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羅烈和他的書籍裝幀

范景中

格羅烈（Jean Grolier de Servières, vicomte d’Aguisy，約1489—1565）的名字，在西方藏書史上擲地有鞳鞳之聲，人稱“藏書家中的王子”（Prince of Bibliophiles），相當於黄丕烈（1763—1825）在中國的名氣， ^[1] 他們都是藏書界的獅子王。不過，格羅烈不以題跋、批校爲書增色，而是替印刷的書確立了裝幀的標準。當時的書鋪，出售的都是散頁，由買者自行裝訂，而格羅烈把這些散頁裝扮成精美的書，通過建設性的裝幀在這些印刷的形式上表現出書的美感和藝術的尊嚴，升華了藏書的品位。在藏書家心中，格羅烈獲得了近乎迷信般的尊敬，直到今天，這個名字在西方依然是對書籍熱愛的代名詞。

中國的藏書家，很少在裝幀上大費金銀。而西方人的書籍藝術主要凝聚於斯，威廉森（Robert Milne Williamson）《老書肆拾芥》（ Bits from an Old Bookshop ，1904）有段話，爲迷戀此舉的藏書家作了傳神寫照，董橋先生曾把它譯爲中文經典：“書痴先是只買要讀的書，繼而搜買想買的書，再則立心讀遍存書，最後捧回家的全是些裝幀美麗的老書，就算讀不懂書中的絶種文字也硬要買來玩賞（but by—and—by he takes home books in beautiful bindings and of early date, but printed in extinct languages he cannot read）。” ^[2]

威廉森寫這些話時，也許稍有疏忽，忘了還有一位巴黎的藏書家，竟把看不順眼的書頁統統撕去，以至於擁有的藏書只有一本完整無缺，其他都是裝幀美麗的殘書敗頁。洪亮吉先生（1746—1809）曾在《北江詩話》卷三中把藏書家分爲考訂家、校讎家、收藏家、鑒賞家和掠販家五等，可惜没有顧及到上述這類極端的藏書家，因此我們要記住威廉森説的這些人，這樣，大概就能理解格羅烈了。

一

格羅烈是法國里昂人，有意大利血統，他在1510年至1520年任職於法國占領下的米蘭，主管着財務。 ^[3] 後來，他一生都在法國財政部擔任薪酬豐厚的要職。財力和眼光，是他成爲美麗書籍收藏者的資本。同時，與意大利人文主義者的平等交往，對阿爾杜斯出版社（Aldine Press）的慷慨贊助， ^[4] 也給他增添了書籍史上的美談。伊拉斯謨（1469—1536）很享受他的友誼，在1518年的一封信中，描述他厚德載物、彬彬文質，謙虚、慷慨、正直，是學者的恩主、法蘭西的美飾。巴黎議會首席議長（Premier Président du Parlement de Paris）克里斯托夫·德圖（Christophe de Thou，1508—1582）看重他的爲人坦蕩，故在1561年12月7日他最危難的時刻，親自主持法庭審判，宣告他無罪。

格羅烈的大部分藏書都用燙金壓印着一句話：Io.Grolieri et Amicorum[見用於格羅烈暨舊雨新知]。 ^[5] 他習慣從出版商那裏一書多購，最好的本子自己收藏，其他的與朋友共用。《尋愛綺夢》（ 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 ）買了5本（圖7、圖8、圖9）， ^[6] 1527年版的《維吉爾集》（ Virgilius ）買了6本（圖1）， ^[7] 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1478—1529）《廷臣論》（ Il Libro Del Cortegiano ）買了9本（圖2）。 ^[8]

出生於1773年的理查·希伯（Richard Heber，1773—1833）從八歲起就編書目，十歲起開始藏書，他也愛藏複本，認爲：任何紳士都應該一種書買三部，一部自藏，一部閲讀，一部外借。堪稱格羅烈的异代知音。有人説格羅烈與朋友共享知識的藏書銘襲用自若弗魯瓦·卡萊斯（Geoffroy Carles，1460—1516），事實并非如此。這種觀念在古典時代早已有之。歐里庇得斯的悲劇《俄瑞斯忒斯》里就有一个角色説過“朋友之間共享一切”（ κοινὰγὰρτὰτῶνφίλων ）。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人文學者菲萊爾福（Francisco Philelpho，1398—1481，又稱Francesco Filelfo）早在1427年就寫信引用希臘諺語説他的一切跟朋友與共。當時，跟菲萊爾福一樣的人文主義者還會在自己的藏书上用希腊文題寫 καὶτῶνφίλων ，格羅烈的藏書銘里出現的et amicorum就是這個希臘文詞組的拉丁文形式。格羅烈的藏書銘後來爲另一位大藏書家馬約利（Thomas Maioli，1515或1527—1588，又稱Thomas Mahieu）所沿用。馬約利跟佛蘭德藏書家馬庫斯·勞里努斯（Marcus Laurinus，1530—1581，又稱Mark Lauwrin of Watervliet）都深受格羅烈的影響。他們不但效仿格羅烈在書封上壓印跟朋友共享的藏書銘，還聘請格羅烈合作過的裝幀師爲自己裝飾書籍。因此我們不妨從觀念史的角度，把它看作預示着17世紀學術共和國知識共用的初始風氣。

