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客锦袍：赤鄂衍那使臣与禄东赞的隔空交集

朱建军
（甘肃简牍博物馆，兰州，730050；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兰州，730020）

作为吐蕃王朝使臣的禄东赞因为迎娶文成公主而声名显赫，但因有其光辉形象在《步辇图》上（图1），也随之名扬四海。而“赤鄂衍那使臣”不是历史事件中真实存在，但这组形象却永远定格在撒马尔罕古遗址大使厅壁画西墙，留给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不断地考证和研究。《步辇图》之吐蕃使臣禄东赞与大使厅壁画三人组合“赤鄂衍那使臣”，两个使臣队伍缘何能隔空交集，这皆因史书所记载的“番客锦袍”。不同地域不同空间的他们却因身着风格相似的衣着，使得笔者将其诉诸笔端，拟从《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图2）与《步辇图》所描绘人物形象的共性入题，并结合同时期的相同文物特征，以期与方家共同探讨“番客锦袍”在异域间风行一时的背景及原因。

一、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身穿锦袍的赤鄂衍那使臣

近些年随着我国与中亚等国家的学术交流频次加大，马尔夏克、葛乐耐、康马泰等国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关于粟特、撒马尔罕古城遗址、片治肯特古城以及娜娜女神宫殿、大使厅壁画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逐渐在中国学者间得以传播，让我们有条件可以在丝绸之路的起点通过他们的研究发现，找寻遗留在这条路径之上的战争博弈、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的历史痕迹。现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历史上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枢纽城市，它不仅连接着波斯帝国、印度和中国，也是粟特人的故里，粟特在《魏书》中称为悉万斤，《隋书·西域记》称为康国，唐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康国。

考古学家经过多年挖掘，于1989年首先考证出了撒马尔罕古遗址大使厅壁画西墙的内涵，认为它是初夏波斯历新年节日里，各国使臣在突厥武士陪同下庆贺粟特国王拂呼缦接受唐高宗册封的场面。就此考证，专家们几十年来各抒己见，但有一点，对在西墙上前来朝贺的使臣中的一组人物形象的认同高度一致：即来自中亚的赤鄂衍那使臣。赤鄂衍那即石汗那。 《大唐西域记》卷一载：“赤鄂衍那国东西四百余里，南北五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

马尔夏克对这组画面的判断是：各自带着礼物来庆贺的是中亚的赤鄂衍那、石国、唐朝和高原（吐蕃）的使臣。赤鄂衍那的锦袍使臣拿的是波斯锦；唐朝三个使臣带来了蚕茧、生丝和白绢；高原来的吐蕃使臣带来的是牦牛尾和豹皮。在他看来，突厥武士和头上插着野鸡毛的高丽人并非使臣，因为这两者并没有带来任何礼物，他们在这的身份是唐朝使臣的护卫。

大使厅南墙和西墙上来自赤鄂衍那的使臣所穿的波斯锦袍上，联珠圈里的动物都是单个的：有野猪头、大象、狮子，衔着珠串的孔雀，狗头鸟尾的拜火教神兽森木鹿。 （在8世纪的布哈拉古城瓦拉赫沙宫殿壁画上，在塔吉克斯坦的片治肯特壁画上，人物所穿锦袍上都出现了抽象的联珠圈内图案。这两处遗址的年代比撒马尔罕古城的大使厅壁画年代要晚五十年到一百年，纹样也有很大不同。根据别列尼茨基和马尔夏克的观点，这种不同是因为时代变化和人们口味的改变，并不是因为粟特本土又出现了另一个织造流派。）

二、《步辇图》中吐蕃使臣禄东赞所穿锦袍

看到身着联珠纹锦袍的赤鄂衍那使臣，我们不禁联想到另一位著名使臣，为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大论禄东赞。特别是初唐宰相阎立本在《步辇图》里描绘了吐蕃使臣禄东赞来见唐太宗，就穿着联珠鸟纹及膝锦袍（图3）。阎立本有意识地画下了吐蕃权相的锦袍，使得这位外来使臣的异国情调抓人眼球。禄东赞于640年前来见唐太宗，是为了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610—649年在位）请婚大唐文成公主。

