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巴中杜甫摩崖题诗辨伪

一、引言

与李白齐名、世称“李杜”的唐代诗人杜甫，七岁习诗，九岁习字，除在诗歌艺术上赢得“诗圣”盛誉外，在书法艺术领域亦极见功力。“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其近乎自传体诗《壮游》一番自陈， 足见幼年执管临池之勤奋。天宝三年至七年间（744—748）为青年时期，还曾相继与书法家李邕、张旭、郑虔、顾诫奢结交过从， 至于暮年诗《得房公池鹅》“凤凰池上应回首，为报笼随王右军” 句，更就毕生书法成就充满自豪感。

当然，较诸诗歌艺术而言，少陵书艺在后世远未被冠以“圣贤”般称号。换言之，其书名早为诗名所掩，人所留意者乃其诗歌而非书法；其书法成就既不如同时书家声誉鹊起，似也并不像他自述般赢得后世揄扬。但不管如何，因子美书迹向无只字存世，因而像约一个世纪前始见诸记述、相传四川巴中南龛壁间有乾元二年（759）杜甫书绵州刺史、成都尹严武（726—765）摩崖题诗（图1、图2），自如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此书共十行，其中八行行十八字（图3），释文云：

前已论及，杜甫虽以东晋“书圣”王羲之体自比，但据说他其实是以临摹唐初书法家虞世南体为主。 另据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记载：工部“世号‘诗史’，于楷隶行草，无不工者”。而明钱谦益《草堂诗笺》注杜甫《赠卫八处士》则曰：“近时胡俨曰，常于内阁见子美亲书《赠卫八处士》诗，字甚怪伟。‘惊呼热中肠’作‘呜呼热中肠’。”

从这些记载可知，杜甫书迹至迟于南明时期尚在帝苑宫室间递藏，而上述有关杜甫书法记录，显系品评者鉴赏后有感而发。只是杜甫墨迹久已无从“拾遗”了，故其南龛手迹重见天日，虽属片石，不足二百字，却以其绝无仅有，仍为文化史上引人瞩目之奇观。而就其真实性考证辨析，自问世起即被提上议事日程；唯长期以来就其真伪议案扑朔迷离，悬而未决，由是该摩崖题诗愈发显得云诡波谲，庐山真面貌渺不可识。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做一系统梳理，并提出一孔之见，借以撩开笼罩在该议题上一个多世纪的神秘面纱，还其本来面目。

二、考证

（一）历史纪录

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诗最早始见于清末金石学家叶昌炽《语石》各卷夹叙。卷五《题名八则》曰：“巴州之《佛龛记》《楠木歌》《西龛石壁诗》，皆乾元中严武所刻。余新得杜甫书严武诗，浣花遗迹，海内只此一通，可以傲燕庭（刘喜海）矣。”卷七《严武一则》曰：“巴州严武摩崖共五通。《九日南山诗》，杜甫书也。笔法虽清隽，而不免寒瘦，有饭颗山头气象（自注：此刻或是宋时好事者依托）。”卷八《诗人一则》曰：“‘李杜’并称，李有安期生诗、隐静寺诗，而子美无片刻。今年夏（光绪二十七年，1901） ，从故家得巴州石拓，有严武东岩诗，杜拾遗所书也。为之一喜。……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此二刻亦正搔着痒处。”同卷柯昌泗《〈语石〉异同评》则曰：“四川有少陵诗刻，安徽有李白、汪伦题字。元次山刻石甚多，皆非自书，皆不足信也。”

叶昌炽道及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诗虽系首例，但仅见记述而未录全文。民国二十三年（1934），天津河北第一博物院陈列刘云孙弆藏拓本，并刊于该院画报第五十七期，始有实物公之于众、广而告之举措，遂令人得以一睹杜甫书迹神采（图4）。

