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猴孙悟空
——解读传统与图像

李翎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成都，610065）

一、前言

本文将讨论一个貌似佛教，又似乎是来自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形象——神猴孙悟空。

《西游记》中的猴子，法力通天、生动灵性。由于貌似一个佛教故事，自然让人们想到这个猴子的原型来自佛教发源地印度，一般认为与印度神猴“哈奴曼”有关。当然在中国也有一个说法，认为是中国传统的水怪无支祁。另外，玄奘《大唐西域记》也给予学者以灵感，认为这个猴子可能是引导玄奘过关的那个满脸胡须的胡人。并且最早的《西游记》图像就出现在宋末河西一带。或者，也有学者认为猴子是唐代禅宗兴盛以来“心猿意马”的表征，并且《西游记》中的动物确实也满足了“猿”与“马”的组合。总之，大部分学者认为《西游记》表现了一个佛教故事，神猴孙悟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佛教心性修炼的象征。

《西游记》的故事，以玄奘《大唐西域记》为底本，经五代、北宋，大约在南宋时形成流行于民间的《取经诗话》。宋、元戏剧又对这个故事一次次加工。明代，通过吴承恩的整理和细化，形成了内容丰富、人物身份叠加不同传统的明清鬼怪小说代表。但是笔者更愿意相信，这个故事只是借用了玄奘传奇的人物身份，大部分故事是源于中国民间的各种传说而不是《大唐西域记》。理由是，如果玄奘故事如此动人，为什么从《大唐西域记》问世到《取经诗话》出现间隔了约四百年，这中间人们为什么没有编造相关的传奇呢？并且天马行空般自由的故事，本身与佛教僧人严肃的求法便没有多大关系。除了明代小说戏剧的盛行气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背景，笔者认为这个背景有可能才是《西游记》产生的主要原因，那就是中国自宋代以来强烈的道教气氛。中国佛教经历唐代，完全中国化了，什么是中国化？事实上就是佛教的道教化。故事的主角是金蝉子转世的唐僧，他先后招收了龙太子变化的白马以及猴子孙行者、天蓬元帅下凡的猪八戒和沙和尚三个徒弟。白马和师徒四人行走的方向是西天——佛国印度，目的是取得真经和得到封圣。

首先，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真的是一个佛教故事吗？第二个问题是陪伴唐僧西行的主角为什么是一只猴子而不是别的动物？猴子有什么特别吗？

二、以往的观点

对于故事中猴子的出现，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日本和欧美学界的推测是：《补江总白猿记》中的白猿、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源于无支祁故事“禹王锁蛟”）《龙济山野猿听经》中的猴精以及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英国学者杜德桥1988年发表了《〈西游记〉的猴子与最近十年的成果》，由于杜德桥一直以来对于《西游记》的关注，他的成果值得特别提到。杜德桥说“在中国送葬的队伍中会使用各种动物开路”，其中就有猴子。至于为什么是猴子，他的解释则太过想象了。他的观点是“因为路上要盗仙桃，而猴子最适合得到它”。这一说法又涉及到“猴子与仙桃”的话题，放后面再续此话 [1] 。近日法国学者范晔（Patrice Fava）告诉笔者，传统走会表演中有一种叫“五虎打路”，笔者以为或与古老送葬中以动物开路有关 [2] 。余国藩从佛教修心的角度认为猴子与“心猿”相关，这个观点看起来非常契合，一直得到人们的引用，也是大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 [3] 。

以上是目前学术界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些观点非常有价值，也曾引导后学沿着他们的方向走的更远 [4] 。而笔者认为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中国传统的道教思想。其实，从道教的角度关注《西游记》，自19世纪就开始了。现代也不断有学者继续这个思路，那就是道教的“丹道”贯穿于整个《西游记》之中。这些观点本来是非常重要的，但由于学科间的分隔，两边的学者一直自说自话，缺乏佛、道学者间相互的沟通。而笔者更倾向于它讲述的是一个与道教“不死”的故事。相比于佛教，大部分时候道教似乎并不是显学，但它一直是中国文化巨大的潜流。宋代以后道教非常繁荣，其中所蕴涵的道家思想最核心的对“不死”的期待，是讨论这个话题的背景。重要的是，对不死的追求，才是《西游记》中猴子的意义。

