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石刻画像内涵再思
——读《象生与饰哀——汉墓石刻画像研究》

魏镇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2）

汉代石刻画像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近些年来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既有像巫鸿先生《武梁祠》 那样针对个别画像祠堂的深入研究，也有如信立祥先生《汉代石刻画像综合研究》 这样的综合性探索。在这个研究领域日趋成熟的同时，选择一个能突出重围的题目难度也不断增加。台湾学者龚诗文先生的《象生与饰哀——汉墓石刻画像研究》（图1） 一书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的一种有益的尝试。该书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在充分考虑石刻画像的社会情境和物质情境的前提下展开研究，带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发。特别是书中对于汉画中的持弓驱鸟图的论述引发了笔者关于画像石内涵的更深入的思考。

持弓驱鸟图又被称作射鸟图，学界对于这个图像的释读有很多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邢义田先生的“射爵射侯” 的解释，在学界颇有影响力。当然，也有学者提出质疑，陈长虹先生就认为射鸟图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难见深义的捕杀鸟类的现实生活场景的直观描绘；一类是具有生发万物，催生生命的仪式性象征意义的，与祥瑞物象相伴出现的射鸟图像。 在龚诗文先生的研究中，他着力于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持弓驱鸟图最早开始出现的鲁中南地区的社会情境，结合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关于“吊”的解释：“吊，问终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会驱禽。” 以及东汉赵晔《吴越春秋》的记载：“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 龚诗文先生认为持弓驱鸟图是对当时墓上吊唁场景的模拟，反映时人对于托古改制的丧葬礼俗的想象。又因为持弓驱鸟图像中常见人物伏地跪拜的形象，因而这一解释显然更贴近于图像的最初含义，也符合当时社会重视葬礼、流行墓祭的大社会背景，更重要的是应和了画像所处的特殊的丧葬情境。但他认为持弓驱鸟的图像在东汉早期之后消失，笔者以为东汉画像石中所见的树下射鸟图仍是前者的延续，射爵射侯的寓意应该是随着图像的发展被新增进来的。

在持弓驱鸟图像流行的地域，同时期画像中仍然可以找到对丧葬活动的摹写。例如在微山沟南画像石 （图2）中经过巫鸿、孙机、郑岩等多位学者的考证，可以基本确定图像的内容是对丧葬活动的描绘，包括宾客吊唁、送葬等活动。江苏沛县三里庙出土的画像石中也可以见到类似的送葬景象，已有学者对这类图像进行过初步整理。 可见这一时期在这一地域的画像石制作中是有对丧葬活动进行摹写的传统的。除此之外，唐河县电厂画像石墓的发掘者认为，墓葬门楣的车骑出行图是一幅向墓地行进的出丧行列，右边执锸之人及柏树表示墓地，执锸表示掘土封墓。 唐琪（Lydia duPont Thompson）在其博士论文The Yi’nan Tomb：Narrative and Ritual in Pictorial Art of the Eastern Han（25-220 C.E.）一文中认为山东沂南北寨东汉画像石墓前室南壁横梁上的画像，描绘的是葬礼中在祖庙进行的吊唁，地上摆放的酒水可能是宾客赗赙的礼品。 如果对这一类的画像进行仔细甄别，应该还会有类似的发现。

按照学界以往对画像石内容的划分，大体分为历史故事、祥瑞、天文、战争、狩猎等题材，我们似乎很少能关注到画像中对丧葬活动的记录。以上对丧葬图像的解读提醒我们，在以往的认知中我们可能忽略了部分画像中对丧葬活动内容本身的记录。那么除了这种较为直接的丧葬活动场面的描摹外，我们还能从画像石中分辨出其他关于丧葬活动的记录吗？

