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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藏见诸北宋《宣和书谱》和书坛“宋四家”之一米芾《书史》，以及南宋鉴藏家周密《云烟过眼录》等著录在案，并迭经元郭天锡，明王世贞，清陆心源、端方等鉴藏家，集旅沪甬籍巨贾与藏家于一身的近代周湘云递藏而传承有绪的皇皇剧迹——唐虞世南（558—638）贞观十年（636）十一月撰《汝南公主墓志铭并序稿》，行书，纵25.9厘米，横38.4厘米，内容为唐太宗之女汝南公主墓志铭草稿残本。（图1）
图1 上海博物馆藏唐虞世南贞观十年（636）行书《汝南公主墓志铭序稿》
图2 上海博物馆藏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序稿》引首作“虞书真迹”
图3 1943年夏沈尹默先生于重庆新居临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册，沈九子令昕藏，上海博物馆印制
众所周知，虞世南善书，得南朝陈僧智永传授书艺，继承东晋“二王”传统，笔致圆融冲和而有遒丽之气，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书法史上“初唐四大家”。本帖十八行，二百廿二字，书法温润圆劲，“姿荣秀出”，结构出自智永《千字文》，绝类东晋“书圣”王羲之《兰亭序》风貌。虽然结字、笔法稍见潦草却“戈法”犹存，此由书稿“毁瘠载形”之“载”字结体足见一斑，因而有虞世南书法轨迹可循。尽管虞世南执笔时年七十九岁，已届垂暮高龄，是为去世前两年作品，并因属急就墓志铭草稿而不失率意；但通篇书法依然虚和萧散，姿态风流而用笔遒逸，不落疏慢
，当系最为接近虞世南书法率性面貌的纸本墨迹。
（图2）正有鉴于此，此间拟作可持续探索的，是试图追溯与还原虞世南当年书写《汝南公主墓志铭序稿》来龙去脉的史实本事背景。
图4 沈迈士先生跋沈令昕先生藏沈尹默先生临书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册
回顾初唐贞观十年汝南公主去世前一年的李氏家族史，可谓多事之秋。先是贞观九年（635）五月唐太宗生父唐高祖李渊去世；紧接一年多后的次年（636）六月，也就是汝南公主去世前的六个月，唐太宗结发妻子文德皇后长孙氏因病去世；而差不多快半年后，也就是同年（636）十一月，其另一直系亲属汝南公主又相继去世。一年内至爱嫡亲的父亡妻卒女故，一系列连续发生的家庭变故，对唐太宗身心打击之沉痛可想而知。所以他首先按李渊遗诏“既殡之后……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
而诏定山陵以尽孝敬，所谓“令依汉长陵故事，务在崇厚”
。但唐太宗这一依汉高祖刘邦陵寝规模，替生父大兴土木营建陵墓主张，却遭到了身为秘书监虞世南等群臣的一致劝谏；虞世南反应尤为强烈，他鉴于“程限既促，功役劳弊”
两度上疏规谏，请求务必照唐高祖本来遗愿“俭约营陵”切勿铺张，疏文俱见《旧唐书》《新唐书》虞世南本传，恕不赘引。
善于纳谏的唐太宗经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本着为社稷宏图大业发展通盘考量，从善如流，最终采纳虞世南等朝臣正确意见，基本沿袭汉光武帝原陵“堆土成陵”简易埋葬方式修建唐高祖献陵，其《节省山陵制度诏》因曰：“朕既为天子，卿等为臣，爱敬罔极，义犹一体，无容固陈节俭，陷朕于不义也。今便敬依来议。”
其后又颁布《薄葬诏》
。应当说，虞世南两次奏谏对唐太宗制定唐代帝陵以“俭约”为主营建陵寝制度方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同年十月李渊落葬献陵，虞世南作《高祖神尧皇帝哀册文》。
而长孙皇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是唐太宗家务甚至政务帮手和贤内助。她在唐高祖去世时已身染沉疴，临终前对身后事宜的安排，表达了跟虞世南倡议薄葬俭约相同意愿。所谓“妾生既无益于时，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贞观十年六月，长孙皇后“崩于立政殿，时年三十六。其年十一月庚寅，葬于昭陵”。而稍前九月十一日，由虞世南撰《文德皇后哀册文》以志之，所谓“维贞观十年岁次甲申六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己卯，大行皇后崩于立政殿，粤九月十一日丁酉，将迁座于昭陵，礼也”
。由此可见，唐太宗昭陵营建是以贞观十年（636）最先安葬长孙皇后开始的。十一月初四日，正式安葬文德皇后于昭陵，立欧阳询隶书唐太宗作《文德皇后碑》。
