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合法性”视野下的《富春山居图》真伪

王洪伟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

摘要： 《富春山居图》的真伪问题发端于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君臣的鉴定意见虽然备受现代学者诟病，但其中隐藏着书画鉴定学科所不能涵盖的政治文化内涵。这些政治文化内涵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真伪问题的发端昭示乾隆帝与汉族大臣在文化话语权方面进入新的博弈阶段。然而，乾隆帝的胜利所遭遇的则是沈德潜等汉臣“反行为”方式的对抗，为真伪问题埋下长达数十年的隐患。其次，两卷《富春山居图》皆残，刻意消除带有火痕的“无用师卷”残卷剩山历史记忆的做法，远不如肯定带有忠于前朝死节之士瞿式耜鉴藏印的“子明卷”为真迹更具政治收益。乾隆帝的鉴定意见虽然有悖于“流传有绪”这一汉人书画鉴藏原则，但其主观意图在政治上无疑是正确的。第三，借助清王朝恢复的巡幸机制，乾隆帝在携“子明卷”的巡幸过程中，不断将“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等江南特有的文化意象赋予长城以外的非汉族区域，大大降低了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造成的种族差异性。携卷巡幸的本质仍属“人地关系”范畴，其主旨在于打破汉族士人固守的江南中心观念，并积极建构北方非汉族区域的文化“合法性”。

关键词： 乾隆帝；《富春山居图》；沈德潜；残卷剩山；巡幸机制；江南意象迁移

在皇帝专制的政治体制之下，个人所起的作用最难把握，莫名其妙的偶然因素往往起决定作用。因此，对历史人物心理上的研究不可忽视，但难度极大，稍有不慎，便误入陷阱，必须多取旁证。

——《燕京学报》徐苹芳先生致清史学家姚念慈教授信

同署元代画家黄公望（约1269-1354）的《山居图》和《富春山居图》，在一年时间内相继进入清内府，并在乾隆帝（1711-1799）的主持下展开真伪鉴定。这次鉴定结论备受现代学者诟病，然而，当我们重新审视整个鉴定过程的微妙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反应时，真伪背后显然有着现代书画鉴定所不能涵盖和解释的诸多现象。笔者认为，二卷真伪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书画鉴定问题，而是关乎着满族政权的文化“合法性”，是由乾隆这位满族皇帝蓄意主导的与汉族大臣的一次文化权力博弈。这次书画真伪鉴定充分呈现了乾隆帝与汉臣之间迥异于前代的新型君臣关系。由此带来的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在清代“民族-王朝”历史格局下，《富春山居图》由巡幸机制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文化内涵。

一　画卷真伪缘起与蓄意

在乾隆十年（1745）冬之前，《富春山居图》可能只有原本与摹本关系，并不存在真伪问题。此年冬天，乾隆帝先得到了署名黄公望的《山居图》，基于此卷题跋与沈德潜（1673-1769）数月前进呈的诗文稿（即《归愚文钞》）所记不合，将之与传闻中的《富春山居图》看作两件不同的画作。第二年（1746）五月，经过进一步比对邹之麟跋语和沈德潜诗文稿图名记载的差异后，乾隆帝内心产生了更多的疑问，辨别真伪的想法愈发强烈。 到了乾隆十一年（1746）冬天，三韩旗人安岐所藏《富春山居图》经傅恒引介给乾隆帝。他剪烛粗观后发现卷上五跋（分别是沈周跋、文彭跋、王穉登跋、董其昌跋和邹之麟跋 ）与沈德潜诗文稿所记皆合，并初步判断所得新卷可能就是传闻中的《富春山居图》。

次日，乾隆帝召集梁诗正（1697-1763）等大臣同观二卷，共议真伪。参与鉴定的汉臣即便不是鉴藏经验丰富的书画收藏家，也至少对流传有绪和名家题跋等常规鉴定原则，应该是不陌生的。梁诗正本人不仅是收藏家，而且是《石渠宝笈初编》的主要编纂者之一。然而，他们的实际回应却有违这一鉴定常规。按照乾隆帝单方面的描述，梁诗正等人提出了与其前夜灯下所观不同的意见——“咸以旧为真，而新为伪”。经过再次反复详览，大臣们的意见受到乾隆帝的重视。他不仅自责“灯下骇以为更得《富春》者，乃误也”，一个“骇”字用的极为生动，表明其内心波澜，而且还指出已经去世的本朝显宦高士奇（1645-1704）、王鸿绪（1645-1723）两位收藏家，以及身边宠臣沈德潜的鉴定“均误也” 。在表面和谐的商讨气氛中，参与鉴定的君臣们达成共识：来源不明的旧卷《山居图》被认定为“无上神品”之真本，正式更名为《富春山居图》（以下简称“子明卷”），流传有绪的新卷《富春山居图》（以下简称“无用师卷”）却被判为“下真迹一等”的仿本。乾隆帝颇为得意地将对“子明卷”的重新正名，誉为象罔得“玄珠” 。“无用师卷”卷首御识并非由乾隆帝亲自书写，而是由汉臣梁诗正奉敕代笔。 因各种不同的内心顾虑而未亲自书写诗文的情况，在乾隆帝那里并不乏见。乾隆十六年（1751），梁诗正奉敕书写双忠祠石刻碑文御识，即是一例。暂且不论这样的结果对汉人书画鉴定传统和真伪事实的挑战，至少否定了沈德潜诗文稿二跋所记。（图1）

参与鉴定的大臣们之所以颠倒真伪，很可能在之前或现场受到了某种暗示。乾隆帝也深知大臣们“揣摩逢迎无所不至”（乾隆九年六月上谕）。汉臣的逢迎上意，即便是虚假的，却是乾隆帝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他内心最顾虑的人，是曾两次寓目“无用师卷”的沈德潜。而真伪鉴定恰恰发生在沈德潜离京返苏期间。因为此前不久，乾隆帝诰封沈德潜曾祖父三代，沈德潜蒙恩后旋即告假返苏祭祖，所以没能参与这次重要的真伪鉴定。沈德潜的缺席既可能是一种巧合，也可能是乾隆帝有意借诰封支开这位宠臣，避免了现场鉴定面对面的尴尬。 与梁诗正等人相比，沈德潜与《富春山居图》有着特殊的渊源。他早在雍正时期就曾两次观阅“无用师卷”并写有题记。第一次（1728）是在家乡苏州，王鸿绪家人持卷求售，沈德潜于黄鹂坊观阅并写下题记；第二次（1735）是在北京，“无用师卷”此时已经转至安岐收藏。友人程莼江从安氏家借出，沈氏重观并再次题记。两份题记都收入沈德潜的诗文稿中。乾隆十年（1745）夏，沈德潜向乾隆帝进呈自己的诗文稿。正是因为阅读了沈氏诗文稿，乾隆帝始知《富春山居图》在世间的一些流传情况。同年冬，他见到“子明卷”，因卷后题跋与沈德潜诗文稿所记不同而对它与《富春山居图》是否为同一卷产生了强烈好奇，并专门就此问题向沈德潜咨询。 沈德潜明知“子明卷”并非昔日所见《富春山居图》，但闪烁其词的和诗并没有正面回答皇帝的询问，也不愿扫了乾隆当时的兴致。“圣人得此屡品评”之后的“敕命小臣题纸尾，迫窘诘屈安能为。昔年曾跋《富春卷》，今阅此本俯仰兴赍咨。天章在上敬赓和，秋蛇春蚓敢望岣嵝山尖碑”数语，却隐含着他的纠结与圆滑。 （图2）此时“无用师卷”还没有进宫，真伪问题处于隐晦不明阶段，乾隆帝遂没有苛责沈德潜的暧昧态度，而忌惮防范之心或由此萌生。

真伪鉴定已毕，乾隆帝认为本朝高士奇、王鸿绪和沈德潜等人的鉴定“均误”，算是对沈德潜之前暧昧态度的明确批评。不仅如此，乾隆帝更是借机发挥在“子明卷”上题下：“叹盛衰而归梦幻，德潜盖详言之，玩物丧志，又不若不识者之为得矣。而况目迷五色，易眩鲜明。于流览其尚可也，于出治用人其可乎哉？因一事乃获三益，是不可以无记，爰书之于旧图，而正其名曰《富春山居》云。”乾隆帝借沈德潜之名阐发的这段话有很多弦外之音，由画卷真伪影射“出治用人”，显然把真伪之辨提升到一个政治层面。借着真伪鉴定之机，他不仅对汉臣的忠诚提出了警示，而且“玩物丧志”的古训也是乾隆批评满人沾染汉人习俗时的常用语。满洲风俗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骑射之外的一切满足娱乐的事情，在他看来，都要坚决抵制。这就是真伪鉴定初期带来的“因一事乃获三益”的一个重要方面。

