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仁寿唐代道教摩崖造像“三宝龛”再研究

邓宏亚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都，610064）

坛神岩摩崖造像位于四川省仁寿县文宫镇鹰头村七组，现存唐代佛、道造像71龛，其中第53龛因龛内右壁《南竺观记》（以下简称《观记》）记载了“造三宝像一龛”而得名“三宝龛”。

自“三宝龛”发现以来，不少学者均在其著作或论述中有所探讨，胡文和先生在较早期的研究中认为该龛三主尊即三清。 [1] 景安宁先生亦持该观点，并认为左壁坛上主尊为唐高祖。 [2] 而李淞先生则认为《观记》中的“三宝”，即天宝君、灵宝君、神宝君，与后来的三清造像并无直接对应关系，并认为左壁主尊应是天尊或老君。 [3] 小林正美先生、黄海德先生则认为，作为三宝的天宝君、灵宝君和神宝君就是三清，二者有着相同的神格。 [4] 胡文和、常志静（Florian C.Reiter）、黄海德、刘屹等先生还对《观记》所列道藏经目进行了详细研究。 [5] 诸位前辈学者的看法很有见地，我们认同龛内正壁前所造三主尊为天宝君、灵宝君和神宝君，但并非三清；左壁主尊为太上老君，而非唐代帝王。《观记》所载“三宝像”，不仅包括位于正壁的三宝君，更代表了道教的“三宝”义，即“道、经、师”三宝，是具体三宝神与三宝义的合一。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宝龛造像内容、开凿依据及发现价值与意义方面作进一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造像简介

三宝龛为坛神岩第53龛，位于南侧崖面中部，单重方形龛，龛向155度。龛内环三壁造前、后两排像，前排正壁至左壁内侧起一坛 [6] ，坛正面及左侧面浅浮雕供养人立像二十七身（图1）。 [7]

正壁前坛上造三主尊，均结跏趺坐于台座上。左侧主尊（现头部不存），左手举肩前，右手抚右膝。中央及右侧天尊，戴莲花冠，胡须分三绺垂胸前。中央主尊坐仰莲方座上，左臂举肩前，右手握一桃形环置右膝上；座中央兽首，衔卷草铺满莲座周围空间。右侧主尊，左手持扇，右手抚右膝。

三主尊之间立二真人像。左侧一身老者形像，戴莲叶形冠，双手持经卷于胸前。右侧一身青年形像，戴圆形冠，双手持笏板于胸前。

三主尊两侧各立一女真于正壁与侧壁转角处。左侧女真立坛上，左手举左肩前，右手提卷草垂体侧。右侧女真立覆莲圆座上，左手垂体侧，右手举卷草于右肩前。

左壁前排造像三身。从内至外第一身主尊形像，位于左壁中央，跏趺坐于方座上，座下设坛，头部不存。右手抚身前一兽足凭几。第二、三身胁侍形象，均立于覆莲座上（图2）。

右壁前排造像三身。从内至外第一身天王形像，立于小鬼背上，左臂举左肩前，右手垂体侧握飘带。第二、三身均立于覆莲座上，第二身头部不存，左手托卷草于左肩前，右手置腹侧；第三身，双手托一小圆盘于胸前，盘上置一桃形物（图3）。

后排两侧近龛口处各雕一力士。力士之间后排壁面雕立像十一身，除左起第三身雕出全身外，余仅露上半身。左起第一身双手握一物于胸前，头部及持物不存。第二身，绾髻，双手持一物于腹前。第三身天王形像，踩一小鬼背上。第四身真人形像，戴莲形冠，双手笼袖置胸前。第五身真人形像，绾髻，戴三叶形冠，冠上方雕一圆轮，双手持如意于身前。第六身真人形像，戴方冠。第七身真人形像，面相较老，右手置右肩前。第八身真人形像，戴方冠，双手执一笏板于胸前。第九身天王形像，戴冠，冠上有一圆轮，左手置腹前，右手举一巾于右肩前。第十身女真形像，绾髻，左手握裙带于左胸前。第十一身真人形像，绾髻，双手似持一物于胸前，头微左偏。

右壁中央位置雕一碑，重檐碑首，檐面饰忍冬，檐下饰锯齿纹。碑首下檐两端各垂一道长流苏。碑宽68厘米、高110厘米、厚10厘米，上刻《观记》。参照胡文和、常志静、黄海德、刘屹等先生释文，过录如下：