阎立本的《步辇图》上吐蕃大相禄东赞身着圆领丝织长袍，长袍装饰有华丽的联珠纹，长袍镶边的联珠画纹上绘有小鸟和其他动物。系黑色窄腰带，上悬挂着小袋和另一挂件，足蹬黑色靴子，比起他身旁的两位唐朝官员的肥大长袍，禄东赞的衣着更显得修长，富于线条，适合骑马民族。这幅绘画珍品使我们能亲眼目睹吐蕃大相的风姿。吐蕃人还将丝绸衣服作为殉葬品，如在青海都兰县发现的吐蕃墓葬中出土的木简上记载有殉葬品，其中就有丝绸衣服，而且墓中也出土了不少丝织品。

据《柱间史：松赞干布的遗训》记载：继蕃尼联姻之后，大臣们又启请赞普迎请东方唐女文成公主。赞普松赞干布降旨道：“命大臣噶尔率使臣百人赴东国京都迎请文成公主。携金币一百作为向汉唐皇帝的请婚贽见礼，金旺姆一百作为请托献礼，上上等金袍献给皇帝御着，功德殊胜的红莲宝石穗吠琉璃头盔作为文成公主的身价金一并献给皇帝陛下……如此可保一路顺风，马到成功。” 对《柱间史》汉文所记“金袍”笔者猜测是不是即在此所探讨的“锦袍”，在查阅藏文史料后，杨旦春博士表示此处的“金”即是“黄金”的意思，上上等金袍就是上好极品服饰。

沈从文先生发现在唐韦端符所著《李卫公故物记》就曾见有赠予李靖破高昌所得小袖织成锦袍，作鸟兽、骆驼等纹样，还附绦带系木笔等物。他认为高昌灭于唐初，是时西北民族着锦袍、带蹀躞七事早成习惯。蹀躞带制似沿袭魏晋九环带而来，唐初曾定为武官服制，不久即废除。 沈从文先生认为，至于锦袍，若溯本求源，则汉代已常赠予匈奴君长以“锦绣衣”，《南史》已有“蕃客锦袍”记载。本图所见，或即锦袍中一种。笔者仔细观察《职贡图》，图中反映西域人物甚多，却并无一人着此式锦袍，骑马使者穿的是一般圆领服。近出唐章怀太子墓壁画《蕃客图》，也无着此式小袖锦袍的。仅贞观敦煌壁画《维摩变下部听经图》中绘西北各族君长有三五人着团窠锦衣，却不像特别织造物。 沈从文先生在其收入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步辇图》一文中写道：图中所见明属所谓“蕃客锦袍”，与近年新疆出土汉代衣式及传为五代时双灵鹫锦衣式样均相近。赞礼官与译员均如一般初唐侍从，前者穿红色圆领服，后者穿白圆领服，各秉小笏旁立。沈从文认为，禄东赞腰系帛鱼，和唐张《朝野佥载》记唐初“结帛为鱼形”之帛鱼制度相合，并缀一算袋式物，惟未着当时流行的附有火镰、算袋、砺石等“蹀躞七事”的蹀躞带。 若照史志记载，按规制这个时期的吐蕃使者应当用到。但禄东赞为何没用呢？这是一些值得注意的物证。

三、赤鄂衍那三位使臣与禄东赞所穿锦袍之异同

我们仔细查看，便能发现在《大使厅壁画》上的赤鄂衍那使臣（图4）和《步辇图》迎亲的禄东赞在着装上高度的相似，他们身上锦袍的图案纹饰都是联珠纹，在联珠纹团窠内又是不同瑞兽。由大小相同的圆圈或者圆珠连续排列成的一种装饰图案，我们称之为“联珠纹”，对于联珠纹的研究，多年来已是成果累累，笔者在此不再赘论，但有一点必须交代清楚，联珠纹不是“进口产品”，而是纯粹的“出口转内销”。在我国马家窑马厂型中就出现了典型的联珠纹，而联珠纹也是青铜器中出现最早的纹饰之一，夏代晚期爵和斝的腹部便有此纹饰。到商代早期时，已是空心的小圆圈，并作为主纹出现。“长生无极”“亿年无疆”等瓦当中联珠纹已与云纹完美结合。联珠纹在中国出现虽早，但未系统传承延续。反而，在波斯的安息时代，这一图案形式得到延续，至萨珊王朝发展成熟，表现在钱币、丝绸以至银器上的装饰上。