乾隆帝的辨伪设想取得了初步成效，信心倍增。第二年（1747）春，当再次为“子明卷”申辩时，御识的批评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题跋“无用师卷”的汉族文人，明代的沈周（1427-1509）、文彭（1498-1573）、王穉登（1535-1612）、董其昌（1555-1636）等明代书画家和收藏家都被他嘲讽了一番。清朝的高士奇、王鸿绪，甚至包括他的宠臣沈德潜，也都再一次被提及。 御识中的“高王目迷何足云，压倒德潜谈天口”一语，显得盛气凌人，不容申辩。这种颇为自信的态度也更加反衬了“无用师卷”御识所云“俾知余市骏雅怀，不同于侈收藏之富者，适为叶公之好耳”数语，多少都带着伪装的谦虚。同年（1747）四月，沈德潜从苏州“辞众启行”，六月抵京（《沈归愚自定年谱》）。乾隆帝随即见了沈德潜，命其以御制元韵再次题跋“子明卷”。此时，沈德潜也第三次见到了已被乾隆帝判定为伪本的“无用师卷”。面对画卷真伪的颠倒和乾隆“均误”等有所指向的批评，其内心真实想法虽没有明确表露，但从这次题跋前后两段内容仍可揣测一些纠结和矛盾。他的跋文先是回忆了去年（1746）夏日奉敕题跋《山居图》（即“子明卷”）经历，接着特别提到《富春山居图》（即“无用师卷”）进入内府，并以“《富春》一图流世间（自沈周至高士奇、王鸿绪诸家），声价千金满人口”，隐晦地表达了二者实非一图。但沈德潜知道所有的辩解都是徒劳的，最终只能以“归之内府帝鉴观，两图谁是复谁否。众眼曚瞇云亦云，真者偏左赝偏右。《山居》即是《富春图》，圣论定余重琼玖”（图3）这段难掩阿谀的诗句，不情愿地向乾隆帝宣告了自己的臣服。君臣之间的和诗性质也一改以往文人唱和的平等性，意在突出皇帝的博学与圣德。至此，由乾隆帝发起的《富春山居图》真伪鉴定完成了第一回合的较量。

这次真伪鉴定发生在《石渠宝笈初编》告成不久，此时乾隆帝对汉人书画鉴赏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尽管他的题跋表现得尊重客观且态度谦逊，但在鉴定过程中他到底说了什么，或者作了怎样的暗示与诱导，我们今天已无从知晓。汉族文人直到乾隆初期仍垄断着书画鉴赏的文化权力，这是不争的事实。清王朝虽说以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人为政权主导，但它所继承的是以整个汉文化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如何抵制汉人在文化上的优势心态，必然是清初皇帝极为费神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他们持续构建自身统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在真伪鉴定过程中，参与的汉臣们应是领会到了皇帝的真实意图，否则不会违背流传有绪的鉴定准则去纠正乾隆帝前夜本已合乎事实的鉴定意见。当然，所谓的纠正完全来自乾隆帝个人遗存的文字，汉臣们就鉴定细节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对比的文字记录。原因或许如下：由于必须生活于一个征服者政权之下，清代中国的文人阶层早就学会了谨慎行事。他们所受到的文化熏陶是从儒家经典中得到的，而政治训练却来自于生活在清朝统治下的现实环境，“毫无疑问，异族统治——尤其是事无巨细均要插手的乾隆的统治——使汉族文人们变得心存恐惧、小心翼翼” 。乾隆时期，“揣摩圣意”是大臣们普遍选择的生存之道，两本画卷的真伪逆转就是这种政治状况的缩影。乾隆帝曾明确指出“诸臣之趋承惟谨者，多出于自私自利之念”。然而，汉臣的逢迎即便是虚假的，但却是乾隆帝最希望看的结果。

满人傅恒（1722-1770）在“无用师卷”入宫过程中也扮演着刻意逢迎的角色。作为孝贤皇后富察氏（1712-1748）的弟弟，他对乾隆帝当时喜爱和收藏汉人书画的热情，以及书画本身的商业价值，应该都有一定的了解。“无用师卷”中梁诗正手书御识所忆“于沈德潜文中知其流落人间，庶几一遇为快”，可证乾隆帝通过阅读沈德潜诗文稿知悉了“无用师卷”流传史实和递藏至三韩旗人安岐家后，就有了期待与之一遇的想法。梁诗正奉敕所书御识中的“庶几一遇为快”一语，暴露了其真实的想法。乾隆帝在与傅恒日常相处的过程中，难免会聊及书画鉴藏价值或《山居图》《富春山居图》二图等话题，并依据沈德潜诗文稿第二则题记谈及安岐的收藏。在乾隆帝感兴趣于《山居图》与《富春山居图》二卷异同之际，安氏就“家道中落”并向傅恒求售“无用师卷”及其他所藏书画。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势劫”（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之结果呢？或许，“家道中落”的说辞使得安家出售书画藏品顺理成章，避开了帝王之家“巧取豪夺”的嫌疑。而从傅恒口中说出“是物也，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将安用之”的话，看似诚实，却暗藏狡黠。傅恒的话至少为了两个目的：一是向乾隆帝表明自己作为满人没有过分沾染汉习，竭力拥护“满洲之道”；二是将汉人书画价值置于实用主义物质层面，故意在乾隆帝面前伪装“无知”，以便将文化层面的话语权空间让出来。乾隆帝回以“汝弗识耳”的轻蔑态度和卷上题写的论述画卷真伪的大段御识，证实了傅恒达到了这种目的。傅恒之所以如此，正是基于他对乾隆帝警戒满人“汉化”和自负性格的了解。在几年之后的金川战役中，傅恒的“作态”展现为更为高超的权谋心术，即时刻尊奉皇帝的耳提面命。乾隆帝也得意地认为，“经略大学士（傅恒）虽才智颖敏，亦由朕数年以来教导而成，识见何能高出于朕”（乾隆十三年谕旨）。

满人如此，更何况汉人。乾隆帝虽然“优礼文人，往往出乎常格之外” ，但对汉族上层文人的忠诚一直心存疑虑，尤其对文才胜于自己的文士，更是“外示优渥，内实狎侮”。他要维护自己出身异族的君主威严和巩固满族政权的利益，就必须在汉臣面前展示无上的权力。无论是梁诗正、沈德潜等汉臣，还是满人傅恒，他们顺从乾隆帝的做法，都带有清史学者高王陵提出的“反行为”特征。 “反行为”是存在于清代官僚中的一些“恶习”，诸如迎合上意、遇事毫无定见、对新事物懦弱怯惧、畏难裹足，奉行无事为福的宗旨，处处敷衍了事；知情不报，欺瞒上司，或有意延搁公事；僚属之间，上下通同，逢迎挟制，上和下睦，官官相护等。这些是他们抵制皇帝专制权力的惯用手段。“反行为”最难实施的基本前提是要有装假和欺骗的意识，采取的是表面顺从的态度，目的仅仅是为了在专制和高压的政治环境中保全自我（高王陵《清朝官员的“反行为”》）。或如美国学者斯科特（James C.Scott）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所分析的，弱势群体在面对霸权时，往往会选择“装糊涂”“假装顺从”等方式作为自我保护的手段。在乾隆朝，大臣们的“反行为”意识是自乾隆登基伊始培养起来的。从乾隆元年（1736）四川巡抚王士俊奏疏一案开始，大臣们就逐渐习惯了乾隆的偏好和关注点，以及他的狭隘心胸与弱点，由此“一个新的、完全听命于乾隆的官员队伍就这样出现了”（欧立德《乾隆帝》）。

乾隆帝有意制造真伪争议，借机压制汉族精英士人的优势心理。从“夷夏”的传统观念看，统治中原地域的“合法性”争议，不仅仅来自单纯的种族之分，更有着浓重的文化差别意识。乾隆帝自登基后一直处心积虑的问题是，作为“征服王朝”，如何使长期尚武的满族政权在占据文化优势的汉族文人面前不失威严。然而，权力的滥用造成处于弱势的汉臣心理的异化。异化的表现就是遇到问题时，缺乏基本的原则和立场，一味地逢迎上意，政治性格“懦弱怯惧”。关乎忠诚的隐患在真伪鉴定伊始就已潜伏，并在之后的数十年中不断滋生。令乾隆帝没有想到的是，问题出现在他最恩宠和信任的大臣沈德潜身上。沈德潜为官十一年（1739-1749）期间政绩平平，但因倡导“温柔敦厚”诗风，自乾隆七年（1742）起就受到乾隆帝的礼遇和恩宠。沈德潜于乾隆十四年（1749）致仕归苏之后，思想和行为都远离了皇权的严格监控，在潜藏反清意识的江南地区很可能失去了居官期间所表现出的委顺态度，这也是乾隆帝内心的忧虑。在首次南巡中（1751），乾隆帝在苏州停留长达八天，仅次于在杭州驻留的时间，其间专携“子明卷”登苏州灵岩山，南眺具区山麓下的沈德潜书斋。他的专访用意颇深，既有对昔日宠臣的思念，也暗含对这位苏州文人领袖居家两年期间行为举止的考察。此番考察让乾隆帝觉得沈德潜依然是值得信赖的。