如今，格羅烈的徽章能够見到，書信手迹也能讀到（圖3），尤其是大量藏書，更可以觸摸到，但他的實際相貌，翻閲了幾種書，都無所見，大概已經失傳了。19世紀中葉有人尋找過，也空手而歸。我們會在紐約格羅烈俱樂部（The Grolier Club）入口的接待台上方，看到一幅珍貴的油畫《格羅烈在阿爾杜斯的印刷作坊》（ Grolier in the House of Aldus ，1894），描繪阿爾杜斯·馬努蒂烏斯正向格羅烈展示書籍（圖4）。格羅烈衮衣綉裳，側身而坐，阿爾杜斯正面而立，黑袍委地。背景是威尼斯，聖馬可廣場的高塔觸目可見。不過，那是慈善家、俱樂部首批成員埃弗里（Samuel Putnam Avery，1822—1904）委托畫家弗拉芒（Francois Flameng，1856—1923）在19世紀末的一次虚構，連他倆見面的時間和地點都搞錯了：地點畫成了威尼斯，而不是實際會晤的米蘭的格羅烈府邸；畫上的書籍用16世紀中葉的法國entrelac[交織]裝飾，而不是1511年他們相見時的意大利風格。

格羅烈的肖像似乎失傳了，黄丕烈則幸運多了，有多幅存世。南京博物院藏有兩幀，都繪於摺扇上，作者分别爲翁雒和胡駿聲。《清代學者象傳》二集亦收入一幅，或出黄小泉之手。2013年初夏，仲威先生在上海圖書館的館藏碑帖中又發現《黄蕘圃先生鏡中影小像》，題款云：“海虞胡駿聲繪於道光五年（1825）七月廿一日。”與江標（1860—1899）刊刻《年譜》前的小像正同，是黄丕烈去世（道光五年八月十三日）前不久的遺容。前述小像大概都依據了胡駿聲。雖然，格羅烈與黄丕烈的肖像一爲虚擬，一爲鏡中影，但他們一愛裝幀，一愛佞宋，都以自己的生命莊嚴了書籍。

格羅烈的書籍根據19世紀的統計結果，存世約有350部，法國國家圖書館64部，大英圖書館約30部，聖熱納維耶芙圖書館（Bibliothèque St.Genevieve）15部，軍械庫圖書館（Bibliothèque de l’Arsenal）7部，其他分散各處。 ^[9] 當時有人指出格羅烈收藏有大約三千多部書，這個數字如今看來是誇大的。最新的研究結果顯示，格羅烈晚期的藏書大約五六百部，主要是希臘和拉丁經典，還有人文主義者的哲學、歷史學、地理學和考古學的著作，也有他們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作品。格羅烈總是簡選最好的版本，經常擇取精美的紙張爲一部書刷印幾個複本。他爲卷首插圖和首字母敷彩塗金，爲封皮提供精緻的裝飾，甚至爲摺叠時留得太短的書頁小心翼翼地添加新的頁邊空白，讓它成爲具有寬邊的闊大開本。

格羅烈眼中的書籍，是印刷和藝術的共同結晶，因此對書籍之美的要求常常不吝金錢也不吝時光。1519年，他從米蘭寄信給阿爾杜斯的内弟吉安·弗朗切斯科（Gian Francesco Torresani d’Asola，1498—1558），委托印刷一部好朋友比代（Guillaume Budé，1467—1540）的《硬幣和度量五書》（ Libri V de Asse et partibus ejus ），提出的要求是：“務請美麗精緻，選紙無瑕疵，字體净潔，書邊寬裕……總之，要盡善盡美。如果這些額外的奢華讓您利益受損，我將悉數彌補。” ^[10] 這一番話，聽來有點兒熟悉，很像遠遠傳來的天津藏書家周叔弢先生在指示着書籍印製的聲音。周先生藏書、印書，懸格既高且嚴，與格羅烈一樣，也是跟書籍榮辱與共者，難怪愛爾頓夫婦（Mary Augusta and Charles Issac Elton）合著的《偉大的藏書家》（ The Great Book-Collectors ，1893），要以偏愛的文筆爲格羅烈專闢一章，説他：

格羅烈的名氣是基於他帶給藏書界的嶄新的品位……他的成功取决於多種細節：他總是從印刷商購買大開本書，印刷精雅，用紙考究，即使不是犢皮紙，也一定是上等品。書籍品相要求完美，不能有任何污漬和蟲眼。他與巴黎最挑剔的藏書家一樣，都有洞察精微的眼力。裝幀要用最好的意大利風格：設計純粹，效果輝煌，也許最重要的是材料的完美，裝幀上一改以往的拘謹風格。由格羅烈的藏書可知，一本書或因其内容、或源於歷史、或出於個人原因而引人入勝，但還不够，它還必須是一件藝術品，像璀璨的寶石，像瓷器上的優美圖案。 ^[11]

格羅烈是一位爲藏書而藏書的藏書家，洪亮吉的五等之論没有注意到這種極端的書痴；《偉大的藏書家》雖給了格羅烈特殊的榮光，但讀來仍覺運筆草草，畢竟它連一部格羅烈裝幀的善本都未講解。而所謂的“格羅烈裝”（Grolier Binding）又是那麽出名，像布魯尼（Leonardo Bruni，1369—1444）《意大利與哥特人之戰》（ De bello Italico adversus Gothos ）的一部平庸抄本，到了他的手裏，經他對裝幀師戈馬爾·艾蒂安（Gommar Estienne，卒於1555年）指點，即變成了一部美麗的書，因此，我們就不能不多談一談他的裝幀。

