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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为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敦煌壁画外来图像文明属性研究”（20VJXT014）、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计划（Supported by the Project 111）“长安与丝路文化传播学科创新引智基地”（B1803）、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念海史学探索项目“敦煌唐前期石窟造像思想研究”（NH-A-05）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莫高窟第390窟四壁下部供养人可能是对隋仁寿年间颁送舍利活动的图像反映。笔者通过对第390窟隋代供养人图像的分析，认为窟内四壁的供养人图像志特征与文献中所载的隋文帝颁送舍利仪轨活动相符合，并运用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指出第390窟的四壁供养人造像可以了解隋仁寿年间长安与敦煌地区颁送舍利、建灵塔等佛教活动的盛况。这是颁送舍利活动在敦煌和长安地区的群体影像，是一铺生动的形象史料，反映出长安和敦煌之间的密切交流，得益于隋朝二帝对西域的经营。
【关键词】莫高窟第390窟 供养人图像 舍利活动
莫高窟第390窟塑绘造像特征鲜明，因其“原创性”受到学界关注。樊锦诗、关友惠、刘玉权等先生根据第390窟北壁下部供养人题记：“因□□□幽州总管府□□（长史）……供养。”研究认为其最大可能开凿于唐初，即武德年间（618—626），或者也有可能开凿于开皇元年（581）至仁寿末年（604），属于隋代第三期洞窟。
王惠民先生认为有可能开凿于隋代晚期，但“总管府长史题记”也有可能是隋初任总管长史的李崇。
这一时期的莫高窟造像“第三期洞窟尽管比第二期洞窟有所发展，但并没有因受到中原和外来的强大影响而产生大幅度的和实质性的变化”。
再者，第390窟属于有前后室的大窟，开凿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很有可能在第二期内就开始动工开凿，在隋末唐初完工，受第二期的影响较大。
莫高窟第390窟四壁下方供养人男女呈运动状，侍者成群，车马护卫，伎乐梵呗，阵容庞大，和隋仁寿年间的建灵塔颁送舍利这一盛况空前的佛事活动有相似之处。仁寿年间，隋文帝挑选高僧护送，往全国一百多州颁送舍利，先后举行三次。在此背景下，探讨第390窟四壁下方场面宏大的供养人图像和隋仁寿年间颁送舍利活动的关系是本文的研究的重点。依据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本文拟在分析第390窟供养人图像志的基础上，以期了解隋仁寿年间的颁送舍利活动，揭示长安与敦煌密切交流的历史镜像。
莫高窟所绘供养人多位于四壁下方，以积累功德、消灾祈福，形成一种祈愿的普遍性特点。隋代亦不例外，供养人为消灾祈福多绘制于洞窟四壁下方，从第282、302、305等窟所保留的发愿文来看，主要为父母、家眷以及一切众生祈福，基本延续了北朝的信仰观念。
因此在祈愿普遍性特点的情况下本文重点讨论第390窟下方的供养人群体像，对于四壁说法图暂不做分析。
第390窟供养人图像位于四壁下方，数量较多，南壁以绘制女性供养人为主，北壁则主要绘制男供养人图像，东壁门两侧下方多绘制牛车、卫队图像。依据《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第390窟龛外南侧女供养人8身，侍从5身。龛外北侧男供养人存四身。南壁下部女供养人26身，侍从31身。北壁下部为男供养人四十七身，有侍从三十九身。东壁门南下绘牛车、车夫、侍从；门北下绘马匹、马夫、卫队。
图像志描述要求以视觉为中心对图像进行观察与描述。从图像志特征来看，第390窟的供养人特点鲜明：第一，男女供养人泾渭分明，南壁为女供养人，北壁为男供养人。第二，南北壁的供养人侍从较多，并且每个供养人身后都有几身侍从像，侍从和供养人在身高、服饰上有明显区分，在尊卑等级森严的中古时代，这是有意为之。第三，南北壁的供养人手执供器，从东到西，呈运动状。第四，东壁门南北下方的车队数量较大，牛车马车都有出现，甚至出现了保护供养人的卫队。第五，南壁东侧下部出现供养伎乐，共计8人，分别演奏琵琶、箜篌、横笛、排箫等乐器。在南壁东侧下部的小空间之内出现如此多的供养伎乐表明此次供养活动的兴盛。第六，北壁下方偏东处有两身粟特人画像，身材较小，身穿红色连珠纹服饰。根据笔者实地考察，这两身粟特人是从隋朝时就涂绘于北壁，涂绘痕迹较为明显。