随着乾隆十六年（1751）孙嘉淦伪稿案的发生，文字审查渐趋严格。乾隆帝对沈德潜的不满起于订正《御制诗集》十二卷。沈德潜擅自“悉以评骘，颇多删减”的做法引起乾隆帝的不悦。沈德潜死后，乾隆帝又命其子孙上呈其遗稿原件，暗含审查其私意的想法。当看到遗稿内有沈氏为其捉刀之文后，他内心极为不悦，对近侍说，“朕以为归愚笃实忠谨，与他名士不同，不意其欺世盗名直如此之甚也” ，自此“心恶之甚”。两人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源自沈德潜遗稿中的《咏黑牡丹诗》。此诗也可能有托名之嫌。诗中“夺珠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一语，明显是对满族政权“合法性”的攻击与否定。刚刚经受剪辨妖术案折磨的乾隆读后怒斥道：“此入之胡中藻、戴南山集中则可，而谓归愚受恩深重，位极人臣者，乃亦作是语耶？若在圣祖之世，允以诛族。即朕早知胸襟不正，亦应明正典刑，乃竟为所欺至数十年之久。” 胡中藻（？-1755）《坚磨生诗钞》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一世无日月”等抗清隐语。在任广西学政期间，胡中藻所出试题考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被乾隆帝释为“‘乾’为当今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戴南山即戴名士（1653-1713），康熙五十年（1711）发生“《南山集》案”。伴随遗民时代的终结，此案也标志着康熙初中期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逐渐收紧，清朝皇帝与汉族文士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起来。所以，《咏黑牡丹》诗若出现在康熙年间，沈德潜当有“诛族”之祸。乾隆帝虽然极为气愤，但顾忌“有妨己之名誉，仍隐忍不发” ，并没有对死去的沈德潜有所惩罚。致仕之后，沈德潜还曾公开将钱谦益列入《清诗别裁》。这种做法也有违乾隆二十六年（1761）以来朝廷对钱谦益贰臣身份的谴责和对其诗文的查禁政令。此外，沈德潜虽然当年表面上顺从了乾隆帝的心意，但直到去世时私下里仍记“子明卷”为《山居图》，而未改称《富春山居图》，这就说明他内心对皇帝鉴定意见的不认同与暗中反抗。乾隆帝可能通过遗稿对其私意有所察觉。沈德潜多处忤逆之举刺痛了乾隆帝敏感多疑的神经，令他迁想到沈德潜在《富春山居图》真伪之辨中的假意逢迎和欺君行为，意识到其虚假的忠诚，并对当年有所疑虑的画卷等次与“出治用人”关系作出了新思考。乾隆三十六年（1771），与沈德潜并称“东南二老”的另一位宠臣钱陈群（1686-1774）入京贺太后大寿，在此期间奉敕在“子明卷”沈德潜跋后又题写了一段文字，以欧阳询“三日坐卧索靖碑”（图4）的典故，重新代表汉臣表达了对乾隆帝鉴定意见的顺从，以类似“递补”的身份取代了不忠的沈德潜。至此，乾隆帝主导的真伪鉴定结束了第二回合的较量。

广搜民间藏书而引发乾隆时期的第二波文字狱。到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本已脆弱的君臣关系完全决裂。起因是沈德潜为徐述夔（1703-1763）《一柱楼集》作《述夔传》 ，并称其“品行文章皆可法”。徐氏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语句，被乾隆帝认为隐含“系怀胜国，暗肆诋讥，谬妄悖逆”的反清复明之意。本已对沈德潜心怀恨意的乾隆帝知悉后，以“卑污无耻”“玷污缙绅”（《清朝通志·谥略六》）等严辞公开怒斥沈德潜虚假的忠心，并下令给予沈德潜削谥扑碑的严惩，甚至还有剖棺戮尸的传闻。这种做法堪比几十年前雍正帝（1668-1735）对待否认清政权“合法性”的明遗民吕留良（1629-1683）。乾隆帝的震怒自然在情理之中，是对沈德潜长期隐忍的最终爆发，如人所评“可见忌克之恶，种子虽暂忍潜伏，而必有萌发之一日焉” 。沈德潜被削谥扑碑后数年，乾隆帝为了表达“余不负德潜，德潜实负余也” 的痛惜，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敕命金士松（1718-1800）等多位汉臣将沈德潜诗文稿中的两则跋语“补书”于“无用师卷”卷尾，与沈德潜当年在“子明卷”卷尾奉敕所书“和诗”形成了鲜明对照，大有一种以真喻忠、以伪喻奸，揭露其悖逆负心、隐匿异念的意图。画卷真伪再一次承载政治使命，跋文不仅再次重申“无用师卷”仅为仿本之佳者，而且提及画卷真伪与“出治用人”之关系，更进一步表达了乾隆帝“道无弃材，义有差等，仍命书沈德潜两跋于是卷末，更征化裁含覆之广大” 的宽宥态度。至此，乾隆帝主导的真伪鉴定结束了第三回合的较量。

江南文士在乾隆帝鉴定《富春山居图》真伪的过程中，虽然充当着顺从者的角色，却不能说是心甘情愿的。沈德潜当时作为乾隆身边唯一一位曾经寓目并题跋《富春山居图》的汉族文士，在皇帝面前的妥协态度反衬出君臣关系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最终使得他从皇帝眼中的宠臣变成了蓄意谋反之人，为其逢迎欺骗行为付出惨痛代价。参与真伪鉴定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梁诗正的忠诚，在乾隆帝眼中似乎也不十分可信。当胡中藻文字案发生之后，乾隆帝专门派浙江按察使富勒浑留心观察梁诗正的反应，得知梁诗正“知惧”后始放心。由真伪鉴定带来的紧张人事关系，也令乾隆帝对“无用师卷”将来“俟入《石渠宝笈》”的承诺，随着不断出现的偶然事件变得极具弹性。

从事件发展的关联性看，如果没有乾隆帝敕命钱陈群和金士松等人卷后题诗的后续行为，沈德潜违心之举与画卷真伪的关系可能就不会如此明确。这些新增的题跋再明确不过地表明，画卷真伪鉴定与沈德潜人品忠奸完全可以类比，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其“政治罪”的一种指控 ，甚至是对所有可能出现的谋反行为或思想异端的警戒。以沈德潜的案例看，乾隆帝借助权力“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克罗齐耶《官僚现象》）的《富春山居图》真伪鉴定，与《咏黑牡丹》《述夔传》等严苛的“文字狱”交错并施，更好地取得了对汉族士人精神世界钳制与伐剿的效果。有清史学者指出：“乾隆皇帝固然能够通过高超的政治手段驾驭商人、士人，让他们不得不依赖于朝廷的威德，但沈德潜的案例说明，尽管朝廷和江南士人之间曾经有过很愉快的合作，有过‘双赢’，可是一旦触及政治理念的底线，表面上的和谐便很难维系，即使像沈德潜这样受过朝廷太多恩宠的人也不自觉地滑向了另一边，而费尽心机的乾隆帝也就毫不含糊打破那种微妙的平衡。”

围绕真伪问题，沈德潜的前后遭遇终究有着必然的因果关联。从“子明卷”入宫伊始，他因有两次寓目“无用师卷”的经历而逐渐陷于被迫掩饰个人真实想法和忠诚维护皇帝权威的紧张关系当中。这种紧张关系的始作俑者并非乾隆帝，而可以追溯到其父雍正帝。雍正二年（1724），《御制朋党论》郑重申明：“能与君同好恶，夫是之谓一心一德而上下交”。这里所要求的臣对君绝对服从，恰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中所批判的“仆妾”关系。清朝即便延续了经筵讲学制度，但却是君主与士人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个时期的讲官几乎完全失去了士人的独立人格，变得更加谄媚阿谀。乾隆帝本人对这次真伪鉴定的结果应该是满意的，顺利地将汉臣从书画鉴赏传统的拥有者，也可以说是知识体系的缔造者，逆转为新型君臣关系和权利制衡的协从者。诸位大臣对乾隆并不真诚的顺从与逢迎，也验证了“君正臣从谓之顺，君僻臣从谓之逆”的逻辑关系。士林思想与行为虽有其自我运转的逻辑，但在清朝严酷控制的氛围下越来越难以自足的状态下存活下去。在与清朝君主的博弈中，士林阶层逐渐成为其整体政治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乾隆时期，这样的君臣关系无处不在，也逐渐渗透到清内府书画鉴藏领域。借用德国学者韦伯（Max Weber）的“家产制”理论，清内府的书画收藏体系悄然建立了一个新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个权威虽然貌似尊奉汉人传统，但实际操控者却是乾隆帝本人。在必要的情况下，鉴定意图完全服从于皇帝个人的主观意志，而非既有的鉴定经验和准则。新的鉴定权威感的建立，仰赖臣服者对君主无条件的服从。

所谓的“乾隆盛世”代表清王朝的成功，但空前的繁荣也带来了新的困境。这个时期的清王朝在汉族区域所面对的现实问题，与之前有所区别。前期对汉人疆域的征服绝大部分是依靠满族人的勇武善战，昔日的征服者已经成为汉人疆域和文化的接管者，这就需要将武力的征服行为提升为对复杂管理制度和庞大文化遗产的接受与解释能力。这是乾隆帝自登基后一直处心积虑的问题：作为“征服王朝”，如何使长期尚武的满族政权在占据文化优势的汉族文人面前不失威严。他在重建某些问题的权威性方面以故意压制汉族精英的方式，树立“满族至上主义”的自信力。持续权力博弈的长期意图，则是将汉臣改造成俯首听命、逢迎上意的“奴才”，在“民族-王朝”的政治格局之下催生了一种新型君臣关系。清朝官员的政治性格较前代表现得更为懦弱，与宋代“君臣遇合”和明代“君子思不出其位”二者皆有不同。宋明时期君臣共天下的理想在清代基本荡然无存。这也是明代皇帝何以饱受臣下訾议，而清朝皇帝的威严则不容置疑的根本所在。

两卷《富春山居图》的真伪问题，承载了满族统治者与汉族文臣之间不甚和谐的政治关系。这次看似普通的书画真伪鉴定实则危机重重，暗藏满族皇帝与汉族精英（尤其是江南士人）对话语权的争夺，更关乎满族政权对汉文化遗产的继承与解释。究其本质，清内府主导的书画艺术鉴藏，是清初以来表征社会文化转型“文质”之辨（从属于南宋发展起来的“夷夏论”范畴）的一种延伸，这既是满人入关之后汉族士人不时流露出自身占有文化之优势地位所逼迫出来的，也是满族统治者在文化道统方面主动借助艺术鉴藏取代最初依靠暴力征伐来获得深度“合法性”的必经之路。所以，清内府书画鉴藏与之前历代皇家庋藏的基本动机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深深地涉及新“道统”建构进程中如何消弭民族身份所带来的文化差异等问题，其旨归依然在于维护政权统治的“合法性”。

