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本书讨论的是书法,从古到今叙述书法的文章不少,可谓老生常谈了,对于某些议题,尤其众说纷纭,争执颇多,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是不同的见解可以使人得到启发,有益于思考。自从人类发明了文字,才有了世界各民族的历史记载和文化发展,并关涉社会的进步。而汉文字书写所用的工具和材料与其他民族有所不同,简单说是将较柔的兽毛束聚成圆锥状笔芯,并以竹材为握杆,蘸以用墨锭在注水石砚上研磨的墨汁,尔后于丝绢或用粗长植物纤维制造的纸面上书写点画分明的方块汉字。这些字中点画并非简单的几何意义上的点、线,而是占有不同形状的面积,因为笔毫具有弹性,它在跳宕运行时,随了毫束的聚散,墨汁即可在绢或纸上留下粗粗细细的痕迹,表现出字的整体以及内中点画的形状、姿态、肥瘦、力度等诸多美的因素。自古以来,因书写经验的积累,逐步形成了一门独特的汉字书写艺术。
至于称它为“书法”,则是从唐朝开始提出的,如果留意各门艺术的名目(如绘画、音乐、舞蹈等),可以发现唯此称呼与众不同,它包含了一个“法”字。这说明唐人特别重视这门艺术,认为它的学术含量高,而作为核心支柱的笔法,是书法家们尽毕生之力孜孜以求的。书史上有著名的“退笔冢”故事,其中也涉及中唐僧怀素,为了掌握笔法,他所写坏的秃笔头可以堆成小山,可见用功之勤。
唐朝书法成就确实与“法”不能分割,而到了宋代,情况有所不同,其中,苏轼的观点就颇具代表性。引一段他写给外甥论书诗中的名言“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我个人认为,这是针对唐人发的议论。苏东坡是大文豪,有独到的美学见解,他有一首批评唐张旭和怀素草书的诗:“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右军)与钟(繇),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曼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题王逸少帖》)话说得很重,虽然也肯定是有功力的,但对其大草风格之厌恶溢于言表。
苏氏还议及以楷书著称的颜真卿、柳公权,说“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鲁公始”。什么意思呢?以他另外一段文字为证:“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书黄子思诗集后》)
以上的一些贬辞,或轻或重,旨意却明晰。张、颜、素、柳四人,自盛、中唐直到晚唐,均为传承笔法的大书家。苏氏当然重视他们的法度功力,但对唐人过于追求笔法、忽略韵致的风尚,不以为然,认为后者正是超越于笔画之外,这才是书法应具的艺术气质。
东坡给外甥的诗句,可仔细体会,一则是他认识到“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竭”的现状,唐代笔法是以“口诀手授”方式传承的,宋代失去了这个基础,习书者即使“退笔如山”般勤奋,也没有了着落;另一则是魏、晋已远,流风杳然,但东坡有得天独厚的文学天赋与良好的素养,更具高超的审美眼光,这些条件就可以弥补功力上的欠缺,增添书法的字外魅力。他的知己黄庭坚也说:“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黄氏多见东坡真迹,体会就深。
然而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在多处论述中指出东坡用笔有瑕疵。董氏书法也颇有个性,标榜自己的字是“生”而非“熟”,对苏轼抱有敬仰之情,常在苏书卷后作跋,不吝赞辞。但他内心有一种纠结,试举一例。董临仿古人的《杂书册》中有一段话:“余在梁溪见徐季海(浩)书《道德经》,评者谓(苏)子瞻似之,非也!子瞻多偃笔(指笔锋卧倒),季海藏锋正出,欲透纸背,安得同论。”东坡说过“退笔如山未足珍”,此七字如果过度解读,就会走向另一端,他本人有时不免落此弊病,董氏真心重视笔法,所以有时忍不住要冒犯一下先贤。
董其昌身处明末,去北宋已有数百年之久,再返视书史上各家得失,就能比较出东坡书法欠缺之所在了。董氏对“力透纸背”这一要求极为看重,有了这个主心骨,书作就能隽永。他在临习颜、徐等人书法时,尤注意笔画中的正锋效果,并为自己笔法成就及不上唐人,感到非常遗憾。董氏绘画富天趣,能以书法功力移入其中,故而山石皴法甚为厚重,益增画之拙味。作为一位有足够文学、艺术修养和独到审美观的书家,他的一些见解值得我们思考。
不妨再议论一下东坡的两句诗,如果兼能做到“退笔如山”和“读书万卷”,当然是最理想的境界。对后一点,东坡当之无愧;至于前者,他没有唐代某些大书家一般刻苦,但也并非轻视笔法,他的名言“余书如绵裹铁”,可说象征了他用笔产生的独特艺术效果。元代最重视用笔的赵孟頫,在苏书《醉翁亭记》卷后有一段跋语:“余观此帖潇洒纵横,肥而无墨猪之状,外柔内刚,真所谓绵裹铁也。夫有志于法书者,心力已竭而不能进,见古名书则长一倍,余见此,岂止一倍而已。”可谓仰慕之至。赵氏认为苏的用笔有助于习字者,而苏书如果没有“铁骨”的话,就成了墨猪,何来潇洒神采呢?苏、董两位是重视字外功夫的代表书家,具有鲜明的时代与个人风格,由以上叙述可知,东坡与书法传统毕竟割裂不开。
