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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过去研讨《画说》作者问题最普遍运用的方法，也是最不容易理清的纠结。说者又多半各据一面之词，读者容易得到片面不全的印象，故在本文之中仍本原来的宗旨，集合、检讨和比较双方面的证据，使读者得到较为全面的认识。
因为《画说》的第一次刊行，是在所谓《宝颜堂秘笈（续集）》之中，列在莫氏名下，这是不能忽视的事实。所以，我们要研讨一下这个本子的可靠性。
1.《宝颜堂秘笈（续集）》（1606—1615）确切的刊行时间并不清楚，由于《正集》在1606年刊行，故续集当在是年之后。而《宝颜堂秘笈》共有《正》《续》《广》《普》《汇》五集，在《广集》沈德先乙卯（1615）序中有“故从秘笈《正》《续》就函已来”之语，故知《续集》之刊行当在《正集》和《广集》之间，也就是1606年至1615年之间；要《广集》后之《普集》又相隔五年，有1620年序，故《续集》之刊行约当1610年左右。“莫氏《画说》”即在此集之中，为“莫氏《画说》”之祖本，亦为主莫说最有力的证据，兹再检讨其可靠性如何。
首先，因为宝颜堂是陈继儒的斋名，所以一般都认为这是陈继儒所编的，而陈氏既为董氏之密友，决不至于将董作错认为莫作！但是，《宝颜堂秘笈》之《正集》在初刊时不作是名，原名为《尚白斋秘笈》，前有姚士麟刻《尚白斋秘笈序》，编者是沈德先、沈孚先二兄弟，大部分材料出于家藏，尚白斋即是沈氏斋名，与陈氏无关。因为刊行以后，销路甚好，故有《续集》《广集》等之陆续刊行，而自《续集》以后才大量借陈氏藏书，如沈德先在《续集·序》中所云：
……复从陈眉公簏中，索得若干种……而家弟（孚先）更从荆邸寄我数编……尚有余书，则更俟《广集》。
从此看来，即使《续》《广》二集也不全是陈氏藏书，已甚彰明，更不是陈眉公手编，亦可断言！至于在何时或何集始更名为《宝颜堂秘笈》，则据《清代名人传略》房兆楹执笔“陈继儒条”谓，当自1616年沈德先印行陈氏杂著之后。所以，陈氏根本不能对这所谓的《宝颜堂秘笈》负责，则主莫说的此一证据在根本上便发生了动摇！
2.关于陈继儒，以上是对《宝颜堂秘笈》而论，但是《画说》亦有所谓“宝颜堂订正《画说》”，且由陈氏挂名校阅。如果“莫氏《画说》”真的出于陈氏收藏和校阅，而且他自己在论画时也已经受《画说》的影响，那么在他大量的论画或杂著中，应该可以找寻出蛛丝马迹才对。可是在陈眉公的《书画史》《妮古录》《偃曝谈余》《岩栖幽事》《笔记》和《太平清话》等之中，虽然述及莫氏数次，但只限于莫氏藏书、藏李易安画以及藏米海岳石三事而已，与《画说》毫无关系！又陈氏1602年刻《莫廷韩遗稿题词》中也只说他“昔作文豪，今为才鬼”而已，对于莫氏在画论上的成就丝毫不提；又由陈氏等在1631年编成的《松江府志》的四十二卷《莫氏传》中，只云其所著有《莫廷韩集》，五十四卷著述目也只有《石秀斋集》，均无《画说》。在陈氏书中也常引董其昌所云以及记录董氏论画之话，那么是否真有“宝颜堂订正《画说》”之存在已自大有可疑，如何还能作为主莫说的有力证据呢？
《画说》既是后人编集的文字，那么同一作者的其他集子也自然可以有相同的材料编入。所幸今日都有莫、董两家的诗文集传世，而且都包括书画题跋及论书画的文字。那么，谁的集子里收有与《画说》相同的文字，谁就应该是《画说》的作者。此理甚浅显，兹将莫、董文集说明如下。
1.莫是龙《石秀斋集》，此是诗集，虽有不少题画诗，但都是咏情写景之作，与画论无关，姑且不论。《莫廷韩遗稿》则是全集性质，包括题跋和散论。可是其中不但没有与《画说》相同的任何一条，也没有一条相近相类的文字！以《画说》各条的精彩重要，及其影响力之大且广，竟被：
……章莪顾氏，手录居多，益以沈生及之，广为搜集。即残编落简，只语单言，籍置簏中，不胜珍重，购求有日，几案徐盈……（袁之态《遗稿叙》）
