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谭副造释迦像主尊像考

刘祎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上海，200241）

谭副造释迦像（封面图），出土于河北临漳北吴庄一佛教造像埋藏坑，青石质尖楣形背屏式造像，正面塑一佛二胁侍并供养菩萨、飞天等，背面上部浅刻弥勒兜率天宫说法图，中部定格谭副夫妻携子女供佛情景，下为魏碑体题记，由此推测该像造于北魏皇兴或太和间 [1] 。整体造型朴质精美、内容清晰丰富。

造像主尊释迦牟尼佛立像，脸部虽残仍可见其圆润形态；身着通体红绘的通肩式袈裟，胸前衣纹呈对称“U”形，肩膀及腹下衣纹呈蟹爪形勾连状，下裾三重褶边，袈裟厚重紧窄显出敦厚健硕的躯体；其右手屈伸右胸前作施无畏印，左手下垂左股前握袈裟褶边，跣足于低矮的覆莲台上。仔细观察该像造型特征并联系它所处的地区及年代，觉察该像内涵较为复杂，在佛教造像艺术发展中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依据目前所见到的相关图像而倾向于认为谭副所造之像为“优填王像”，该推断主要基于视觉层面上的“U”形通肩衣（佛像着通肩衣且胸前衣纹呈“U”形）和清晰的躯体轮廓形态这两方面考虑。前者来说，“造佛形象者，终不堕恶趣，终辄生天上……其福不思议” [2] ，因旃檀像可为众生带来福报，故在当时得到很高的推崇，优填王像或也因此被视为佛像制作之滥觞 [3] 。优填王之国都憍赏弥是佛教雕刻史中最值得关注的地方，迄今印度出土的迦腻色伽二年、三年、五年等早期佛像最多的地方正是这里。就秣菟罗地区早期有纪年的佛教造像的立像、螺髻佛和着“U”形通肩衣佛像三大类型而言，对外延续时间之长辐射影响之广的首推“U”形通肩衣佛像，如安尤尔五十一年铭像（图1）、贵霜秣菟罗佛像等（图2）。由此结合憍赏弥地区对优填王像的推崇、该地出土的众多迦腻色伽早期佛像、秣菟罗地区“U”形通肩衣的流行，暂且归秣菟罗地区早期着“U”形通肩衣佛像为优填王像。优填王像的故事很早就传入中国，3世纪末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铜镜上已可见描绘优填王故事的画面 [4] ；唐以后的优填王像形成了中国化的标准式样 [5] ，如日本留学僧奝然带回国的北宋雍熙二年释迦牟尼佛立像（图3）及明清的旃檀立像（图4），佛像均身着通肩袈裟、胸前“U”形衣褶均匀排列，而谭副造像除左手握衣褶外余者特征皆与上同。至此，联系前文所述的暂归秣菟罗地区早期着“U”形通肩衣佛像为优填王像的说法，再从宏观的视角通篇观察，即可发现这些优填王旃檀瑞像都有着“U”形通肩衣的特点，而且透过贴体袈裟都可以明显看到造像的躯体轮廓形态；由此可说，具有上述特征的释迦牟尼佛像都可称之为瑞像或优填王（旃檀）像，故断定谭副造释迦像即是优填王像。

其次，谭副造像的造型特征明显有笈多秣菟罗风格影响。当拓跋鲜卑结束十六国以来的百年战乱统一中国北方时，古印度旃陀罗笈多一世在小国林立的背景下据华氏城建立笈多王朝，此时大乘佛教流行，佛教艺术鼎盛。地处王朝腹地的秣菟罗，是恒河流域佛像雕塑重镇，在早期本土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秣菟罗佛像雕刻，此时逐步摆脱贵霜秣菟罗和犍陀罗佛像偏好雄浑厚重的影响，创作了印度民族理想化的崭新式样：脸颊圆润丰盈、表情慈悲肃穆、充满神秘哲思的气质，着通肩式、薄如蝉翼般的贴体袈裟，尽显结实魁梧的躯体及轮廓，同时对袈裟衣纹的表现也由凹刻线转变为突起的绳状线（或称仿泥塑贴条法），这种佛像表现形式，被称为“湿衣佛像”，是印度古典主义的最高成就之一。发现于北方邦贾玛尔普尔的红砂岩立佛像 [6] 是笈多秣菟罗流派典型的“湿衣佛像”例作，给中国佛教美术以重要启发，在炳灵寺等早期石窟中影响较为明显。谭副造像亦左手握袈裟褶边、佛衣线条为突起线条塑造手法 [7] ，尤其面相圆厚饱满有着笈多的古典美感，袈裟贴体表现显露明确清晰的躯体形态，又无声地诉说着其笈多秣菟罗风格意味的存在。