对联珠纹饰织物分析就能发现，在其图案设计上，联珠纹主要作为团窠，在其团窠内再编织上动物、花卉等纹样，用于服饰的装饰。通常认为联珠纹样是盛行于萨珊时期波斯的纹样，被萨珊波斯广泛用于编织物、宫廷建筑的浮雕、萨珊银币以及各种器物上，同时在中亚地区也广泛流传，可以说是最能代表中亚艺术特色的图案之一。其中联珠圈纹中饰鸟兽是典型的萨珊联珠纹。

《大使厅壁画》上的赤鄂衍那使臣锦袍图案主题纹饰虽然都是联珠纹，但是团窠内的瑞兽却各有不同。有专家对大使厅壁画西墙三位身穿粟特锦的使臣的描述是，“锦袍的纹样分别是联珠圈内的野猪头，孔雀，神兽森木鹿；野猪头象征战神，穿者身份是波斯大将军；孔雀象征文艺，穿者身份是波斯丞相；森木鹿是拜火教神的荣光，穿者身份是拜火教大祭司” 。

使臣中左边这位身着的是联珠团窠野猪头纹锦袍，野猪头虽然显得机械生硬，但是外露的獠牙彰显出凶悍和威猛。野猪头纹出土实物并不多见，斯坦因在吐鲁番收获一块用于覆盖死者脸部的“覆面”，其图案就是野猪头纹。据考证，这件盛唐时期的联珠猪头纹锦覆面是典型的斜纹纬锦，色彩明快活泼，猪头上翘起的獠牙与几何形的眼睛极富装饰性。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野猪头的形象来自中亚萨珊波斯艺术。野猪头纹在7世纪中叶伊斯兰化前流行于中亚。在中国发现的此类文物，也大体集中在这一时期。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这种以伊斯兰教中被视为不洁之物的猪为纹样的织锦图案逐渐消失。

右边使臣锦袍联珠纹团窠内的神兽普遍被哈珀称之为“森木鹿”，狗头孔雀尾的森木鹿是拜火教的神物。此处它口衔瑞草有一个典故，就是在祆教文学中，“森木鹿”栖息在神树之顶，该神树含有一切植物的种子，是一棵象征丰饶之树，所以口衔瑞草的“森木鹿”具有吉祥丰饶之意。 前文所述的“孔雀”的鸟禽在敦煌文书中被称之为“五色鸟”。敦煌文书中记载的“五色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在青海省都兰县科学、非科学出土。许新国将此纹饰定名为“含绶鸟”。许新国研究认为，都兰出土的第一类含绶鸟织锦均以团窠环中对鸟的形式出现。且对鸟的足下均踏有棕榈叶形座，形式统一，少有差异，鸟嘴衔项链，鸟颈后系绶带。而都兰第二类含绶鸟锦分圆形团窠和椭圆形团窠两种，但均以花瓣构成团窠。且窠内除含绶鸟外，无其他辅饰。含绶鸟均为立鸟，鸟足下均为平板状饰连珠纹座，未见花台。 许新国的观点都兰第二类含绶鸟锦其年代约在7世纪末到8世纪中期，均在萨珊波斯王朝覆灭之后，大概可以排除第二类含绶鸟锦产自波斯本土的可能。 而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织锦上的含绶鸟图案与《步辇图》中吐蕃大臣禄东赞所穿锦袍上的图案相似。

四、番客锦袍的样式与特征

除了典型的联珠纹团窠、单双含绶鸟纹、单双瑞兽等纹饰外，番客锦袍的特征与样式什么样？笔者认为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木棺板上主体民族身着垂至脚踝的长袍服，即番客锦袍（图5）。专家认为，袍服式样主要的区别在衣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角形大、小翻领，直领交叉，圆领三种样式。三角形大翻领长袍在吐蕃时期十分流行。青海和藏东一带吐蕃时期石刻造像当中的人物形象，除头上束结高筒状头巾之外，身上也多穿着带有三角形大翻领的长袍，腰间束带。而敦煌绢画中也有身穿三角形大翻领长袍的吐蕃人

匈牙利学者希恩·卡曼在《7—11世纪吐蕃人的服饰》中将这一服饰特点总结为“衣袍的长袖盖住双手，翻领在后面形成三角形的翻边，或者延伸到胸前的翻边。衣领是在领角上用圆形装饰物或者纽扣固定住的。衣领、袖口、长袍的镶边则用色彩鲜明的料子。窄腰带，修长的衣袍，头巾以及齐肩的发卷，令人回想起禄东赞的形象” 。沈从文先生认为，“唐代中原女子身穿的胡服，或受当时西北民族（如高昌回鹘）文化的影响，间接受波斯诸国影响” 。

