忠恕”条，二画皆董氏所藏，故原文亦多半出自董氏；（5）（6）（7）三条陈氏明说是董氏之语；（9）“倪云林”条二画亦为董氏所藏；其余（8）（10）（11）（12）四条则没有任何线索。但是如“气霁地表”一条是董氏之文，却在《妮古录》中并未注明出处，所以这四条既在董文中重出，也极可能原是董氏的作品。何况在陈氏的《太平清话》《妮古录》《岩栖幽事》《书画史》等诸书中，许多有关论书论画之文都录自董氏，足见陈氏虽然享誉文坛，在论书画方面还是服膺董氏的，如陈氏《书画史》云：
京师杨太和大夫家，所藏晋唐以来名迹甚佳。玄宰借观，有右丞画一幅……向相传为大李将军，其拈出为辋川者，自玄宰始。
画以士气为主，自吾乡董思翁拈题正印……（《书画鉴影》卷八《跋沈子居〈长江万里图〉长卷》）
当然，陈氏也是书画家，而且董氏也曾托陈氏在南方访求宋画，作一铭心记等，所以他也有不少论书论画之作。但比较起董氏来，深浅又自不同，正如一是专业，一是业余；而且董氏的南北宗派论，有他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而在陈氏则并无这种发展、追求的线索。所以从全盘去了解陈氏，他的这种宗派论不但不是自创的，而且是受了董其昌的影响而来的！因此，启功氏所谓华亭人共倡之论，也嫌过于笼统了。本文既已摒莫氏在“今本《画说》”作者之外于前，现在又证明陈氏的宗派思想得自董氏于后，则南北宗之说，其功其过，均当由董氏一人负担，自与他人无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