二

在歐洲，當印刷術使用之前，書籍裝訂都是金匠（goldsmith）和刻工（carver）的活兒，而不是我們理解的裝幀師（bookbinder）的工作。他們裝幀的是手抄本，是把稀有而美麗的犢皮紙抄本包裹在貴重的材料中，有時還嵌上寶石和水晶。那些書籍是國王、教堂或修道院寶藏的一部分。後來，王公貴族對文學藝術的興趣使手抄本的範圍開始擴展，昂貴的金銀、象牙也隨之被天鵝絨、綢緞和皮革取代。印刷術的出現，再次改變了裝幀的面貌，皮革被普遍采用，壓花技術一躍而出，意大利的壓金裝幀尤其爲人艷羡。 ^[12] 大約1507年，法國裝幀家開始效仿，到了1520年，把意大利人以同心矩形爲基礎的設計也偷學到手；又過了十五年，竟然在裝幀藝術上有了驚人的飛躍；再加上改善與土耳其的關係，彩色山羊皮的供應得到保障，連帶着引進近東的母題，超越意大利已不在話下。 ^[13] 這時，格羅烈也正好出現。風雲際會，格羅烈開始創造一個書籍裝幀的新時代。

格羅烈20歲左右開始裝幀書籍，此後的六十年，風格雖有變化，但仍有很强的家族相似性。20世紀的法國老派美術史家巴隆·羅歇·波塔利斯（Baron Roger Portalis，1841—1939）評論他：“始終忠於自己年輕時的品位，爲藏書主義提供了典範，配得上吉安·弗朗切斯科早期用隱喻語言寫給他的話：Voi siete per tutta la Lombardia quasi un nume celeste riguardato in terra[對於整個倫巴第（當時格羅烈在倫巴第首府米蘭），您幾乎是地球上被尊崇的天神]。” ^[14]

格羅烈的常用形式是幾何圖案與阿拉伯式花紋的結合，或天藍色，或原色，或只用金色壓印輪廓綫。有時也單用幾何設計而没有阿拉伯花紋，或只有阿拉伯花紋而捨弃幾何設計。但效果總是意外得出色，贏得了諾埃爾·博納旺蒂爾·德·阿戈納（Noel Bonaventure d’Argonne，1634—1704）的贊揚，他化名維尼厄爾-馬維爾（M.de Vigneul-Marville）撰寫的《歷史與文學合集》（ Mélanges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1725）中寫道：“爲書籍内容做出了貢獻的繆斯，似乎也致力於書籍外部的裝幀，如此多的藝術，如此多的精神體現其中。那種技藝之精，當今的裝幀壓金者連做夢都夢不見。更何况其色彩豐富，設計完美，形式多樣。”

格羅烈的裝幀，以前推測主要出自阿爾杜斯及其繼任者的作坊或由他們監督，現在更細緻的考證已不這麽一概籠統了。 ^[15] 格羅烈雇用的裝幀師中最重要的是若弗魯瓦·托里（Geoffroy Tory，約1480—1533），他不僅是一位藝術家、刻工和印刷家，而且還是作家，撰寫的《花開原野》（ Champfleury ，1529）有一部分内容是根據人體和面部討論古羅馬字體的正確比例，至今仍有影響。他的另一部著作《時禱書》（ Livre d’heures ，1531）采用淺色的羅馬字體印刷，13幅大型木刻當時即爲人所重（圖5）。他還通過法文本的出版爲法語引入了注音符號。他收藏的一部《彼特拉克作品集》（ Opere del Petrarca ，1525）現在大英圖書館，封面壓印圖案中的pot cassé[破罐]，取自《尋愛綺夢》。這位人文主義者本人也有裝幀的才華，現存兩部格羅烈的書可能爲其裝幀。如果確然如此，他就是格羅烈接觸到的最傑出的裝幀家。可實際上，我們對有據可知的格羅烈書籍裝幀者都了解不多。下面是根據時間的順序，把格羅烈的書籍裝幀大體分爲六個時段，略作分述，最後單獨談一談他收藏的《尋愛綺夢》。

一、1509年之前，裝幀師爲西蒙·沃斯特（Simon Vostre，活躍於1486—1518），現知由他裝幀的古羅馬三位詩人的拉丁文詩集《卡圖盧斯、提布魯斯、普羅佩提烏斯》（ Catullus Tibullus Propertius，約1502 ）。這部書的裝幀在格羅烈的書房中極爲獨特，文本開頭的徽章采用了一種後來從未出現的樣式：天藍色的背景上兩根銀色木杖在三顆相同的星星上十字交叉，兩隻獅子伏身支撑。徽章條帶上的銘文Sans Varier[不變]，也是格羅烈唯一用拉丁語之外的語言寫的警言。整體裝幀儘管粗糙，却是珍貴、難得的早期實例，現藏羅馬國立中央圖書館。 ^[16]

二、意大利，1509—1525年。主要爲米蘭的飾牌作坊（the plaquettes workshop）裝幀。其時格羅烈熏習希臘羅馬文化，像意大利人文學者一樣關注銘文學（Epigraphy），尤其是帕多瓦的古物，他同時還迷上了古代的錢幣和徽章，因此這一時期存世的約35部書中有24部都帶有飾牌。那些飾牌就像徽章一樣，裝飾在封面或封底的當中，飾牌上的圖案大都取材於古典文化故事（圖6）。收藏在法國特魯瓦市立圖書館（Bibliothèque de la Ville, Troyes）的古羅馬學者奥盧斯·格利烏斯（Aulus Gellius）的著作《阿提卡之夜》（ Noctes Atticae ，1503），是這一系列“飾牌裝”的第一部，它的封面、封底都飾有月神狄安娜（Diana）的飾牌，是唯一根據古典的陰刻玉石複製的飾牌。格羅烈還借用了拉丁銘文常見的套話M.D.S.[他爲自己立碑]在這本書封底的環襯上留下了親筆題款，落款日期爲1510年9月19日。巴黎國家圖書館收藏的1504年博洛尼亞印刷的《高盧戰記》（ 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 ），封面的飾牌是古典的擬人像，表現“謹慎”戰勝“激情”（The Triumph of Prudence over Passion）。封底的飾牌圖像是公元前508年羅馬和克盧西（Clusium，現在的Chiusi）大戰中的英雄穆奇烏斯（Mucius Scaevola），他身赴敵營，行刺國王博塞納（Lars Porsena），失手被俘，在嚴刑前竟然直接把手放入燃燒的火把，博塞納被嚇得不得不主動和談。封面的“謹慎”擬人像寓意不言而喻，封底則是“羅馬人的精神就是行動和堅毅”。