历代读书人的书法,往往带了浓重的书卷气,但不一定追求深厚的功力,只需借以抒发胸怀,供人同赏而已。而书法作为一门绵延数千年的独特艺术,内中有诸多学术因素,包括理论与实践,后世如果要发扬光大,就不可简单从事了。书史上还屡有风尚发生变化之事,这也属正常,该如何看待呢?例如清代包世臣、康有为提倡尊魏,一时盛行学习北碑,影响长远。追寻古朴书风并不错,但从魏碑中不易找到笔法脉络,渐渐使学众漠视了对笔法的探求。杭州陆维钊先生早年即勤习北碑,据说晚年深悔未及早学王(右军),视此为平生沉痛教训。再如令人称许的明末书家王铎,他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晋、唐书法形态,并引入创作中,产生凸显个性的书体。因审美观念分歧,他力诋怀素的《自叙帖》草书,撇清与怀素的关系,如同将澡盆中的脏水连同婴孩一起泼掉了。其书专注姿态与结构而常违笔法,甚至将涨墨(用笔的败着)也作为章法上的独到构思,则更有使书法绘画化之嫌。
关于退笔如山的怀素,观者在见其代表作《自叙帖》时,常感到困惑,而非沉醉于中,那么今天研究它又是什么缘故呢?关键在于,唐人非常重视笔法,而笔法中更包含了哲理,所以书法的学术性必须从唐人那儿去探寻。以《自叙帖》为例,由此导致的艺术趣味也必与东坡的书法有所不同,从某种角度说,《自叙帖》应属更本质、更深层次的类型。这就较为难懂,但唐人乐此不疲,一旦掌握了它,则会产生犹如庄子所言,庖丁解牛后提刀四顾般的爽心。东坡的书不是没有难度,难度主要不在书法本身,即笔法上,怀素的书难度在书法本身,而我考虑的正是书法本身的难题。自王羲之以来,笔法中一些共同要素基本上可由唐代书法反映出来。我们常说继承传统,善于创新,这不仅是一个口号,而且有内在的根据。譬如在本书第一章中,将介绍书法的“用笔”概念,这是笔法的基石。自晋、唐至宋、元、明诸书家论述中,这样的观点并不鲜见,可谓传统不断。而将书法中本质的东西应用在不同时代、不同书体上,各家的书作就呈现出自己的面貌。有生命的艺术,始终不会重蹈旧迹。
元代赵孟頫说“用笔千古不易”,就是继承传统的意思。元代离唐已数百年之遥,赵的用笔依然正宗,现代奉为楷书典范的欧、颜、柳、赵四家,赵得与唐代三位大师相配,可见成就不凡。唐楷只能研习碑刻拓本,唯赵氏墨迹留存犹多,可以清晰看出用笔特征,仅此即属可贵。上述典籍中所介绍用笔,虽言辞简少,但很重要,可惜论点未充分展开,令人不易捉摸。在本书第一章中,试用现代思维方式剖析“用笔”实质,俾习者思索。古人对书迹要求骨丰肉润,点画遒劲,然而却用一支柔软的兽毛笔作为书写工具,此举就有深意。汉代蔡邕说“笔软则奇怪生焉”,意即出现奇迹,“奇怪”两字表示反常的意思,正应了老子那句“弱者道之用”的话。哲学是引导我们走出迷津的指南针,人人都见到的东西,不一定知其所以然;人人皆知毛笔之柔软,却往往不能在使用时契合其性,这与毛笔用得是否熟练或书写年份是否长久等因素,没有必然关联。比如赵孟頫三四十岁时即已掌握了用笔的微妙处,没有记载言及他有名师指点,靠的是天赋、努力及悟性(如受古代名迹启示等)。
然而笔法的重要性不止于“用笔”之精到。董其昌说过“须结字得势”“以势为主”“文敏(赵孟頫的谥号)之书,病在无势”等话,“笔法”中更深一层的内容,是行笔时以势为主来带动结字。“势”是怎么回事呢?蔡邕《九势》有言:“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这段话很简要,也不容易懂。中国艺术中讨论阴阳不乏其例,如书、画章法上的虚实、欹正、浓淡等都是,但缺乏研究书写动态过程中阴阳间相互关系的论述,而这恰恰是唐代书法名迹灵魂之所由来。《老子经》内另有五个字,“反者道之动”,却能一语中的,赋予阴阳活力(即势的由来),而非仅作定态描述之用。怀素名作《自叙帖》之所以众说纷纭,或真伪莫辨,令人感到扑朔迷离,正因为人们未曾理解它内在活动的规律,而欣赏的关键也就必须随了怀素一千多年前的行迹去“走一遍”,尔后方能显露真美,本书将重点选择解读。
赵书不能说“无势”,只是登堂而未入室罢了,古有“行百里者半九十”之说。由于没有达到质变的地步,赵在势的运用上与唐代大师就有较大差距,也影响其结字无法迈向化境。当然这并不排斥读者喜欢赵书胜于《自叙帖》的事实,王铎即是一例。艺术境界是多义的,我也很喜欢赵书。其与《自叙帖》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赵书予人以雍容遒润较为直接的美感;《自叙帖》不然,就我个人体会而言,先是探究辛勤费时,尔后才有醒悟后的欣慰,属于一种理性的满足感。欣赏艺术是主观享受的事情,自己觉得开心就好,不必理会是否符合客观标准。但若要深入探寻隐藏在杰作内部的信息,则理性的探求必不可少,想在更高层次上欣赏书法,甚至判断古典作品的价值(包括真伪优劣等),就得介入书法学术层面。本书不拟全面展开研讨此类问题,且限于学识也不可能尽识精粹,只是抛砖引玉,乐意谈自己的点滴体会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