再次，云冈石窟第一期佛造像 [8] 在外型塑造方式上也为谭副造像提供了某些借鉴。稍早于谭副造像的昙曜五窟，是拓跋濬复法后主持修凿的引领风潮的国家性质工程，造像必然会引起民间集体性的膜拜与效仿。其中第18、20窟主尊东侧的两左胁侍立像（图5），右手屈伸上举至胸前作施无畏印、左手于左股外作握袈裟褶边之状，姿态与谭副造像主尊类同；两者佛像胸前的“U”形衣纹、双棱状凸起的衣纹塑造手法以及宽博的袈裟衣褶也极为相近，可以看出谭副造像对于前者的继承。在贵霜时代，印度佛教艺术就已沿长江流域由上游及下铺展开来，在经与丧葬仪式相关的佛像演变中，部分核心特质诸如左手握衣袂右手施无畏印、“U”形衣纹及厚重朴拙的衣褶表现等形式不曾佚失，并在随后兴起的金铜佛像中继续衍变，通过运河由山东进而河北影响到北方十六国的金铜佛造像；诸种类似关联，细若游丝却连绵不断。

最后，谭副造像与西域佛教造像的关系也不容忽视。当笈多王朝蓬勃发展之时，犍陀罗地区相继被波斯人建立的萨珊王朝等政权占领 [9] ，此时少有佛像存世，特别是当嚈哒人占领此地代以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称祆教） [10] 为尊崇对象后，犍陀罗佛教艺术犹如强弩之末而归于地方流派 [11] ；著名的巴米扬大佛有鲜明的笈多秣菟罗风格，显然是笈多文化影响的结果。5世纪后至6世纪前期，当犍陀罗影响势力消退时，笈多和北魏两大王朝主导下的文化艺术在西域方兴未艾 [12] 。出土于和田约5世纪时的二身泥塑立佛像 [13] （图6），皆右手上举作施无畏印、手垂膝握衣角，面带微笑显得庄严慈悲，较为厚重的佛衣贴体透出结实的躯体形态，与谭副造像的造型类似；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公元6世纪的一身佛像（图7）也是同样的风格，只是这身佛像的“U”形衣褶更为明显；由两者所显示的笈多秣菟罗风格特征，也可推想笈多文化在西域与北魏文化碰撞交汇后继续东行的势态。当然，仍存在着的犍陀罗某些因素也依然可能在两大王朝间的交往线路上继续传播而影响到中原的佛像塑造，反映在谭副造像上，大约就是主尊左手所握衣褶的塑造方式、条缕状纹路的束发髻等。

谭副生活的时代，立塔建寺、写经造像皆为时尚，无论布衣权贵，在他们的观念里都笃信这是兴福立功的事情；释迦、弥勒最是信徒热衷的对象，在官吏僧尼中格外盛行，谭副所造之像恰正如此。谭副所在的发干县属“据河北之襟喉，为天下之腰膂”的邺城地区，这里自十六国始佛教就很流行，后赵佛图澄在此传教由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北魏孝文帝更曾想迁都至此；深厚的佛学基础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仅奠定了繁华几度的邺城在佛教造像发展演变中的显著地位，也塑造了谭副造释迦像的多元形态特征。凝视此尊像时，我们似乎仍然可以感知谭副那位热心崇佛的弟子，在端详“瞻之者不觉曦影屡迁，睹之者足以功成弥劫”的佛像时由衷的欢喜，在时花芬芳、经幡摇曳的佛堂中礼拜时的恭敬身姿，以及他在虔诚诵经时的喃喃之语。