满族统治者发挥了高超的统治技巧，欲求极力重塑汉族士人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使之成为“大一统”模式的合法性资源。其复杂治理技巧的运用显然与前代有别。 清王朝初期，“部族政权”占据优势。由异族部落控制国家权力、掌握政权的方式，相比传统的“士人政权”带有很大的私心，处处维护其“家产制”特权，强调任职官员的忠诚。 他们采取的统治措施算不上政治制度，更接近于法术，是一种控制政权的手段。两相比较，“士人政权”区别于“部族政权”的关键之处，在于“文化”方面，受到由“种族”辨别“文化”历史观的影响，“士人政权”推行的政治制度，则非常仰赖文化的辅助作用。 满族皇帝对汉族文化艺术传统的学习，自康熙以来就被积极提倡，这也是清王朝较之前的元朝统治更为长久的一个重要原因。较之元末农民起义的动荡局势扰乱了元朝统治者正在提高的汉文化修养而言，乾隆帝得以进一步深入领悟汉文化艺术，则是基于康熙、雍正两个时期政权统治的日渐稳固。而且，他也明显意识到书画鉴藏隐含着更为广阔的天地，尤其是绝大部分书画鉴藏家和鉴赏经验都出自江南文人。他们在这个领域带有天然的优越感。“江南”在乾隆帝之前的清朝皇帝心中原本就是一个充满威胁的政治问题，书画鉴藏成为权力之争的新场域也就在所难免了。 “无用师卷”自沈周以来较为有绪的流传历史和诸家题跋，在乾隆帝眼中难免不会被理解为以一种示威性隐藏着难以跨越与消除的文化优势。沈德潜即便不敢刻意在乾隆面前表露自己具备的书画鉴赏优势，但从乾隆帝的态度不难推测，其诗文稿对《富春山居图》的记载，本身就代表汉人天然拥有对此道的话语权。

《富春山居图》真伪鉴定还隐藏另外一个问题，乾隆帝通过沈德潜第二则题跋所云“《富春山居》归安氏未为得所”一语，感受到汉族士人对三韩收藏家的鄙视。“子明卷”御识则有意地强化了沈德潜的这种说法。作为多民族统治王朝，清代统治者要处理的民族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这是清史学界长期重视的问题。以往研究更多关注清王朝与江南汉人、内亚诸民族等方面，近年来随着清代中朝关系研究的逐渐深入，与满族人一起入关的三韩人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少数民族群体。他们虽然身入旗籍，在政治上对满族统治者俯首帖耳，但至少自明代以来朝鲜人在接受中原文化方面便比北方其他民族自觉更有优势。“三韩”在清代“民族-王朝”格局下已经获得其民族地位，但朝鲜国则远没有达成对满族统治中原的认可。安岐（1683-约1746）本系朝鲜人，后入旗籍。作为清代的大收藏家，他在不少传世书画作品上都钤有以国别表明出身的“朝鲜人”印鉴（图5），这在古代书画鉴藏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作为收藏家的安岐，在清代的处境其实也比较尴尬。他以三韩人的外族身份成为高士奇、王鸿绪等汉族收藏家之后最重要的书画收藏者，并于康熙七年（1742）完成《墨缘汇观》的编纂，但其鉴赏水平却受到一些无财力购藏画卷的汉族士人的轻视。

乾隆帝收藏“子明卷”之前就已阅读过沈德潜诗文稿，也由沈氏在“无用师卷”后写于雍正十三年（1735）的第二则跋文“黄子久《富春山居图》……程子莼江于安氏借得此卷”数语，知晓了“无用师卷”被三韩人安岐收藏的事实。一位三韩人占有大量汉人书画，对于同为异族的满族统治者而言，无论如何都不合乎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诉求。 雍正时期，明珠家族对安氏家族政治命运固然存在很大的影响 ，而一旦涉及书画鉴藏等文化问题时，满族统治者所考虑的主要是汉族文化遗产继承的合法身份。安岐生前是否主动向乾隆帝敬献书画，没有确切的证据。乾隆五十五年（1790），朝鲜人柳得恭（1748-1807）从罗聘（1733-1799）处听闻安岐曾因进献书画而获乾隆帝赏银千两。安岐家族作为当时最大的私人收藏家，事实究竟是主动进献，还是家道中落，或者有傅恒私下“巧取豪夺”的行为，都无关紧要，其藏品进入清内府就是乾隆帝需要的最好结果。然而，更隐晦的心理因素应该受到重视，沈德潜诗文稿因安岐收藏《富春山居图》“未为得所”而感叹“文人学士不能有之”，以及期待“后有如白石翁者，或更当归之”，固然表达了汉族士人的愿望，但这些言辞很可能被满族出身且心思敏感的乾隆帝解读为一种带有针对性的影射。这难免不是重新评定真伪的一个心理诱因。

在安岐之前数十年，三韩人王廷宾（生卒年不详）也颇有策略地从吴其贞（约1610-1680）处批量收购书画名迹，“所得之物皆为超等，遂成南北鉴赏大名” ，并将之带回关外。《剩山图》也在出关藏品之列。即便安岐和王廷宾都已身入旗籍，但在具备共同继承汉族文化遗产的条件时，满族统治者对这些旗籍三韩人的真实态度到底如何，值得深思。这些都是真伪背后隐藏的人事关系和族群矛盾。

见史料易，证人心难。乾隆帝在两卷《富春山居图》真伪鉴定过程中，有着太多没有被明确记录的心理活动。以上所述虽然难以全面得到确凿史料证据的支持，但若从乾隆帝整体的政治策略看，谁又能完全否认这次真伪鉴定不是他在文化话语权方面的深谋远虑呢？乾隆帝是一位满族统治者，书画鉴藏在其日常生活中充当着“几暇怡情”的雅玩角色，而二者之关系又绝不限于此。 往小处说，这是两幅山水画作的真伪鉴定，往大处着眼，则关乎清王朝对文化“合法性”和话语权的诉求。有学者认为，中国帝制历史如此悠久，乾隆作为天子对自己的“合法性”时时感到不安，他竭尽所能地使其本人和皇权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后人对此是很难进行谴责的。 汉族士人在真伪问题中的集体“失语”，一定程度上代表他们曾经拥有的对书画作品的解释权力被剥夺了。经过这次文化权力的博弈，江南士人内心无论怀有怎样的异念，在现实中不得不屈服于君主的意识形态构想。至少在乾隆帝的眼中，汉臣在他面前压制真实想法和逢迎上意，就是文化优越感的丧失。《富春山居图》鉴藏与真伪问题背后，实则是乾隆帝“出治用人”政治理念在书画鉴藏领域的渗透。至少在乾隆时期，反抗是不能公开的，真伪问题完全从属于皇帝本人的权力意志，是清王朝族群意识和“家产制统治”下内府书画鉴藏的重要成果之一。“无用师卷”在嘉庆时期入编《石渠宝笈三编》看似完成了乾隆帝“俟入《石渠宝笈》”的遗愿，实则是满族统治中后期君臣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二　从残卷剩山到文化疆域

两卷《富春山居图》真伪问题，在占少数的满族人统治力量增强和寻求文化“合法性”的历史环境和意识形态下被促生。它遗留给我们的表面上看似一个真伪鉴定问题，更深层次则是一个包容量较大的政治问题。书画鉴定固然有着自身的研究范畴与方法，但《富春山居图》与大部分传至清代的绘画作品相比，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特殊性。它们从一开始就带有不易觉察的遗民特征与政治色彩。“火殉”事件的真实性虽然存在争议，但“无用师卷”火后残卷和前段《剩山图》对明清鼎革之际“残山剩水”的时代影射，难免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子明卷”如何出现于世间，至今仍扑朔迷离，争论不休。与“无用师卷”类似的是，其尾段之残与卷上所钤抗清死节之士瞿式耜鉴藏印，对于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也存在不小的威胁。“乙酉”“国变”“兵火”等字样不时出现在《富春山居图》相关文献中。这些特殊的印记使得它们与清王朝政权“合法性”的关系远超普通书画鉴藏的娱乐性。康熙、雍正两朝，汉人传世书画固然吸引了清朝统治者的观赏兴趣，但将它们蕴藏的不安定因素纳入“合法性”建构的，还要数乾隆帝。

针对“火殉”事件，乾隆帝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态度，对卷上三处半火痕视若无睹。这种做法意在削弱清初遗民时代有关“无用师卷”残卷剩山的历史记忆。

清初以来关于顺治七年（1650）此卷“火殉”事件的文献记载，即便不完全统计，至少也有二十余份，集中于清初四十余年间。“火殉”事件的发生，表面看是吴洪裕个人的原因，但就清初的整个时代氛围而论，这难免不是明遗民以残卷剩山寄托哀思的一种极端方式。画卷究竟是殉个人，还是殉大明，固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予以坐实，而此一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实难令人将之置于整个时局之外。况且，以画殉葬行为在清初并非孤例。吴洪裕的好友遗民画家邹之麟在“火殉”事件之后几年，也曾以黄公望《江山图》殉葬。 类似的现象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遗民带有共性的时代选择？