敦煌壁画中有吐蕃赞普的画像，第159窟的壁画上有赞普像（图6），画中赞普站在一块垫子上顶上有宝盖，拥有一大群扈从，赞普头戴的红色高帽像是用红布之类缠起来的，有红色缎带，帽檐下缠有白布，白布下面的头发齐耳根打成发结，胸前挂红色念珠。身穿白色翻领长袍，袖口边是深褐色的，里面穿深色内衣。侍从大都穿着宽领的长袍，佩带短剑，头戴无檐帽。莫高窟第9窟、第231窟、第360窟中均绘有赞普像，皆着宽大翻领的白袍，头上是红色高帽。

希恩·卡曼对其长袍式样的细致观察：“他的富丽堂皇的长袍，衣领翻在前后两面形成三角形翻边，并展现出长袍里面的一两层内衣，两袖长得笼住双手。藏王右边的侍者身着类似的开领长袍，头戴平顶的无檐帽，或似经过折叠的头巾，末端伸在一边，并可见到他右肩上的发卷。” 专家认为，上述资料的年代由于吐蕃占领敦煌与其在敦煌日趋式微这一特殊历史背景的限定，所以均不会晚于9世纪，其年代标志是比较准确的。除了三角形大翻领之外，在棺板画中还出现一种三角形小翻领长袍，领子的宽度较小，衣领向领口两侧略翻开呈小三角形，与翻卷至肩部的大三角形翻领长袍明显有别。

直领交叉式长袍最典型的要数郭里木一号棺板画A板毡帐宴饮图中帐门外两侍从的服饰，帐门右侧一人身穿浅蓝色长袍，袖口镶白色宽边，衣领为绛红色，直领相交垂至腹前掖入束带之内，透过衣襟可以看到长袍内所着白色内衣；帐门左侧一人的袍服式样与之相同，唯服色为浅绿色。类似这样的袍服在帐外射杀牦牛图中也可见到。在大帐的右边棺板高帮的右上角上绘制的这幅图案当中，中央一人正张开强弩对准被拴系在树桩上的一头牦牛，其服饰为头结高筒状头巾，身穿直领交叉式长袍，直领掖于腰间，双领饰有红底蓝花在他的身后站立有四人，两人手持“胡瓶”和高脚杯侍酒于侧，两人袖手观望，当中左侧一人身穿深红色直领交叉长袍，衣领在腹前束于腰带之中，头上缠盘低平的头巾，与其他人物身穿三角形翻领长袍的式样有所不同棺板画上出现的第三种长袍式样为圆领式的长袍。这也在前述郭里木一号棺板画A板上有清晰的反映，在两座前后相接的毡帐之外，后面一座毡帐门外侍立两人，靠近门侧的一人便身穿这种圆领长袍，其衣领围绕于颈周一圈，在胸前形成直下式的衣襟。这种长袍的式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步辇图》中吐蕃蕃使臣禄东赞所着袍服。《步辇图》中左起第二人即为禄东赞，他的头上束结一窄头巾在颈后半露出一个发髻，身着小袖圆领直襟长袍，长袍的袖口和衣襟缀有团窠花纹织锦，袍长过膝，露出半截宽松带褶的裤腿，腰间系一黑色腰带，带下悬缀帛囊和一算袋式佩饰，可见此类长袍也是吐蕃人的袍服式样之一。这种式样的袍服与唐人汉装颇为接近，如步辇图上禄东赞前后两人分别为礼赞官与译员，前者身穿红色圆领长袍，后者身穿白色圆领长袍，各持小笏旁立，腰系帛鱼，与文献记载的初唐时期侍从装束相吻合，而禄东赞的衣着装束除使用的衣料与其不同之外，式样上是很接近的。

五、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所见部分锦袍

2007年的纽约艺术品拍卖目录上，出现过一件由尼泊尔收藏家所有的用“鹿布”缝制的锦袍（图7）。林梅村先生在《西域考古与艺术》第216页至217页附上了这件锦袍图案，据书记载这件锦袍长104厘米。锦袍以团窠对鹿纹为主题图案，前胸呈现出了完整的图案，腰以下至下摆对鹿的四蹄被裁减。锦袍袖子上的图案为团窠含绶鸟纹，与都兰含绶鸟纹十分相似。收藏家认为它是用公元7世纪至8世纪的粟特丝绸缝制的。