從風格上看，除了這種意大利古典式裝幀，還有西班牙的伊斯蘭式（Islamic style），這見於伊頓公學圖書館（Eton College Library）收藏的羅馬帝國時代的希臘語諷刺作家琉善（Lucian of Samosata）對談友誼的作品《陶克薩里斯》（ Toxaris ）。這部手抄本的封面當中是兩個正方形交錯套成的直綫形八角星，周圍是繩紋編織的直綫長方形邊框，正中央又是一個繩紋直綫形八角星與之搭配，圖案簡潔明快，落落大方。

三、法國，1519—1533年。皮埃爾·羅費（Pierre Roffet，活躍於1511—1533年）購買了沃斯特的設備，持有國王批准的裝幀證書，此一時期也爲格羅烈做裝幀。其他的裝幀師大都真名沉晦，比如“厄斯塔斯裝幀師”（Eustace Binder）、“巴耶裝幀師”（Bayeux Binder），都只能以某某裝幀師來稱呼，其中的一件代表作品是現藏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1521年印於威尼斯的波利比烏斯（Polybius）《通史》（ Historiae ），出自厄斯塔斯裝幀師之手，封面清雅的幾何綫條很動人，面板角落處的花飾點綴也恰如其分，與中央的菱形花飾呼應得很和諧。後來，這些花飾發展爲精心設計的曲綫交錯與藤蔓花紋的結合。

四、法國，1538—1547年。大約在1538年，格羅烈開始壓印藏書標Io.Grolieri et Amicorum[見用於格羅烈暨舊雨新知]和藏書銘Portia Mea, Domine, Sit in Terra Viventivm[主啊，願我的福分在活人之地永存]（出自《舊約·詩篇》142，v，6，原文爲：Clamavi ad te Domine dixi tu es spes mea portio mea in terra viventium），類似中國藏書家在書上的藏書銘印（參圖7和圖8）。捧起壓印有et Amicorum的書卷，撲面而來的就是格羅烈跟朋友共享書籍的拳拳熱誠。除了書封，格羅烈還把他對友誼的珍視刻寫在家宅的匾額上。1523年，爲格羅烈的宅院設計匾額用字的托里在一封信中説：“主顯節（Epiphany）翌日，好夢方回，氣悦色怡，仰卧於床，心神斯游，駕馭着記憶之輪，妙想天機，靈光一閃忽至，古老的字體跳現於腦際。”托里接着想到了西塞羅的名言：“我們在世不全是爲了自己，還是爲了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朋友。”現在歷史的風雨把這塊匾額跟格羅烈的宅子一起掩埋了，留給我們的唯有書封上真摯如昨的“見用於格羅烈暨舊雨新知”。

這一時期主要的裝幀師是讓·皮卡爾（Jean Picard），他活躍於16世紀40年代，裝飾的風格，法語稱爲entrelacs geometriques[幾何交織]。1538年起他爲格羅烈工作。此前一兩年，是所謂的“百合花徽裝幀師”（Fleur-de-lis Binder），這位裝幀師爲格羅烈裝飾了大約二十部書，起初，封面上除了標題之外，没有任何文字，不久即有了Grolierii et amicorum，只有姓，没有教名（圖1）。這些燙金的字通常壓印在封底，有時也出現在封面的下部。皮卡爾接手之後，風格和銘文都發生了變化，伊頓公學圖書館收藏的兩部書，一部古羅馬詩人尤維納利斯與佩爾西烏斯（Juvenal and Persius）的《諷刺詩集》（ Satyrae ，1535），一部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老菲利波·貝洛阿爾多（Filippo Beroaldo the elder，1453—1505）關於地震的《論文》（ Opuscula， 1508？），都能看到格羅烈的姓氏、教名和藏書銘，前者封面底部的一行壓印金字爲Io.Grolieri et Amicorum，後者是把Portia Mea, Domine, Sit in Terra Viventivm排爲長短不齊的五行，壓印在封底的交織圖案當中。

皮卡爾爲格羅烈工作了近十年，裝飾約270部書。他使用實心或開放式壓印模具（solid or open tools）；使用摩洛哥山羊皮（morocco）；運用簡潔的直綫交錯環套，運用中央菱形或變體，把封面的文字安排得妥帖到位。皮卡爾還爲格羅烈設計了至少四部在當時罕見的古典神廟或門廊裝飾，例如現藏巴黎軍械庫圖書館的皮科洛米尼（Agostino Patrizi Piccolomini）《神聖羅馬教會儀式三書》（ Sacrarum caeremoniarum sive rituum ecclesiasticorum Sanctae Romanae ecclesiae libri tres, Venice ，1516），他復活了格羅烈年輕時意大利北部的一種時尚風格。

五、法國，1547—1565年。1547年後，皮卡爾負巨債逃亡。於是格羅烈把裝幀交給一家佚名作坊，歷史學家稱爲“丘比特之弓裝幀師”（Cupid’s Bow Binder）。現知有五十多部爲其裝幀。其中有一部就像爲前述的尤維納利斯《諷刺詩集》裝幀的錦上添花，不但更繁縟更華麗，而且在竪長的菱形中嵌入了一個位居中心的雙曲環套大圓，緊緊地拉住了觀者的視綫。大圓中心是作者的姓名和書名，菱形的下部是銘文Io.Grolieri et amicorum。這部書也收藏於伊頓公學，是巴塞爾1550年印刷的德國學者瑙賽亞（Fridericus Nausea，1496—1552）的書信集《致弗里德里希·瑙賽亞信簡十書》（ Epistolarum miscellanearum ad Fridericum Nauseam libri X ）。