前文提到杜德桥所说的中国乡村送葬时会使用各种动物开路，他只描述了这个现象，但没有解释原因。那就是为什么是猴子而不是别的动物是开路主角？当然，他认为猴子跳跃的习性，可以摘到桃子。但是杜德桥仍然没有说到根上，问题不是猴子可以轻易得到仙桃，而是猴子为什么要摘桃子？那就是猴子与“不死”有关、仙桃也代表着“不死”，这才是猴子与摘桃的关系。

巫鸿在对汉画像石的研究中提到唐传奇《白猿传》，由此引申到早期文献《易林》。这些材料的关系是最早《易林》，之后是晋《搜神记》、唐《白猿传》等，它们都记载了同一个有趣的故事“猴妖偷女人”。他的结论是，依据这些故事，猿是妖孽的象征，所以在画像石中表现的射杀大猿图，有除妖以保护死者之意。但是，这里他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猿可以成妖，任何流行动物都有成妖为害的可能和传说。比如在汉画像石中作为除妖的好动物善狗，同时，也流传有许多成妖魅惑害人的妖狗故事（《太平广记》卷437-438）。其他如马、驴、羊、猫、老虎不一而足（《太平广记》卷439-443），既然这些动物都可以成妖，为什么在汉画像石中单单选取猿作为妖的象征呢？通过巫鸿的文章我们找不到答案，貌似坚实的解读，其实不堪一击。 [5]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猴子与不死的寓意

猴子，是中国传统十二生肖之一。在战国帛书中，十二神对应的是十二月而不是年。同样或者可能更古老的彝历，十二生肖则用于记日，一个月三十六天，十二个动物循环三次就是一个月。这种利用动物分别日、月、年的方式非常古老。而以十二动物记年，大约始于春秋时期。十二兽与抽象的十二地支结合，在干支历法中用于记录年份，每个地支均由一种动物为代表，这些动物又与天干相配，依次循环，六十年为一周期，称为甲子。之后几乎同时又与周易八卦组合，由此十二种动物的意义变得非常丰富。其中，生肖与地支结合的“申猴”，在八卦中位西南方。西南方为坤卦表阴，至少在战国时代就被认为是西王母居所昆仑之地，也正是中国传统思想中认为人死所去的方向。以“易”的观念看，死即不死，于是西南是死地，也是死而再生之地，即永生之所。所以《西游记》中有一段专门描写猴王孙悟空打到阴曹地府，将生死簿中的猴属全部划掉。从此，这个世上的猴子就只生无死。中国传统认为，人之死是阳尽为阴鬼，“剥”卦的五阴一阳正是表示阳尽阴生的变化，也是永生之猴的象征。又在《山海经·中山经》有：猴相的夸父，死后化做山，它的北面是桃林，其中又有许多马。猴、桃、马，的组合出现了。另外，在阴阳五行观念中，子鼠、申猴和午马的组合，是一个最好的团队。而我们看到，在西夏出现的西游图像中，除了唐僧外，有猴行者和马。当然，笔者无法证明，唐僧在此是否作为“鼠”出现。