在米脂官庄画像石墓M2 的前室南壁横楣石画像下栏为“诸郡太守待见传”图像，图像中刻画了八位并州诸郡太守，均有文字题刻。旁边又有八队车马行列。根据题刻文字可知，此墓的墓主是历任并州从事等职的木孟山的夫人。但当时并州共有九郡，缺少的一郡太守应该就是丧主木孟山户籍所在的西河郡太守，他应该不在“待见”之列。根据这些情境，发掘者认为这些太守车马出行图像描绘的是木孟山夫人葬礼上各郡太守前往致祭的宏大场面。比林（A.Bulling）通过对汉代画像中的桥上胡汉交战图以及泗水捞鼎图进行细致研究发现，这些核心图像的周边常有观众，胡汉交战图像中也多发现妇女和儿童，甚至有在旁拍手叫好者。这都说明，这些图像并不是对历史故事的直接描述。通过分析桥梁结构的比例问题，他发现这些桥梁设计带有道具的性质。结合山东地区近代丧葬礼俗中仍有过桥的表演环节，他认为这些图像反映的是丧葬活动过程中的一些表演活动，而非对历史事件本身的记录。 汉代文献中对于这些丧葬活动的记载极为有限，《汉书·周勃传》载周勃贫贱时“常以吹箫给丧事” ，可见当时的丧葬活动中应该是有一些表演活动的。在《封氏闻见记》载有唐代葬礼中类似的表演活动，可资参考。“大历中，太原节度辛云京葬日，诸道节度使使人修祭，范阳祭盘最为高大。刻木为尉迟鄂公突厥战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祭讫，灵车欲过。使者请曰：数对未尽。又停车设项羽与汉高祖会鸿门之象，良久乃毕。缞绖者皆手擘布幕，收哭观戏。”

除此之外，龚诗文先生通过对汉代画像中纺织图的确立、流传以及演变等问题进行探讨，他认为以纺车为中心的纺织画像在丰富死后世界的生产图像之余，隐含妇功美德的含义。 那么除此之外，汉代画像中如此频繁地选择纺织图像是否还有别的隐喻呢？在现代的民族学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土家族的丧礼中纺车是一种引魂的媒介。 在汉代是否有此功能我们无从得知，但是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应该考虑纺车在画像中的出现可能与丧葬活动有一定的关系。

正如郑岩先生所言：“图像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记录’，特别是叙事性的图像，可以保存和重现发生在其他时空的事件。” 而从“记录”功能出发，重新审视汉代的图像材料，我们也许会有新的发现。汉代画像不仅有关于墓主生平经历的记录，例如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 和荥阳苌村汉墓壁画 关于墓主升迁的描摹。也有关于丧礼过程的记录，例如上文提到的诸多对丧礼活动记录的图像。与此同时，同样具有记录功能的汉代墓碑中也不仅仅是对墓主生平的记录和赞扬，其中也有很多关于丧葬活动的记录。例如《太尉刘宽碑》载：“使右中郎将张良持节临吊，赠车骑将军印绶，位特进。赐琀赗襚，有加典礼。复使五官中郎将何夔持节，谥曰昭烈侯。夏四月庚戌葬，公卿百僚缙绅之徒，其会如云，可谓其存也荣，其亡也哀者焉。” 《太尉杨赐碑》载：“皇帝遣中谒者陈遂、侍御史马助持节送柩，陈遵、桓典、兰台令史十人将羽林骑、钲车介士，前后鼓吹，以骠骑将军官属及司空法驾，与公卿尚书三台以下，葬我文烈侯。” 虽然碑刻的文字描述与画像的形象再现是不同的表现手法，但是它们对于汉代社会丧葬活动生动而直接的记录则是一致的，这源于他们处于相同的丧葬情境之中。以往对汉代石刻画像的研究，多是针对具体图像的讨论，较少关注它的使用情境。石刻画像的直接目的是服务于丧葬活动的，这是它最基本的情境，除此之外才可能赋予宣传教化等功用。

我们面对的经过考古发掘的丧葬物质遗存是一系列礼仪活动之后遗留下的部分残余。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由此来研究和恢复汉代的丧葬礼仪几乎是不可能的。幸运的是汉代图像遗存给了我们一些可视化的材料，从这些材料中我们或许可以甄别和发现更多汉代丧葬礼仪的细节。汉代画像中的丧葬图像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甄别，它们是我们研究和复原汉代丧葬礼仪的直接材料，除了送葬图、持弓驱鸟图、泗水捞鼎图以及胡汉交战图外，庖厨图、拜谒图等图像是否也有对丧葬活动的描述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更重要的是这些发现也在提醒我们，汉代画像的研究不能离开它们所在的情境，这些情境一方面包括物质情境，即汉代石刻画像所处的特殊的丧葬大环境；另一方面又包括汉代石刻画像所处的时代情境，即汉代社会背景。对整个社会背景的了解和理解是我们研究汉代画像的前提和支柱。

作者简介

魏镇（1991—），男，山东临朐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秦汉考古。

（栏目编辑　朱浒） emDNsTay8XWYgUftS40fDnjm0Qp6NktkC0OReQX5Izq0KyyUoKkZ6VLzG8nlVw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