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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随着文博事业发展，尤其善孤拓本碑帖海归展陈出版浮现水面，被目为弄不好会“咬人”的“黑老虎”再度热火起来，这就弘扬传统文化文物而言当然不失为好事。如果以新近故宫博物院宋拓展和稍后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上图”）善本汉碑展为例追溯源流，则是欧阳修、赵明诚倡导的两宋金石学，及清中期因汉碑不断重见天日形成考释文字史实为主的“乾嘉学派”的推崇，之后到清末民初该学问达到收藏、研究的学术巅峰，今日又见证了史上碑帖曾经的热度和高潮。
两宋碑帖抵今动辄惊为国宝、高不可攀，姑且不论。现代碑帖鉴藏家吴湖帆先生的金石学家族史亦耐人寻味，且足为典范。其祖清代吴大澂利用宦游机缘，实现了史上众多金石学家无缘的汉中褒谷的踏勘活动，撰写了详实的考察报告《石门访碑记》，分别与同道王懿荣、陈介祺信札互动切磋，乃至提携拓工张懋功。沈树镛则曾与著名书画篆刻家赵之谦并推北碑《郑文公》；沈赠赵《郑文公》额拓片，赵应沈请回赠以“郑”名斋书额与篆刻白文方印“郑斋金石”。上述碑帖研学历程，堪称金石学界交游最高境界，与两宋该学问发轫时学人契谊略同。
吴湖帆先生作为继承丰厚家当，坐享传家瑰宝的少东家，其碑帖藏研已省却祖辈访碑实证环节，坐候碑帖“登门”，联几考赏，取精舍末，追求善本佳拓为主。这固然由于他家境优渥，经济实力“弹硬”（吴语方言，表示“硬实”之意）。古往今来，金石碑帖鉴藏多发生在士大夫宦游期间，权力运作与财力挹注维系着善本流转，凡此显系普通爱好者所难企及。
民国初年，身为公务员的鲁迅先生涉足碑帖鉴藏，纯属文化精英国学情怀使然。跟当时大部分藏家一样，他也由走访琉璃厂碑帖铺起步，这在其日记中有案可查，与近乎现代碑帖鉴藏最后一大家施蛰存相同。只不过鲁迅离京南下兴趣转移，致力呐喊提振民智，关注国民性。而著有《水经注碑录》《北山集古录》《金石丛话》《唐碑百选》等的施先生则学贯中西，主业文学、翻译，被称为“中国新文学大师”。他后半生推开北窗整理藏拓，在其《闲寂日记》中也不难找见躬身故纸堆的可贵身影，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个体碑帖铺停业关张的无奈与痛心。
“文化大革命”后善孤本碑帖多入藏国有文博机构，孓存的零售存货商家如京华“庆云堂”、沪上“朵云轩”惨淡经营。华丽转行入驻文博机构的学有所长专精掌眼者，多属有实战经验无师自通的行家里手。如著有《善本碑帖录》的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张彦生，曾是琉璃厂“庆云堂”主；而著有《石刻见闻录》《校帖随录》的“庆云堂”伙计马子云先生，幸得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举贤任能，成为故宫珍藏碑帖整理专家；还有像撰著《书画碑帖见闻录》的首都博物馆特聘鉴定委员马宝山先生，也是琉璃厂“墨宝斋”掌柜出身。上海情况亦如此，像著有《增补校碑随笔》《碑帖鉴别常识》《帖学举要》等的王壮弘先生，与王联署编著《六朝墓志检要》、独著《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的马成名先生，编著《秦汉碑刻校勘图鉴》的李志贤先生，都曾经是“朵云轩”碑帖柜台的先后掌门人。
