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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主持编纂，成书于梁中期的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就所选历代作家作品，以西晋平原内史陆机（261—303）数量最多（六十一首）
，然后才是南朝宋时开山水诗派的谢灵运（四十一首），三国曹魏文才富艳的曹植（三十八首），足见萧统心目中作家以此三人最重要，而陆机名列前茅。
这种观念跟几乎同一时期南朝另一位文艺批评家钟嵘（约468—约518）的成书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后我国古代首部诗歌批评专著《诗品》完全一致，因钟氏也曾同样表达过“陈思为建安之杰”“陆机为太康之英”和“谢客为元嘉之雄”的意思，可见这种鉴选标准为六朝大多数文人所认同，因而“曹王（粲）”“潘（岳）陆”“颜（延之）谢”始终被奉为一时文坛已故领衔代表人物。
类似情形甚至还影响到隋代王通（584—617）这样的思想家。尽管王氏曾对史上不少文人都有过非议，但他在《文中子·事君篇》中，却对曹植和陆机的才情甚为赞赏。究其原因，梁、隋之间曾出现过一个萧统之子萧詧（519—562）建立的后梁，而隋炀帝杨广（569—618）的萧妃（萧皇后），正是后梁明帝萧岿（542—585）之女，
即萧统重孙女。后梁帝胄子孙自然显贵于隋朝，所以《文选》选材思想延续到隋代，并对王通染濡不浅是可想而知的。
值得注意的是，王通曾在河、汾之间以教授为业，受业者数以千计，时称“河汾门下”。唐太宗不少将相名臣如薛收、房乔、李靖、魏徵等皆从受王佐之道，故不难想象，作为师长相关精神要点同样影响到唐初君臣。因此唐太宗（599—649）亲自主持纂修《晋书》所写四篇史论，除《宣帝（司马懿）纪》《武帝（司马炎）纪》外，唯有《王羲之传》和《陆机传》的原因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说唐太宗欣赏“书圣”王羲之（303—361或321—379），是因其书法艺术“风神盖代传”缘故，则其论赞陆机原因，恐怕更多在于他“文藻宏丽，独步当时”“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乘）、（司）马（相如），高蹈王（粲）、刘（桢），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足见评价之高。同时，他将陆、王树为文坛与书坛双子星座之用意亦有端倪可察。另外，唐太宗此举还表明其文学观与萧梁昭明太子文学旨趣相当接近。
这样，隋唐之际出现陆柬之书陆机《文赋》、敦煌遗书中存有陆机著作的多种写本，这些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陆机文学艺术成就，在初唐得到唐太宗揄扬而获得广泛流行与传播，一时文人墨客竞相书写陆机著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初唐陆柬之传世行楷书陆机《文赋》卷（图1），就是其中代表书作。
陆柬之（585—638），唐吴郡吴县人。
他是很受唐太宗器重
甚至每机务之隙则重其博识而引之谈论的书坛“初唐四家”之一的虞世南（558—638）的外甥，官至朝散大夫、守太子司议郎。而虞世南兄长虞世基（？—618）同样以文华见重而极受隋炀帝杨广礼遇，被任命为相当于皇帝机要秘书和文字秘书的内史侍郎。
当初，隋炀帝跟知书达礼的宠妃、前梁编纂《文选》的昭明太子萧统曾孙女萧妃在文学上情投意合，隋炀帝对南方文化的倾慕，应该就是受了萧妃和萧妃家人的影响。
而虞世基雅淡才学或多或少也会受萧妃感染，虞世基和唐太宗共同赏识陆机文才的多重影响，又必然由虞世南及其外甥陆柬之一脉相袭，兼以后者也是吴郡人，算起来还是陆机本家传人，这样，陆柬之倾情书写展示陆机文学观念代表作《文赋》
，简直就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了。
图1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初唐陆柬之行楷书西晋陆机《文赋》卷暨卷前明李东阳篆书引首、明上海松江书法家沈度题赞
