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塑典范
——山东汉画像石“周公辅成王”图像相关问题

郝丽君
（中央美术学院，北京，100105；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030001）

一、引言

“周公辅成王”的故事在中国耳熟能详，自古以来即被视作理政典型被不断称颂。有关“周公辅成王”的学术研究，较多涉及政治史范畴，学界普遍关注周公摄政的性质及意义、成王即位年龄、“周公辅成王”政治模式演变及时代性（包括今古文之争）等热点问题，所依据的主要为历史文献。而历史文献从广义上讲，还应包括图像文本，以山东、安徽与江苏等地所见汉画像石上流行的“周公辅成王”题材为例，已有诸多学者对其进行引用，但仍多辅助阐释政治史 ，对于图像本身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为此，本文将全面围绕“周公辅成王”这一汉画像石图像题材本身，在观察图像的形式特征与空间配置的基础上，进而探讨图像的意义与图式的文本来源，兼及形式要素与图像背后的观念等相关问题，以就教于方家。鉴于安徽与江苏“周公辅成王”图式与山东地区略有不同 ，本文主要就山东地区该类图像进行讨论。

二、“周公辅成王”图像构成与空间配置

目前所见“周公辅成王”汉画像石图像均属东汉时期，集中分布在山东省中南部、陕西北部，安徽与江苏北部也有发现，涵盖祠堂和墓葬两类建筑系统。 “周公辅成王”图像内容大同小异，以嘉祥县纸坊镇敬老院出土画像石为例，画面中共有三人：一位少年居中正面站立，左、右两边各有一人相向而立 ，其中右边人物拄杖躬身，左边人物双手执华盖罩于少年头顶，三人头部均标有榜题分别为“成王”“召公”“周公”（图1）。三人主、从身份明确，中立的成王虽然尺度矮小却引导视觉中心，在刻划更为细致的画像石如宋山一号小祠堂西壁画像中，成王甚至头戴山字形冠立于矮榻之上（图2）。成王身旁的人物除纸坊镇敬老院的“召公”“周公”两位，在其他画像石上还有所增减，总体来看共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人。以沂南北寨墓为代表。

二人。以武氏祠西阙子阙、嘉祥县纸坊镇敬老院（附表5）为代表。

三人。以武氏祠东阙子阙、嘉祥县纸坊镇敬老院（附表4）、莒县东莞镇、武氏祠左石室、宋山一号小祠堂、嘉祥县南武山为代表。后三例中成王身旁虽共有六人，但只有与之最近的三人带进贤冠，外三人头戴巾帻身份较低或为仆从。

四人。以山东平邑县皇圣卿西阙、嘉祥县刘村洪福院、安徽宿县“邓掾冢墓”祠堂为代表。

这些人物无疑属文献描述的成王即位时的“三公”“四辅”，即周公、召公、太公（或毕公）、史佚。 前述嘉祥县纸坊镇敬老院榜题明确成王身旁二人为周公、召公，周公手执华盖地位更加突出。无论人数如何变化，正向站立的成王与侧向执华盖的周公是必不可少的图像元素，为“周公辅成王”图像题材的标识。

大致了解了“周公辅成王”图像构成之后我们需要了解该图像在所属建筑中的空间配置。由于大多数画像石出土时已残损且离开原位置，加之资料公布不全，本文仅挑选配置相对完整的武氏祠 和沂南北寨墓 进行观察分析。为方便理解“周公辅成王”图像与建筑整体的配置关系，需要对“周公辅成王”图像所在的建筑整体图像进行介绍。

（一）武氏祠石阙

武氏祠石阙（图3）为东、西并列的一对子母阙，子、母阙相连，共座于双层基石上。母阙由阙顶、蜀柱、二层檐、栌斗、阙身、台座组成，子阙由栌斗、阙身、台座组成。除却瓦垄檐椽、复合花纹，画像主要位于蜀柱（南、北面）、栌斗（四面）、阙身（外侧三面）、第一层基石（四面）上。其中，蜀柱、栌斗基本为龙、虎、朱雀、熊等神奇异兽；第一层基石北面均为交龙、虎、鸟、鱼等动物形象，南面均为一列向左奔驰的骑者。阙身画像丰富，图像内容如表1所示。

两幅“周公辅成王”的位置分别位于东阙子阙北侧和西阙子阙南侧，如果从观者正对阙的站位来看，即都位于左边的子阙上。北侧的角度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北侧朝向墓园外，也即路过就能直观看到的朝向。东阙子阙三栏的图像依次为楼阁图—“周公辅成王”—骑乘，西阙子阙三栏的图像依次为楼阁图——宾客拜谒——骑乘，楼阁图、宾客拜谒与墓主图像有关，“周公辅成王”图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武氏祠左石室