继叶、刘两家后就该摩崖题诗稍予论述者，系1961年启功所作《碑帖中的古代文学资料》：“唐人诗歌方面的材料也很多，像巴州摩崖所刻严武和杜甫的诗相传是杜甫所写（杜诗一首下有杜甫的名字），也有人疑为宋人所刻，至少也是一个宋本。” 此外，香港《书谱》杂志1976年第八期梅萼华《杜甫与书法》另曰：“大抵人们对于仰慕的诗人的墨迹，总是渴望得见，于是有人投其所好，伪托或者制造一些碑刻出来是免不了的。叶昌炽指的这个碑刻（即巴中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诗——笔者按）如何，我们看不到，只能看到四川省射洪县杜甫的《野望》《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二诗的题刻拓本。”

完全肯定该摩崖题诗书家为杜甫者，主要见诸近几十年两种记载。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名胜词典》中，四川巴中县《南龛造像》曰：“在四川巴中县城南1公里化成山上。……南龛以雕刻精巧，化成山风景著名。今岩壁上还保存唐代诗人杜甫于乾元二年（759）游历时题刻的《判府太中严公九日南山诗》。自古以来就是骚人墨客游宴之地。”另外，高文、高成刚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四川历代碑刻》七十六《杜甫书南山诗》也著录全诗并注曰：“此诗刻于四川巴中县南龛，杜甫撰并书。”

（二）考据辨误

由上引录不难发现，在约一个多世纪里，各家就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诗歧说互见。或深信不疑，或疑信参半，或矢口否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既存异议，说明尚有深究探索空间无疑。

考巴中南龛石刻造像肇始于南北朝，尤盛于唐乾元元年（758）六月崇奉释教之严武被贬巴州刺史奏请肃宗开凿佛龛，敕建光福寺后。以现存156窟2100余身造像，68则碑碣、题记、造像记，130余条诗文石刻为例， 其年代即多系唐宋时期；云屏石壁间乾元三年（760）《唐巴州佛龛记》一名《严武奏表碑》（图5），其他严武及与时人相互唱和题诗摩崖尚多（已见上述叶昌炽列目）（图6）。其中南龛第87龛造像，甚至还是乾元二年（759）严武替父、唐大臣严挺之（673—742）去世十余年后所塑观音立像与题记（图7、图8）。足见严武对巴州石刻、造像开凿贡献之巨。

而自两宋以来，有关四川或巴中之志乘、金石碑目等，亦迭见罗列、记述石刻提要之举，诸如北宋赵明诚撰《金石录》卷十、南宋王象之撰《舆地碑记目》卷四《巴州碑记》、陈思纂辑《宝刻丛编》卷第十八、明曹学佺著《蜀中名胜记》卷之二十五“川北道保宁府二”、清杨芳灿撰《四川金石志》等皆然。

按理，上述志乘、碑目开列严武及其同侪唱和题刻极详，倘若南龛确有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诗且宋以降尚显露在外，有目共睹，料前后金石学家、地方贤达著书立说，必不假思索照单全收而不致袖手旁观，等闲视之仅作壁上观。但匪夷所思而值得玩味的是，直到20世纪前绝大多数金石学著作，均未道及南龛壁间有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诗事， 就此疑窦丛生，仿佛该摩崖宋元明清时尚且隐晦不彰，迨清末方破土而出一般。