16世紀50年代中期，格羅烈僱用了巴黎的多家作坊，最有名的是戈馬爾·艾蒂安，他貴爲皇家裝幀師，可人們對他也所知寥寥，不過，總讓我想到1502年到1674年活動在巴黎和日内瓦的艾蒂安印刷家族，不知他們是否一家眷屬。他爲格羅烈裝幀的書約20部左右，偏愛棕色小牛皮，交織綫條也做得精緻，通常塗有多種顔色。其中，巴黎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抄本維吉爾《埃涅阿斯紀》（ Aeneis ）的封面，除了環形交織組成壯觀的紋樣之外，也把Io.Grolieri et amicorum壓印在最下面，但中央不印文字，留爲醒目的空白，有股强烈的張力。

格羅烈最後的裝訂風格，少用綫條帶飾，多用邊角和中央漩渦花飾，偏愛天藍色的燙壓裝飾，是一種壓印繁複細膩的法蘭西式。如果書背上有百合花和其他的燙金裝飾，倒很可能是17世紀初期的添加物。

三

格羅烈的藏書，傳世最有名的就是《尋愛綺夢》了，他對此書一見傾心，一口氣買了至少五部。1907年出版的《格羅烈研究》（ Researches Concerning Jean Grolier ）所載的格羅烈藏書目録著録了五部，20世紀初格羅烈所藏《尋愛綺夢》的存世狀况從中可略見一斑。 ^[17] 現迻譯如下，其中凡標〈〉號的文字係我根據奥斯汀（Gabriel Austin）的《格羅烈的藏書：初始目録》（ The library of Jean Grolier：A Preliminary Catalogue ，1971）的著録及所知增補。 ^[18]

第一部，書名、出版地、時間和出版者爲： Hypnerotomachia Polyphili ubi humana omnia non nisi Somnium esse docet .Venetiis, mense decembri MID[1499]，in aedibus Aldi Manutii.

勒·魯·德·蘭西（Le Roux de Lincy）目録，No.244。

對開本，小牛皮，二次修復。

封皮壓印有縮略書名Poliphilo、名字和藏書銘。

迪布丁在《斯賓塞圖書館書目》（ Bibliotheca Spenceriana ）中詳細描述了紙質本。述及這部美麗的書僅有兩部已知的犢皮印本，一爲德文郡公爵（Duke of Devonshire）擁有，一爲特里武爾齊奥伯爵（Count Trivulzio）收藏，然後，迪布丁補充説：“目前的這部雖非犢皮印本，然而其尺寸和美觀程度可能無與倫比。昔日收藏在格羅烈圖書館，裝幀方式是這位傑出收藏家慣用的高品位手法。”

藏於賴蘭兹紀念圖書館（Rylands Memorial Library）（斯賓塞伯爵藏本），曼切斯特。

〈遞藏順序：Bournonville—Fauvres—Spencer—John Rylands Library—Bernard Quaritch—T.Kimball Brooker—楓江書屋〉

第二部，書名、出版和時間同上。

蘭西目録，No.243。其引用勒努阿爾（Renouard）（見Annales de l’imprimerie des Alde，1834，p.22）的權威説法：德文郡公爵擁有這部格羅烈裝訂的犢皮紙印本。

查茨沃斯（Chatsworth）圖書館的斯特朗夫人（Mrs.Strong）於1904年10月10日就這部書寫道：“無論圖書館中的這部書原始裝幀如何，它現在的樣子很差，可能是50年前的裝幀。”

〈此部在Gabriel Austin的1971年目録中未著録〉

第三部，書名、印刷和時間同上。

蘭西，No.245。

對開本，犢皮，“間隔使用豐富的模具壓印”。

封面中央是書名，底部是藏書銘：Tanquam ventus est vita mea[我的生命就像風]。封底中心是常用的藏書銘Portia mea，底部是名字，這與平常不同。

辛格（S.W.Singer）拍賣，倫敦，1860年5月，89英磅售給特歇納（J.Techener）。理查·塔夫頓爵士（Sir Richard Tufton）拍賣，1873年，No.164，2100法朗。

（目前的所有者無法追蹤）

蘭西（No.246）根據范·普雷特（Van Praet）《犢皮紙印刷本書目》（ Cataloguedes Livres imprimés sur vélin, folio, p.123 ），提到這部作品采用“格羅烈裝”，收藏於大英博物館（Cracherode Collection）。

其藏品中的這部爲馬約利裝訂，并有他的藏書銘Tho.Maioli et amicorum[見用於馬約利暨舊雨新知]在封底的下部。没有證據表明它曾經屬於格羅烈。（由西里爾·達文波特先生[Mr.Cyril Davenport]傳達。）

〈遞藏順序：[]—Singer—J.Techener—Tufton—[]—Georges Wendling（[]代表中斷）。這一部《尋愛綺夢》很有意思，格羅烈和馬約利的藏書銘都有，如果上面的著録確爲一部書，那就應該注意到：馬約利這位品位高雅的意大利藏書家可能也會對格羅烈産生影響。因爲他是第一個發明複雜裝飾、通過色彩尋求美感的人，他可能激發了格羅烈去尋求新的色彩和交織組合、想創造美麗裝幀的願望。而且重要的是，他倆彼此瞭解，互相尊重，并多次友好地交换帶有各人標記的藏書。又，藏書銘“我的生命就像風”，除此書之外，還見於卡斯蒂廖内《廷臣論》。〉