关于陆柬之书法艺术取向，初唐博学之士李嗣真（？—约696）曰：“陆学士柬之受于虞秘监，虞秘监受于永禅师，皆有体法。”
北宋朱长文编《墨池编》卷第七“品藻二”也称其“少学舅氏，临写所合，亦犹张翼换羲之表奏，蔡邕为平子（张衡）后身。晚习‘二王’，尤尚其古；中年之迹，犹有怯懦；总章（唐高宗年号，668—670）以后，乃备筋骨”。卷第九“品藻四·妙品”又曰：“临学舅氏，得其法，遂以书颛家，与欧、褚齐名。张怀瓘谓其隶、行入妙，草入能，然隶、行于今殆绝遗迹。余尝观其草书，意古笔老，如乔松倚壑，野鹤盘空，信乎名不虚得也。”元陶宗仪曰：“书多作行字，晚擅出蓝之誉，遂将咄咄逼羲、献；落笔浑成，耻为飘扬绮靡之习，如马不齐髦，人不栉沐，览之者，未必便能识其佳处。论者以谓如偃盖之松，节节加劲，亦知言哉。然人才固自有分限，柬之隶、行入妙，章草、草书入能，是亦未免其利钝也。”
图2 明初洪武八年（1375）宋濂、刘基题赞
至于陆柬之本卷书法特色，清初递藏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一《陆柬之书陆机〈文赋〉》著录云：“世传王右军有所书《文赋》，不知海内尚有拓本否？至柬之所书，则精绝一世。字字员秀，脱胎于《兰亭》，而带有其舅氏虞永兴之逸致，遂觉机法双绝。陆司议书，世不多见，元人李倜云：‘在世者止《兰亭》诗、《兰若》碑与此而三。’欧阳圭斋谓《兰亭》诗已毁于赭寇之乱，是在世者益鲜；且累累千余字，而纸色完好，是海内第一奇迹也。……所书《文赋》，风骨内含，神采外映，真得《兰亭》之髓者，不独皮貌相肖也。此卷后有子昂一跋云：‘唐陆柬之行书《文赋》真迹，唐初善书者，称欧、虞、褚、薛。若以书法论之，岂在四子下耶？然世罕有其迹，故知之者希耳。’字法竟摹司议。欧阳玄云：‘近代米元章书，矫亢跌宕，世咸称其自创一法，乃不知其全学柬之《头陀寺碑》耳。元章而不言，以陆书少传于世也；若《文赋》累千百言，当为方今陆帖第一。’又云：‘柬之本虞世南甥，书法得于渭阳，而神俊过之。’揭傒斯云：‘唐人法书，结体遒劲，有晋人风格者，惟见此卷；虽若隋僧智永，犹恨妩媚太多，齐整太过。’”
正因为本卷陆机《文赋》文学艺术与陆柬之书法艺术堪称绝妙双璧，难怪明李东阳以篆书题本卷引首曰：“二陆文翰。”而陆机同里人、明华亭（今上海松江）书法家沈度隶书题曰：“陆机《文赋》，陆柬之书。”款署：“华亭沈度隶古。”明初洪武八年（1375）并称一代文宗的宋濂和刘基还分别跋赞曰：“柬之此笔神俊超诣，尤非诸家所能及。”“晋陆之词，唐陆之书，可谓二美具矣。”（图2）
诚哉斯言！
本卷共百四十四行，行九字至十四字不等，首行题“文赋”，起自“余每观材士之作”，止于“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为《文赋》全篇。卷后有元赵孟頫、李倜、欧阳玄、揭傒斯、危素，明宋濂、刘基、董琰，清孙承泽等十一跋。（清《石渠宝笈》著录）
关于隋唐敦煌遗书中陆机著作写本研究，还得从分别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敦煌研究院呈前后衔接关系的写本曹魏李萧远《运命论》残卷说起。
据王重民先生遗稿《敦煌写本跋文（四篇）》之《敦煌本〈文选〉残卷跋》载：“宿白同志示以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藏残卷照片，无书题、篇名，嘱为考订。按此残卷存二十二行，起‘之，而弗为乎’，讫‘则善恶书乎史策，毁誉’，均在李康《运命论》中，盖《文选》残卷也。余尝见另一残卷，为伯希和劫往巴黎（伯二六四五号），并以著之《敦煌古籍叙录》中（定为六朝写本，在萧统原书中为卷第二十七），凡存三十四行，适在此卷之前。……以臆推之，有可能为同一写本而断为两截者。……又按：‘凡希世苟合之士’，‘世’字不避讳，则此亦六朝写本，益疑与二六四五卷为同一写本也。”
另据李永宁先生《本所藏〈文选·运命论〉残卷介绍》说：