众所周知，清嘉庆、道光时期，因金石学尤其“碑学”盛行，各地碑版捶拓几乎无漏网之鱼，许多金石学家致力于拓本鉴藏、研究，对于蜀中汉唐、两宋石刻亦然；这其中相当有影响与代表者，乃道光廿五年（1845）升任四川按察使“访碑……取道于五丁担侧（蜀道金牛栈）……持节西川”的著名藏书家、金石学家刘喜海。 其贯注蜀地石刻，四出访求碑刻拓本并加以记录在案，《燕庭金石丛稿》《三巴金石苑》即系记录蜀中汉唐两宋石刻文字之丛目；尤其后者以弆藏拓本照原样摹绘著录形式付印，等于替蜀地今存和已佚刻石“立此存照”，保留诸多石刻原始素材档案信息。诚如时人赞曰：“按蜀碑流传极鲜，自燕庭先生命工搜拓，始显于世。”“是志先图画，后释文，间加考跋。缩丰碑于尺幅，大小真行，各极其态，钩摹之精，镌刻之细，得未曾有。” “蜀碑初不显于世，自刘燕庭方伯命工椎拓，始稍稍出。今见于《三巴孴古志》者，皆是也。”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金石学家叶昌炽就所获南龛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诗拓本欣欣然有喜色而溢于言表，认为杜甫墨宝海内只此唯一，足以傲视刘氏。而按目索骥《燕庭金石丛稿》于巴州“已见”“待访”石刻存目，并未见开列《杜甫书严武九日南山诗》；在《三巴金石苑》第五卷“宋南北龛题名题诗题字三十四种”摹绘中，同样并无涉及杜甫书严武摩崖诗目。经核对诗文内容，同卷题《万公九日南山诗》者，则与前录释文完全一致，唯无“乾元二年杜甫书”字样（图9），由此“杜甫手迹”有讹已初显端倪。另检民国十六年（1927）张仲孝等修《巴中县志》第四编“古迹”著录南龛历代摩崖题诗，其一宋人题刻非但内容与前录释文相合，且诗题也作《宋万阙名九日南山诗》但无“乾元二年杜甫书”款识。 据上考辨，足见所谓“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诗”纯属无中生有，诗题及杜甫落款均系捏造，毋庸置疑。

（三）鉴定辨伪

所谓杜甫墨迹刻石，系清末碑估或好事之徒于宋人摩崖题诗基础上添足掠美，以祈哗众取宠、奇货赢利而苦心雕琢经营业已验明审定，拙文走笔至此本该掩卷结案，无须赘述。但鉴于其蒙蔽世人乃至饱学之士长达一个多世纪，以致就此悬念迭起，聚讼不休；其向壁虚造、贻误后世多端诡计料有巧妙障眼术混淆视听，就此极应剖析手法，洞烛其奸。故以下条分缕析，权作麻雀解剖以揭露作伪始末，恕勿见责小题大做，是所深祷。

1.添改款识

对照今拓自南龛壁间题诗拓本与刘喜海编《三巴金石苑》摹绘，谛审刻工笔道不难发现，该摩崖题诗题款与落款均有伪造现象，“乾元二年杜甫书”七字款书体与诗书体迥异。两者虽同为楷书，但诗书体行楷笔势潇洒连贯，而款书体正楷则运笔拘谨，有滞钝呆板造作斧凿痕迹，一如续貂狗尾，分明系后添加凿刻可知，刘喜海摹绘时并无此款识。而“判府太中严公九日南山诗”十一字题款之“严（嚴）”字，刘喜海摹绘时原本作“万（萬）”字，后显系别有用心者移花接木成“严（嚴）”字，改刻迹象显而易见。而其所以明目张胆偷天换日，旁若无人盗名欺世，作伪伎俩并非空穴来风，无的放矢，实则渊源有自，料有鉴于严武、杜甫交谊背景。

2.借口诗谊

考严武、杜甫交游在至德二年（757）春，时杜甫被宰相房琯荐为左拾遗，严武受荐为给事中，两人同在肃宗凤翔行在为官。事后严武、杜甫分别有《酬别杜二》《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诗追忆两人当初情谊。因严武官秩高于杜甫，故杜甫多有诗赠严武，如《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奉赠严八阁老》《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

而自乾元二年（759）到宝应元年（762），杜甫入蜀依附升任剑南节度使的严武后，更迭有《奉送严公入朝十韵》《送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宴》《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严中丞枉驾见过》《奉和严中丞晚眺十韵》《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中丞严公雨中垂寄见忆一绝奉答二绝》《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得寒字》《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多首诗赠严武，其中还包括看似与前述《判府严公九日南山诗》相关的《九日登梓州城》《九日奉寄严大夫》；严武则有《寄题杜二锦江野亭》等诗回赠。总之，据上述诗作可见严、杜私交非同一般，故附会《判府太中严公九日南山诗》系严武逸诗，貌似合理。