第四部，書名、印刷和時間同上。

蘭西書目未著録。

對開本，“間隔使用模具壓印”。16世紀裝幀。

在雷尼埃的藏書標Anthonii Regnier Eduensis[D’Autun]et amicorum, anno nostrae salutis 1555 21°Septembris[安東尼·雷尼埃暨舊雨新知，在我們得救的那一年，1555年9月21日]旁邊，是格羅烈的藏書標：Joannis Grolierii Lugdunensis et amicorum[見用於里昂的讓·格羅烈暨舊雨新知]。

格魯希子爵（Vicomte de Grouchy）在《藏書家通報》（ Bulletin du Bibliophile ，1894）中公布。

出自蘭斯分會堂。蘭斯公共圖書館收藏。

〈遞藏順序：Regnier—Frizon—Chapter of Reims—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Reims〉

第五部，書名、印刷和時間同上。

蘭西書目未著録。

對開本，棕色犢皮面，保存甚佳。

1739年至1772年擔任瑞典駐法國大使的卡爾·古斯塔夫·特辛（Carl GustafTessin）的名字在封面用金色壓印在書名Poliphilo的上方，底部是格羅烈的名字。像通常一樣，封底是藏書銘。格魯希子爵在《藏書家通報》（1894）中對此作過描述。

收藏於皇家圖書館，斯德哥爾摩，瑞典。

〈遞藏順序：Lengnytz—Tessin—Gustavus III of Sweden—Kungliga Biblioteket, Stockholm〉

〈以上五部，1971年的目録未收第二部，但著録了另外一部，其遞藏順序爲：Sabatier—La Bourgarde—Trapas—[]—Desbarreux—Bernard—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Toulouse〉

現在知道，格羅烈最早委托羅費裝幀《尋愛綺夢》，接着“百合花徽裝幀師”裝幀第二部，皮卡爾裝幀第三部，第四部交給了艾蒂安，可第五部的裝幀者，我未見文獻記録。不過，現在可以抛開這些乾巴巴的著録，换一種語言來説一番《尋愛綺夢》了。

《尋愛綺夢》是摇籃本中的摇籃本，正像迪布丁（Thomas Frognall Dibdin，1776—1847）評論的那樣：“它是15世紀阿爾杜斯印刷技術和木刻藝術品位的最完美的範例。”因此就像晚明小宛堂的刻本《玉臺新咏》，《尋愛綺夢》成爲藏書家千方百計尋訪的物件。西方藏書家没有它們，就像江東的詩書之家没有倪雲林的畫一樣；《尋愛綺夢》進入格羅烈書房，就像宋槧元抄進入黄丕烈的士禮居；不同的是，格羅烈流連於書衣的圓月摇金，余霞散綺，黄丕烈着迷於書内的體識沖粹，古色晶艷，但中土泰西，其揆則一。此處展現的《尋愛綺夢》是艾蒂安裝幀本（圖7、圖8），儘管我們對這位裝幀師的身世瞭解甚微（現知他爲格羅烈裝飾過26部書），但由於委托人是格羅烈，這部《尋愛綺夢》自然就是《尋愛綺夢》版本的王冠，是天下第一《尋愛綺夢》。

在格羅烈俱樂部舉辦的《阿爾杜斯·馬努蒂烏斯：比青銅更持久》（ Aldus Manutius：A Legacy More Lasting than Bronze ，2015）的展覽會上，它雖然位於24號，却是最耀眼的大貝明珠，即使流落蓬葭之地，也依然放大光明。它的封皮用棕色犢皮，封面和封底圖案相同，都是窈窕繁華的交織紋樣，精美地裝飾着建築圖案的弧形尖角，邊緣綫條壓金，内裏花邊壓金，與“修道院裝”（monastic binding）的樸拙毫無共同之處，既優雅又絢麗的設計，完全取代了粗製的猪皮或犢皮并釘有銅釘的木板，是對裝幀藝術的一次巨大的推動。這裏再次引用波塔利斯的話：“仁慈的雲化爲金色的陣雨，結果是美麗的書籍和裝幀的五彩繽紛。” ^[19]

此外，它的封面當中，壓印着故事主角波利菲洛（Poliphilo）的名字（圖7），底部壓印着“見用於格羅烈暨舊雨新知”；封底當中壓印格羅烈藏書銘“主啊，願我的福分在活人之地永存”（圖8）；書脊上方爲書名，下方爲Aldus，1499；書内扉頁還有幾行前人的題字（圖9），看來，它早就讓人傾倒了：

Opera tutta lnamorata

e un Libro degno et pien di molto ornato

che ibi chi non Lege havera La mente lngrata

一部全部含愛的作品，

與一部配得上美麗裝飾的書，

不讀此書者，心中不知感恩。

現在，人們還會向神祈禱讓書籍的福分在活人之地永存麽？格羅烈引用經典，既是莊嚴書籍，也是感謝書籍帶給他生活的尊嚴。這一藏書銘所表達的生活方式，看來似乎已漸漸地遠去了，因此對於格羅烈這樣的愛書者，連美國最有名的藏書家族摩根圖書館介紹格羅烈裝幀的阿爾杜斯版古羅馬作家瓦萊利烏斯·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的《善言懿行録》（ Facta et dicta memorabilia ，1534），也不免在贊美的後面添上一句：