“敦煌文物研究所所藏《文选·运命论》残卷，原由敦煌士绅任子宜收藏。……残卷正文自‘之而弗为乎，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起，至‘其为名乎，则善恶书于史策、毁誉’止。按，伯希和2645号遗书，《文选·运命论》自‘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也’起，至‘道之将废也，命之将贱也，岂独君子耻’止。其下，恰与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残卷相接，视其书体、计其行字，亦相合，应为同卷之前半段。伯氏2645残卷，既取自莫高窟，则敦煌文物研究所残卷亦同出藏经洞无疑。……残卷无注，书法劲秀，类隋及初唐楷书，尤与开皇十五年（595）及隋仁寿三年（603）的写经字体近似。又残卷不避唐讳‘渊’‘世’‘民’‘治’等字。虽太宗于武德九年（626）曾敕令‘世民’二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但‘渊’讳并不在此例。今残卷‘渊’字不讳，可证其时代早于唐，应为隋卷。”（图3）
图3 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敦煌研究院藏写本曹魏李萧远《运命论》残卷
以上援引敦煌学专家对写本曹魏李萧远《运命论》残卷研究结论，不光因其与以下将要论述的陆机《辩亡论》在《文选》中处于先后连贯位置，且写本《运命论》残卷避讳问题，对认识以下同属敦煌遗书写本陆机著作断代与鉴定以重要启示。
陆机《演连珠》是继《文选》第五十三卷论三《李萧远〈运命论〉一首》《陆士衡〈辩亡论〉上下二首》和第五十四卷论四《陆士衡〈五等诸侯论〉一首》后，排列在第五十五卷《连珠》目下的篇章。（图4）
法藏陆机《演连珠》残卷，编号P.2493。白文无注，存百四十五行，行十六字左右，起“博则凶是以物胜权而衡殆形过镜则照”一行，尾十一行残缺。倒二行为“水而浅深难察”六字，为《演连珠》第四十七首之末。倒一行则为第四十八首之开端，下阙。此卷背面抄录《金刚般若经旨赞》。
按，本卷《演连珠》前粘接《金刚般若经旨赞》卷，起始“博则凶，是以物胜权而衡殆，形过镜则照穷”云云，已是《演连珠》五十首中的第二首；因此按照《演连珠》全篇结构篇章判断，之前还应有第一首全篇文字及第二首篇首的“臣闻任重于力，才尽则困，用广其器，应（博则凶……）”估计这些写本文字，均为接前《金刚般若经旨赞》而于装裱时被剪裁或粘贴覆盖，因抵今相关痕迹信息宛然可窥。又，《文选·演连珠》第四十三首后当为第四十四首“臣闻理之所守”云云，现写本将《文选》原本第五十首“臣闻足于性者”云云提前到《文选》第四十四首位置，原第四十四首延后成写本第四十五首；而《文选》原四十五首“臣闻通于变者”，在写本中次序又延后成第四十七首；《文选》第四十六首“臣闻图形于影”云云于写本位置保持不变，依旧为第四十六首；《文选》原第四十七首“臣闻情见于物”云云，在写本中处于第四十八首地位；《文选》第四十八首“臣闻虐暑熏天”云云，于写本仅见“臣闻”二残字，余文均已漫漶无存；《文选》第四十九首“臣闻理之所开”云云全篇漫漶阙失。以上就是《文选》第五十五卷《演连珠》五十首跟敦煌遗书写本《演连珠》残卷文本布局所呈现的差别和现状概貌。又按，写本《演连珠》残卷“世”“民”“治”“渊”字并无避讳缺笔现象，以上述李萧远《运命论》残卷避讳案例分析，同理可证《演连珠》残卷的书写时间亦可上溯到隋代。
图4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写本陆机《演连珠》残卷
《五等论》为陆机重要政论文章之一，在《文选》中位于第五十五卷《演连珠》前的第五十四卷。《晋书·本传》曰：“（陆）机又以圣王经国，义在封建，因采其远指，著《五等论》。”并予全文著录。
图5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敦煌写本陆机《五等论》卷
此卷白文无注，乌丝栏，首行作书题及作者为“五等论一首陆士衡”。正文起自“夫体国营治，先王所慎……”止于“秦汉之典，殆可以一言敝”，全篇共计九十三行。文中部分“世”“民”“治”字因避讳，用黄粉雌黄成缺笔字；另有一些错别字亦用黄粉涂改。上栏线之上一定间距，淡墨书“石、钲、叛、美、义”五字。卷尾末行下钤“书潜经眼”印一，“书潜”为近代学者傅增湘先生别号。此卷小楷书，书体娟秀，笔致流丽，字体虽小，笔法精严，在唐人写本古籍中不多见。“世”“民”“治”等字避讳，知为唐初人所写。（图5）
据与上述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演连珠》残卷比对，两者书法风格有出入，故而与《文选》呈前后关系，这两卷写本陆机著作当非同一人书写。