左石室（图4）是武氏墓园可复原的三座祠堂之一，整体是由基石、三面墙体（后壁下部正中有龛）、三根前檐立柱、前檐枋石、两面坡顶、屋脊、三角隔梁石组成的两开间房形建筑。在内部空间平面上基本都雕刻有图像，屋顶内面主体为神仙世界，可见墓主坐着鱼驾的仙乘在云中驰游，地面没有图像，壁面图像横向平行排布，三条复合花纹带横贯其间，呈现一定的秩序。壁面配置图像内容如表2所示。

“周公辅成王”图像与其他历史故事位于小龛内的侧壁，围绕在楼阁拜谒图周围。

（三）沂南北寨墓

整座墓由预制石材构建，分为前室、东西前侧室、中室、东西中侧室、后室及后侧室（厕室）八室，它们与地面基石、叠涩的十一个室顶共同营造了一处完整、封闭的“地下宅院”，各室之间有所连通（见图5）。在前室和中室的中心各有一根八角石柱。石刻画像位于中轴线上的墓门、前室、中室、后室内，后室的图像只在中轴线的隔梁以及其南北两端承梁墙柱上，墙柱之间是一个斗拱并两桷。整座墓立面配置图像内容见表3。

观察可知，历史故事位于中室四边横额下的立柱上，其中“周公辅成王”图像在北边中立柱的上栏，相当于中室的“正壁”上方，为通过两个通道进入后室（主墓室）的必经位置。

三、“周公辅成王”图像的意义与功能

通过考察祠堂和墓葬同一时期并存的两类画像石建筑系统，不难发现图像内容与空间结构有一定的对应关系，除了使得空间设计富有节奏感以外，更多的是强调功能。以武氏祠左石室为例，其后壁的中心有一小龛，小龛正壁为“楼阁拜谒”图，该图表现的是墓主接受宾客拜谒的场景 ，图中的楼阁很可能是祠堂 。需要强调的是，小龛位置靠下，刚好是现实中人跪拜时的高度，小龛内正壁的墓主暗示这是一个小型祭祀空间，而“周公辅成王”图像与其他历史故事恰位于小龛内的侧壁，围绕祭祀空间。

在沂南北寨墓当中，“周公辅成王”与其他历史故事均位于中室四周的立柱上。 那么中室的性质是什么？东汉时期，墓室的前、后室或前、中、后三室布局为的是“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 ，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的题记明确将前室称作“堂”，后室称作“室” ，“堂”是相对开放的公共空间，“室”是较为隐秘的私人空间。而且，沂南北寨墓与苍山元嘉元年墓图像布局有一定的相似性，沂南汉墓的中室门楣与苍山元嘉元年墓“堂”东西侧壁的横额上均描绘有车骑出行的画面，沂南北寨汉墓的中室性质当与苍山元嘉元年墓前室性质一致，也应为“堂”。“堂”中所绘均属帝王将相、忠孝贤愚，配置在公共空间应当是起到训诫教化的作用。比之于现实场所，参阅文献记载，绘有训诫像的有春秋周都的明堂：

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

还有西汉鲁国的灵光殿：

（鲁灵光殿者）……以造其堂。……详察其栋宇，观其结构……图书天地，品类群生……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下及三后，淫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

灵光殿是景帝之子鲁恭王刘馀就封时在“鲁僖基兆”上改建的，“承明堂于少阳”说明功能上是延续东周鲁国的明堂。有学者结合文献和考古遗迹复原灵光殿的位置“正大致位于汉鲁城之中心部位” ，由此也暗合了明堂作为宣明政教、举行祭祀、朝会等重大礼仪活动场所的重要地位。故而推断，训诫像一般是绘于明堂或具有明堂功能的殿堂内的。巫鸿先生认为东周至汉代的明堂已经改变了商周时期南北中轴线的形式，而具有了中央和四方的观念 ，当然，我们将沂南北寨墓的中室与东周至汉代的明堂直接画等号有些牵强，但正如有学者所言应当重视二者在布局结构上的相似性，不能否认其中存在的观念和制度上的契合。 在功能上将中室与明堂联系起来，落实到一般的住宅中，就是接待外部事物、举行家内祭祀等礼仪活动的场所。另外，据同类的苍山元嘉元年墓的配置情况看，车马出行图经常位于象征祭祀场所的“堂”的横额上，二者应该是固定组合。

