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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的比较讨论里，虽然已经提出若干有力证据证明《画说》当为董氏所作，作者不可能是莫氏；但是还有若干证据，由于没有莫氏的资料可以比较，而正如胡适所谓的两面锋的剑，两边都可以割的！ [1] 为了在“割”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我觉得有再将董其昌的性格和董、莫二氏的关系加以分析和比较的必要，看看他究竟有没有如此亦步亦趋地模仿、追随或抄袭莫氏的可能，兹分下列几方面去探讨。
在董氏的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出董氏虽然主张师古，但他绝不赞同师古不化，所以他论书时说：
要知“二王”之书，世间罕存，吾辈但向《墓田》《丙舍》《官奴》《王润》《禊帖》，想其风韵神情，不落唐人蹊径，自成一家，去山阴何远……
从这一则可以看出董氏心大言大，即唐人书法也不在眼内，他的目标是要跟“二王”抗衡，是自成一家，他又论赵孟頫书云：
……文敏之书，病在无势……虽然，其可传者，自成一家，望而可知为赵法，非此则鲜于、康里得并驱墨苑矣！（《容台别集》四）
董氏认为赵孟頫如果不能自成一家，也只不过跟鲜于枢、康里夔夔同一程度而已。反过来说，因为鲜于、康里二人不能自成一家，所以不能不输子昂一筹！此外，董氏在论画时亦常表现此一思想，他认为米氏父子虽宗董、巨，为了“自成一家”，却仍宗李将军。他又论文徵明画曰：“文太史本色画极类赵承旨，第微尖利耳，同能不如独诣，无取绝肖似……”（《画旨》）
这里所谓的“同能不如独诣”也是强烈地表示独创和自成一家的思想，而这类思想在董文中是屡见不鲜的！至于在论文方面，可以在陈继儒《容台集序》中看得很明显：“往王长公主盟艺坛，李本宁与之气谊声调甚合，董公方诸生，岳岳不肯下，曰：神仙自能拔宅，何事傍人门户间！”
可见董氏这种不肯随人附和、寄人篱下的思想性格，在早期便已表露无余，他在二三十岁时对于当时主盟艺坛的王世贞还不甘依傍，则又何至于到五十岁左右时又模仿起所谓的“莫氏《画说》”来？
主变的观念与自成一家的观念相关联的，意思是学古而变古，不变即不能自成一家。而此一主变的思想，在董文中是俯拾皆是的。他评赵孟頫书最大的缺点便是不变：“自元人后，无能知赵吴兴受病处者，自余始发其膏肓，在守法不变耳。”所以他论临书时说：“要如李光弼入郭子仪军，旌旗一变。”
同时，他称赞米芾书，即因其能变：“米海岳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遂有冰寒于水之奇。”接下去，他又一再加以强调：“书家未有学古而不变者也！”因此，他又大斥学古而不变者：“如书家以肖似古人不能变体，为奴书也。”“守法不变，即为书家奴耳！”
董氏不但在书论里一再强调变古，表现在其画论上，也有同样的要求。他论倪瓒的画：“云林画法，大都树木似营丘，寒林山石宗关仝，皴似北苑，而各有变局。”“李（成）出于右丞，故自变法，超其师门！”只有变，才能超其师门，所以他又大声疾呼：“学古人不能变，便是篱堵间物！去之转远，乃由绝似耳！”
以上这些言论，并不是他的空谈，他不但身体力行，而且自认为有相当的成就。在书法方面，试看他以下的一段话：“余学书三十年，不敢谓入古三昧，而书法至余亦复一变。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他是自信而且自负的，在绘画上他也有此类言语：“余非不好元季四家画，直诉其源委，归之董、巨，亦颇为时人换眼。丁南羽以为画道一变！”这虽是他借旁人的话来自赞，其实他也自认是画道一变的！