“无用师卷”卷前三处半火痕昭昭入目（图6），乾隆帝和诸位大臣对此都闭口不谈，难到他们对“火殉”事件真的一无所知吗？乾隆帝有兴趣考证记载模糊的“子明”究竟是何人，却对卷上触目可及的三处半火痕视若无睹，在数十则御识中也避谈火痕之来历。这发生在心思缜密的乾隆帝身上，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与“子明卷”同时编入《石渠宝笈初编》的程正揆（1604-1676）两则《临富春山居图》跋文，一则提及“无用师卷”残缺事实，一则提及《剩山图》火迹犹存。其中“经兵火，失其半”（程正揆另有“甲乙间遭兵火，失去中一段”近似记载）的敏感文字，是否会被乾隆帝看作是对清军入关致使画卷残毁的指责，不得而知。自始至终，乾隆帝不提残卷火痕一字，内心对此似有所芥蒂。选择避而不谈似乎反衬出他一贯的“猜疑心和内心深入的不安全感和无处不在的潜在的危机感” 。

归纳与“火殉”事件相关的历史文献，不难发现，其中大部分听闻与叙述者都有一定的遗民身份。因而，若不能正确地权衡残卷、剩山之隐喻存在的历史维度，我们也无法理解为何康熙中后期，随着明遗民群体逐渐退出历史，“火殉”事件也消失于各大收藏家和观阅者的记忆中，如高士奇、王鸿绪和安岐三位收藏者在著录中对此莫不三缄其口。沈德潜诗文稿中的两份题记不仅对“火殉”事件不及一字，而且叙述画卷鉴藏经历时只云“入国朝，归高江村，后归王俨斋，迄今在三韩安氏”，直接跨过了清初遗民时期画卷在江南遗民中间的辗转经历。“火殉”事件若果真就是一次单纯的书画鉴藏之厄而绝不影射明清易祚之时代，一定会成为收藏家和观阅者的谈资。显然，这个事件的现实影响是增加了“残卷剩山”与时代的互动关系。沈德潜等人如此谨慎之行为，只能令人作如下推理：针对“无用师卷”残毁事件的不断复述，都有可能被当作强化“残山剩水”历史记忆和对清朝统治“合法性”挑战的文字证据。清初，明遗民参与“火殉”事件的叙述，使得其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与遗民记忆贯穿于清代初中期，与清王朝“合法性”建构的最关键时期相伴而行。乾隆帝的高明之处恰在于懂得止息其负面影响最为妥善的手段，也就是“捂盖子”（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即通过权力手段压制存在于易代之际有关“火殉”事件的集体记忆。

现代书画鉴定长期局限于画作真伪考证，极大程度上忽视了“火殉”事件与清初遗民的交集。明清鼎革之际，“无用师卷”残卷形态和《剩山图》之名，大有一种对清初“残山剩水”明遗民心绪的隐喻倾向。 大明江山的残败破碎已然如此，满人对汉人的残酷杀戮、薙发令的实施等现实的族群冲突，都使得《富春山居图》的“残卷剩山”形象如此契合明清鼎革的时代特征，正如邹之麟（1581-1654）于顺治九年（1652）在《富春山居图》临本诗跋“此日真形已残败，却怜纸上化为烟”所暗示的那样。画卷之残与大明江山之残的关系，在“国变”“劫灰”“残败”等诸多隐语中折现出来。 这些自清初以来就威胁着满族政权“合法性”的文化符号，在当前的书画史研究中却鲜受关注。而且，“无用师卷”被焚之后不久，后段长卷就被转入丹阳张范我家中，悄然与死节之士张捷（张范我之父）产生了间接历史联系。 前段短卷归吴其贞，自此有《剩山图》之称。“隐语”之风大兴于清初。明清之际的遗民，一方面不甘埋没其忠于故国之气节，另一方面又“讳忌而不敢语，语焉而不敢详”。物不得其平而又不能鸣，因此被逼入了一条自创隐语系统的曲径。 因此，对明遗民而言，“剩山”即是最好的暗示明清鼎革之“隐语”。遗民们以残卷剩山之微光，暗表遗民之心曲。

吴洪裕（1598-1650）往往仅被看作《富春山居图》递藏过程中一位重要的收藏者，其遗民身份和逃隐行为在以往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吴洪裕固然继承了其父吴正志（1562-1617）的隐居志向，但二者归隐的动机却有明显的区别。吴正志因万历时期党争纷乱而隐，吴洪裕则因明亡而隐。其携卷遁隐、守园卜居、以画殉葬等行径，在清初遗民“死易生难”的历史境遇下，皆可以说是“固守残山剩水之节，以终其身”的遗民志向。当时有缘进入“云起楼”的观画者和叙述“火殉”事件者，大多为清初较有代表性的明遗民，如“唐氏二难”之唐宇昭（1602-1672）、“六朝遗老”邹之麟、沈颢（1586-1661）、侯方域（1618-1655）、陈维崧（1625-1682）、吴湛（1613-1653）等。在反清复明意识波涛汹涌的清初江南地区，“火殉”行为即便排除吴洪裕个人的反清复明动机，却也给苟活于世间的明遗民留下了解读空间和隐寄哀思的机会。带有火痕的前后两段《富春山居图》残卷，既是一种物理形态，同时也隐藏着明遗民群体对汉族文化艺术的信仰与对江山异色“残山剩水”的慨叹。

针对“子明卷”上瞿式耜的鉴藏印，乾隆帝则采取了借题发挥的策略，通过保存、甚至伪刻的方式有意突显其存在。这种做法一方面利用抗清死节之士加强清朝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配合了当时官方的历史书写和政治认同，在书画鉴藏领域渗透“忠君”观念。

“子明卷”上有两方半瞿式耜鉴藏印（卷前压缝处两方，卷尾压缝处半方），拖尾孔谔跋后空白隔纸右下角有一方“瞿稼轩收藏印”。徐邦达较早指出，这些瞿式耜鉴藏印均系伪印，余辉在此基础上推测钤盖者是唐宇昭，目的是为了牟利。 “牟利”之理解固然符合书画作品市场流通的常规，但这只代表作品的艺术属性，没有包括易代之际作品可能被明遗民赋予的社会属性。作为清初著名的抗清死节之士，瞿式耜（1590-1650）的事迹在当时广为流传，其鉴藏印无论如何都会令清朝统治者有所警惕。

“子明卷”入宫之前，孔谔跋后隔纸上应仅有一方“瞿稼轩收藏印”，隔纸后接沈德潜奉敕两跋。此方瞿式耜鉴藏印并不合乎鉴藏常规，因为这段空白隔纸没有任何与画卷本身产生关联的有效信息。乾隆帝钤印之时本可以割去带有瞿式耜鉴藏印的这段隔纸，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同一隔纸上方相继钤下“信天主人”和“乾隆御览之宝”两方硕大的鉴藏印。 （图7）其上下位置和印章体量，都令瞿式耜的鉴藏印相形见绌，在视觉上似有一种强烈的压迫感。此方被鉴定为伪刻的“瞿式耜收藏印”，是否专门为了满足乾隆帝之私意，学界当下的研究已显出端倪。

“信天主人”是乾隆帝最喜欢的一个名号，其意本自乾隆《开惑论》（1759）“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建非常之功，以举非常之事；举非常之事，以籍非常之人”等意。中国自古就有以“天命”解释政权更迭的传统，借助“天意”传达清王朝合法性，也是乾隆帝经常使用的手段。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军击败阿睦尔撒纳后，乾隆帝就命人在石碑上铭刻“天之所培者，人虽倾之，不可殛也。天之所覆者，人虽栽之，不可殖也”一语。陈葆真认为，自我肯定和自我美化是乾隆帝独特的个性，他认为自己秉承天命，是历史上最受上天眷顾的君主。因而其内心充满自信、自得和自满。这种信念在其五十岁时（1760）变得愈发强烈。 “信天主人”印大致有十方左右，集中刻制于两个时期：一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前后，一是乾隆五十年（1785）以后。结合乾隆三十一年（1766）敕命编纂《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抗清死节之士，“子明卷”上的“信天主人”或钤于此书编纂前后。

抗清死节之士与清朝统治者鉴藏印共存的现象看似不太和谐，却有效地传达出乾隆帝因“西师”（1755-1759）等军事成功和数次巡幸江南后越发对清朝政权顺应天意的一种自信。卷前“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下方所钤乾隆帝晚年的“十全老人”印，则将这种自信贯穿于鉴藏“子明卷”的漫长过程。这种钤印方式是欲借助书画鉴藏传达满族统治“合法性”的一种特殊声名，很难想象其间没有“战勋”（大量制作《战勋图》）意识的渗透，这为清内府的书画鉴藏注入了武功文化因素，在视觉角度强化了征服与反抗的历史性悬殊。不断征服带来的自信，让乾隆帝不必像康熙帝和雍正帝那样需要更加谨慎对待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与拓边征服的“十全武功”刻碑作文相比，乾隆帝还是在相对隐晦的几暇怡情的书画鉴藏中，采用钤印方式来暗示满族百余年前征服汉人政权的“合法性”，赋予过往以新的历史解释。而“信天主人”和“十全老人”两方印却没出现在乾隆帝也非常重视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上，这或许与“子明卷”四十余次南巡北狩行箧随行的经历不无关系。书画钤印所象征的文化占有与疆域版图的拓展对清王朝统治而言是不可分割的，其中有着深思熟虑的武功征服与文化强化的相互配合。而这种属于乾隆帝私密的钤印鉴藏行为，实际意义或许也只是满足了其本人的心理需求。