第390窟数量庞大又整齐有序的供养人图像是对开窟者造像意涵的显示。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南北两壁的男女供养人整齐划一的朝同一方向做行走状。换句话说，从窟内下方的供养人图像来看，为观者呈现出这些供养人是从东壁门进来，分成两侧像西前行，而将牛车、卫队等属下人员留在门口等候的一幅图像影像，反映出此次供养活动的盛况。隋朝国祚较短，但崇佛较前代更甚，仁寿年间的颁送舍利是其重要的佛事活动，那么如此重大的佛事活动最有可能和隋朝的颁送舍利活动有关。
隋文帝和佛教渊源甚深。《续高僧传·释道密传》中记载隋文帝在后魏大统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此寺生于大兴国寺中，年及七岁，有神尼智仙便对其说“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隋文帝之后果真验证了智仙的预言，“后果自山东入为天子，重兴佛法。皆如尼言”。
在崇佛思想的推动之下，隋文帝不仅复兴佛法，甚至还仿效阿育王，要做佛教转轮王。当然，转轮王也是其巩固统治的手段。
在开皇五年（585）的诏书中明确提出：“佛以正法咐嘱国王，朕是人尊，受佛咐嘱。”
隋文帝在仁寿年间分别举行过三次规模宏大的颁送舍利活动，制定出一系列的颁送舍利仪轨程序。
在“起塔之旦”便率领群臣举行了盛大的佛事仪轨活动。《广弘明集》记载在大兴宫大兴殿“西面执珽而立”，迎请佛像及沙门三百六十七人。在幡盖香华赞呗等音乐声中，隋文帝从大兴善寺来到殿堂，烧香礼拜，率领文武群臣，素食斋戒。“茫茫万寓舟车所通。一切眷属人民莫不奉行圣法。众僧初入。敕使左右密夹数之。自显阳门及升阶凡数三遍。”
根据《广弘明集》记载，隋仁寿元年（601），内使令豫章王杨暕宣告隋文帝《隋国立舍利塔诏》，隋文帝将在仁寿元年（601）六月十三日敕建舍利塔并颁送舍利：
朕皈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现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宣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熏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州），旧无寺者，于当州内清净寺处，建立其塔，所司造样，送往当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尽现僧为朕、皇后、太子广诸王子孙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显生灵，各七日行道并忏悔。起行道日，打刹莫问同州异州，任人布施，钱限止十文已下，不得过十文。所施之钱，以供营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库物。率土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总管刺史以下，县尉己上，息军机停常务七日，专检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务尽诚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内史令像章王臣谏宣。
《隋国立舍利塔诏》对颁送舍利的目的及仪轨程序进行了详细规定，甚至对州县百姓的迎接仪轨都有具体要求。第一部分是隋文帝颁布诏书的目的。隋文帝说自己“皈依三宝”，要与四海之内“共修福业”，最重要的是要“使当今现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在诏书的第二第三部分着重规定了举行建灵塔送舍利活动的一系列仪轨程序，以及仪轨活动所需要的物品。请“谙解法相”的沙门三十人“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熏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各州起塔。上至皇室下至普通百姓“各七日行道并忏悔”，“总管刺史以下，县尉己上，息军机停常务七日，专检校行道及打刹等事”，“率土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中古时代信息不畅，最后部分给隋境内颁舍利建塔的州府以时间上的规定，来确保颁送舍利活动在时间上的统一性。