摩根圖書館擁有格羅烈的16部書，13本是原裝，這是迄今爲止本國最大的格羅烈單家收藏。它們的裝幀都有一種優雅的謹嚴：既精緻又平整的棕色摩洛哥皮革（進口山羊皮，當時在巴黎是稀罕之物）用金色精心加工，壓印上不多的文字。這些文字大體分爲兩類，或是書名，或是藏書銘。格羅烈的所有權銘文通常印在封面：“見用於格羅烈暨舊雨新知。”封底則是出自《詩篇》141章的一句話：“主啊，願我的福分在活人之地永存。”格羅烈總是擁有多部同一種長期以來被視爲最受追捧的書。據説，一部用來閲讀，一部用來收藏，一部用來借給朋友，以契合他的藏書銘。然而，最近的學術研究令人信服地認爲，那些多份複本反映的不過是一場商業冒險，將他在意大利熏習的品位與在祖國感知的市場聯繫起來。各種裝幀精美的書是向顧客展示，準備出售複本，也是等待顧客惠顧裝訂的樣本。 ^[20]

貴重、美麗的書籍，自然也是商品，當我們把眼光聚焦於這一方面時，也許格羅烈在竊竊而笑：他熱愛書籍，不僅因爲它們包含什麽，還因爲它們本身是什麽；在爲書籍裝扮美麗書衣的過程中，他内心的藝術衝動得到了源源不斷的實踐；也許，這才是他裝幀書籍的要義。他把印刷的書籍看作藝術，看作是帶給人類的福祉，因爲他希望人類心靈的傑作應該以清晰的字體印刷，在紙張上經得起時間的消磨，他用寶石般的裝幀精心保護，是爲了避開兵蟲水火的各種危厄。這在今天，仍然是一種罕見的獨特的眼光。後代的藏書家能在書籍的寶藏中有幸遇到他裝幀的宏偉典範，應該記住他的遺産：他不僅奠定了法國裝幀流派的品位，也是賦予書籍永恒形式的人之一。

附記

我初次接觸《尋愛綺夢》，是在20世紀80年代。那時，讀圖像學的書，看到此書出現在幾位美術史家的書中；翻譯貢布里希的《象徵的圖像》（ Symbolic Images ），則第一次直面《尋愛綺夢》，因爲其中一篇論文的名字就叫 Hypnerotomachiana ，我把它譯爲《夢中愛的争鬥》，不是現在這麽漂亮的名字，當時還加了一條小注：“這是道明會的一位教士弗朗切斯科·科隆納（Francesco Colonna）於1499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一篇哲學性的傳奇。其中最可稱道之處是它的木刻插圖，特别是那些奇思妙想的建築圖。”由於我對此書好奇，十多年後在1998年到德國，還專門複印了英文譯本和一篇著録《尋愛綺夢》版本的文章。後來知道胡恒教授對它懷有强烈興趣而且要寫它的版本源流，便奉寄給他。胡恒不但寫了關於版本的精彩論文，組織了一組精彩的研究成果發表在《建築文化研究》上，而且還協助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了《尋愛綺夢》的幾種重要版本的影印本。

在德國上課時，我花了一段時間講中國古籍藝術。那時，我已開始越出西方精美的手抄本關注起印刷本的藝術，同時對“阿爾杜斯版”（Aldine edition）也格外留意。我把“阿爾杜斯出版社”看作是中國的汲古閣，它們都大量地印刷古籍，都爲守護文明做出過巨大貢獻。我也關注西方藏書家的事迹，大概受到正統史學的束縛，也總會不知不覺地從腦中跳出一個陳腐的問題：在西方的書史上，是何人、何物代表着正統？這種從譜系綫路上的思考方式，顯然也跟美術史有關。在中國，我們可以説，王羲之代表着書法的正統，王維、蘇東坡代表着繪畫的正統，黄丕烈代表着藏書的正統。那麽，西方藏書家誰是正統？只要這麽一問，雖然迂淺，也會有人願意給出答案。

一百多年前，法國圖書館專家和中世紀學者蘭西（Adrian Jean Victor Le Roux de Lincy，1806—1869）出版了一部書《讓·格羅烈及其生平和藏書研究》（ Recherches sur Jean Grolier, sur sa vie et sa bibliothèque ，1866），那是一部卓越的書，它研究的是一位藏書家，却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學術世界。 ^[21] 但他的研究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受了三部著作的激勵。第一部是范·普雷特（Van Praet，1754—1837）的《犢皮紙印刷本書目》（ Cataloque des livres imprimés sur vélin ），印刷於1822年到1828年，共九卷八開本，所收的書籍是巴黎國家圖書館和其他公私圖書館的部分重要藏書。第一卷收有關於匈牙利國王馬加什一世（Mathias Corvinus，1443—1490）圖書館的札記、古騰堡和芒特蘭（Mentelin）印刷作坊的詳細資訊、1467年至1470年裝幀的描述，最後記載了格羅烈、馬約利、馬庫斯·勞里努斯及其書籍裝幀。第二部是勒努阿爾（Antoine-Auguste Renouard）的《阿爾杜斯印刷年鑒》（ Annales de l’imprimerie des Alde ），作者是位書商，也是藏書家，版本知識極其廣博，他1854年去世時留下一座可觀的圖書館。蘭西發現，他是當時關注格羅烈藏書的最有眼光的人，《年鑒》中包含有他的一些了不起的相關評注。第三部是布吕内（Jacques-Charles Brunet，1780—1867）《書商和愛書者手册》（ Le Manuel du Libraire et de l’Amateur de Livres ），此書廣受好評，不僅書商和藏家喜愛，也得到歐洲學者的青睞。作者1810年出版第一版，每次新版都有跟進，是可靠的指南。它提到了格羅烈的大量藏品，還對其添加了有助研究的事實和觀察。