曾经作为文博青年的笔者初涉金石学时，善本碑帖几为公藏囊括，连可移动的碑石也多集藏文博部门。赴嘉定博物馆实习时拟从碑廊石刻发掘研究素材，却茫无头绪；入职上海博物馆，初在非学科部门，也无缘观摩善拓。幸因缘际会盘桓汉中博物馆凿迁“石门十三品”专室，笔者就宋人题刻史迹发现突破口，遂逐一考证，文章为《四川文物》录用。旋又对清人《褒谷古迹辑略》著录摩崖款署、行次错讹予以考辨；荷蒙造像专家季崇建向马承源馆长推荐，论文发表于四十年庆馆刊，从此奠定了学业方向。故新近上海书画出版社“寰宇读碑书系”拟编拙著《识金石：勘碑校帖研薮》，笔者向已然是当今拍卖界翘楚的季总索序，旨在感念其当年的说项雅谊。
与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合署办公的上博，虽曾在德高望重的老馆长徐森玉擘划下搜罗善本碑帖甚夥，但后因体制变更，其中大部归属上图，上博已鲜有部门对剩余碑帖立项整理。其时，深得森老碑帖真传，甚至论著多所代笔的汪庆正副馆长，对我效法其《东汉石刻文字综述》撰写《汉魏蜀道石刻史料研究》颇为赏识，强烈建议再发馆刊；同时着意栽培我为碑帖研究方向学人，特委任我携论文参加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召开的中国书法与碑帖国际学术研讨会。
坦率地讲，当年我所谓的研究，无非属于对石刻文字排列梳理基础工作，就拓本善劣鉴别尚属门外汉而无发言权。加之我性驳杂，岗位多变，进入有善本碑帖保管研究权限书画部前分工与业务有别。而碑帖研究在珍藏宏富、强调陈列效果的博物馆终究属于“冷门绝学”，故我仿佛个体户般碑帖钩沉，多零打碎敲，全由兴趣出发。如转岗敏求图书馆，承老同事沈融提醒：民国旅沪书家杜进高手拓杜甫书剑南节度使严武摩崖题诗有稽考价值。我看后，结合调研川北巴中南龛，验证此系清末好事者改款伪作，据此厘清一桩历史错案。又如策应镇江文旅局打捞焦山沉江《瘗鹤铭》残石壮举，我多次奔赴打捞现场检验，疑似现石拓；经对号入座，终于确认出水残石“鹤”字等系出原刻；并研判证实《瘗鹤铭》乃好豢华亭鹤的唐诗人皮日休信笔所为，为学术探索提供一重自成一家之证据。再如配合故宫博物院举办《兰亭》大展，我恍惚记得披览敏求图书馆藏拓时，曾目耕到有别于明藩王翻刻诸多《兰亭图》，排比图像推敲后认定，该藏本当属幸存罕见南宋《凤墅兰亭图》明代翻刻本。
近年来因与汉中略阳、陇南成县学界保持长期友谊，我既多次出席其雅集，又助其筹办“蜀道石刻艺术博物馆”等机构，尝试打造汉中首部刻帖《汉上竞风流集古藏真帖》，协助以上陕甘文博机构推介主题外展等。吴大澂访碑地不仅是此前上海籍金石学家王昶征集蜀道石刻拓本宦游地，更存有鲜为人知的清代江浙宦游学人碑刻，与20世纪30年代初修建宝鸡到汉中公路的专家赵祖康、张佐周保护石门摩崖，传承树碑立传古风的今沪上开路先驱事迹也分不开。我斡旋推选三地碑拓来沪松江、青浦，浙江海宁和苏州的博物馆展示，举荐张懋功后人撰文追忆祖辈史迹，刊发西泠印社“重振金石学”研讨会论文集。在上海博物馆和苏州博物馆举行“重走吴大澂访碑研学之路”活动时，策划吴大澂重孙吴元京与张懋功重孙、摩崖捶拓非遗传人张晓光见面。而张面赠吴的正是重刻《石门访碑记》张拓本。上述延续金石学事业举措大抵草创粗疏，差可应景，任人评说而已。好在单位重情念旧，替我张罗出版《流动的金石：多维的蜀道摩崖》。归结三十年自学阶段性成果，见证一路走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我感到欣慰，同时又愧悚莫名！