9世纪高加索地区出土一件锦袍（图8）。这件以联珠圈内森木鹿为主题纹样的锦袍被专家称之为“粟特锦袍”，从考古学角度来看，粟特纺织品在历史上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土地上遗存甚少。在高加索地区倒是有些粟特锦袍出土，我们明白这是走在粟特去往拜占庭帝国的路上之故。 言外之意，是否粟特人前往拜占庭，高加索地区是必经之地，所以才有可能发现“粟特锦袍”。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上，还有一件绣有狮、鹿和高山山羊纹饰以及藏文的带假袖披风（图9），丝织品，波斯，7世纪上半叶，披风，吐蕃，7世纪中期到8世纪初，长155厘米，宽78厘米。瑞士阿贝格基金会收藏。

那么在历史文献有关锦袍是如何记录的呢？在《旧唐书·李晟传》载：“降虏浪息曩，晟奏封王，每蕃使至，晟必置息曩于坐，衣以锦袍、金带以宠异之。蕃人皆相指目，荣羡息曩。” 《旧唐书·魏元忠传》载：“未几，元忠请归乡拜扫，特赐锦袍一领、银千两，并给千骑四人，充其左右。” 《旧唐书·张暐传》载：“天宝初，暐还乡拜扫，特赐锦袍缯彩，御赐诗以宠异之，乘传来往，敕郡县供拟。” 《新唐书·契苾何力传》载：“子明，字若水，孺褓授上柱国，封渔阳县公。年十二，迁奉辇大夫。李敬玄征吐蕃，明为柏海道经略使，以战多，进左威卫大将军，袭封，赐锦袍、宝带，它物蕃伙。” 《新唐书·王难得传》载：“玄宗壮其果，召见，令殿前乘马挟矛作刺贼状，大悦，赐锦袍、金带。累授金吾将军。从哥舒翰击吐蕃，至积石，虏吐谷浑王子悉弄参及悉颊藏而还。” 《新唐书·西域传上》载：“吐谷浑居甘松山之阳，洮水之西，南抵白兰，地数千里。有城郭，不居也。随水草，帐室、肉粮。其官有长史、司马、将军、王、公、仆射、尚书、郎中，盖慕诸华为之。俗识文字，其王椎髻黑冒，妻锦袍织裙，金花饰首。男子服长裙缯冒，或冠驩瀍。妇人辫发萦后，缀珠贝。” 《文献通考·土贡考》载：“广陵郡：贡藩客锦袍五十领、锦被五十张、半臂锦百段、新加锦袍二百领、青铜镜十面、莞席十领、独窠细绫十匹、蛇床子七斗、蛇床仁一斗、铁精一斤、菟丝子一斤、白芒十五斤、空青三两、造水牛皮甲千领并袋。今扬州。” 通过以上文献记载我们不难发现两条信息，一、锦袍一般是特赐、或赐；二、比较重要的信息，即“藩客锦袍”是由广陵郡上贡中央政府，也就是锁定了番客锦袍的产地之一是唐扬州。

沈从文先生认为禄东赞所穿锦袍应即《唐六典》提到的川蜀织造的“蕃客锦袍”，是唐代成都织锦工人每年织造二百件上贡的。又杜佑《通典》“赋税”条还说，扬州广陵也每年织造二百五十件。都是唐政府专为赠予远来长安使臣或作为特种礼物而织造的（有的还织有文字，称“羌样文字”锦缎。大历时曾有禁令，不准织造羌样文字锦缎）。当时成都、广陵还织造上贡“锦半臂”和“打球衣”，专供宫廷使用。据《古今图书集成》贡赋编中晚唐川蜀有一次上贡打球衣五百件记载，可见使用的广泛。

六、番客锦袍的来源

对于《步辇图》上禄东赞锦袍来自何处，学者理查森提出了追问：汉文史料暗示吐蕃宰相是为了参加文成公主婚礼才如此盛装的。因此很可能这件锦袍是唐太宗赐给噶尔东赞穿的，又或者暗示吐蕃贵族在640年已从中亚获得粟特锦袍。历史上吐蕃和粟特在丝绸和金银器的交流上，相比唐朝与粟特之间也不差多少。康马泰认为，吐蕃宰相身穿锦袍来自唐太宗的观点，很可能是唐朝人怀着睥睨四海的心理、去俯视身边的蛮夷边民。 由此是否意味着吐蕃王臣身着锦袍之俗由来已久，并非得到赏赐才去穿着，反过来说，唐朝抑或是为了笼络吐蕃、投其所好。