综合武氏祠左石室与沂南北寨墓看，祠堂和墓葬的画像主题其实是一致的，在各自的建筑系统内，各类画像主题呈现出一定的程序设计，在空间配置上均有仙界、祭祀空间和车骑出行等，两类建筑系统也应是表达相似的意涵。而“周公辅成王”作为历史故事题材常常配置在象征祭祀场所的“堂”中，在沂南北寨墓中，“周公辅成王”更是位于中室北边的中间立柱上，在武氏祠左石室中则配置在祠堂正壁靠近墓主的位置围绕于祭祀空间。另外，“周公辅成王”也是有限的出现在武氏祠墓阙上的历史故事题材。这些情况，都鲜明表示这一题材具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已述，东汉糜资繁缛的画像石是宣扬孝悌的手段，因此家族举哀纪念的行为背后其实是隐藏着被观看的意愿。 墓阙作为一个墓地的入口是最易于直接展示的纪念物，墓阙上图像的设计就更集中反映后人（赞助人）的意图，观者路过墓地，临阙观览，很容易明白这些图像背后的观念，了解墓主身份和家族背景。观察两阙的所有图像，除了神祇异兽、车骑、楼阁拜谒，历史故事题材极少，可辨识的只有孔子和周公题材，二者显然是最为当时儒生所标榜的政治典范。

周公作为人臣的理想形象，从春秋至汉代一直被世人推崇。孔子赞誉周公为“能子”“能武”“能臣” ，还将周公放到比肩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地位，称“不可胜以观也” ；司马迁则以著史为己任，以五百年出圣人的说法，自比为周公和孔子的继承者 ；而班固对周代的几位代表人物进行了九品的分级，周公是唯一的上上人 ；董仲舒也盛赞周公为“圣人”，甚至将周公尊为“至圣”成为汉代儒生对周公的普遍评价 。而且，周公也被纳入官方祭祀：汉平帝元始元年，“封周公后孙相如为褒鲁侯，孔子后孔均为褒成后，奉其祀” ；汉明帝永平二年，“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 。而“周公辅成王”作为三纲五常中“君臣”范畴的高光事件，在汉代就一直被政治现实所利用，从西汉霍光辅政，到两汉之交王莽为获得摄政的合法性，再到东汉后期谏臣批评太后专权，“周公辅成王”业已成为明君贤相、圣王忠臣象征的光辉典范。

四、“周公辅成王”图像的文本来源

作为一个典范代表，“周公辅成王”图像是如何被塑造的呢？《汉书·外戚传》说：“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 在图像中表达君王之贤圣的涵义是靠“名臣在侧”来体现的，这种传统应该早于汉代就有，但落实到“周公辅成王”图像的具体内容，与汉画像石时间相当或略早的文献记载：

上居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也。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

——《史记·外戚世家》

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

——《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两条文献记载的图像内容应当是一致的。汉武帝命人绘制“周公辅成王”图像具有政治隐喻，以图代言的表达了欲立少子刘弗陵作为继承人并且托孤霍光的意图，希望霍光辅少主按典范行事，尽人臣的规矩。这里需注意的是，图像中周公与成王的关系是“负”，据字面义，“负”是背负的意思，参考《史记·蒙恬列传》：“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 武帝命人画的可能是周公背着裹在婴儿被当中的成王临朝的画面。

前引《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在明堂入口的墙壁上看到的训诫群像，其中“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公所以盛也。’” 孔子见到的“周公辅成王”图像是周公抱着成王南向临朝，背靠饰有斧纹的屏风。

由上可知，“周公辅成王”的概念和图像虽然在汉代较为流行，但是表现内容并不固定，有“负”“抱”，甚至“抱”“负”同出的情况 ，但无论如何，这些记载都在强调初即王位的成王是一个尚在襁褓的婴儿 。然而“周公辅成王”画像石中的成王明显是一位少年 。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王莽以降统治者为寻求执政的合法性强调古文经义的结果 ，古文《尚书》就记载“武王崩时，成王年十三” 。

那么为何汉画像石中“周公辅成王”流行的图式是少年成王正面居中站立与近旁辅臣（包括持华盖的周公）这样一种组合呢？清代学者苏舆在其《春秋繁露义证》中对这一图式的文本来源进行过推测：“今所传汉图有周公辅成王图。成王正立居中，周公、鲁公曲身拱立居左，当是仿武帝图意为之” ，这里的“武帝图”当是《史记》和《汉书》中记述的武帝召画工所绘之图，但汉画像石图式明显与二史偏好的“襁褓”与“负”的记载意向不符，“仿武帝图意”显然不确。

其实，我们注意到在教导君王礼仪的《大戴礼记·保傅》中有这样一段话，非常重要：

明堂之位曰：……道者，导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常立于后，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听朝，则四圣维之，是以虑无失计，而举无过事；殷周之前以长久者，其辅翼天子有此具也。