乾隆对待当年江南士人抗清死节问题，并不因其行为对清王朝构成抵制避而不谈，而是责以“不能守祖业，徒以国亡殉节为有光，有是理乎” 之批评。从这种共存逻辑推理，此方瞿式耜鉴藏印的钤盖者若不是乾隆本人的话，也应该是了解并迎合乾隆政治意图之人。 《石渠宝笈》正式收录“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一卷”的时间是乾隆十三年（1748），不仅记录了画卷原有题跋和钤印情况，还收录当时已有的十四则御识。其中涉及瞿氏印的内容先有“押缝有‘瞿式耕印’‘瞿起田耕石斋真赏’二印……押缝有‘瞿稼轩收藏印’一印” ，继之在抄录孔谔跋后又记录了最后这方“瞿稼轩收藏印”。冯翰林提出此方“瞿稼轩收藏印”与卷尾接缝处“瞿稼轩收藏印”不是同一方印，或为伪印的观点。 其钤盖位置与前三方钤盖于骑缝处皆不同。从“子明卷”入宫到入编《石渠宝笈》，有将近三年（1745-1748）的时间间隔。既然不能排除重装拖尾的可能性，那么，瞿式耜鉴藏印或有乾隆帝暗中授意伪刻钤盖的可能性。

从书画鉴定角度看，乾隆帝对两卷《富春山居图》的鉴定，虽然有悖流传有绪这一书画鉴藏常规。但从政治角度看，同样面对带有抗清符号的两本画卷，乾隆帝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无用师卷”付火一事若仅局限于吴洪裕个人喜好层面，无非就是书画鉴藏史上的一次灾厄。然而，清初明遗民参与的传闻叙述使得其历史动态贯穿于“漫长的18世纪”，恰好与清王朝“合法性”建构的最关键时期相伴而生。既然两卷皆残，那么消除带有火痕的“无用师卷”残卷剩山遗民历史记忆煞费苦心的努力，远不如去肯定带有忠于前朝死节之士瞿式耜鉴藏印的“子明卷”为真更具政治收益了，其间取舍符合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常理。针对抗清死节之士“忠君”观念的表彰，是自康熙后期就开始推行的政治策略，《明史》已对瞿式耜的忠义行为大书赞词。如徐邦达所说，瞿式耜鉴藏印入宫后没有被刮去，原因在于有康熙十八年（1679）《明史》对他的赞语。 乾隆时期官方对贰臣的批判，也代表乾隆对明末清初忠臣义士的进一步肯定。此外，难以想象的是，携带曾在江南区域留下“残山剩水”记忆的“无用师卷”巡幸天下时，乾隆帝将会产生怎样的心境呢？这其中蕴藏着相隔百年的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这种冲突也是乾隆帝在真伪问题中寓意或植入“合法性”的本质根源。乾隆中期，《四库全书》的编修也佐证了乾隆帝始终对清初以来反清复明言论和“攘夷”问题的忌惮和抵制。

自南宋以来，汉族士人通过创作和品鉴绘画作品寄托亡国之思的传统就已形成。晚明与南宋历史境遇的近似性，使得明遗民与南宋遗民的精神世界彼此相通。晚明遗留下来的士林阶层执拗地以各种不可思议的怪异行为和决绝态度维系着对旧王朝的忠诚，诸如放弃儒籍、不入城市、逃禅入寺、自焚文稿、厌弃讲学、拒绝结社，以及通过其他各种对身体的残虐释放出抗议与忏悔的信息。一些士人把山河易主看作是遭受野蛮部落蹂躏污染的结果，时时发出“残山剩水”之叹，一些书画家在风格上大作文章，如故意描绘残破的山水意境，“残”与“丑”被提升到中国书画审美理想的高度，以此暗示明遗民隐退的正当性，表达自己对清政权的消极抵抗姿态。然而，在清朝帝王看来，这些怪异举止不仅昭示的是政治意义上的不服从态度，更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文明优越感的流露。 明遗民通过书画鉴赏传达易祚之痛，在康熙时期就已经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康熙二年癸卯（1663）九月，吕留良（1629-1683）、吴之振（1640-1717）、黄子锡（1612-1672）曾秘密雅集品鉴宋遗民陈仲美《如此江山图》。这次品鉴活动激发的牢骚咏叹在四十年后，成为湖南士子曾静妄谈“夷夏之辨”的罪证。

亲历鼎革巨变且带有“残山剩水”意象的《富春山居图》，不免与清代政权的“合法性”构成一种紧张的关系，满族统治者在有历史条件的情况下对之不可能放任自流。自清初以来，《富春山居图》各种摹本在民间广为流传，仅王翚一人的摹本就有近十件之多。“无用师卷”收入内府之后，带有火痕的临摹本也有在民间流传的蛛丝马迹可寻。 因而，“火殉”事件更趋完整的历史意义，不能仅归结于吴洪裕的个人行为，而是与鼎革之际汉族士人的历史命运紧密地捆绑着。大明江山势已残，区区画卷何足完，有如吴之振所说，“君不见残山剩水莫悲歌，朽缯败纸为身累”（《再咏〈辋川图〉次韵》）。“无用师卷”付火距瞿式耜死节桂林仅月余，其中是否有托残物以寄哀思的殉节意识，或者不忍名迹沦落于异族之手，亦或有以火痕残卷形式“提醒斯世，使人类不等于禽兽耳”（叶尚皋《狱中自述》）之目的，都值得从时代境遇与遗民心态角度来考量。两卷《富春山居图》的残缺形式出现在以“残山剩水”寄托遗民哀思的历史悲情时代，应该不是一个单纯的因藏家偏好而毁画的现象。

总之，两卷《富春山居图》承载的“残山剩水”历史记忆，潜移默化地引导着清初汉族士人的行为逻辑和思想形态。书画鉴定研究无论怎样热衷于考证画卷真伪，却不能否认“火殉”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与清初遗民时代之间有着不言而喻的逻辑关系。当王朝易祚造成“残缺”的历史痕迹潜藏于记忆中，两本画卷的历史状况对于清朝政权“合法性”而言，自然带有一种不协调的内涵。即便清王朝已经统治了一百余年，但统治者对任何关乎满、汉民族矛盾的迹象，仍存在一定的戒备心理。所以，两卷真伪问题是乾隆时期权力关系博弈在书画领域的一个缩影。在两卷并观比较的情况下，乾隆帝避谈“无用师卷”火痕缘由和“子明卷”尾段之残，却又丝毫不回避死节者瞿式耜鉴藏印的存在。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在书画鉴藏中“去政治化”，即弱化清初以来的明遗民残卷剩山的历史记忆，消解族群之间因武力征服带来的情感对抗；另一方面对可利用的画卷政治因素加以新的诠释，配合着乾隆时期《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以“维系纲常”为前提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经过官方意识形态的加持，带有瞿式耜鉴藏印的“子明卷”，与乾隆帝从儒家伦理角度阐明的“忠君”观念相得益彰。钱陈群奉敕在“子明卷”上替代不忠的沈德潜，金士松等人奉敕在“无用师卷”上集体“声讨”，皆本自这种观念。由此可见，乾隆帝与《富春山居图》的鉴藏关系，超越了单纯的雅赏怡情层面，蕴藏着复杂的权力运作，为清内府书画鉴藏注入了有关异族统治“合法性”问题的政治文化元素。相较之下，乾隆帝在面对李公麟《山庄图》真伪鉴定问题时，就没有表现出像《富春山居图》真伪鉴定这般复杂的，超出书画鉴定层面的现实内容。他还就自己早年依据传倪瓒《狮子林图》的款识将“狮子林”判为倪瓒的误解，专门以近二百字的考证文字题于画卷之后以示“信而有征”，警示他人避免如自己一样“以讹传讹，遂成倪迂别业”，而丝毫不顾及自己皇帝的颜面。同样勇于承认错误的例子，还有裁定程棨《耕作蚕织图》，乾隆帝题曰：“前此之误，固不必为之文饰，亦瑕瑜不掩之道也。”因此，乾隆帝对两卷《富春山居图》真伪问题的鉴定意图并非如现代书画研究学者认为的：在乾隆帝与词臣的眼里，一般的绘画，即使是乾隆帝最喜爱的“子明卷”，也绝非与政权兴衰相关。

在历史上，族群之间身份的悬殊往往会带来文化上严酷的外在压迫和自我压抑，而统治族群的地位反转也总会带来文化取向上的变化，我们不必因为追求现代国家的民族和睦，而为历史上族群文化的彼此压抑现象有所隐晦。 清朝统治者先是依靠武力征服汉人及其领土，他们非常清楚要树立起政权合法继承者的身份，光靠武力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汉人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丰富遗产就逐渐被转化为一种隐性的政治资源。清内府对汉人书画的鉴藏，本质上是想以合法继承者的身份对政治权力与文化认同的整合。尤其是乾隆时期，大量书画作品进入清内府，敕令编纂《石渠宝笈》、题跋钤印、日常雅玩、宫廷临仿、披图验景、携卷巡游等一系列举措，一方面表达了对汉族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与继承，一方面借助文化艺术的“修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汉化”政治程序的同时，在“家产制统治”意识下完成了从汉人间递藏之共有向“绝对和不受限制的”皇帝个人私有的过渡。乾隆帝成为了汉人书画的重要拥有者，这是康熙、雍正两朝欲求实施而无力实现的目标。而备受现代学者诟病的肆意题跋、钤印等行为，则是乾隆帝在“家产制”意识下将之作为私产的最好证明。这种反客为主的情形，不仅见于“子明卷”，也存在于唐寅《品茶图》和董其昌《婉娈草堂图》等众多传世书画作品上。