图6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唐敦煌写本陆机《辩亡论·上》卷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写本陆机《辩亡论·上》卷，编号BD15343。写卷三纸七十一行，乌丝栏，白文无注，黄纸墨书，字体舒朗俊秀。（图6）首行题“辩亡论二首 陆士衡”，今存实为《辩亡论·上》一首全文。
按，《晋书》卷五十四《列传》第二十四《陆机本传》载：“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辩亡论》二篇。”唐房玄龄等撰《晋书·本传》不仅述及《辩亡论》创作缘由，甚至全篇加以引录。实际上，萧梁《昭明文选》第五十三卷，亦全文照录此两篇文字，由此表明六朝以来都认可此文为陆机重要政论文章之一。
不仅如此，鉴于“此卷楷书，结体娟秀，笔致流丽谨严，具有初唐书手风格”
，既属敦煌唐人写本中翘楚而列入《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
，且于2004年6月以高仿真形式限量影印出版，又经观摩、比对本《辩亡论》卷与上述《文选》中位置紧随其后的《五等论》卷，确实笔致相似，也有涂改错讹字情况，且“世”等避讳字与上述《五等论》卷“世”“民”“治”字一样并不一定完全用雌黄，因而大抵可认定此前后连贯两卷当属一人一手所为。
这里，笔者有个大胆假设，鉴于《辩亡论》乃陆机论述东吴孙权何以得天下，而孙皓何以失天下的历史教训，《五等论》也涉及秦何以亡而汉何以兴；而敦煌遗书此《辩亡论》卷和《五等论》卷书法娟秀如出女性手笔。据《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一《后妃》载：“萧后初归藩邸，有辅佐君子之心。炀帝得不以道，便谓人无忠信。父子之间，尚怀猜阻，夫妇之际，其何有焉！”“时后见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为《述志赋》以自寄。”并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势已然，无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忧烦耳。”而李唐初起，即称臣于突厥，借重突厥力量反叛隋朝；隋朝跟东西突厥关系也时亲时战，若即若离。
隋亡后“突厥处罗可汗遣使迎后于洺州，建德不敢留，遂入于虏庭。大唐贞观四年（630），破灭突厥，乃以礼致之，归于京师”
。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上述《辩亡论》卷和《五等论》卷，正是流亡突厥的隋炀帝萧皇后有感于国破家亡，乃炀帝咎由自取而抄录曾祖父萧统《文选》中陆机篇章以寄胸臆，并在其回归大唐前后，此两卷流传到一度为突厥辖境的敦煌，遂转而成为敦煌遗书了呢？悬想，就此议案，尽管涉及隋、唐跟突厥错综复杂的政治、外交、军事关系而事出有因，恐怕查无实据，但这或许不无今后小心求证的可持续研究空间。
陆机、陆云兄弟籍贯，一般笼统称作吴郡吴人，并未明确华亭人，即今上海松江人，因为华亭设县在唐天宝十载（751），即陆机死后四百四十八年。所以说陆机为“吴郡华亭人”的确看似无据，曹道衡先生就持类似观点，他在《再论陆机的籍贯》一篇中指出：“陆逊的居于华亭，不知始于何时，从《三国志》本传看来，他封华亭侯为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一月，此后又进封娄侯。孙权所以封他华亭侯，又封娄侯，大约就因为陆逊在那里有地产。像陆逊那样的大族，且为孙策女婿，在家乡附近建立庄园当然不足怪。他在那里有了庄园而把父祖葬于附近，亦可理解。但不能因此就说他是‘吴郡娄人’，更不能说是‘华亭人’。”他还认为：“关于陆机的籍贯，我过去曾作札记，认为他应为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而非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见台湾文津出版社版《中古文学史论文续集》）。现在看来，此说虽无大谬，但尚须补充。因为把陆机看作华亭人的说法始于明以前。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七就认为吴陆绩、陆景，晋陆机、陆云为松江人，据说‘载在郡志’。不过，历史上从未设过‘松江郡’，只是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才设‘华亭府’，次年改名‘松江府’。那么何良俊所见‘郡志’，亦当出于元以后人之手。”