笔者认为，真正的关键点是前揭巫鸿之文误读了《易林》。《易林》所说：“有大猿掠我媚妻。”描述的是一个卦象。这个卦就是第二十三“剥”卦。卦象为五阴一阳，表示阴盛阳衰之意。“剥”卦在《易林》之前的解说，并没有出现猿与女人。如《周易》中只说：这个卦“柔变刚”，也就是象征乾阳剥落，阴柔变刚。并引用了《象传》说：这个卦如同皇后引宫人向上邀宠，只是仍然没出现猴子。猴子在哪呢？把卦象拆开，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坤卦，正是西南方向的申猴了。到公元3世纪《博物志》，已然将《易林》那句蕴涵丰富想象空间的卦辞，演变成一个情节复杂的故事了。故事讲述了一个身长七尺的大猴子，专门在蜀地西南高山上掠夺进山的美丽妇人。女人们为避险，女扮男装也是没有用的，这个巨猴可以辨别男人女人身上不同的气味，所以他只抢女人不会错抢了男人。大猴夺走女人后令其为之生子，生子后的女人便不再想家了 [6] 。在《博物志》中“大猿掠我媚妻”完全成为一个独立的故事，不再提与卦辞的关系。之后这个故事，如巫鸿所引文献表明的进一步演变成宋代以后流行的《搜山图》画卷。从流行的口头、文本故事，变成更吸引人的图本，与剥卦已渐行渐远，看不到什么关系了。所以巫鸿认为汉代画像石之猿（猴）为妖，显然是受到后期这个故事的影响。笔者认为，从“柔变刚”到“大猿掠我媚妻”，其实都只是对于卦象“阴变盛”的一种解释。而十二生肖对应的“阴”正是猴子，显然《易林》的话没有任何妖猴之意。当然，到了唐传奇《白猿传》的时候，这个故事已经变成情节生动的神话，以致影响到宋代以后流行的《搜山图》的表现。而《搜山》故事，到明代又演变成象棋棋谱《二郎搜山》之局。认为“师老无用，如强驽之末，可以将对方蚕食殆尽”，从而灭掉老帅。明棋谱的这一解释，完全暗示了“剥卦”阴盛阳衰的卦象。事实上，《西游记》作者吴承恩非常熟悉这个棋谱故事。由此看来，对于画像石图像的解释，看似合情合理的巫鸿除妖论，笔者认为还要重新检讨。《博物志》是成书于公元3世纪的文献，从故事的丰富性上看，这个故事已经流行很久了，文本记载的可能正是汉代以来，以“剥”卦演义的故事。猿或猴可以是坏妖，也可以成为法力无边的好妖，这是《西游记》猴子的角色基础。

汉墓中随葬器物，表现的动物非常多，常见的有朱雀、鸟、鹿、马、熊等，猴（猿）也会常常表现，但似乎并没有比别的动物更多更特别。与猴子在一起的除了一些兽类外，值得关注的就是马、蟾蜍、西王母和钱树。而这些图像，主要的寓意，自汉代以来就是“不死”。比如墓葬中的博山炉，上面的动物就是以猴子为主。另外，河北省博物馆藏人形灯，显然表现墓葬之常明不灭的神灯，在灯柱上就攀缘着一只大猴子。

猴子与马也是绝配，有马的地方就有猴。这也是《西游记》中由猴子任天马总管“避马瘟”的由来。当然，其中也源于道家阴阳五行思想。申猴、午马，分别是申猴的水和午马的火，以水克火，也就是说猴可以克制马，用猴子管理马，可以避免马匹生病或走失。从这个原理，衍生出中国宋元以后的吉祥图像“马上封侯”。但是自汉代的猴到宋代，以及这个猴子出现在明本《西游记》中，还缺少一些转化的中间环节。当然，如果刻意寻找，我们可以找到这个中间环节，它也貌似一个佛教的猴子。那就是东晋来华印度僧人慧理与猴子的传说。但事实上，这个猴子也与道教有关，因为，慧理来到杭州时，在飞来峰刚好遇到了著名的道士葛洪，并与之成为朋友。

宋代道教的兴起，猴子开始大量进入文人视野，现存的图像资料大多是宋元以来的。当然，开始的时候，可能与道教有关。但是随着猴子图像成为流行主题，道教的内含可能就大大减少而变成一种时尚。所以，对于宋元猴子图像的解读，不能一概而论。

猴子是这个西行故事表达“不死”的核心，但表示“不死”的隐喻，在故事中还有很多。

四、《西游记》中其他不死的象征

（一）唐僧与蝉

《西游记》的主角是唐僧，而唐僧是“金蝉子”转世。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典型“不死”的象征。蝉的由蛹到成虫、从地下出来脱壳展翅的变化，让古代的中国人认为它是一个不死，或死而再生的动物。所以在早期墓葬中，玉蝉是必须的随葬品。东汉以后，人们把玉蝉放在死者的口中，称作“唅”，希望“死”只是人生休眠阶段，可以由此“变化”为不死的仙，这是“羽化”的本义。羽化是指蝉这类虫子，由蛹到飞的变化，不是指鸟。所以《西游记》中由金蝉子转世的唐僧，本身就是一个“不死”的隐喻。中国人对于蝉“不死”的想象，起源非常早，而猴子的似人行为和相貌，也让古人产生神秘幻想，于是猴子与蝉组合的象征就更加鲜明地表达了“不死”的渴求。