第390窟的供养人乘坐牛车马车，在卫队的护卫以及侍从的陪同下，在音乐梵呗声中从东壁门进入，分为男女两列向西前进，展现出一幅场面宏大的供养活动。这样场面宏大的佛事供养活动，可与之比拟的只有隋仁寿年间颁送舍利活动时的盛况，这可能是对仁寿年间颁送舍利活动的图像反映。在此情况下笔者将继续分析第390窟内造像如供养人服饰、伎乐等造像题材中浓厚的粟特元素，以期充实此次颁送舍利活动的图像证据。
图1 莫高窟第390窟，采自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全集2·尊像画卷》，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32—33页
图2 第390窟女性供养人，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图版169
图3 安伽墓服饰，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图版77
图4 康业墓服饰，采自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第33页
图5 隋青褐釉陶舞俑，采自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94页
图6 第390窟粟特服饰供养人，采自数字敦煌https://www.e-dunhuang.com/
第390窟属于隋末唐初开凿的大型洞窟，主室形制平面方形，为覆斗顶殿堂窟。窟顶四披绘千佛，西壁开双层龛。四壁中段全部绘制说法图，数量多达一百多铺（图1），是莫高窟供养人较多的洞窟，被学界关注较多。
除数量较多的说法图特征明显之外，窟中造像如连珠纹、供养人服饰、箜篌伎乐、说法圣树等题材同样值得关注，其特征多反映出粟特元素。
据《敦煌石窟内容总录》统计，第390窟中的女性供养人身穿高腰裙，多达32身（图2）。妇女穿裙从汉代才开始流行起来，东汉时期裙子逐渐多见，魏晋十六国时期折裥裙形式较多出现，隋唐以后裙上折褶越来越细密。
在考古发现中，高腰裙多出现在入华粟特人的墓葬图像中，安伽墓（图3）、康业墓（图4）中的女性下身穿高腰多色裥裙，裙长及地，领口有圆领和交领之分，可以看作是粟特女性服装的基本形式。
故宫博物院藏隋代窄袖长裙舞女青釉陶俑同样可见到此类裙式（图5），包含了圆领和交领两种形制，壁画中系带部分有带子垂下，和敦煌莫高窟第390窟壁画中的女供养人所穿服饰多有相似。类似的服饰在莫高窟第285窟北壁女供养人身上同样可以看到，张元林先生研究认为这是粟特人参与营建第285窟时对敦煌艺术的贡献。
不仅如此，南壁西起第31身和第32身人物着赭红色连珠纹胡服（图6），与片治肯特粟特壁画饮食人物衣服相同。据姜伯勤先生研究，第390窟供养人中的胡服，是流行于粟特等地的中亚胡人的服饰。
因此根据第390窟供养人服饰中浓厚的粟特元素来看，受粟特影响较大。
隋朝之时九部乐兴盛，安国乐、康国乐闻名中外，皆以琵琶等为主要乐器。《隋书·音乐志下》记载：“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
曹婆罗门、曹僧奴、曹明达祖孙三代历仕西魏、北齐、隋三朝，皆擅长琵琶，闻名天下。陈寅恪先生指出隋代音乐承袭北齐遗风，多为胡乐，尤以安、曹等西胡氏族音乐影响为重。
图7 莫高窟第390窟伎乐图像，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图版167
图8 安伽墓曲颈琵琶图像，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西安北周安伽墓》，图版40
图9 莫高窟第390窟南壁连珠纹，采自《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图版163
图10 安伽墓中的连珠纹，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西安北周安伽墓》，图版54、79
第390窟南壁东侧有演奏箜篌、琵琶等伎乐图像（图7），琵琶、箜篌通常认为其起源于西亚，经过埃及、波斯、亚述等地传入中国。安伽墓石棺正面屏风第1幅图像中同样有怀抱曲颈琵琶及箜篌的乐师在演奏的情景（图8），相似情景还出现在史君墓石棺上，如史君墓南壁浮雕上同样有怀抱曲颈琵琶的乐师图像。结合以图证史的方法论，从第390窟曲颈琵琶、箜篌等乐器图像来看，和粟特关系较为密切。