总之，认为陆机为松江人说于史无征。
其实，主张陆机为松江人，并非见诸元代至元年间设立松江府后，编纂成书于至元前八十多年南宋绍熙四年（1193）上海最早一部地方志乘《云间志》，就在卷上“物产”“人物”“古迹”、卷中“山”“冢墓”、卷下“艺文”等条目，述及陆机、陆云及陆氏家族在松江聚居掌故。如“物产”载：“县之东，地名鹤窠，旧传产鹤，故陆平原有‘华亭鹤唳’之叹。《瘗鹤铭》谓‘壬辰岁，得于华亭’……《太平寰宇记》称：华亭谷出佳鱼、莼菜，陆平原所谓‘千里莼羹’，意者不独指太湖也。”“冢墓”又载：“陆祎墓，在昆山（今松江小昆山），碑志尚可考。”卷下则既著录陆机《怀土赋》《赠从兄车骑诗》，又有东晋太宁三年（325）立三国东吴太子中庶子陆祎的《吴郡征北将军海盐侯陆府君之碑》文，和唐景云二年（711）葬于小昆山陆氏嗣裔陆元感《大唐故朝议大夫护军行黄州司马陆府君墓志铭》文。
特别是陆机《赠从兄车骑诗》提及“孤兽思故薮，离鸟悲旧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谁为心？仿佛谷水阳，婉娈昆山阴。营魄怀兹土，精爽若飞沈。……”和他临终长叹：“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以及陆云自我介绍“云间陆士龙”
等，都表达了他们感念松江山川风物的乡土情结。悬想这种真情实感自然流露，显非短期居住在此而无生活阅历者所能吟咏，当是长期本土生活浓郁乡愁使然，否则，既然他应是吴郡吴人的话，何不拿吴门众多风土人情赋诗作文？此外，《云间志》还搜录有北宋唐询、王安石、梅尧臣、沈辽等多首《陆机宅》《陆机云碑》等诗，这些也都充分表明陆机祖籍吴郡、出生或成长或曾长期生活在松江乃不争的事实。否则，如若陆氏兄弟全然没有松江经历，似乎不可能抒写出跟松江有关，表达对松江美好追忆的抒情诗文，而就其居所议题辨析，历代文人墨客，尤其吴郡地方贤达，想也不致无动于衷，袖手旁观，让贤割爱而不主动摆事实讲道理，举例说明陆机为吴郡人，以及在吴郡留有遗迹、故址种种，质疑“松江说”的似是而非的吧？
据上考察论证，笔者以为，就陆机、陆云兄弟籍贯，不妨相对宽容地认定其为上海松江人，一如当前我们对“新上海人”概念达成的共识。何况其实就“二陆”为松江人认识由来已久，既不初始于元、明时期邑人牵强附会，攀附名人，也非无稽之谈，而是既有历史文献和史实依据，又有当事人诗文为凭，以及相关旁证资料佐证的确凿答案。东晋卢《八王故事》就曾记载陆机于吴亡入洛前，与弟云居于华亭，闭门读书十年。所谓“华亭，吴由拳县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吴平后，陆机兄弟共游于此十余年”。东晋裴启《语林》曰：“机为河北都督，闻警角之声，谓孙丞曰：‘闻此不如华亭鹤唳。’”
说明陆机对早年久闻华亭鹤唳记忆犹新。正是基于这些记载渊源有自，故唐房玄龄等撰《晋书·陆机本传》说他年二十后“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等于承认他人生、事业起点和重要节点，不在吴门而是“旧里”松江。有鉴于此，笔者以为主张陆氏兄弟为松江人举证充分，并不为过。
综上所述，传世敦煌遗书中陆机著作写本，为见诸《文选》中的连续三卷，它们依次是《辩亡论》卷、《五等论》卷和《演连珠》残卷。三卷书写时间在隋唐之交，它反映出因受自萧统以来隋炀帝和唐太宗推崇《文选》，特别是其中陆机文学艺术才能而出现的抄录风习。传为陆机本家后裔唐陆柬之行楷书陆机文学观代表作《文赋》，应当说更是隋唐二帝重视陆机文艺思想而受其多重熏陶与影响使然。换言之，上述隋唐之际书家、写手完成的陆机文学作品，虽然以书法形式出现，但其取法目的显非陆机书法艺术，而是文学观念和历史借鉴意义。尤其本文设想的，若《辩亡论》和《五等论》卷确属隋亡后流落突厥的隋炀帝萧后感时伤事以寄悼亡悲情的话，这种与陆机一般感同身受的政治寓意与殷鉴作用、倾向，无疑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