张云先生认为，从古代藏文史书和吐蕃时代的壁画，特别是阿里地区的壁画来看，波斯锦隋唐时期传入了西藏地区。波斯锦吸收中国等地的优良传统，逐渐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制作工艺与图案，给当时兴旺的丝绸贸易添加了新的光彩，其受吐蕃人喜欢也在情理之中。 关于“波斯锦”的特点以及它与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联系问题，夏鼐先生有专文探讨：“西亚古代纺织技术的传统是斜纹组织（当然也有平纹组织），以及纬线起花。他们由中国学去了养蚕法提花机，但是不仅花纹图案常保留他们自己的传统，便是织锦的技术方面，也保留了他们的纬线起花和斜纹组织。中国为了满足西方市场的需要，在隋代和初唐，中国丝织品的图样有些便采用波斯风格。在织锦的技术方面，有时也受到波花卉纹锦半臂斯的影响。” 西亚古代的织物原料，主要是亚麻和羊毛，因为亚麻不易染色的缘故，所以其彩色织物基本上都使用羊毛。斜纹组织是西亚波斯织锦的另一大特色。这和底地是平织物、经线起花、夹纬是单线的汉锦有所不同。在花纹方面，波斯锦不像汉锦花纹布局那样横贯全幅，而是用联珠圆圈分隔为各种花纹单元。花纹题材中，如野猪纹、萨珊式立鸟纹等，也和中国织锦（图10）有所不同。

杜齐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后藏的乃萨寺和达囊寺发现，大约3.8米高的八位菩萨像，作为侍者立于佛陀的两侧，他们身上穿着波斯萨珊王朝（226—651）时期的长袍。在阿里地区保留下来的唐朝时期的壁画中，总能看到来自中亚，特别是波斯风格的影响。杜齐先生在一个寺庙神殿内看到，站立的菩萨，身披一块长布，上面布满了圆形图案，图案上有狮子、鸟和花纹，鲜明地体现出萨珊王朝时期服饰和艺术风格的影响。结合上述后藏乃萨、雅萨，以及雅鲁藏布江南岸的达囊寺神殿中的图案和服饰，杜齐先生认为，这一现象足以说明它们并不是孤立的或者偶然的存在，而是萨珊王朝时期的服装式样或者它的仿照形式在西藏地区曾经流行一个时期的产物。

杜齐先生进一步指出，这种服饰“很可能是在贵族中率先使用，然后又被用作菩萨像的装束的。” 根敦群培认为吐蕃王朝时期，邻国中吐蕃和大食关系最密切。当时大食国不仅佛教盛行，而且文明之发达也是无与伦比的。吐蕃王臣们的衣着习惯大概源于大食。如传说松赞干布头缠红绸巾，披半月形披风和穿翘尖花鞋等，也和大食习俗相似。 杜齐先生在《西藏考古》一书中写道：“无可怀疑的是，西藏（特别是西藏西部）在早期就与伊朗文化有着联系。这可能是出于迁徙和贸易的原因，艺术与装饰主题也随之从伊朗传入西藏。”

丹珠昂奔先生研究认为，古波斯文化对藏族的影响大概在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时间大致在公元前五六世纪至前三四世纪。第二时期时间大约在公元7世纪至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是吐蕃向外扩张的时期。 公元7世纪，吐蕃松赞干布在父辈功业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国。进入兴盛阶段的吐蕃王朝对外采取的是一条扩张主义的路线，向东取得吐谷浑诸地之后，又向西夺得安西四镇，继而将触角伸向中亚、西亚诸国。由于地理原因，藏文史料中有许多关于罽宾（Kasmira）、勃律的记载。罽宾，早期文献又作迦湿弥罗、箇失密、迦毕试等，为今日之克什米尔。勃律，又作钵卢勒、波路等，在今日之巴基斯坦境内。吐蕃王朝兴盛时期这些地区大多成为吐蕃扩张后的辖地，关系十分密切。在藏文史籍中这些地区与吐蕃交往的历史还要长。如《汉藏史籍》说：“父王止贡赞普在位时，由象雄和勃律的苯教徒传来了辛派的教法。” 同时在此后的历史中尚有克什米尔的器皿和医学也传进了藏土。石泰安先生在《西藏的文明》一书中说：“那里既与犍陀罗和乌苌接壤，又与该地区的其他小国毗邻，希腊、伊朗和印度诸文明的古老成分都经由这里传入吐蕃。” 所以番客锦袍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中亚地区。