早在道家思想出现之前，距今6000年左右的一个新石器石猴，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中国先人对于这两个动物组合的想象。这个石猴有着猴面和蝉身，并在肩部有一个穿孔，似乎是一个可佩戴的装饰。猴的灵性和蝉的不死，可能是这件远古器物欲表达的思想。而这个想法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将玉蝉放在死者口中，并在东汉以后发展成为墓葬程序。事实上，“不死”的方式，正是蜕变。一个人修成不死的神仙，不是一直原样活着，他需要“变”。看一下嫦娥的故事，就知道古人对于“不死”的理解。我们知道《嫦娥奔月》神话，讲的是嫦娥偷吃了丈夫费力从西王母那讨来的两份不死药，原来是一人一份，这个药量可以让人变成不死的地仙。但是贪婪的女人，只想回到天上，成为天仙，于是她一下吃了两人份的不死药，于是这个仙女的身子越来越轻，脚也慢慢离地向月亮飞去。到了月亮上，她就是不死的天仙了，可是这时候，她的美妙女身突然扑向地面，四肢着地，变成了一只难看的蛤蟆 [7] 。这就是“不死”与“变”的关系。中国传统的不死，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易”，就是那个大家熟悉的太极图所表达的意思。易，即变化、变形，这才是人可以得到永生或成仙的根本。

至少在汉代，成仙的首要就是“炼形”“易形”。中国传统中的道士修行，一般也称为“修炼”。所以，嫦娥要变成蟾，西游记的神猴更是具有七十二般变化。同时，通过蝉的变化，中国人认为“土”可以让事物变形，火则可以让土形凝结，所以土、火在道教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于是，神猴在《西游记》中，也经历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炼形”、被太白金星投入丹炉“炼形”，这些都在暗示通过不断修炼的猴子，是永生的。

笔者以为，这是唐僧为金蝉子转世的真正意义。事实上，蝉的形象至少在北齐时就进入佛教了，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朐博物馆分别有两尊北齐时菩萨造像，菩萨的头冠上就装饰着一只蝉，中国人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了印度佛教中菩萨的意义。

（二）桃子与成仙

《西游记》中，猴与桃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不死寓意，这也引申了中国民间在丧葬仪式对猴子摘桃的使用。正如杜德桥所说，猴子可以跳起来为死者摘下仙桃。从而“猴子抱桃”，也成为中国艺术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但是，杜德桥没有注意，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猴子摘桃的事几乎不会发生。从理论上讲，猴与桃相遇的机会并不多，猴主要生活于南方，那里温润的气候，或者更南部那里湿热的气候，为猴子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比如在中国猴子主要生长于四川、云南，而在印度湿热的广大地区都有猴子。

反之，桃子，则是典型的北方水果，当然，南方也会移植种桃，但并不美味也不是典型水果。从远古记载，桃子主要生长于中国的中原和华北地区，比如河北有许多优质鲜桃品种。对于桃子的关注，在中国非常早。比如《夸父追日》的古老神话，讲述的就是发生在沿黄河而居的北方中原一带先民的故事。据说想要摘下太阳的夸父与太阳赛跑，结果渴死在半路上。在他轰然倒下的一刹那，他扔掉了手中的手杖。这个经过他身体血膏浸润的手杖，顿时化为一片桃林，方圆达数千里。后来传说西王母的长寿宴就是以吃桃子为主餐的聚会，《西游记》中描写的这个宴会，称为“蟠桃宴”，客人是各路神仙，被请来吃几千年一结果的仙桃。可以令人长生不老的仙桃，其实是古人“不死药”的一种想像。正是在这个几千年一次的盛大宴会上，那个疯狂的猴子大闹了“蟠桃宴”，令那些可笑的神仙在这个难得的宴会上，没有吃到美味的仙桃，因为，它们全被愤怒的猴子给糟蹋一空。在这里，故事让不能相遇的动物与植物联系在一起，目的就是表达“长生和不死”。而宴会不邀请猴子，似乎暗示猴子与桃的不可遇性。