以上所举董氏在书画上不但主变，而且身体力行，同时又与《画说》的思想相同。试看《画说》十三条：“余尝谓右军父子之书，至齐梁而风流顿尽，自唐初虞褚辈一变其法，乃不合而合……”接下去又说：“巨然学北苑、元章学北苑……学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使俗人为之。一与临本同，若之何能传世也？”
不但与董氏的思想丝丝入扣，而且两者都用“一变”的词汇，那么从董氏主变和自成一家的思想来看，他既然没有抄袭模仿的可能，那么唯一的解释便是《画说》也是董氏的作品。
我们再从另一方面去考察董氏之个性，从他的自视如何以及自信心如何，来看他是否有模仿抄袭的可能，同时也比较《画说》的作者与莫、董二氏的性格，究竟以谁较为接近？
首先从他在书法方面的自视与自信来看，他说：
（1）吾书无所不临仿……若使当其合处，便不能追踪晋魏，断不在唐人后也。（《容台别集》四）
（2）赵吴兴有此墨迹，未尽其趣，盖吴兴所少，正《洛神》疏隽之法，使我得之，故当不啻也。（《容台别集》四）
（3）赵文敏书《雪赋》……余爱其笔法遒丽……恐文徵仲瞠乎其后矣！遂自书一篇，意欲与异趣，令人望而知为吾家书也。昔人云：非惟恨吾不见古人，亦恨古人不见我。又云：恨右军无臣法。此则余何敢言，然世必有解之者。（《容台别集》五）
（4）鲜于伯机书……余为跋其后并临一卷，侍御颇讶其相肖，不知余乃降格为之耳！（《容台别集》四）
（5）此书陶诗，运笔得米元章之髓，非敢自誉。书道本如是，历代皆迷耳。（《容台别集》五）
（6）余此书仿《黄庭》《乐毅》，颇得右军遗法。（《容台别集》四）
以上（2）（3）两条都有与赵孟頫争胜的意思；（4）条则不将鲜于枢放在眼中；（5）条自称已得米书之髓；（6）条自云颇得右军遗法，所以在（1）条内有不下唐人书之意。其自负自信如此，溢于言表。
再看他在绘画上的自负自信，他说：
（1）元季四大家，独云林品格尤超……其自题《狮子林图》曰：此卷深得荆、关遗意，非王蒙诸人所梦见也。其高自标许如此！岂意三百年后有余旦暮遇之乎！（《画禅室随笔》）
（2）客有云，赵文敏《夏木垂阴图》在岩镇汪太学家者，靳固不示人。予以北苑笔意拟之，他日觅真迹并观，未知鹿死谁手！（《董华亭书画录》）
（3）赵文敏、黄鹤山樵皆有《青卞图》……二公之画，各能为此山传神写照，然山川灵气无尽，余于二公笔墨蹊径外，别构一境，未为蛇足也。（《画旨》）
（4）……别构一境，不复米氏父子伎俩矣。（《画旨》）
（5）余虽不学米画，恐流入率易。兹一戏仿之，犹不敢失董、巨意，善学下惠，颇不能当也！（《画旨》）
（6）尚书能书者，宋时有燕肃，元时有高克恭。在本朝，余与鼎足。（《画旨》）
（7）余少学子久山水，中去而为宋人画……五十后大成！（《画眼》）
以上（1）条自许深得荆、关遗意，与倪瓒并行；（2）（3）两条意与赵孟頫、王蒙抗行；（4）（5）两条学米而用董、巨法，在米氏父子蹊径之外，有取法乎上之意；（6）条自豪其官职与画学；（7）条自称“五十后大成”，则他在大成以后的三十二年中，画学日进，则其自视之高，自信之强，自不在言下。
此外，他在画学及评鉴方面也自视甚高，他说：
（1）每观唐人山水皴法，皆如铁线，至于画人物衣纹亦如之。此秘自余逗漏，从无拈出者，休承虽解画，不能参此用笔诀也！（《画旨》）
（2）自元人后，无能知赵吴兴受病处者，自余发其膏肓，在守法不变耳！（《容台别集》五）
（3）以萧散古淡为贵，顾世人知者绝少！（《容台别集》五）
（4）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疏林或高或下则有情，此画诀也，余盖欲拈出以示人，惜未有知其解者！（《画眼》）