广为搜集的编者所遗，已大自可疑！而陈继儒既收有所谓宝颜堂订正《画说》，却只是为此书题词而并不提供出来，为何又供给沈德先兄弟刊印在《尚白斋秘笈》中？这也是可疑处之一。此外，在莫氏者述中，尚有《莫廷韩集》一种，《陈眉公集》中即有《莫廷韩集序》一篇，可惜此书尚未发现传本，但该书亦列于1708年《佩文斋书画谱》书目之中，在该谱第七、第十论书两卷中，亦曾引用莫氏此集中论书两篇，但在第十一至第十八卷论画数卷中，却从未引述任何莫氏论画文字，相反，却大引董氏《画旨》。因此，虽然我们看不到《莫廷韩集》，但也可以肯定该书中并无所谓《画说》的存在，也没有片言只语与《画说》有关！又陈继儒等在1631年编修的《松江府志》中，在莫氏名下也无《画说》。因此综合起来看，所谓的“宝颜堂秘笈本”《画说》，在根本上发生了问题！
2.兹再就董其昌刊行的文字论之。在董氏集中，不论《画旨》《画禅室随笔》《画眼》《论画琐言》，都全有或大部分有《画说》各条。不仅如比，即董氏其他的题跋或画论也或多或少与《画说》相关相通。那么，谁是《画说》的作者，只要不昧于外在因素的迷惑和困扰，就自然可以拨开迷雾，而还我神明了！又，在本文前言中，曾论及《画旨》与《画禅室随笔》的编者各不相袭，而二文都包括《画说》，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再者，在董其昌诗文集中，虽曾屡次道及莫氏，却全与画论无关。如果他真是受“莫氏《画说》”的影响，为什么找不出一点线索来？则比较起莫、董二氏的刊行文字，谁是真正的作者，已不言自明。
考察明末清初与《画说》有关的画论，而究其来源与可靠性并分成以下四类分别讨论之：1.引莫氏名下《画说》者；2.引《画说》中语而归于董氏或与董氏有关者；3.引《画说》中语，并归莫、董二氏名下者；4.只言莫氏有《画说》一卷而未及内容者。
引莫氏名下《画说》者
（1）朱谋垔《画史会要》——崇祯四年辛未（1631）（据日本铁斋原藏，今藏岛田教授明版），是书之编成，晚于《容台集》一年，时董氏尚存，而此书五卷《书法》中有一则云：
莫云卿云：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也。
这就是《画说》第十一条之大部分，唯少：“临济”以下五十六字，而重要部分均已在此。又该书第四卷“莫是龙”条云：
莫是龙，字云卿，松江贡士，山水宗黄大痴，甚妙。有《画说》一卷。
这里又明说莫氏有《画说》一卷，而且结合前一条看，朱氏所见的《画说》内容与今日所见的相同，则在1631年以前当有“今本莫氏《画说》”之存在，所以对主莫说极为有利。不过，我们再看看他人对此书的评语，如余绍宋《书画录解题》：
全书俱不注所出，终为俗学。第五卷《画法》，最为无聊！杂采前人论画之作，真伪杂淆，未能分列……杂采前人成言，殊欠伦次，则明季著书风气如斯，难以深责矣！
此外，在《四库提要》亦评之曰：
盖明之末年，士大夫多喜著书，而竞尚狂禅，以潦草脱略为高尚，不复以精审为事！
那么此书虽有若干史料价值，不能一概抹杀，但既是“真伪杂淆”，当然也应该有条件和有选择地接受。何况此书在引用书目中，根本没有“莫氏《画说》”，何以在《画法》一卷中突然出现“莫氏《画说》”中语？也难怪余绍宋深责“《画法》一卷，最为无聊”了。
（2）其他：除此之外，在18世纪中引用“莫氏《画说》”者，据目前所知尚有1721年的《南宋院画录》、1726年的《图书集成》和1782年的《四库提要》等。但这些书均晚出，在证据运用上都已失时效。因为在我个人看来，上引《四库提要》及余氏对《画史会要》“真伪杂淆”等评语，都应该移用于《宝颜堂秘笈》，因为《画说》之最初出现即在《宝颜堂秘笈》之《续集》，若后人引用不审，从此一错百错，终至积非成是！那么，自《画史会要》以下既然都是踵袭《宝颜堂秘笈》之误，也就不可深责了。
引《画说》中语而归于董氏或与董氏有关者
