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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氏的生卒年，一直未曾确定，而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固然很接近，有的则相去甚远！而莫氏的生卒年，关系到《画说》的作者问题甚大，是必须要解决的。本来，有了《莫廷韩遗稿》的出现，已经可以推算出非常接近的生卒年，近又蒙吴讷孙教授函告，程琦先生已于年前在冯开之《快雪堂日记》中发现莫氏确实卒期：“（丁亥）八月初三，卧中闻雨滴，得莫廷韩六月书，笔工某斋至。廷韩以七月初旬弃人间矣。”（《快雪堂集》卷四十七）
丁亥即1587年，也就是莫氏的卒年。莫父如忠卒于1589年，所以跟莫氏小传中“先其父卒”之说相符，也可用以下两则小故事作为旁证：
1.莫方伯（如忠）于书独费苦心，故廷韩亦得具家法一派。方伯病时，诸笥零星，诸子欲争得之，独廷韩先逝，不能承方伯丝粟之藏，所得方伯一只手耳！（《南吴旧话录》十六）
2.莫云卿既死，方伯公抚膺而已，无泪！王长公寄声曰：“云卿诣白玉楼，觉非忝窃，第不知为父者将何遣？”曰：“凡一切眷属，即芝兰玉树，修短固有定数……”（《南吴旧话录》十九卷）
此外，在《莫廷韩遗稿》中，其自题有甲子而最晚者为丙戌年（1586）：“岁丙戌之夏六月，余归自燕中，而友人张长公以是年五月十五日卒……谆谆命诸子乞余言铭其墓。（《莫廷韩遗稿》十一）”
丙戌即是莫氏卒期的前一年。因此，都与冯开之日记中所记莫氏卒年相符，故莫氏卒年自是确定！
莫氏卒年既明确，兹再据之推论其生年。在莫氏遗稿中，其自述年龄的有好几处，都自云四十余：
仆四十余，霜毛冉冉。（《莫廷韩遗稿》十三）
我生四十余，未曾见此翁。（《莫廷韩遗稿》三）
而未见其自述有五十余的，所以正与《无声诗史》中所载相符：
得幽疾以死，享年不满五秩！（《无声诗史》卷三）
因此，关于莫氏的享寿，其第一个可能是“不满五秩”；但此外又有莫氏享寿五十一岁的记载，见于章有谟的《景船斋杂记》中（章氏生卒及确实撰期目前均不明，而该书有乾隆廿九年章氏从孙德棨之序，故可约略定此书之成在雍正前后）云：
（莫氏）疾革时，与友对弈，客曰公惫矣，何事于此。公曰：非是无以消长昼。已较胜负，收其子，翛然而逝，时年五十一。
因章氏亦为华亭人，故此书虽撰时稍晚，且得自传闻，然或有据，故莫氏享寿亦有五十一岁之可能。在《莫廷韩遗稿》中另有一则与莫氏生年有关：“癸酉之别，迨今八易星霜……仆四十余，须眉未白，而万虑消耗，老冉冉至矣！”癸酉为1573年，八年之后，依中国通常算法，或为1580年，也有可能为1581年，就是他自称“四十余”的这一年；则该两年莫氏至少四十一岁，也等于说莫氏的生年不能晚于1540年或1541年，这是莫氏生年的下限。
如据《无声诗史》，莫氏不满五十而卒，则莫氏享年最多为四十九岁，由其卒年（1587）推之，莫氏生年最早为1539年，否则莫氏享寿就会超过五十岁。
如据《景船斋杂记》，莫氏享年五十一岁，则其生年当为1537年。
因此，莫氏生年最早为1537年，最晚为1541年，而也有可能是1539年或1540年，所以一共有四种可能。而莫氏的生日我们是知道的：“余生辰七月六日，友人朱孟所欢宋姬，以丝履见赠。”（《石秀斋集》六）此为一香艳的故事，可惜未记甲子和年龄，否则就不用后人大费精神了！兹将莫氏之卒年及可能生年，换算成阳历列于后：
1.莫氏生年，不能早于嘉靖十六年丁酉七月六日（1537年8月11日）；
2.莫氏或生于嘉靖十八年己亥七月六日（1539年7月20日）；
3.莫氏或生于嘉靖十九年庚子七月六日（1540年8月7日）；
4.莫氏生年不能晩于嘉靖二十年辛丑七月六日（1541年7月28日）；
5.莫氏卒年为万历十五年丁亥七月初旬（1587年8月4日至8月13日）。
比较董其昌来，莫氏较董氏长十四岁至十八岁。莫氏卒时，董氏才三十三岁；莫氏卒后，董氏又活了四十九年才去世！所以虽说两人同辈同时，而两者之去世竟相去半个世纪之久！如果在20世纪，两人去世时的世界已经截然不同了。虽说16、17世纪的中国，变化较慢，但思想之变迁也当有若干迹象可循，而不应当仍然停滞在同一思想层次上。如果说董氏的一生，始终只在莫氏的十七条思想中打圈子而未能跨出一步，也就不成其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董其昌了！
不但如此，由于莫氏的短命，他的书画作品和题跋资料也不多。假定莫、董二氏的作品，都从三十岁以后开始传世，在莫氏只有二十年左右的创作时期，而董氏还有五十二年之久，这中间的差距是很大的！实际上，就董氏的作品和题跋而言，不说四十岁以前的作品已经难得一见，即便是五十岁以前的作品也存世不多！那么，在四五十岁逝世的莫氏，也就难怪他没有太多的作品和题跋传世了。更何况他对自己的作品也是“妄自矜重，不轻示人”（《莫廷韩遗稿》）。顾复《平生壮观》也说他“惜墨太甚”，足见其作品在生前也不会太多，我们自可不必期待他有更多的资料出现了。
由于莫氏从少年到青年时期，他的才情倾倒一世之人，所以从片断的记载来看，总不免让人对他存有很高的幻想！所以既有宝颜堂订正《画说》在《画旨》之先，则莫氏自是《画说》的作者不疑。但是《画说》的完成不可能在一个人的青年时期，所以我们应该看他在晚期有没有可能写出《画说》来？在《莫廷韩遗稿》中，他在《与费怀古》中说：“甲戌以后，不肖两游燕山，犹然故吾，高卧穷巷。”