廿年来全国性碑帖研究，曾由西安碑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出版社和西泠印社这些金石碑帖收藏、研究、出版和展览重镇，领衔主持多届碑林刻石、善本《阁帖》、两宋金石等专题讨论，聚集一批学人不定期开展交流，有一批成果面世。不过毋庸讳言，作为小众学科，碑帖研究面临无法回避的窘境。除人才难得之外，尚有大量入库拓本登记造册后遭遇绳捆束绑被束之高阁、乏人“宠幸”。加之碑帖整理须坐冷板凳，慢工出细活，一些课题是素心人长年反复论证推敲才豁然开朗的。若缺乏鲁迅等前辈耐得住寂寞，清夜校碑的定力，缺乏体察入微、洞若观火的审慎，面对貌似毫无差别的海量同名拓本，显难看出名堂，发现问题，找出考据点及破绽差异，反可能误入歧途。由于碑帖善劣鉴别水深难测，名家也难免上当受骗，非等闲之辈敢轻易涉足。古来视“黑老虎”为学术畏途，不少后来者裹足不前，实因该学问需调动无数知识储备方能攻坚克难。
笔者曾倡导“所以碑帖”必由之路是访碑、传拓与校勘。勘碑各显神通不论，眼下石刻保管从严，增加访碑难度亟待改观。如为防名碑损坏安装玻璃或栅栏就疑似保护过度。前者反光有碍观瞻事小，锒铛把门令访碑之雅顿生探监之感。迫切希望有关方面落实保护政策，同时施行人性化管理，最大限度为金石爱好者与研究者考察谛审，打开零距离乃至同碑体亲密接触方便之门而非因噎废食。
其次，以不利碑石保护为名“一刀切”禁止传拓，乃妨碍金石学发展的最大阻力。欲指望该绝学继续良性流传，理应适度开放部分石刻供有志者上手。想当初清末金石学家杨守敬宦游出京，驱车越野见古碑，就亲携捶拓工具信步碑前一显身手。故有序开放某些刻石供业内人士言传身教，现身说法，对维护金石学健康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迫切希望文物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两全其美的方案。顷闻主管机构刚发布禁拓石刻名目条令，此议许不合时宜。置身历史长河回望，为从学术层面保全延续宛如古代印刷术的金石学生命周期计，如石不许拓，纸墨留影而化真身以千万的碑帖，将因武功尽废而名存实亡，金石学势必瘫痪为无根之木，进而步入灭亡绝境，后世也将永远失去碑拓这一环。事实上，当下硕果仅存的京沪碑帖经销店中名碑近拓亦形枯竭而面临资源危机，若无唾手可得今拓供后学者尝试把玩并培养提升研学兴趣，金石学薪火相传命题将形同空谈，难以为继。因此唯有保证刻石能访便拓，其才有循序渐进传播的后劲活力。
随之而来的愿景是，中华大地有众多名山大川，利用好当前碑帖书法和金石学文化热，因地制宜，有序组织、倡导学者书家，以山石为依托开创新时代碑刻或摩崖题记，因势利导提升金石学创新的生命力而超越汉唐壮观。此举投资成本小，装点关山好，不失为继承金石学文化的有益尝试，也有利于扭转如马宝山捶拓技术传人马国庆因无“技”可施，竟事活鱼拓的尴尬。传统文化必须运用传统手段技法加以盘活，断不可以时代进步为辞等闲视之啊！
忽如一夜春风来，各行各业“数字”开。就当下金石学研究层面而言，不可避免也要纳入数字化发展时刻表，此乃与时俱进的历史使命召唤使然，显系古老金石学枯木逢春一大发展契机。碑帖研究一大难点是无法对照彼此藏拓，利用数字化图像高清技术存档，石花残损填墨描摹作伪与否将洞悉显影、马脚毕露，能为各馆海量碑拓比对鉴定带来质的飞跃，甚至可能出现令靠目测经验“老法师”折服的样态，从而形成领先馆藏碑帖综录数据库的新机制。畅想一下，一旦普查成果足以联网互鉴，善本碑帖座次势必出现大幅度调整，不少原本养在“深闺”深藏若虚的善本碑帖将重见天日、脱颖而出。而这才是不光外行看热闹，更是内行看门道的碑帖数字化春天，笔者翘首以待这天尽快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