可悲的是同年同月十六日，汝南公主又不幸去世，稍后亦随葬昭陵，她和长孙皇后，显然都是唐太宗昭陵墓区庞大随葬、祔葬群体中，最早入葬的李氏嫡系皇室家庭成员；因此唐太宗当年的悲伤程度，自是不难想见的。
另据史料记载，长孙皇后贞观八年（634）从幸九成宫就已“染疾危惙”，延至十年六月才去世，说明她久病医治无效。而她健在时，曾“撰古妇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则》，自为之序。又著论驳汉明德马皇后，以为不能抑退外戚，令其当朝贵盛，乃戒其龙马水车，此乃开其祸源而防其末事耳”。她去世后，“宫司以闻，太宗览而增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可垂范后代。我岂不达天命而不能割情乎！’”
又据《新唐书》虞世南本传载：唐太宗曾命其“写《列女传》于屏风，于时无本，世南暗疏之，无一字谬。帝每称其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
这则记载传递的信息，既反映出虞世南博闻强记的高超学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透露了当年唐太宗对于可能同时病入膏肓的长孙皇后和汝南公主的系念。因为《列女传》为西汉刘向所撰，分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嬖孽七门，记述古代百零五名贤良妇女事迹，唐太宗命虞世南书《列女传》的用意，恐怕正是为替病中长孙皇后和汝南公主祈祷福佑。而从虞世南敢于秉笔直书向唐太宗规谏“俭约”营建唐高祖献陵规模的德行忠诚，遵唐太宗嘱托默诵《列女传》执笔书屏一气呵成而无一字谬误的学识本事，撰书《汝南公主墓志铭并序稿》的文采书法，唐太宗赞叹他为人“五绝”，是极为恰如其分的。
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悼念长孙皇后时，曾感慨：“以其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
而贞观十二年（638）虞世南去世，他同样不无惋惜地对虞世南也有类似评价，曾“手诏魏王泰曰：‘世南于我犹一体，拾遗补阙，无日忘之，盖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中无复人矣！’后帝为诗一篇，述古兴亡，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朕此诗将何所示邪？’”
此外，长孙皇后落葬的贞观十年十一月，“帝自著表序始末，揭陵左”
。而之后第十二日
汝南公主去世，则改由虞世南起草《汝南公主墓铭序稿》，这一举动非同一般。显然是由于先后丧失妻女两人，而汝南公主又是唐太宗诸公主中较早去世者，
对他心理打击沉痛而不胜其哀，已不可能继替长孙皇后亲撰墓表后再为汝南公主挥泪撰铭了，于是，才委任德才兼备且跟长孙皇后一样能胜任拾遗补阙使命的虞世南撰书墓志铭的。据此可见唐太宗对虞世南充满无限信赖，并且欧阳询仅遵嘱书太宗著《唐昭陵刻石文》碑于长孙皇后墓侧，而虞世南则既撰且书《文德皇后哀册文》和《汝南公主墓志铭序稿》，足证虞永兴较之欧阳信本更技高一筹。
图5 唐昭陵汝南公主与虞世南等陪葬墓址位置分布图
如上所述，既然虞世南竭力反对厚葬而向唐太宗提倡薄葬，长孙皇后临终也主张薄葬，而帝复为文，刻之石，也称：“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时百世子孙奉以为法。”
因此，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和汝南公主去世，贞观十二年五月廿五日虞世南去世并“诏陪葬昭陵”，均按薄葬规格随葬九嵕山唐太宗昭陵周围不言而喻。这从已知昭陵百六十七座功臣贵戚陪葬墓和众多覆斗式墓地布局，迄今未发现长孙皇后、汝南公主和虞世南三人具体墓葬，即有址无实情况分析，
也大致验证了其向往身后“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因山为墓，薄葬不起坟冢，以致抵今墓址不明，仅知大体方位而有待进一步调查确认的葬仪理念真实性。（图5）这从一个侧面证明虞世南不愧为初唐时期的一位清廉自律、以身作则、洁身自好的官吏。至于他撰书《汝南公主墓志铭并序》石刻，恐怕同唐太宗撰、欧阳询书《文德皇后碑》（亦即《唐昭陵刻石文》）一样，瘗埋昭陵汝南公主墓侧，此后磨灭不存了。因此，今上海博物馆藏、历代流传有案可查的虞世南行书《汝南公主墓志铭并序稿》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