中国文化中，对于桃子的认识和神化，明确的最早记载见于《诗经》，那句“桃之夭夭”如今变成了贬意。先秦文献《山海经》，不知是出于地理书还是神仙书的概念，在书中也记载了桃子。如在《山海经》“西山经”中就记有在峚山上有一种果实：“丹木，员叶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当然，也有可能是枣） [8] 。

《列子》“汤问”中，可以隐约看到《西游记》中著名的“五指山”与桃的关系。《西游记》中写不自量力的猴子，因为大闹天庭而被佛祖的“巨手”压在了五行山下（五行：中国传统对于宇宙万物元素的归纳：金、木、水、火、土）。这个神奇的五座山，《列子·汤问篇》记载：“渤海之东……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 [9] 当然，在这巨大的五座神山上，所结果实是不是桃子，不得而知。而笔者相信，那些吃了可以令人“不老不死”的果子，桃子和枣的可能性非常大。

桃子，在中国一直被称仙桃，源于人们相信吃桃有利健康，可以延寿。以现代医学理论来说，桃子养肺，被称为“肺之果”。从道家养生和修仙理论上讲，桃子被认为是修仙之果。按道家理论讲，修仙时，肺是最核心的一个器官，“气”完全通过肺的运行而保持一个人的活力。这方面可以参看宋代以来，中国留传下来的各种《修真图》。法国汉学家戴思博对这些修真图解释的非常清楚，她解释说：肺称作“西山白虎……五行性属金”，也就是我们知道的“肝龙肺虎”。所以，修内丹时“心肾交会就是打通肝气和肺气” [10] ，而肝、肺正是人之魂魄存身之所，是人的命脉。所以，肺对于成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桃养肺的理论，将“不死”与桃子联系起来。所以在中国传统“献寿图”中，都是奉献给过寿人一个大桃子（一般是面作的寿桃或桃形蛋糕），而大脑门的寿星也是手捧大大的仙桃。

桃子可以令人不死和猴子自身的不死，将两个原本不相干的动、植物放在一起。所以在《西游记》中，可以看到许多猴子偷吃仙桃的情节。但事实上，猴子很难吃到桃子。那么这个猴吃桃的灵感从哪来呢？

（三）东方朔与猴子

很多学者认为《西游记》的猴子，源于印度的神猴哈奴曼。进一步更有学者认为，猪八戒与伊朗的猪图有关。但是笔者认为《西游记》中的动物，猴与猪的使用可能完全是中国的产物，这类动物的普遍性，似乎不必一定通过外传。同时，关于猴、猪在五行中对应之物所象征的丹学意义，更加证明它们的中国属性。之所以产生外传这种误解，可能是今天的学者，以现代的视野和信息手段了解到印度非常盛行的猴王信仰和伊朗流行的野猪图像。但事实上，哈奴曼信仰并没有象湿婆教或耆那教那样，传播广泛并进入中国，在1000年前左右，这些动物神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仍然非常陌生。笔者认为，猴子与桃的关系，包括这个无法无天的神猴的许多做派可能是效法了一个有趣的传奇人物：东方朔。

东方朔，是汉武帝时代一个非常诙谐有智谋的人。他的许多传说被记载下来，其中包括他为了获得武帝的重视，利用御马官向帝王进言，并得到“金马门待诏”职位、三次偷吃王母娘娘几千年一结果的仙桃、用计谋将汉武帝千辛万苦得来的仙酒一饮而尽、喝醉之后在帝王的宫殿上撒尿等，这些情节，我们在孙悟空的故事中，都可以看到进一步的描写。并且传说东方朔是天上的岁星下凡，因他三次偷吃了王母的仙桃而寿一万八千岁，从而东方朔又是寿星的另一个化身，这些特征与淘气而不死的猴子都相吻合。自晋代开始，有关东方朔的信仰就开始流行，并广建他的庙宇，到宋代达到高潮。所以笔者认为，孙悟空的产生是基于道教不死的观念，而编写这个猴子丰富故事的灵感则部分来自寿星东方朔。所以，当“东方朔盗仙桃”的故事广布民间后，民间也流行起了《大圣偷桃》的年画和版画。