隋唐时期说法图中的圣树往往既有中原式的也有西域式的，但西域式芒果树系圣树所占的比例有逐渐增多的倾向。第390窟四壁共画109铺树下说法图，全部为芒果系圣树。这些芒果圣树来自西域民族粟特人的有关内容，可能是象征西域风情的植物。
第390窟壁画的另一显著特征是以连珠纹来作为说法图之间的区隔线（图9）。四壁说法图可分为上中下三层，每层以连续的连珠纹串隔开来。这种风格的连珠纹在中亚艺术中很常见，中亚粟特遗址中多有发现类似的连珠纹。著名者如中亚片治肯特地区遗址，其形制和莫高窟第390窟及第244窟以连珠纹分割画面如出一辙。还有Miho博物馆藏石棺床后屏的连珠纹、安伽墓石棺床上的连珠纹等等（图10），都反映出了粟特文化的影响，第390窟频频出现的连珠纹可能直接来自粟特地区。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波斯风格的连珠纹也为学界所关注，但这并不影响第390窟连珠纹的粟特特色，根据窟内供养人服饰、乐器图像、供养人图像等等元素来看，第390窟的连珠纹和粟特关系较大。
综上，从第390窟中供养人服饰、伎乐图像、连珠纹等造像题材可以看到整个洞窟受到粟特画风的影响较大，具有丰富的粟特元素。关于第390窟和粟特的关系，姜伯勤先生有过精辟论述：“第390窟、第244窟的作者构成了在中国的粟特画派……或许与隋代敦煌寺院高僧中的粟特后裔有关。智嶷在敦煌住寺之时，正是莫高窟粟特风格壁画大盛之日。”
第390窟绘塑题材中丰富的粟特元素便可能和其有关。
释智嶷本姓康，为粟特高僧，仁寿年间被隋文帝派往瓜州颁送舍利。《续高僧传·释智嶷传》记载：
释智嶷，姓康，本康居王胤也，国难东归魏，封于襄阳，因累居之，十余世矣。七岁初学，寻文究竟，无师自悟，敬重佛宗……仁寿置塔，敕召送于瓜州崇教寺。初达定基，黄龙出现于州侧大池，牙角身尾，合境通瞩，具表上闻。嶷住寺多年，常思定慧……唐初卒也，七十余矣。
释智嶷为康居后人，依慧远为师，学习十地及涅槃，“七岁初学，寻文究竟，无师自悟，敬重佛宗”。仁寿从第390窟男女供养人图像特征以及窟内浓厚的粟特元素分析，窟内的供养人图像和敦煌迎接舍利时的盛大场面在图像的反映方面相似。《隋国立舍利塔诏》对颁布舍利活动的仪轨程序进行了详细规定，南北两侧下方男女供养人携带鲜花伎乐，分列两侧，夹路步引。这正是《隋国立舍利塔诏》规定的“初入州境先令家家洒扫覆诸秽恶，道俗士女倾城远迎，总管刺史诸官人，夹路步引，四部大众容仪齐肃，共以宝盖幡幢华台像辇佛帐佛舆香山香钵种种音乐，尽来供养”的图像印证。 [1] 从诏书中规定的仪轨程序来看，是对隋仁寿年间颁送舍利活动的图像再现。探颐索引，可知仁寿年间往敦煌颁送舍利的高僧为粟特高僧释智嶷。
置塔，敕召送于瓜州崇教寺。宿白先生指出，崇教寺可能为敦煌莫高窟官寺。
释智嶷“住寺多年，常思定慧，非大要事不出户庭”，“唐初卒也”，对敦煌莫高窟产生较大影响。贺世哲先生推测隋代敦煌莫高窟第420窟的法华经变可能是精通《法华经》《涅槃经》智嶷所建，或是受其佛学思想而营建。
第390窟作为隋末开凿的洞窟，洞窟内连珠纹、说法图中的圣树、供养人服饰等都带有相当程度的粟特元素，同样和释智嶷有关。他住寺之时，正是粟特画风兴盛之日。
粟特人在十六国北朝时期便信奉佛教。莫高窟第285窟北壁说法图中，便有关于粟特人的供养题记，张元林先生认为第285窟的开凿便与粟特人有密切的关系。
北魏孝昌三年（527）一佛胁侍造像碑，背面铭文：“太岁丁未三月廿五日佛弟子石黑奴为亡父母亡妇儿敬造释迦石像一区……”
敦研343《皇兴二年（468）康那造幡发愿文》中也是关于粟特人发愿做功德的记载。
吐鲁番出土文献中还保存有高昌国时期粟特人信奉佛教的记载，如73TAM517：04/8-2（a）《高昌元礼等传供食帐（二）》（1-265）、64TKM1：28（b），31（b），37/2（b）《唐何好忍等匠人名籍》等等，都有关于粟特人信奉佛教的记载。
郑炳林先生对唐五代时期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做过系统研究，敦煌有很多粟特人担任僧官。
时代和人物的契合为本文研究第390窟供养人图像提供了时间上的标尺和具体的参照体系。仁寿年间释智嶷为往敦煌颁送舍利的高僧，如此盛大的佛事活动对于七岁便参佛，“无师自悟，敬重佛宗”的释智嶷来说毕生难忘。在敦煌住寺多年，把隋文帝颁送舍利这样的重大佛事活动作为影像绘制在洞窟之中合乎情理。窟内北壁偏东处有两身身穿粟特民族服装的供养人，从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第390窟在壁画绘制时把粟特人绘制在洞窟之中，显示出粟特人的佛教信仰。根据供养人鲜明的图像特征、释智嶷往敦煌送舍利的背景，第390窟供养人图像可能是隋仁寿年间颁送舍利活动在图像方面的反映，这是长安和敦煌地区密切交流的反映。