作者简介

刘祎（1988—），女，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佛教美术。

[1] 皇兴（467—471）是献文帝拓跋弘的第二个年号，太和（477—499）是孝文帝拓跋宏所用年号。根据造像题记“为皇帝陛下、皇太子敬造”内容确定该像所造时间为献文帝或孝文帝执政时期。

[2] 《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八。

[3] 蒋家华先生认为优填王造像的传说是“为佛像制作进行舆论造势，或作为佛像造作上的经典依据”。

[4] 浙江湖州安吉县梅溪镇出土的佛像夔凤镜，圆纽外四叶内饰瑞兽纹，四叶间为西王母和东王公和两组佛像，两组佛像图式相似：有一像坐于覆莲上、一像呈跪拜状，佛经中两佛互拜为优填王造像的故事。

[5] 龙门石窟的七十余尊倚坐优填王雕像，在印度憍赏弥地区造像中尚未见有类似造像者，而与秣菟罗地区出土的贵霜第二代国王阎膏珍纪念像十分接近。这里对龙门石窟的优填王同样保留质疑态度。

[6] 该像高112厘米、宽63厘米、厚28厘米，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通肩袈裟和湿衣状。

[7] 衣纹略厚重不排除贵霜秣菟罗受犍陀罗造像影响的原因，在十六国金铜佛像基础上发展而来，见下文。

[8] 按石窟形制和造像风格的演变，分云冈石窟为三期，第一期凿于文成帝时间，时间约为460年至465年，分布于西区以昙曜五窟为代表；第二期凿于文成帝后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前，约465至494年，第三期凿于迁都洛阳后至孝明帝正光年间，约494年至524年。

[9] 公元3世纪初，波斯人占领大夏和犍陀罗等地，造成佛教遗址的大量毁坏；4世纪中期，萨珊王朝最终完成对整个犍陀罗地区的征服，由于“国家供养人”的缺失，此时佛教僧团的数量和活动亦随之减少；5世纪中期，嚈哒人控制了犍陀罗，大量的佛教寺院庙宇被损毁、大批的雕塑和建筑被焚烧，犍陀罗地区的佛教文明再一次遭受沉重打击，而这也是这一时期佛教文明及艺术在犍陀罗地区衰落和走向消亡的重要原因。

[10] 琐罗亚斯德教是基督诞生前中东地区最有影响的宗教，古代波斯帝国的国教，在中国称祆教。《梁书·滑国传》中称嚈哒为“滑国”，因有“事天神、火神，每日出则出户祀神而后食”的记载而被人认为它由此前的原始宗教或萨满教信仰转而接受了祆教，“宗教信仰转变，以及转变过程中嚈哒接受伊朗文化（祆教）莫大影响的具体文字介绍”（姚大中：《姚著中国史2：古代北西中国》，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170页）。

[11] 尽管犍陀罗佛像在笈多王朝失去了旺盛的创造力，但不可否认它仍会对中国造像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12] 发现于图木舒克的公元5世纪彩绘木雕坐佛像，现藏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衣纹几乎不雕不刻，只在领口袖口处略略表现衣纹，完美地体现了笈多秣菟罗外的另一派即萨尔纳特造像风格的影响。

[13] 新疆和田民丰县喀拉萨依出土的约5世纪泥塑佛像，现藏大英博物馆。两身像均肉髻高耸，面带微笑，予人庄严慈祥之感，佛肩膀宽实，跣足立于倒锥形圆台，着通肩式袈裟，阴刻线衣纹，袈裟贴体，具有笈多秣菟罗风格。 R1ETvamvRSXqJHJ3W3Nxss8J+URTZLabOKQIeiYzMFbvTYzCbg8rBuXsEUE30M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