与上述《画史会要》相反的，将《画说》作为董其昌的作品，或受“董其昌《画说》”之影响者，在明末清初的画论里却为数甚多，而且凡受《画说》思想影响者，都得自董氏而非莫氏，兹分别说明于下。
（1）唐志契《绘事微言》（1631年前），此篇内容与《画说》有极密切的关系，如以下八条：
由于此书已经见引于1631年编的《画史会要》中，所以书成时间必当早于是年，俞剑华将是篇定于1620年前后，亦相去不远。但在未明其实际写作年代之前，对于这种思想和文字上的雷同，推测有三种可能的情形：一为唐说早于《画说》和董氏，故两者皆受唐氏思想的影响；二为唐说与《画说》同时产生，互为影响；三为唐氏之说晚于《画说》，即受《画说》思想之影响。兹从此篇其他的内容来考察，探究其属哪一种情形，他曾说：
苏州画论理，松江画论笔。
……惟董北苑不用染，而用淡墨渍出在树石之间，此生纸更佳也……松江派多用此法。
以上两条，都涉及松江派。而松江之有派，以及苏州的吴派与松江派的对立，当发生于董其昌和赵左之时，而不当发生于莫是龙时。与董氏同时的范允临在他的《输廖馆论画》里曾说：
……皆胸中有书，故能自具丘壑……此意唯云间诸公知之，故文度（赵左）、玄宰（董其昌）、元庆（顾正谊子）诸名氏，能力追古人，各自成家，而吴人见而诧曰：此松江派耳。
所以松江之有派，既然在董其昌之时，则唐氏之说显然不可能早到莫氏卒前，而当与董氏同时，且当在董氏成熟时期之后。因此，上述第一、第二两种推测已经不可能。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旁证，在该书《雪景》条中又云：
近日董太史只要取之，不写雪景，尝题一枯木单条云：吾素不写雪，只以冬景代之。若然，吾不识与秋景异否？此吴下作家有干冬景之诮。
此段不但也有松江派与吴派对立之意，而且引用董氏的画论，唐氏在“名人画图语录”一则中，也曾录“董思白跋楼居仙图”一条。那么，不仅唐氏之论晚出于董氏已极明显，而且他既引《画说》中画论多处，却未尝道及莫是龙一次。那么弦外之音，莫是龙不是《画说》的作者，在董其昌同时的作品里也可以反映出来。换言之，《绘事微言》受《画说》的影响，实际上是受董其昌的影响。（笔者按，以上是就《绘事微言》一篇所作考察的结果，至于《画史会要》引唐志契言“云卿《画说》”云云，在本节末另加讨论。）
（2）汪砢玉《珊瑚网》（1644年），此书编者汪砢玉，其序文作于崇祯癸未嘉平腊月（即1644年1月。一般均定此书为1643年，然序文之作，已在腊月，推算阳历，已在明年1月。如依序文时间，当在1644年），而该书第二十四卷有“董玄宰论画”二十一则，汪氏云：“向余集《董太史论画》一卷，今题跋内有者删半矣！”而这二十一则董氏论画中，竟包括《画说》十五则之多，其中只缺《画说》第三条和第十七条两条而已！汪氏与董氏在时间上如此接近，而且这些论画语是他自己收集而得，与后人摘抄自《画旨》的意义极为不同，且不论汪氏所据真伪如何，至少他认为这些论画语出于董氏而不是莫氏，所以又为主董说者增加了一个很重要而且显著的证据。
（3）顾凝远《画引》（约1640年），在卷一有“评赵大年”一则云：“董宗伯玄宰评赵大年画平远，绝似右丞，秀润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画，此一派传为云林，云林工缀（“緻”字之误）不皴，以荒率苍古胜。非宗伯当今宗匠，安得此鉴赏！”
这一条是《画说》第一条，也是《画旨》第二十条，他称董氏为“当今宗匠”，则顾凝远记录此条时，还在董氏生前！他既将《画说》此条直说出于董氏，岂不又替主董说者增加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不过，是书的成书年代，由于顾氏的生卒未详，故颇有出入，如俞剑华在《中国画论类编》中，将其定于1570年前后。实际上，在《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中有：“吴郡顾凝远诗瘦阁崇祯乙亥（1635）仿宋刻晁先生鸡肋集识”（见吴辟疆“画苑秘笈本”《画引》跋），因此俞氏实错推一甲子。又《画引》二卷《白门游记》“牛首山”第三则云：