3.混淆时地

如前所述，乾元二年恰值杜甫经巴州邻地利州（今四川广元）南下，并有《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诗。“巴州鸟道边。……谪宦两悠悠”，可知严、杜当年虽近在咫尺而失之交臂。但因严武《巴岭答杜二见忆》《酬别杜二》诗分别有“卧向巴山落月时，两乡千里梦相思”和“最怅巴山里，清猿恼梦思”句，自注曰：“昔会秦关，今别巴岭。”故捕风捉影杜甫顺道赶赴巴州拜会严武并接受安排入蜀，同时相互唱和并于壁间濡墨书严武题诗。乍看时、地俱符，其实，杜甫自陇右发剑南在冬天，而“九日南山诗”揭示乃重九时节景致风光，故比较时间段自相矛盾凸现。但如若就杜甫来踪去迹不求甚解，则多取忽略不计态度，抑或仅为两人诗谊所惑不自觉上当受骗。

（四）献疑举证

不过，就上述齐东野语，深有远见卓识而持见严谨学者，多疑为似是而非的无稽之谈，且疑义相析，疏误举证由来已久。

1.书体之疑

譬如关于书法风格，即有学者以杜甫主张笔力“瘦硬通神”，而此摩崖题诗书体虽稍“寒瘦”但并不“怪伟”，犹显浑厚遒劲，两者大相径庭颇见抵牾，怀疑涉嫌后人出于仰慕“诗圣”遂处心积虑、煞费心机托伪所出。 启功先生就此摩崖题诗书家辨析，即着眼于唐宋不同书法风格，认为未必确系少陵真迹而疑为宋人手笔。 据上述去伪存真考索结论，可见各家由书法视角切入目力过人，言之有理，见地与事实几不相上下。

2.过境之疑

至于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诗有违当初两人交往时地史实，早见诸20世纪30年代初叶刘云孙于《河北第一博物院画报》第五十七期识语：“杜工部千古诗圣，而笔迹世所罕见。此刻在今四川巴中县，摩崖为之。自欧（欧阳修）、赵（赵明诚）以来，至翁覃溪（翁方纲）、王兰泉（王昶）诸公，皆未著录。嘉庆间所修《四川通志》，于苍溪县西崖，载有杜公摩崖书‘少屏山’三字，而亦不载此刻。严公盖指严武，武以乾元元年六月，贬巴州刺史。巴州古佛龛石刻，大书唐乾元三年山南西道严武奏，臣顷牧巴州云云。是乾元二年，武正刺巴州也。……按吕大防、鲁訔、蔡兴宗诸家杜公年谱，乾元二年春，公自东都归华州；七月，弃官客秦州；十月，往同谷；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剑南。岂公入蜀时，尝迂道至巴过严公邪？”果然，杜甫绝无自川北广元折而东南迂回奔赴巴州造访严武并应邀挥毫题壁逸事，且诗亦断非严武所作。

3.职官之疑

再者，亦无可争辩的显著错讹处，乃款署“判府太中严公”名不副实，分明不合唐代官制而系宋代职官，故置换严武张冠李戴行径不言而喻。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卷第十四《判府知府》曰：“国朝著令，仆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为判，其后改仆射为特进，官称如昔时。唯章子厚罢相守越，制词结尾云：‘依前特进知越州。’虽曰黜典，亦学士院之误。同时执政蒋颖叔以手简与之，犹呼云判府，而章质夫只云知府，盖从其实，予所藏名公法书册有之。……今世蕞尔小垒，区区一朝官承乏作守，吏民称为判府，彼固偃然居之不疑。风俗淳浇之异，一至于此！”

另检《金石苑》第五卷《宋南北龛题名题诗题字三十四种》，有佚年《判府太中先生冯公诗什》（图10）。据刘喜海考证，此冯氏乃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于南龛题名和绍熙元年（1190）题字之西岷冯伯规；换言之，“判府”实乃南宋常署官职可知。由此足见，所谓《判府太中严公九日南山诗》，明眼人破题一望而识有悖唐代题壁行文款署常规，其间势必涉嫌冒名顶替讹诈。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判府太中严公九日南山诗》之“严公”本作“万公”；万氏缺名，南宋庆元间人，除南龛崖间有其“九日南山诗”外，相邻壁上尚有庆元五年（1199）九月其次前太守韵摩崖题词，《金石苑》第五卷摹绘有《水调歌头》（图11）。