（四）西天

西天，是又一个不死的重要话题。由于这是一个基于佛教的故事，说到西天自然让人们想到是指佛教发源地印度（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印度都位于中国的南部而不是西部，西方当时所指应该是狭义的西域，即现在新疆及阿富汗一带）。但这并不是一个佛教故事，这里的西天也不是印度，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想像的不死之西方：那里有个神奇王母，把持着不死的仙药。当然这个地方，准确地说是西南方，不是简单的西方。

说到这里，笔者想到最近在微信中看到的一个报告，说是新疆考古队，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就发现于天山地区的一些新岩画时进行了论证，认为岩石上所刻三角形女性形象是最早的西王母崇拜。这是非常可笑的，这种判断缺乏最基本的常识。笔者从两个方面说一下这个问题，一是地理问题，二是形象问题。

首先，从地理上讲，西王母的概念产生于中原，或者说其实非常可能是源于楚文化，是当时受楚文化影响的中原巫汉或术士，认为在遥远的西边，存在着不可预知的危险。从宗教理论上讲，越危险的东西法力就越大，所以一些法力无边的神仙在西方出没。西王母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居于西方昆仑的说法。而本身是西部的当地人，不会认为自己这块熟悉的地方有一个神秘的了不起的不死神。并且昆仑到底在哪，也是学界有争议的话题。按东晋葛洪《神仙传》称：“昆仑圃阆风苑，有玉楼十二，玄室九层，右瑶池，左翠水，环以弱水九重，洪涛万丈，非飙车羽轮不可到，王母所居也。”这里描述的昆仑阆苑，有九重水环绕，并且洪涛万丈，显然不是指西北的荒漠之地，而是指有山有水的美境，所以后人亦将昆仑阆苑与蓬莱三岛并列。事实上，对于记载了西王母的先秦文献《山海经》，学者认为它反映的正是楚文化。在《山海经》中描述了许多地方有山，山上有猴子。我们知道，中国猴子的分布，主要就是在云南、四川、两湖等古楚地。同时，女神崇拜是原始崇拜非常正常的现象，并不能说出现了一个女神，并且出现在西部的一个女神就一定是西王母。从历史记载，西王母的特别崇拜出现于西汉末期，早期，她可能只是一个与别的神怪相等的神，没有得到单独和特别的崇拜。当然，西方王母信仰的崛起，可能与张骞凿通西域有关。那片神奇的西方之地，让中原人知道，在遥远的西方有许多奇怪的东西，这些想像唤起人们对西方丰富的想像。

其次，从形象上讲，至少在《山海经》中记载的西王母还是一个怪兽的样子：虎齿豹尾、善啸。直到晋《博物志》中，西王母与汉武帝相见，才呈现为美女模样。而岩画上是标准的人形，显然与早期的记载不符。

中国传统文化中，西南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直到今天，每逢祭祖或清明，我们还会在一个十字路口，用一个长木棍在地上画个圆，但不是一个封闭的圆，在对着西南的方向，会留出一个缺口，然后，把送给死者的纸钱以及衣物酒肉放在这个只向西南方向开口的圆中点燃。然后，这些冥钱和吃食化做青烟，沿着西南方向送达祖先。所以这大约也是佛教净土思想产生后，中国人直接将“西方极乐世界”理解为死者往生之地的文化基础，中国民间流行的孝歌《十送亡灵》第六送就是“六送亡灵到西方”。

（五）猪与修仙

除了以上反映道家思想的主要元素外，次要元素还有猪八戒。《西游记》说，猪八戒原来是天蓬元帅，因犯天条被贬下凡，结果错投了猪胎。显然，这是作者编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更深刻的意思是“雷神”。

宋代，一个道教学派兴起，即神霄雷法。这个派别主要用于修持内丹，是道家养生修真的重要方法。由此，宋代以来，雷法流行，雷神图像也变得通俗化。对于一般民众来说，这个神就是一个兴雷布雨的神，他们并不关注其与内丹的阴阳道理。雷神形象，现存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鸟形，另一种是猪相。宋代高道皆修习天蓬大法，将其法与雷法结合。《西游记》中的猪八戒，源于天蓬、变为猪相，正是“天蓬大法”变为雷法的一个隐喻。而以此法修持的内丹道，正是成仙不死术。