番客锦袍呈现出浓厚中亚风格，但也有可能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吐蕃占领唐朝的陇右、河西地区一百七十余年，并一度攻陷京师长安，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原腹地。与汉人长期共处的吐蕃人除了受汉人影响，服用丝织品之外，服装也仿唐人衣冠，出现了一种“典型”的中原汉地样式：“两衣襟对称性地在前胸交叉，形成一个V字形领，在略高于腰部的地方用带子系住，双袖宽大，几乎扫地。”这与那类贴身合体，便于骑马的吐蕃服装有着明显的差异。文成公主入藏，松赞干布既“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至唐朝入侍的吐蕃子弟也“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那么，久受汉风浸染的吐蕃人着汉式服装也是很自然的，加之有些情况下，唐朝皇帝以德示蕃，善待吐蕃俘虏，将吐蕃战俘遣归故里，往往还赐以绢帛、服装。唐穆宗即位，大赦天下，将战争中擒获的吐蕃人“并放归国，愿住者亦听。江南西道奏，配到吐蕃一百六人，准赦条流，七十四人愿归本县，余并请住。诏给衣递乘发遣；其诸道愿归者，准此处分”。 唐朝赐吐蕃降将也必有锦袍、金带之类服饰用品。这些也对吐蕃人的服饰习俗产生了潜在影响。 综上，番客锦袍虽有可能受到中原的影响，但从其纹饰与样式判断，笔者认为整体上仍然是受到中亚和波斯等地区影响。

七、结语

综上所述，《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三人组合“赤鄂衍那使臣”，《步辇图》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禄东赞，两个使臣队伍原本看来毫无关联的隔空交集，经过以上分析研究才发现两者间渊源深厚。正因为吐蕃深受波斯文化影响，所以才出现了两支使臣队伍皆身着锦袍的场面。虽然文成公主入蕃带去养蚕技术，但无吐蕃本身生产丝绸的记载。吐蕃通过对外战争和贸易使丝绸不断进入吐蕃，唐朝皇帝馈赠给吐蕃君臣的礼物中最主要的也是丝绸。有专家认为，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交流，史前时期已有固定的通道。处于亚洲腹心地带的吐蕃王朝极大地拓展了对外交流的孔道，形成网状结构的交通路线，主要是向南和向西扩展，向南到达尼泊尔，向西既可以南下与这条古道汇合，也可以继续向西，进入中亚地区。这两条干道是连接“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主干道。

笔者认为，吐蕃权臣禄东赞为代表的吐蕃贵族在松赞干布日渐强大之时，就已经率先身着带有典型萨珊波斯风格的被汉文史料记载为“番客锦袍”“藩客锦袍”的锦缎长袍，也就是文成公主进藏前，吐蕃上层已以“锦袍”为贵，而这些联珠纹主体锦很有可能产于中亚。在唐朝与吐蕃的政治角力中，唐朝本着“以胡制胡”的目的，投其所好，以“赐”“特赐”锦袍来拉拢人心团结吐蕃，以达到政治目的，诚如下嫁公主。随着入华粟特人的增多，内地不乏高水平的纺织工匠，如何稠等，所以在纺织业发达的扬州、益州就开始生产具有萨珊波斯风格、深受吐蕃人喜欢的织锦，用于大唐赏赐之用，这也与文献所记：“广陵郡贡藩客锦袍五十领、锦被五十张……”相互证。总之，番客锦袍得以流行作为服装时尚皆因丝绸之路的畅通，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尤其对于吐蕃而言，高原丝绸之路为吐蕃强盛文化多元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简介

朱建军（1974—），男，青海乐都人，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博士、研究馆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丝绸之路出土文物。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交融与互鉴——新见吐蕃（吐谷浑）出土文物研究”（22XKG—005）阶段性成果。

（栏目编辑　张晶） ZRKkFfQJgIsBp+lFH2qDVQ+o/0EkFNn+fqJJveqPUhv/p1CGXFw3RVzS7NBEJo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