《南竺观记》

三十六部经藏目：洞真十二部，洞玄十二部，洞神十二部。一夫（天）之下 [8] 三洞宝经合有三十六万七千卷，二十四万四千卷在四方，十二万三千卷在中国。上清三百卷，灵宝卌卷，三皇十四卷，太清三十六卷，太平一百七十卷，太玄二百七十卷，正一二百卷，符图七十卷，《升玄》《本际》《神呪》《圣纪》《化胡》《真诰》《南华》《登真》《秘要》等一千余卷，合二千一百卅卷见而在世，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五经六籍并出其中，余十二万八百七千卷在诸天之上山洞之中，未行于世。夫三洞经符，道之纲纪，太虚之玄宗，上真之经首，了达则上圣可登，晓悟则高真斯涉，七部玄教，兼该行之，一乘至道，于斯毕矣！

大唐天宝八载，太岁己丑，四月乙未朔，十五日戊申三洞道士杨行进、三洞女道士杨正真、三洞女道士杨正观，真□、正法、观元、守宪、进弟彦高等共造三宝像一龛，为国、为家存亡动植，普同供养。 [9] （图4）

二、造像辨析

位于三宝龛右壁的《观记》明确记载该龛造像内容为“三宝像”，且开凿于唐天宝八载（749年）。道书所载“三宝”含义两重，既有天宝君、灵宝君、神宝君三尊神，亦有道宝、经宝、师宝三义。

（一）三宝君辨析

我们认同三宝龛正壁三主尊确为道教三宝君像。道书所见三宝君最早者，乃成书于东晋的古灵宝经 [10] 《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该书之“三宝大有金书”，首叙“三宝”为“天宝”“灵宝”“神宝”三宝君，三元为“混洞太无元”“赤混太无元”“冥寂玄通元”，由三元以生玄、元、始三炁，由三炁化生三宝君：

天宝君者，则大洞之尊神。天宝丈人，则天宝君之祖炁也。丈人是混洞太无元高上玉虚之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亿万炁。后至龙汉元年化生天宝君，出书时号高上大有玉清宫。灵宝君者，则洞玄之尊神。灵宝丈人，则灵宝君之祖炁也。丈人是赤混太无元玄上紫虚之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炁。后至龙汉开图，化生灵宝君，经一劫至赤明元年，出书度人时，号上清玄都二京七宝紫微宫。神宝君者，则洞神之尊神。神宝丈人，则神宝君之祖炁也。丈人是冥寂玄通元无上清虚之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万炁。后至赤明元年化生神宝君，经二劫至上皇元年，出书时号三皇洞神太清太极宫。此三号虽年殊号异，本同一也。分为玄、元、始三炁而治，三宝皆三炁之尊神。 [11]

又成书于唐以前的《太上洞玄灵宝业报因缘经》卷十，“叙教品”载：

元始以一炁化生三炁，分为三天。一曰始炁，为清微天，号玉清境，天宝君所化，出洞真经十二部，以教天中九圣。二曰元炁，为禹余天，号上清境，灵宝君所化，出洞玄经十二部，以教天中九真。三曰玄炁，为大赤天，号太清境，神宝君所化，出洞神经十二部，以教天中九仙。三十六部，亦曰三乘：一曰大乘，二曰中乘，三曰小乘。结飞玄之炁，自然成章，玉字金书，龙文凤篆，大方一丈八角，垂芒教化，诸天流通。 [12]

此知，三宝君系灵宝经系最高尊神元始天尊以玄、元、始三炁垂迹应感而成三洞教主，出三洞经书，本质上是元始天尊的化身。 [13] 由此，三宝君并非“三清”尊神。

（二）三宝义辨析

“三宝”亦包含道宝、经宝、师宝三义。成书于东晋的古灵宝经《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宿缘经》首载三宝为：“道宝，太上经宝，师宝。” [14] 初唐道士孟安排《道教义枢》卷一，“三宝义”引《请问经》曰：

道以通达为义，谓能自通通他，又能令凡达理，通物至乐。太上经者，太言极大，备包众理；上是胜出，超踰众教；经即训法、训常，言由言径。……径是入道之途径。 [15]

同卷引《消魔经注》云“师”为：

能养生，教善行，为人范，是法师也。 [16]

简言之，“道宝”即无上大道，通贯一切，是宇宙之始，万物之源；“经宝”则是至道之理，指引通达大道之途径，是修道的阶梯。但道、经皆是无言之教，有待师的弘扬和传授。 [17] 因此《道教义枢》卷九，“福田义”亦曰：

道虽尊贵，性一化主，又不恒见，无所资须；经法乃高，由人弘阐。此之二宝，田义不彰，惟在师尊，于理独显。何者？师宝之法，交有资须。 [18]

又孟安排在《道教义枢》卷一，“三宝义”中引《大存图诀》云：

道宝无形之形，即太上也，此以应身为体。师宝者，得道之人为我师。 [19]