五、结语

死者向西和《西游记》的西天行，表面是一个佛教僧人去印度求取真经的故事。事实上则是通过各种具体的方式寻求长生或“不死”。这个故事以申位的猴，明确了不死的寓意。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被认为是南宋作品的三幅天官、地官、水官立轴画卷，其中《地官图》绘两列行进中的队伍，上面一列人数众多，处于核心位置者为骑马的地官。此组人物下方有一组队列，为首者面部黧黑，头戴黑色幞头，怀中抱一卷物品，应为账册类。该人身后跟随数位鬼卒，正用绳子拖拽一只小猴，猴子旁边还有一瘦骨嶙峋的厉鬼。这里地处地狱中的猴子，正是不死之表征。《西游记》除了猴子外，其他如蝉与唐僧、八戒与雷法、西王母与仙桃等，都在暗示这是一组向西（南）求仙的师徒。当然，不能排除印度神猴哈奴曼的影响。哈奴曼手中兵器是所向披靡的“杵”，一根印度式大铁棒，猴王孙悟空手中是一个变化如意的“金箍棒”！这根如意棒来自东海，它的力量和神奇不亚于印度传统中的非凡兵器“杵”，这可能是中国神猴与印度哈奴曼之间存在的唯一关联。这一点通过一件明代木雕得到证实，范晔曾提供给笔者的一件明代木雕悟空像，悟空手中所持正是印度式的杵：一头呈圆球状，同时悟空的另一手结“升天诀”。这个造像非常有意思的将哈奴曼的持杵特征与孙悟空“不死”（手结升天诀印）特征结合在一起。但是，即使与哈奴曼有关，仍然不能证明猴子的故事与佛教与印度有直接的关系。文化传播是非常复杂的现象，并非有学者试图整理的那样，呈现一条清晰的直线。猴子身上，叠加着诸多传统与文化元素。

总之，《西游记》以佛教的名义，讲述了成仙的传奇。到达西天之后的封圣，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简介

李翎（1966—），女，文学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佛教图像学。

[1] Glen Dudbridge（杜德桥），“The HsiyuChi Monkey and the Fruits of the Last Ten Years，”Chinese Studies，1988.

[2] 2018年10月18日法国学者范晔与笔者交谈时说：五虎棍是一个开路会，也称为“五虎打路”。这个活动由8人组成，8人是董家五兄弟（即董龙、董虎、董彪、董豹和董达）和另一方赵匡胤、柴荣和郑恩3人。他们上演的故事发生在董家岭，赵匡胤和他的两个伙伴正在路过董家土地上的一座桥，这时董家五兄弟上前向他们索要买路钱。因为不付买路钱，双方打斗起来，赵匡胤最终获胜。于是，董家五兄弟追随他，帮助他一起打天下。如今妙峰山碧霞元君大殿前的五虎表演，最后一幕表现的是获得胜新皇帝赵匡胤被众伙伴们抬起。京剧剧目中有这个故事，叫《董家岭》或《打五虎》。

[3] 余国藩（AnthonyC.Yu）著，李奭学译：《余国藩西游记论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

[4] 据《植根民间：孙悟空起源的系统思考》，共归纳猴子来源迄今的三说：以胡适为代表的印度哈奴曼说；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无支祁说；以肖兵为代表的中印混血说。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b6d35730102w97n.html

[5] 巫鸿著，郑岩等编译：《汉代艺术中的“白猿传”画像-兼谈叙事绘画与叙事文学之关系》，载《礼仪中的美术》（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6-204页。

[6] [晋]张华著，祝鸿杰译注：《博物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7]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219-221页。

[8] 袁珂译注：《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9] 王强模译注：《列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125页。

[10] （法）戴思博著、李国强译：《〈修真图〉—道教与人体》，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130-131页。

（栏目编辑　朱浒） tHK/QV9ULcG2J3vi+bBMre+DkSgCHz9n/i6e6dsLNa2RDCQ9HD5rvo+0exTG4W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