蘭西有這些人做榜樣，開始了雄心勃勃的規劃。他的《格羅烈研究》從四個方面開展。第一個方面，關於格羅烈的公共和私人生活，包含了作者能找到的格羅烈及其家族主要人物的所有資訊，以及格羅烈履行的公共職責的材料，特别是討論了與阿爾杜斯的交往；第二個方面是按字母順序排列的格羅烈藏書目録，包括格羅烈的藏書從他去世到現在的命運，涉及巴黎和外國擁有格羅烈藏書中任何一本的公共收藏，每當裝幀具有某些特徵，每當名字和藏書銘不在通常的位置，每當格羅烈保存了其前的裝幀，他都煞費苦心地明辨擇善；第三個方面是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圖書館，包括往昔和現代、公共和私人的圖書館中曾經或現在所保存的格羅烈的藏書；第四個方面是文件，包括從各方面稽索的相關資料。

蘭西的研究細膩、博雅而精湛，不僅奠定了以後格羅烈研究的基石，而且他以正統身份，以自己藏書家與鑒賞家（not only in official capacity, but also as bibliophile and connoisseur）多年的耐心研究和對書籍的敏鋭感覺，使格羅烈的“藏書家王子”地位得以確立，西方藏書家的正統人物由此呼之欲出。《偉大的藏書家》開篇就是“讓·格羅烈，人稱藏書家王子”，本文也不例外。還不到二十年，即1884年，一個藏書家俱樂部在紐約建立，它毫不猶豫地以格羅烈命名。二十年後，格羅烈俱樂部刊行蘭西著作的修訂本，其中包括波塔利斯對格羅烈藏書目録的補充，時在1907年，正值現代系統地研究裝幀藝術的前夕。

隨後的研究工作由戈特利布（Theodor Gottlieb, K.K.Hofbibliothek Bucheinbande，1910）、傑弗里·霍布森（Geoffrey Dudley Hobson, Maioli, Canevari and Others，1926）、戈德施密特（E.Ph.Goldschmidt, Gothic and Renaissance Bookbindings，2 vols.1928）等學者在一個全新的領域展開。圍繞着格羅烈與文藝復興裝幀、與法國裝幀的關係，戈特利布列出了格羅烈未來研究的26個專案。傑弗里·霍布森撰寫的《關於格羅烈的札記》也涉獵廣泛，討論了書籍裝幀中的飾牌、早期意大利裝幀、格羅烈藏書的紋章、擁有的手抄本等等。

1959年法國國家圖書館舉辦的格羅烈裝幀展，是前述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具體呈現，出版的展覽圖録中有吉尼亞爾（M.Jacques Guignard）的長篇論文，闡述格羅烈與法國16世紀裝幀的關係。一年後，馬里尼斯（Comm.Tammaro de Marinis）出版關於15世紀和16世紀意大利裝幀的著作，其中對格羅烈的書籍做了更仔細的探討。這一時期，布倫（Robert Brun）、吉尼亞爾、安東尼·霍布森（A.R.A.Hobson）、基里斯（Ernst Kyriss）等人都發表了有價值的論文。這些研究又一次引起了展覽，這就是大英博物館1965年舉辦的紀念格羅烈逝世400周年的展覽。它集中了不列顛群島所有的格羅烈藏本，圖録由尼克松（Howard Nixon）編纂。同年，格羅烈俱樂部也舉辦了展覽，紐約大學美術學院艾斯勒（Colin Eisler）致開幕辭。由於缺乏傑出的文獻學家，拿不出一流的研究成果，俱樂部决定對蘭西的傑作進行全面的修訂，聘請吉尼亞爾和尼克松擔綱。這樣，我們又回到了蘭西，蘭西是從格羅烈的大名還很少爲人所知開始研究的。他深知自己的使命是復活歷史，因此，他一定樂於想起安科納的奇利亞科（Ciriaco di Ancona，1391—1455）在塔城維爾切利（Vercelli）尋訪古物的經歷。爾時，一位好奇的神父看到這個陌生人徘徊在教堂周圍，便打聽他的職業，奇里亞科鄭重地回答：我的工作是將逝者唤醒，這一技藝，是乞靈於阿波羅的皮提亞神諭（Pythian oracle of Apollo）。如同奇里亞科一樣，蘭西也用善意唤起古人，唤起了一位我們現在把他推爲“藏書家王子”的人。讓我們聽一聽他當初的聲音，以結束本文：

格羅烈一生擔任過重要職務，迄今無人知曉。儘管如此，我們必須將16世紀最熱衷建立一座非凡圖書館的人列爲第一名，他是里昂的讓·格羅烈、阿吉西子爵，弗朗索瓦治下的意大利駐羅馬大使的財務主管，最後是弗朗索瓦一世、亨利二世、弗朗索瓦二世和查理九世治下的法國財政部長，出生於1479年，逝世於1565年，享年86歲。他的一生，一直是熱心的學者之父，熱愛佛羅倫薩的瓊蒂出版社、威尼斯的阿爾杜斯出版社以及當時其他出版商印刷的書籍。此外，他還是各種徽章和古物的收藏家。 ^[22]

我的目標就是展示這位16世紀最傑出人物的生活和圖書館，他在一生中履行了重要的職責，而且必須應列爲拉丁文學的保護者之一，列爲他那個時代偉大的藏書家之一。 ^[23]

（作者單位：中國美術學院；收稿日期：2024年1月）

*本文在寫作中，張茜、陳研二位教授和劉保雲博士曾代爲查閲文獻，謹致謝意。 yq+AmN4CLvl9FX9vUW4ODteZCla20wWm3Q+G2ccrDxJiuzZmtEk3udJ/nOcf2o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