三、结论

由刘喜海摹绘《水调歌头》摩崖题词，及文林郎知巴州化城县郭某摩崖题识可见，《判府太中万公九日南山诗》与《判府太中万公次韵》，一诗一词均系庆元五年重阳节当日万某游南龛后即兴题壁之作，证据确凿，而与杜甫浑然无关。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叶昌炽《语石》卷二《四川三则》本就严武刻石仅道及三种：“严武巴州摩崖凡三刻：一为《佛龛记》，一为《龙日寺西龛诗》，一为《光福寺楠木歌》。笔力如崩云坠石，运腕于虚，劲不露骨。”迨卷七《严武一则》则谓“巴州严武摩崖共五通”（包括所谓《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诗》）。就万某摩崖诗词，卷四《诗文一则》也曾间接提及：“诗余滥觞于唐，而盛于南宋，故唐以前无石刻。巴州有《水调歌头》词，刻于崖壁，无撰人年月，行书跌宕，宋人书之至佳者。”同卷柯昌泗《〈语石〉异同评》另曰：“诗余以《水调歌头》独为常见，此书仅举其行书。在巴州南北龛摩崖者，尚有正书一首，乃庆元五年郭□作，亦在同地。”但于此后卷五、六、七，叶昌炽又迭陈“九日南山诗，杜甫书也”，“严武东岩诗，杜拾遗所书也”。足见其就刘喜海《金石苑》摹绘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仅轻信庋藏拓本而喜闻乐道，望文生义。（图12）

同样，《中国名胜词典》1981年版“南龛造像”条、《四川历代碑刻》1990年版七十六《杜甫书南山诗》，均因始作俑者虚张声势而见猎心喜，信以为真。事实上，道光、民国时期《巴中志乘》明确著录该诗作者为万某。但前者失于查检校勘而误入歧途；后者将错就错且进一步阐发己见，臆断题诗为杜甫“撰并书”，几指为少陵逸诗。值得提醒的是，《中国名胜词典》1997年第三版“南龛造像”条，显然已甄别并意识到该摩崖题诗有被改篡的可能，删除原先杜甫到此一游欣然执管题壁诸不实之词。其尊重历史反躬自纠，实事求是防范谬种流播举动，委实难能可贵。

四、赘语

综上所述，“巴中乾元二年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诗”，断非唐宋如此，实乃晚清好事者掩耳盗铃，刻意倒行逆施，投机取巧，招摇撞骗所出。就此，前人著录真凭实据俱在，众目昭彰之下，原形毕露，不堪一击。现在问题是，既然蛛丝马迹本足以剥茧抽丝，水落石出；弄巧成拙，不攻自破；疑案不悬，不值辩驳，何以自弄虚作假拙劣把戏出笼，犹愚弄学林旷日持久约一世纪？

究其原因，大抵“诗圣”手迹见存乃人心所向，众望所归风雅之举，故人多取宁信其有事属不争的地方保护主义心态。而造假者技痒一试，擅改款署，推波助澜，亦非凭空臆造而自圆其说，乃基于杜甫、严武私交甚密，而严武又确有巴山不了情结。兼以万氏匿名不彰，其诗词知者甚鲜，遂致身后名分不由自主为人取代，足资不速之客乘虚而入巧立名目，有恃无恐牵强附会。一时穿凿篡改炮制《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诗》，虽落款与诗歌书体相形见绌，竟依违两可虚实参半，弄假成真煞有介事。故从某种意义上讲，此等无行之辈倒亦不失深谙杜甫、严武交往之一介杜甫研究者也。

由是观之，就古代名人墨宝审鉴不可不慎以小心求证；所谓《巴中南龛杜甫书严武摩崖题诗》，一如成语“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而既然本隔靴搔痒诸存而不论疑难杂症业经排除破译，现在该是理直气壮直言不讳，补偏纠弊以正视听的时候了。 JQ4MuFxfQNv/26MusUB+YmzMW6YyA2AQytg3KokmCPNAaQKMcBN4cQ5tyBHOpSF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