历史所标示的“文化”界域，使得异族政权入主中原的行动不单单表现为地理疆域的占有，更有一种情感和心理上的深层文化较量。 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真伪鉴定取得了不错的预期效果。沈德潜等人逢迎的做法，无疑给乾隆帝如何对待汉族士人和处理江南问题带来了更强的自信心，甚至推动了他四年后（1751）的首次南巡。 之后的五次南巡，“子明卷”也无一缺席，出巡踪迹与史书记载可相互印证。二者五十五年的漫长相伴（1745-1799，较“无用师卷”多一年），覆盖了乾隆帝大部分统治生涯，诚可谓实现了“尔因我传，我以尔寿”（“子明卷”乾隆十二年御识）的设想，卷上也恰好留下了五十五则御识，携卷出巡御识有近三十则之多。 至于“五十五”这个数字的意义，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认为是源自乾隆帝对《易经·系辞》“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的天数理论的信奉。

“子明卷”既满足了乾隆帝在紫禁城内卧游山川的审美鉴赏，又在携画巡幸和对景展阅过程中实现了他对江南文化的了解。六次南巡，“子明卷”无一缺席。如果南巡的意义能够等同于另一种形式的军事胜利（卫周安《清代战争文化》），或者意在展示“马上治天下”的“民族的宗室的满族至上主义”，用以对抗汉人的中国传统文化，把“内亚”色彩注入帝国统治（高王陵《马上朝廷》），“子明卷”无疑承载了更多的政治因素。

携画巡幸期间发生的诸多事件，都有可能潜在地影响到乾隆帝题跋“子明卷”的心境与情绪。例如，乾隆帝第二次携“子明卷”南巡（1757）前后，正值三次“西师”：第一次、第二次平准之役（1755-1757）和平回之役（1757-1759），清代的疆域自此扩大了近一倍。西部边疆部落威胁的消除和疆域统治的增量进一步弱化了汉族士人在区域方面的优势，使乾隆帝对江南区域的态度与之前可能有所不同。“子明卷”所呈现出来的，是乾隆帝越来越个性化鉴赏品评和主观化携卷巡幸感受。卷上数十则题跋与其他诗文史料一样，是了解其心理活动和行为动机的重要凭借。

“子明卷”进入清内府前的具体情况暂付阙如，处处给乾隆帝留下话语权空间。如果学界迄今仍不能对孔谔跋从他处移来之目的给出更合理的解释（图8），笔者则更倾向于此跋也是乾隆帝暗中作的手脚，拖尾部分可能都被他重装过，很像是据他内心的巡幸意图“量身定制”的。 此一推测目前仍处于小心求证阶段。傅申曾提出孔谔跋书法风格极似清人，可能是伪迹。 如果孔谔跋在唐宇昭钤印之前就已存在，那么最后一方瞿式耜鉴藏印就完全没有必要钤在空白隔纸上。近年有学者的研究已经将孔谔跋纸上的“唐氏孔明”“半园外史”二印判定为伪刻。 瞿式耜鉴藏印所钤位置，也似乎是有意为乾隆帝实施其征服意识留下机会，如前文所论。“宣圣五十七代孙”孔谔跋文对非限江南一隅名山胜迹——南岷、西华、东岱、湘汉、齐鲁、楚甸、巫峰等的夸赞，颇合乾隆帝所期待的“江山万里入毫楮”（沈德潜奉敕跋）由纸上山川向现实疆域的巡幸诉求。最后一句“而今骢辔巡行发，须使生民同此欢”，令人联想起乾隆下江南时“白叟黄童扶携恐后，就瞻爱戴”（《南巡盛典》）之巡幸盛况。宣圣后人孔谔的题跋，处处暗合清王朝重新恢复巡幸机制的“合法性”，也为“子明卷”巡幸江山提供了一定的思想依据。 就此而论，之前学者将孔谔诗跋内容不涉《富春山居图》画面内容作为真伪研究的证据，或许有违此跋存在的初衷。

粗略统计，自乾隆十二年（1747）到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帝携“子明卷”的巡游踪迹和卷上御识相互印证者大致有：盘山行宫（1747年仲春）——嵩阳书院（1750年）——灵岩山（1751年）、钱塘西湖行宫（1751年）、会籍（1751年暮春）——盘山（1752年春）——吉林松阿里江（1754年8月9日）——南京栖霞（1757年春）、钱塘云棲禅舍（1757年3月）——盘山（1760年仲春）——南巡（1762年春）——盘山（1764年春）——钱塘观潮楼（1765年春）——盘山静寄山庄（1766年秋）——津门（1767年春）——热河山庄（1768年孟秋）——盘山（1769年暮春）——泰山（1771年春）——南巡舟中（1773年春）——盘山（1774年仲春）——盘山（1775年暮春）——泰山（1776初夏）——云栖山（1780年春）——真定大佛寺和五台山（1781年暮春）——盘山（1782年暮春）——盛京和夷齐庙（1783年冬）——南巡（1784年暮春）——盘山（1785年春）——清凉山（1786年暮春）——巡游某山庄（1787年夏）——津门（1788年春）——盘山（1789年春）——泰山（1790年春）——盘山（1791年春）——五台山（1792年三月）——盘山（1793年春）——淀池舟中（1794年春）——桥山、潭枳（1795年春）；无确切纪年者：由吉林进英峨门抵盛京（某年9月既望）以及入关澄海楼（某年10月2日）。

关于乾隆帝巡幸过程中对汉人地域的实地考察与对纸上山川纠正的最著名例子，莫过于乾隆十三年（1748）路经济南时发现赵孟頫《鹊华秋色图》所绘鹊山和华不注二山位置错误。过去很多人都将这个事例解释为乾隆帝对汉人绘画作品的鉴赏精细，事实上隐藏于其中的更多的是他对汉人疆土实地考察与纸上山川相互印证的兴趣。乾隆帝曾撰写《广陵涛疆域辨》讨论浙江涛和广陵涛疆域问题。富有深意的是，他将现实的疆域问题比拟《富春山居图》画卷真伪之辨。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春，“子明卷”御识有云：“兹行既辨浙江涛、广陵涛疆域之舛，与前此考订《山居》真赝，事颇相类。”（图9）由此不难推测，在乾隆帝的内心深处，但凡涉及汉人存有分歧问题时，无论是几暇怡情的书画鉴定，还是广袤的山川畛域，都有可能成为他涉足汉人既存争议问题的机会。这不仅显示了作为皇帝的威严，而且流露出“朕所学所知，即在通儒，未肯多让”的自负性格和“学究气”，也是满族统治者消解汉族文化权势的一种策略。

对于清朝而言，占据中原并不足以确立其“合法性”，对江南的情感征服才是真正建立“合法性”的基石。 乾隆“大一统”布局理想遵循了“理”与“势”相互依存转化的原理。 清朝统治者对“内亚”的重视并不代表他们想缔造一个新的王朝中心，至少在文化疆域角度始终没有放弃对以江南为中心的汉族文化意象的重视。针对汉人聚集的中原腹地江南的治理，乾隆帝在文化观念上采用了“众建以分其势”的策略。之所以说是文化观念上的，主要是与西北、蒙古等边疆地域的治理方式相比。打破江南区域限制的想法，在南巡之前就在乾隆帝的内心开始酝酿，“子明卷”以富春山水意象成了江南区域的文化象征。首次南巡前一年（1750），乾隆帝题“子明卷”时就流露出“包罗万有，区区以富春域之者，反属拘墟。然非亲历其境，亦不足以知之”，试图打破江南区域与文化意象的双重束缚。此种想法也是推动其携卷南巡亲历江南的一个重要基础。

乾隆帝之所以选中《富春山居图》作为巡幸“伴侣”，一在于此长卷山峦连绵起伏、烟波浩渺、沙渚渔舟尽收眼底，有咫尺千里的江山之象；二在于相比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图》而言，此卷更能代表汉族文人的水墨雅好传统，是江南与文人的双重化身。另外一个因素，笔者推测是因为《富春山居图》问世于元朝，是在异族统治中原时期创作出的一件令汉人画家顶礼膜拜的画作。这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无疑是一种关于异族入主中原“合法性”历史阐释的一份绝佳例证。在乾隆帝的眼里，《富春山居图》是一件无法取代的关乎人文与地域的复合型文化载体。按照清史学家杨念群的理解，所谓“人地关系”包括两个方面，“地”指的是江南地域，“人”特指清代中期生活在北方京城的帝王和生活在江南的士绅阶层。清朝的满族皇帝入关后需要处理两大关系：一个是疆域边界的拓展和界定问题，在空间意义上居于合法的地位。满人以异族身份入主大统，其统治的出发点在于如何建立起一个包容性更强，能够容纳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政治体制，这种包容性是对于分布于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加以利用和容忍的结果。因为没有固定的前朝经验可循，多少具有“断裂性”的特点，处理的是一种“多”的关系；另一个就是要面对以“江南”地区为核心的汉族文明的挑战。汉族文明历史悠久，只有消化和模仿汉人文化才能有效治理汉族地区，也才能使得制度安排有效地延续以往王朝的统治机制和风格，减少过渡时期遭遇的各种难题，要处理好一种带有“连续性”的“一”的关系。 “汉化”问题的另一面就是“去中原中心论”，这是满族政权统治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