图像学研究的第三层次是对“图像学的阐述”，即对隐藏在图像背后的本质做探究。从上节可知第390窟供养人图像是对隋仁寿颁送舍利活动的反映，同时也是长安和敦煌之间交流的图像再现。那么第390窟供养人图像背后所反映的却是隋朝二帝对西域经营的背景。关于隋朝对西域的经营，研究者甚多。刘满先生对炀帝西巡陇右、河西经过的地区以及地名进行了考辨。
张善庆老师以隋炀帝大业西巡为中心透视炀帝和佛教的关系。
隋文帝“未及十年，平一四海。薄赋敛，轻刑罚，内修制度，外抚戎夷”，
突厥、吐谷浑等诸国遣使入朝朝贡。隋炀帝时，中西之间交流更甚，隋炀帝听裴矩“言胡中多诸宝物……由是甘心，将通西域，四夷经略，咸以委之”。
在裴矩的经营之下，中西之间交流频繁。
《隋书》记载：“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
在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巡期间，“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
大业六年（610），诸藩酋长集聚洛阳，隋炀帝于是在端门街设置百戏，规模宏大，数十里间都能听到，一月之间，灯火通明，所费巨万。
《隋书》记载：大业六年（610），“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可汗以下，亲自来朝贺，天津街百戏、奇伎荟萃，衣服首饰琳琅满目，花费亿万，管弦歌舞，数十里外都可听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
在隋朝经营西域的大背景下，敦煌与长安联系密切，传世史料及敦煌写本都有相关记载。开皇三年（583），罢永兴郡，置敦煌郡，以上大将军史万岁谪贬敦煌充戍卒。敦煌写本P.3720V记载，开皇九年（589），僧善喜在敦煌造讲堂。
隋文帝令天下诸州各立僧尼二寺，高僧释智嶷送舍利之后便在此住寺多年。不仅如此，瓜州崇教寺僧人还在京师写经，《广弘明集》记载“瓜州崇教寺弥善藏在京辩才寺写摄论疏”。
从隋炀帝任命宠臣姬威在大业四年（608）为敦煌太守也可看出炀帝对敦煌的重视。
隋文帝、炀帝对西域的经营使得安国、曹国、米国、何国等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在大业年间来到长安，遣使贡方物。第390窟北壁下方经过刻意绘制的两身粟特装供养人像，可能就是这一时期敦煌粟特人佛教信仰的体现，以供养人图像的形式在第390窟中表现出来。
在隋朝二帝的经营之下，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仁寿年间，隋文帝三次下诏往各地颁舍利、建灵塔的活动促进了两地之间的佛事交流活动。作为隋朝佛教盛事，这一场面宏大的佛事活动被绘入第390窟以做供养。这是敦煌与长安之间密切交流的群体影像，同时也是丝绸之路佛教交流的图像再现。
艺术风格不会随着政权的更迭或战争的影响而突然发生改变，其有着自身的逻辑体系和文本传承。莫高窟第390窟开凿于隋末唐初，这样有完整前后室的大窟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受到第二期的影响存在理论和逻辑上的合理性。
敦煌莫高窟第390窟四壁下方的供养人可能是隋仁寿年间释智嶷往敦煌送舍利时佛事活动的图像反映。通过第390窟的供养人行进行列，可以在图像方面了解仁寿年间长安地区的建灵塔等佛教活动，将《隋国立舍利塔诏》中记载的“道俗士女倾城远迎，总管刺史诸官人，夹路步引，四部大众容仪齐肃，共以宝盖幡幢华台像辇佛帐佛舆香山香钵种种音乐，尽来供养”的佛事盛况作为影像保存在洞窟之中，为后人所观赏，是文献中记载“容仪齐肃”，“夹路步引”迎接舍利的图像再现。
释智嶷是隋文帝派往敦煌颁送舍利的高僧，住寺多年，唐初去世，在隋代莫高窟影响较大。作为文帝时期颁送舍利的亲身经历者，在第390窟这样的大型洞窟中将这一盛大佛事活动绘制在洞窟内也在情理之中。第390窟北壁偏东处出现的两身粟特人画像，这可能是有意为之。
经过隋朝文帝和炀帝对西域的经营，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第390窟供养人图像不仅是隋仁寿年间颁送舍利活动的佛教盛况的反映，还是仁寿年间颁送舍利活动在敦煌和长安地区的群体影像，保存了一铺生动的形象史料。
焦树峰（1994—），男，山西大同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敦煌学、丝绸之路佛教美术。
（栏目编辑 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