以上诸条，都是他在画学上的“独得之秘”，姑不论他人是否真的不解，但都是他体验有得之语，则可以肯定。这也足见他的自负自信，都不是浮夸之语。在他《戏鸿堂稿自序》里又说：“如此集者，自可不须序。序，大都谀语耳！海内具眼者多，何必以谀语先之？愿足下（赵公益）并破此窠臼！”
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诗文颇具信心，而且他性情如骨鲠，有不愿随俗浮沉的气质。那么，像他这样对于书画、诗文都具有自信的人，古人尚且不在他眼内，而且明知“海内具眼者多”，他又何至于抄袭模仿一个与他同时的小家，且到如此毕肖的程度呢？若一旦为具眼者发现，则其八十余年的修为，岂不付之流水于一旦？
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画说》中第十七条有所疑问，说：“其末一条谓，‘师赵大年、江贯道、北苑、子昂、大李将军、郭忠恕、李成，集其大成，自出机轴。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独步吾吴矣’云云，不知所指何人也？”
我们如果了解了董氏的自负与自信，看他自称“五十后大成”“三百年后有余旦暮遇之”，以及“在本朝，余与鼎足”等语；比起赵孟頫来，还“未知鹿死谁手”，那么，在他眼中哪里还有文、沈一席之地？即《画说》中此语出于何人之口，以及所指何人，自然都昭然若揭了！此外，我们还可以举两个旁证。
其一：
《容台集》云：“余稍加岁月，当不令文、沈诸公横行吴中矣！”不觉陡然大惊。观翁画，乃知其无一非得笔前人，无一笔落前人陈迹！翁之深心惟余能测之，这所谓眼高手生者耶？今日者，翁画之声价，十倍文、沈焉！（顾复《平生壮观》十）
其二：
往与伯修过董玄宰，伯修曰：“近代画苑诸名家，如文徵仲、唐伯虎、沈石田辈，颇有古人笔意否？”玄宰曰：“近代高手，无一笔不肖古人者，夫无不肖，即无肖也，谓之无画可也！”余闻之悚然曰：“是见道语也！”（袁宏道《瓶花斋论画》）
读了这两段之后，《画说》中的“文、沈二君，不能独步吾吴矣”一说，究是谁的口气，更是不言自明了！
董氏在《崇兰帖题词》中说“余师方伯而友廷韩”，短短八字说清了他与莫是龙的关系。“方伯”是指莫如忠。关于这一关系，也可在董氏《戏鸿堂稿自序》中见之：“仆于举子业本无深解，徒以曩时读书于莫中江先生家塾……荏苒十五年，业亦屡变。至岁丙戌，读《曹洞语录》，遂稍悟文章宗趣。”丙戌是1586年，十五年前，大约是1571年左右，那么董氏在十七八岁时读书于莫如忠家塾是可以肯定的。当时，莫是龙已经三十三岁左右了。所以两人虽是同辈，但一定还有相当的距离，因为这时两人的年龄、学问和声名都悬殊。如莫氏在1571年正月在顾从义玉泓馆中联句，由莫氏书之；同年秋，莫氏又应殷无美之请，题跋王洪《潇湘八景图》，便可以看出他已经是一位名士了，而董氏在这一年才开始学书。此后在1574年和1576年，莫氏两游燕山。因此，在这几年中，两人的行迹不会太亲是可以想见的。
一直到丁丑年（1577）三月，董氏“燃烛始作山水画”。渐渐的，董氏的学问书画都成长起来，与莫氏的距离也缩小了，如《画禅室随笔》卷二《题莫秋水画一则》云：“莫廷韩为宋光禄作此图，在己卯之秋，时余同观，咄咄称赏，今已二十年事矣！”己卯（1579）时，董氏二十五岁，习画才三年。从语气里揣度，比起大约四十岁的莫氏，在各方面还逊一筹，但距离缩小了，两人开始在同一个圈子里活动了。
这可以从董氏另一记载中看得更清楚：“顾光禄公清宇于前己卯岁造青莲舫，余时与莫廷韩、徐孟孺、宋安之辈，常为泛宅之游，距今五十年矣！”己卯再加十年，董氏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还偶然会怀念起昔日同游之人。至于前一则题画，董氏大约已四十五岁。那时，他不但正在追求画学的大成，而且经眼的名迹甚多，他实际上的书画成就也已经不下于莫氏了，可是在语气中，丝毫看不出他对莫氏有芥蒂或不正的用心。如陆时化《跋莫方伯行楷大字诗卷》云：“廷韩书法远胜方伯，余所见甚少。曾至华亭旧家遍购之，竟不可得。谓董宗伯恶其胜己，出重价收而焚之，冀为第一人。此齐东之语，香光居士何至焚琴煮鹤至是！然每观其论书，则以赵松雪暨文徵仲、祝希哲辈痛毁之，冀为第一人之说，亦似可信！”