携卷巡幸的过程中，乾隆帝的统治技术和文化策略促进了这种主观意念的落实，在审美形态上完成了从纸上山川到文化疆域的象征，体现了文化形态上的“大一统”意识。这种文化形态的统一意识，是对明代疆域“夷夏之辨”的抵制，甚至最后也成为乾隆帝抵制西夷的基础。如果将“子明卷”看作“江南”文化的化身，那么无论南巡还是北狩，携卷巡幸行为所涉及的地理疆域都被赋予了一份“江南化”色调。这到底是文化意象的“汉化”，还是意识形态的“满化”，彼此很难分开来谈。若是没有“汉化”，则满族政权将永远是一个合法性研究缺失的外来政权；但若是全盘“汉化”，则满族人会面临中国为什么一定要由这个少数族政权来统治的合法性挑战。 在康熙到乾隆的一百多年里，满族政权一直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在文化接受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当我们从文化“移动论”角度讨论作为江南化身的《富春山居图》在中国疆域东部南北迁移问题时，乾隆帝通过巡幸行为给汉人书画带来了新的政治文化属性。仅以“汉化”的习惯性认识来解读乾隆帝的书画鉴藏与携画巡幸行为，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子明卷”跟随乾隆帝数次跨越长城北狩或祭祖，意在打破地缘文化的限制，极力将以江南为代表的汉族文化推广到诸夏之外。在亲历江南之后，乾隆帝自信心不断增长，他就不再满足于《富春山居图》那种“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山水画境，仅仅局限于江南一地所有。“子明卷”跟随乾隆帝数次跨越长城秋狝或祭祖，其意义在于将江南文化能够推广到诸夏之外。他在塞外秋狝和拜谒祖陵期间多次对景展阅“子明卷”，逐渐将江南山水独特的审美意象以一种恩典的形式“赐予”长城以外那片表征满人勇武刚猛性格的北方地区。乾隆三十三年（1768），乾隆帝携“子明卷”巡幸承德，“山川浑厚，草木华滋”一语首次被用来形容北方山水。南北异域，山川有别，自汉魏时期就形成了一种习惯性认同。元、明时期的山水画论，几乎很难找到用“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等语汇形容凛冽与干涩的北方山水的例子，与之对应者仍是“山川草树，宛然塞北”（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乾隆帝的感受与其说是一种客观的视觉体验，不如说是深层的主观愿望使然，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汉族文士对南北区域文化意象的分划，也代表被汉族传统文化长期忽视的塞外或关外地域形象，在新王朝秩序下通过文化意象的主观认同而得以合法化，诚可谓江南山色入胡天。夷、夏之分在乾隆帝对山川草木审美特征的主观联系下大有消弭的趋势。无论是盛京、吉林还是承德避暑山庄，在其眼中莫不如江南一般秀丽。“子明卷”行箧随行的历史轨迹，可简单地概括为“移动的江南”。“夷狄之地”在画卷北巡的过程中得以一定程度的“江南化”，夷夏之分在主观上得以渐趋消弭。

同样的，“盘山”一地也在乾隆帝“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的感慨中，被逐渐打造成京畿附近江南意象的化身。盘山位于天津蓟州北部，汉代史书中就有记载，自然风景形胜江南。乾隆与盘山的人地关系，以“恋地情结”一语来形容或许也不失恰当。“恋地情结”（Topophilia）一语，本自美国著名华裔人文主义地理学者段义孚（Yi-fu Tuan）1974年出版的名著《恋地情结》。 此语最初是由美国诗人W.H.Auden于1948年创造的。在人文地理学领域，这个概念主要关涉人类对所生存的地理环境与文化的感知、态度与价值，并由此建立起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换言之，它的研究主旨在于呈现人的生存世界与环境之间所建立的人情关系，是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纽带，关联着特定地方的一种情感，重在表达二者通过居住或游历而建立起来的情感依恋关系，以及地理环境对人的存在意义。如果说盘山可以作为乾隆帝个人的“偏好空间”（Partial Space），那么，在人地关系的建立过程中，“参照的处境”（Situation of Reference）基本就是“江南”。据《清高宗实录》统计，从1739年到1797年的五十九年间，乾隆帝巡游盘山的次数高达三十二次。“子明卷”随驾巡幸盘山次数虽不能作具体统计，但卷上留下的十三则驻跸盘山的题跋，便是画卷与盘山关系的最好证明。

这种以巡幸机制带动的文化意象的迁移，都是意在打破汉人的江南中心观念，突破区域文化限制，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然而，意在打破江南文化意象的中心观，实则愈发反衬出乾隆帝因内心对江南文化恐惧而采取了文化意象的拓展手段。从这个层面看，“子明卷”在行箧随行过程中被乾隆帝主观寄予了不小的政治文化使命，可以看作通过纸上卧游江山的形式，践行雍正帝表述“合法性”时以地理“空间”消解“种族”差异的想法。 有研究指出，雍正帝曾通过改变“夷狄之地”为“中国”领土的事实来强调清王朝对中国的贡献，并进而强调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显而易见，乾隆帝思想意识中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之关系，与雍正帝所阐述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较雍正时期更为频繁的巡幸活动和开拓性的展卷对景，则在实践上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解释。或者说，乾隆时期携画巡幸的政治文化机制，以更加自信和安全感的心态，弥补的《大义觉迷录》“那种强烈的辩护性的口吻对清王朝来说弊大于利”（欧立德《乾隆帝》）的问题。

自秦汉以来，汉族对南北地域和族群的划分意识，对清王朝的“大一统”观念构成挑战与威胁。文化疆域的开拓意识还涉及到族群关系。清代初期，满族皇帝们对“江南”往往持有一种新奇、恐惧与芥蒂的复杂心态。凡是在满人眼中最具汉人特征的事物基本都与江南这个地区密切联系着。其地文化最奢侈、最具学究气，文人雅集与名妓歌舞都表达着江南的艺术品味。“江南”的文人才子们常常在风流诗酒之间，不断通过怀旧的方式寄托对前朝的哀思与怀念。从人文地理学角度讲，乾隆帝借助“子明卷”（也包括其他行箧随行的书画作品），建构起一条以江南文化意象为纽带的南北纵贯线，使得满人起家的关外地域也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合法性”。这种南北异域山水风貌的近似，哪怕完全是出自乾隆帝自己的迁想，却很可能一方面在主观上缓解他对江南文化潜在威胁的芥蒂，另一方面也是对地域文化普遍主义的推行，意在削减江南精英士人长期以来对所据区域文化那种倨傲不逊的优越感。从这个角度讲，“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何炳棣语）的观点是合理的。而文化形态与内涵具有很强的历史性，特定的地域结构限制着文化的边界。文化边界的突破与内涵的重组，取决于地域结构的先变。

“子明卷”多次被携巡游东北（盛京、吉林）地区，打破了汉族政权与外藩之间“德不及远”的传统文化壁垒。然而，“中心-边缘”种族文化差异的历史事实，又令乾隆帝通过《富春山居图》“山川浑厚，草木华滋”山川意象北迁的信心，与其难以消除的文化自卑情绪始终纠缠着。当他在“子明卷”上盛赞北方山川不逊江南之时，文化的自卑感在其内心深处可能就会减弱一些。《满洲源流考》作于最后两次携卷南巡之间，也是乾隆帝对满洲民族历史源流更为自信的有力证据。《富春山居图》行箧随行带来的诸多益处虽不见于明处，而其行迹所到和御识所指，处处暗示着巡幸江山的真实动机，给巡幸机制注入了更多的政治文化内涵。

清朝统治者的“汉化”心理与“合法性”焦虑是相伴而行的，从表面看，到乾隆时期，他们统治中国已经长达一个多世纪，来自汉人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基本消失，大清帝国的政权似乎得到很大的巩固。自康熙宣扬“自古得天下之正者莫如我朝”以来，统治者对于政权的“正统性”有了更多的自信心，但内心对统治的安稳感始终充满焦虑与戒备。国家或政权的“合法性”不是一种一旦取得就一劳永逸的东西，而是需要不断予以建构、维护和巩固的。 “子明卷”正充当了这种观念的载体。例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福建籍天地会成员林爽文（1757-1788）、庄大田（？-1788）等人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起义。乾隆五十三年（1788）二月，庄大田在琅跷被清军捕获。此次长达近两年的台湾战事，被乾隆帝记录在《御制十全记》（1792）中，是其十全武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听闻庄大田被俘时，正携“子明卷”巡幸天津，欣喜之余题跋“子明卷”，有“展卷想见凯旋将士过桐江富春喜色”之联想。这一行为并不是一份简单的大事件记录或偶然兴起，而是深刻地呈现了《富春山居图》鉴藏与疆域建构在乾隆帝思想意识中的长期交织。

结语

乾隆帝凭借至高无上的权力左右了《富春山居图》的真伪辨别，但是，无论沈德潜等汉族士人对真伪问题的真实态度，还是民间散藏的反清复明思想，也包括似有还无的《富春山居图》临本残卷的悄然流传，在现实中都不断地挑战着他的个人意愿与权威。总而言之，乾隆帝主导的这次真伪鉴别，目的似乎根本不在于对画卷作出客观的评价，而是君臣围绕文化话语权而展开的一场博弈。然而，就两卷《富春山居图》真伪问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除了乾隆帝本人达成了携“子明卷”巡幸天下的主观意愿外，这场真伪问题的较量似乎没有真正的胜利者。乾隆帝对汉人书画的鉴藏与学习固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且也不完全是表面的附庸风雅，但事实发展证明，权力制衡下的真伪鉴定难以掩饰汉族大臣“模棱两可的迎合”，这对乾隆帝精心谋划的两卷《富春山居图》真伪鉴定，难免不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但是，谁都不能否认，乾隆帝借助真伪裁断、展阅题识、携画巡幸、意象迁移等一系列行为举措，在建构清王朝政治文化“合法性”方面的确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效。 b5i6QprS6LBiCahAhEXCBYjCJmuVbUzzBg1jxGLJG5RqWffqCxTe3YjLv2QjuRw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