这段文字前面讲述“周初四圣”的周公、太公、召公和史佚“导天子以道”的作用，君主治国离不开官僚系统，《礼记》记载，虞、夏、商、周的官僚设置有“三公”“四辅”，“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四辅”为前疑、后丞、左辅、右弼。 《大戴礼记·前乘篇》有云：“国有四辅。辅，卿也。卿设如四体。”形象的将“四辅”比喻为君主的四肢，拱卫君主，维护其统治。文字后面进一步将成王与“周初四圣”的君臣关系模式总结为“成王中立而听朝，则四圣维之”，明言“殷周长久者”靠的就是这一“辅翼天子”的具象，这一具象的表述与《左传》“股肱周室、夹辅成王” 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将此具象的表述与汉画像石的图像进行对比发现正相吻合！成王正面立像，处于中间，周围有四位国辅大臣，周公在前，手持天子仪仗华盖。我们在目前可知最早有“周公辅成王”题材的汉代纪年画像石——章帝元和三年（86）皇圣卿西阙上可以看到对这一文本严整的刻画 （图6）。很显然，“成王中立而听朝，则四圣维之”就是汉画像石的文本来源。后来限于空间或工匠对画稿的理解而变得略有不同，但基本的图式结构——成王以正面形象中立、旁有辅政的大臣，基本保留下来了。

《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 戴德跟随后仓学习礼经（即《仪礼》，也即《士礼》十七篇），并将先秦及秦汉时期有关礼制的文献汇编成解经资料《大戴礼记》，作传授教材之用，戴圣所编为今之《礼记》。《大戴礼记》参考的文献较多，其中《保傅》篇的来源，学者们普遍认为是取自《贾谊新书》 ，尤其是其中的《保傅》《傅职》《胎教》《容经》四篇，这四篇是贾谊作梁王太傅时对梁王所讲述的古礼。

《贾谊新书·保傅》与上引《大戴礼记·保傅》关于“周公辅成王”的记载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在最后一句“殷周之所以长久者，其辅翼天子有此具也”略有区别，《贾谊新书·保傅》写作“太子”，而嘉祥县纸坊镇敬老院出土的画像石中的榜题正是写作“太子”！（图7）

综上推测，汉画像石“周公辅成王”图像所依据的文本很有可能是汉代的古礼教材。

前文已述，目前可见最早的“周公辅成王”图像的画像石为皇圣卿墓阙，说明应用于墓葬的此类图式不晚于东汉初期就已经出现并固定下来，但是皇圣卿为一介平民，即便到东汉晚期武氏祠左石室拥有者的武开明也不过是官秩六百石的“郡丞”，“周公辅成王”图式的文本为何在民间流行呢？笔者分析原因可能有二：第一，《后汉书·儒林传》记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其中《礼》经则采自大、小戴。据前引，早在西汉宣帝时，作为后仓弟子的大戴即与小戴、庆普三家立于官学，明确了戴礼的官方教育地位，相应的，地方官学也非常兴盛。至东汉，地方官学设置范围更加广泛，《东都赋》记载：“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地方教育蔚然成风可作为古礼教材推广至民间的背景。第二，东汉古文经学主要在民间流行，少年的成王形象为社会大众所认知。

另外，从汉画像石的其他图像内容而言，也不能不追溯其更早的宫廷来源，邢义田先生就曾引卢硕的《画谏》强调长安城中未央宫、北宫、桂宫、甘泉宫的壁画——“甘泉宫除了有诸神之画饰，还有金日磾之母……的画像可考，金日磾以降虏亲信于武帝，后来他和母亲的故事竟然变成孝道样板出现在武氏祠和和林格尔护乌桓校尉的壁画中”，据以提醒我们思考“汉墓画像在来源上和西汉宫室的关系” 。

五、结论

“周公辅成王”是汉代画像石中常见的图像题材，这一题材的主题明确、构图统一。作为易于直观看到的武氏祠墓阙上有限的历史故事，“周公辅成王”图像在祠堂和墓葬中有一定的配置规律，就武氏祠左石室与沂南北寨墓考察，祠堂中的“周公辅成王”图像配置在正壁靠近墓主的位置，围绕于祭祀空间，墓葬中则位于象征公共教化的“堂”中，均为墓主力图标榜及推崇的政治典范。因此相比图像要素是否符合实际，图像的意义更为重要。在东汉古文经学流行的大背景下，这套图式的文本来源可能为古礼教材。

从现有的材料看，这套图式至少在东汉初期就已经基本形成，但是它不唯“周公辅成王”一种题材，我们在肥城栾镇石祠画像上也看到类似的人物结构，但该画像描绘的显然不是成王与从旁站立的四辅，而是模拟大禹的墓主 与侍从或拜谒者（图8），可见这套图式在东汉初期曾被其他表现主从关系的题材借鉴 ，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笔者将专文讨论。

作者简介

郝丽君（1984—），女，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艺术学博士。研究方向：美术考古。

（栏目编辑　朱浒） GpUQCRR7jRHHGfztQcOcMuqlTtEEDjKLXkU8PxCKOJlqdx+xPabysWxvPapn5K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