虽然陆氏自己不信这种齐东野语，但仍为主莫说用作证据之一。因此，我们应该分析一下，看看这种传说的可靠性，也有助于澄清作者的问题。
这种类似传说曾发生在赵孟頫身上，说他因恐鲜于枢的书名将他压倒，所以将己书十幅易鲜于枢一幅以收之。但是，在今存若干鲜于枢书迹上，赵氏跋语都对鲜于枢推崇备至，毫无妒意！而赵氏的书名仍在鲜于枢之上。同时，有谁真正相信这种无稽的传说？而且书画作品易于流散各地，谁能收尽对方之书画？再者，重价收购的办法也容易助长对方的声名。聪敏如董氏者，即便有此意，也不会出此下策的！其为无稽之谈，自属显然。
再看董氏究竟有没有恶其胜己的心理？在董氏品书中曾云：“荆州仲宣楼所刻《登楼赋》，为吾松乔茂敬书。乔素无书名，彼中士大夫亦不知为名手也。乔曾为荆南观察，乃从游莫廷韩是龙所书，今为正之！”
照理说，董氏若真有“恶其胜己”的心理，一般人既然不知道这《登楼赋》实出于莫氏，则董氏又何必多一举，特别指出这是莫氏所书，因而又助长莫氏之书名呢？如果他真的曾“出重价收而焚之”，自当收而焚之。再看众所周知的另一段，更是大褒莫氏：“吾郡顾仲方、莫云卿二君，皆工山水画，仲方专门名家，盖已有岁年，云卿一出，而南北顿渐，遂分二宗……仲方向余敛衽，云卿画不置……俯仰间二君意气可薄古人耳！”
如果董氏真的“恶其胜己”，则又何必大褒莫氏？则事出虚构，已自彰明甚！
我要讨论董、莫关系，主要着眼点是在董氏是否屑于抄袭、模仿莫氏之《画说》，所以我们也应该知道董氏对莫氏的真正评价，因为在前引各段中只是泛泛的赞词，而在《崇兰帖题词》一则中则比较语之有物：“每论两家（莫氏父子）之书……当时知廷韩者，有大令过父之目。然吾师以骨，廷韩以态，吾师能自结构，廷韩结字多出前人名迹，此为甲乙，真如羲献耳！”
图18 王诜《溪山秋霁图》后的董其昌跋
他说莫父自能结构，也是说他能学古而变古，而莫氏还是学古而不能变。董氏论书曾云“书家以豪逸有气，能自结撰为极则”，因此，足见他是不同意当时“大令过父”之论的，在他的《画禅室随笔》一则中，此意更明：“吾乡莫中江方伯，书学右军……其沉着逼古处，当代名公，未能或之先也！……其子云卿亦工书。”他对莫是龙只是轻轻一笔带过，因此他总有“子不如父”的看法，足以证明他对莫是龙的书法并不过分推崇，加上他的自负，说什么“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那么他不会将莫氏“置之眼角”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事实上，莫氏虽早得盛名，但在他四十岁前后，由于屡试不利，神理悲怆，又坐穷病，终于郁郁以终。在书画方面，既吝于笔墨，又不享大寿，传世作品本不甚多，虽然在他死后还常有人回忆起他的才情，但其声名也随其早逝而渐渐为人淡忘。莫氏卒后还不到两年，董氏即于科场得利，虽然他在政治上并没有大发展，但是进退自如。不到十几年，书名已遍播大江南北，个人的收藏也非昔年的莫氏可比。这时的董氏偶然梦到莫氏，展阅莫氏曾经收藏过的郭熙《溪山秋霁图》卷（图18），想起莫氏早逝以及昔日同游情景，题上“不胜人琴之叹”的句子，已经满是怜惜之情，哪里还有可能抄袭莫氏之文而据为己有之事？更何况莫氏也根本没有遗留下什么特别突出的画论，董氏又从何抄袭、模仿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