崇祯癸酉八月，与新安吴君：再登牛首……第今丁丑夏……
则知此书之编成不能早于崇祯丁丑年（1637）；又，是书《洞庭游纪序》中云：
余……二十余，奉命读书石湖……自注：时万历乙巳、辛亥之间。
由此可见，他在乙巳、辛亥之间（1605—1611）为二十一岁至二十九岁余，推算起来，其生年当在1581年至1585年间。（按：吴辟疆据同理推算，得其生年在1577年至1585年间，与余推算不符，因顾氏如生于1577年，则万历辛亥读书石湖时，他已经三十五岁了！）
又据吴氏《画引·跋》，顾氏于顺治二年尚存世，则其卒年当在1645年后，所以可以知道顾氏的一生约为1581年至1585年生，1645年后卒，享年至少六十一岁，则是书的成书年代约在1640年前后。可见，顾氏也与董氏大约同时，距莫氏亦不远。可是，此书“国朝姓氏”一节中，他将莫氏列于“文士名家”，只说他是“嘉隆间高士也”，而且也没有说他曾著《画说》，而他将董氏列于“中兴间气”，说：
幸董宗伯起于云间，才名道艺，光岳毓灵，诚开山祖也！
从种种情形来看，在顾氏的眼中，《画说》的作者不是莫氏而是董氏！
（4）恽向道生《论画山水》（约1650年前后），恽向（1586—1655）晚出于莫，而与董氏后先并世，故在其画论里也当有《画说》作者的一二痕迹。他曾说：
大年画往往逸气……平远则带浅近……而古人犹以不读书少之！
南北派虽不同，而致各可取而化，故于马、夏辈亦偶变而为之。
由以上二则，则知恽氏受《画说》思想之影响无疑，但他究是受谁的影响？莫耶？董耶？请再看下一条：
董先生云，云烟供养，以至于寿而仙者称高人。吾以为黄公望子久外，无他人也！
这与《画说》第十条“黄子久大耋”一条同一思想，恽氏既然引的是董其昌之论，那么，他的南北宗派思想、他对赵大年的言论，究竟是从谁处得来，也就不问可知了。
（5）沈颢《画麈》（约1630），此文下列各条与《画说》有关。
所以，也要研究沈颢思想的来源，跟董、莫思想的关系。沈颢生卒年不详，其小传见于周亮工《读画录》，中云：“（沈颢）为予作南北宗各二十幅。”因此可以确定沈氏曾与周氏后先同时。此外，在徐邦达编《历代流传书画作品编年表》内，沈颢作品自1620年直至1658年中，共有十一件著录中的画迹，而且徐氏标明1620年时，沈氏三十五岁，故推算其生年当为1586年，少董氏三十一岁，则《画麈》一书不但晚于《画说》，而且还受董氏影响，因为他曾说：“米襄阳用王洽之泼墨，参以破墨、积墨、焦墨，故融厚有味！”（《画麈》“笔墨”条）
沈氏此条的文字和观念，实即合并董氏两则而成：
云山不始于米元章，盖自唐时王洽泼墨，便已有其意。（《画旨》）
老米画难于浑厚，但用淡墨、浓墨、泼墨、破墨、积墨、焦墨，尽得之矣！（《画旨》）
从中可以看出他受董氏影响之深，已经到了董氏的思想即是他的思想的程度。他在“定格”条中曾说：“董北苑之精神在云间。”而云间之有董北苑的精神，一定要在常说“吾家北苑”的董其昌之后。所以推究起沈颢的思想渊源来，我们可以肯定他是得之于董氏而不是莫氏的！
关于《画麈》的成书年代，如依其画迹传世年份，可约略定于1620年至1658年中。又岛田教授曾见有朱鹭（1553—1632）序本《画麈》，则又可定该书之成书年代，当在1632年朱氏卒前，而与《容台集》约略同时的。
（6）杨无补辑《画禅室随笔》（1657年前）——此书虽为董氏专集，但为他人所辑，辑成时间大概在董氏卒年前后，杨氏本人且为钱牧斋所推崇的诗人和画家。今《画禅室随笔》中包括全部《画说》十七条，足见杨氏心目中并无“莫氏《画说》”，故此书不论他是辑抄自董氏真迹或有其他来源，至少在杨氏看来该书中全部作品均属董氏，实亦董氏为《画说》作者的主要证据之一！