这是他说1574年及1576年两次去北京考试不利之事，正如他自己在《送杨太和北上叙》中所说：“夫功名之心，人熟无之，四方之志，虽圣贤亦有所不废也！”
所以这种功名之心，一直腐蚀着他自己的心境，在《与谢少廉》中云：“仆老矣，而功名一念，未忘鸡肋！”
他中年时虽“以不次贡于廷，廷试第一人，名噪都下……时相君太宰欲以翰林孔目待诏处廷韩，如文徵仲、何元朗故事”（《无声诗史》卷三），但他自恃才情，认为总有高中的一天。不然，长此以往，要为“诸轻俊少年愧死”。他在《与陈伯求太史书》中，将这种心情表露无遗：
别来都无长进，独能于举子业中寻得出路，姑将朝夕从事，求售俗目，了世之魔，当不复为市井小儿所诮！不然，班马再生，曹刘嗣出，谁能识者？
可是《与张崌崃中丞》中又说：“两就北闱之试，虽数遇知己者，而文卷误失，辄致遗弃，命运坎坷，乃至于此！今亲老而家事益困，去冬落魄抵舍，继以哭子之痛，造物厄我甚矣！”
他屡试不利，不但心情大受影响，而且资用渐乏，加之父病子卒，悲怆情怀在其书札中比比皆是，有不忍卒读者！《与沈君典太史》即其一也：
弟四十举一子，颇佳慧可喜，而残岁以疹死。春来侍老父汤药，继以妻女俱抱病，家贫无信宿之储，欲得解颐一笑，难于河清，衡门况味，大都若此，足下闻之，亦为我酸鼻否？
有时，他虽然想“少伸末锐，表见于著述”，但是终究“鸡肋未忘，进退维谷”！最后，在临死前两年再度北上，在1586年又失利南返，终于郁郁以终！
相反，董其昌虽然出身低微，但从他功名得利之后，富贵两全。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莫、董两人后半生的生活遭遇是全然不同的。所以从莫氏传世及著录作品来看，他不越元人一步。我们不能说他限于见闻，主要的还是受他心境的限制，他无心致力于绘事的研究，这与“热心于艺术，无心于政治”
的董其昌刚巧相反，所以我们不妨说他“无心于艺术而羁绊于功名”！
此外，功名未成，又增加了他的贫困，他几次北上，都“旅资羞涩”。这也可以用董氏的情形做对比：董氏最后一次北上考试的时候，他还接受朋友们帮助他的旅资，
但他在北京做官没有几年就回乡开始大收古画，没几年就成了大藏家了。可是莫氏的资财只有出去的，没有进来的，也就无怪到后来“家贫无信宿之储”了！像他这样的下半生，任他是“当世一才子”或者“八步倚马才”，到这时也只有“梵书一编，清香一供，以消永日。酒徒相寻，则又欣然引满，与时浮沉，且快目前而已”！
这样的才子，落得如此的下场，诵其书札，怎能不为他酸鼻呢！所以从莫氏的一生来看，既不如董其昌的幸运和顺利，又不如陈继儒看破功名，沉潜于著述！以董氏的收藏，又以董氏的热心于艺术，也要到他四五十岁时才在各方面成熟起来。那么，以莫氏的遭遇、心境，能否写出《画说》，自是大有问题了！
在本文第一节中，我们已经由比较而知莫氏的收藏远不及董氏之精且富。但他既然也算是一位收藏家，我们也应该弄清楚他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收藏，以看他可不可能是《画说》的作者。为了对他的收藏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兹先将《画说》中述及的画家作品重述于下表。
至于与《画说》无关的画家作品，以及其他零星收藏另列于后。
莫氏的收藏固然不止如上所述，而且趣味高雅，但是终限于资财，算不得是一位大藏家。更重要的是，他的收藏和《画说》的内容联系不起来。尤其是《画说》中特指的作品，莫氏既未收藏，又没有题跋过！再者，他自己的收藏毫无系统，没有一个中心思想，零星散乱，除了藏书以外，只不过是一些随机所收的杂件而已，这跟董氏的收藏是很不同的！董氏的收藏是依照他对画学上的追求，是一种主动的，有目标、有系统的收集，如：
辛卯请告还里，乃大搜吾乡四家泼墨之作。久之，谓当溯其源委，一以北苑为师……已山居二十许年，北宋之迹渐收一二十种，惟少李成、燕文贵。今入长安，又见一卷一帧……（董其昌题董源《龙宿郊民图》）
董玄宰寄余书云：所欲学者，荆、关、董、巨、李成，此五家画尤少真迹，南方宋画，不堪赏鉴，兄幸为访之。（《妮古录》四）
因此，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收集和研究态度，是含有史学观念在其中的。只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董氏是《画说》的作者，而不能说莫氏是《画说》的作者，虽然我们也称他是一位鉴赏家和收藏家！
此外，由于他的收藏远不如董氏之精且富，也是他传世题跋远较董氏为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若从各方面去了解莫氏，我们就不会怀疑存世的莫氏作品和题跋为何如此之少，而董氏又如此之多了！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我们找不到莫是龙的有利证据，而是莫氏本身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有利的证据。所以，他根本就不是《画说》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