（7）周亮工《书影》（1667）——据周亮工之子周在延于雍正三年重刻《书影》序中云“先君子……丁未之冬刻是书于金陵”，则知是书原刻在1667年，距董氏去世三十一年。而此书卷四记“董华亭画论”一则云：
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寄乐于画，自黄公望始开此门庭耳。
这也就是《画说》第十条。那么，周亮工似乎也并不知道这就是所谓“莫氏《画说》”。至少，他认为这一条是出于董其昌的。
（8）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1692），在此书有董思白《画旨》全部，共一六九条，与《容台集》初版及闽中本之条数和次序完全相同，而是书又无“莫氏《画说》”，则卞氏似当承认《画旨》，包括《画说》为董氏之作。至于其引用书目中虽有“莫是龙《画说》”，然检全书并未引用一次，故卞氏所谓之“莫氏《画说》”是否与“今本《画说》”相同尚不可知，故问题不同，当另论之。
（9）《佩文斋书画谱》（1708），此谱为康熙四十七年御制，据书前纂集书目中有《莫廷韩集》与《容台集》，并无“莫氏《画说》”。又在四十三卷“书家传”和五十七卷“画家传”的莫氏条下，都未述及他有《画说》。又，此书十一卷至十八卷“论画”各卷中，亦无“莫氏《画说》”，却有《容台集》。在十二卷、十四卷及十六卷，三卷中所引《画旨》，与《画说》共有十三条相同，仅缺《画说》之一、三、十三、十六条而已。而《莫廷韩集》中的书论却曾两次见引于该书第七卷、第十卷中。因此，不但《佩文斋书画谱》的编者不知有“莫氏《画说》”，而且可以证明恐已失传的《莫廷韩集》也并未载有“莫氏《画说》”！
引《画说》中语，并归莫、董二氏名下者
张丑（1577—1643）亦与董氏同时，然其二书中，一引“莫氏《画说》”，一引董氏论画均同于《画说》。在张氏丙辰（1616）编就之《清河书画舫》中，第六卷引“莫氏《画说》”第五条“画树之窍”一节，及第十四条“董北苑画树”一节；第十一卷引《画说》十六条“张伯雨题倪迂画”一节，自注出于“莫士龙《画说》”，“是龙”作“士龙”。而张氏《真迹日录（初集）》，载《董玄宰评画》书迹一件，其中两条与《画说》第三、第九两条相同，张氏自注“真迹”二字。主莫说之启功在《山水画南北宗说考》一文中，即以《清河书画舫》引“莫氏《画说》”为其证据之一。然主董说者亦可据张氏《真迹日录》中之董氏真迹为证据之一。所以客观地说，两方均不宜运用张氏为其证据，因为张氏本身已有矛盾存在，何况“莫氏《画说》”在《清河书画舫》之前，已有“宝颜堂秘笈《画说》”存在了呢！
只言莫氏有《画说》一卷而未及内容者
（1）唐志契云“云卿《画说》……是以文气为宗门者”，此出于《画史会要》卷四所引唐氏言，然此语不见于唐氏《绘事微言》中，故当单独讨论。
（2）《式古堂书画汇考》引用书目中有“莫氏《画说》”，而全书中未曾引用一次。
（3）《明画录》莫氏传下亦云“著有《画说》一卷”。
以上三种虽都是莫氏曾著《画说》之证据，但只有《画说》之名而无内容，所以也不能在研究“今本《画说》”之作者问题时发生任何作用。而且，即使这三者所谓之《画说》同于“今本《画说》”，在时间上也都在宝颜堂本《画说》刊行之后。而既如前述，已证明宝颜堂本也靠不住，又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呢！
经过上面的分析，原来错纵复杂的问题也比较单纯化了，自《宝颜堂秘笈》以下各书凡引有《画说》者，均因宝颜堂秘笈本《画说》，或所谓“宝颜堂订正《画说》”之不可靠，全体的证据都发生动摇；在莫氏本身的著作里，没有作《画说》的证据；在董氏的著作里可以证明他是《画说》的作者；在明末清初的画论里，所谓受《画说》影响的实际上都是受董氏的影响。由此看来，谁是《画说》的作者也不会因为这些外在的证据而让我们迷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