“太上”只是尊称，并非专指。古灵宝经《太上灵宝无极大道自然真一五称符上经》卷上曰：

贵不可称，尊无有上，曰太上。……太上，道之极尊。 [20]

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均有“太上”之号 [21] 。由此，道宝、经宝、师宝三义实为三宝体系，并不确指，正如《云笈七签》卷四三所收约南朝末成书的《老君存思图十八篇》，“存道宝”载：

师宝者，得道人，为我师也；经宝者，自然妙文，师所传也；道宝者，无形之形，即太上是。 [22]

作为无上大道的道宝须为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三者中的任一尊神充当；经宝则为“师”所传的训法、训常；师宝则可由得道之人充当。

三宝龛正壁三宝君为元始天尊在不同时期的化身，元始天尊代表道气，由此化身三宝君代表三洞教主。换言之，三宝君整体组合的出现可看作是元始天尊“道宝”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三宝龛左壁主尊与正壁三宝君同位于坛上，似表明其与三宝君身份等同，但位于左壁，地位略低。右壁《观记》虽未位于坛上，但处于右壁中央，碑左右胁侍与左壁主尊左右胁侍对应（左壁天王位于主尊身后而右壁天王由于《观记》位置关系而置于前排），似乎正是为了突出碑亦是全龛造像的重要内容。如此，“三宝像”不仅包含正壁的三宝君，似还应包括左壁的主尊和右壁的《观记》碑。

（三）左壁主尊与右壁《观记》辨析

右壁《观记》列载了“三洞宝经”经目，成书于唐代的敦煌文献P.3562V《道教斋醮度亡祈愿文集》载“列三洞，玄又玄者，经宝也” [23] ，且《观记》同时载有“三洞经符，道之纲纪，太虚之玄宗，上真之经首，了达则上圣可登，晓悟则高真斯涉”，此语恰与经宝“入道之径”内涵相符，以此象征“经宝”无疑是可行的。如此，倘若推论不误，左壁主尊当为“师宝”。

前贤认为左壁主尊为唐高祖，确有文献记载唐朝皇帝作为胁侍立于老君身侧，如《旧唐书·礼仪志》载，玄宗于天宝三载（744）诏令天下开元观铸玄元等身天尊，“……太清宫成，命工人于太白山采白石，为玄元（老子）圣容，又采白石为玄宗圣容，侍立于玄元之右，皆依王者袞冕之服，缯彩珠玉为之” [24] ；却并无皇帝作为主尊与老君乃至元始天尊并坐的记载。又左壁主尊所着服饰多见于唐代道像中的天尊、老君像，身前立有兽足凭几亦多见于唐代老君像。 [25] 由此，我们赞同李凇先生的观点，左壁主尊并非唐玄宗，而应是天尊或老君。

中古道教史上能够与元始天尊等级相同而地位稍低的尊神只有太上大道君与太上老君，因此左壁主尊是否为太上大道君呢？答案是否定的，早在北周《无上秘要》卷三九，“授洞玄真文仪品”引《明真经》（即古灵宝经《洞玄灵宝长夜之府九幽玉匮明真科》）载：

次礼三宝：至心稽首太上无极大道，至心稽首三十六部尊经，至心稽首玄中大法师。 [26]

《明真科》明确记载所礼三宝中的道宝为“无极大道”，经宝为“三十六部尊经”，师宝为“玄中大法师”。又据古灵宝经《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曰：

虚无真人、高上大法王、大千乘贤，世号老子者也。老子，玄中大法师矣。 [27]

表明太上老君正是弘扬灵宝经法的大法师。唐史崇玄《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明天尊”条引《老子经》云太上老君“总曰无上老子，玄中大法师” [28] 。又唐《道门经法相承次序》卷中引《真传》云玄中大法师十号，“三号太上老君”“四号高上老子” [29] 。此知，在唐代仍延续玄中大法师为太上老君名号之一的说法。

北宋类书《云笈七签》所收约南朝末成书的《老君存思图十八篇》，“存道宝”“存经宝”“存师宝”三篇对道、经、师三宝义的图像情节描述最为具体、详细。“存道宝”载：

道宝者，无形之形，即太上是。……常见太上在高座上，老子在左，元君在右。又见经在西方，师在东面。次见十天光仪、侍卫文武、伎乐各从方来，朝礼太上。先存见斋堂，为太玄都，玉京山七宝城宫台宝盖师子之座，座上莲花以为茵籍，床前师子蹲踞相向，香官伎乐参然罗列。 [30]

“存经宝”载：

见道宝竟，仍存玄台之里，在于太上之西，有七宝庄严光明帐座，座有玉案，案有宝经。绛绡之巾，火铃之室，宛籍缊函，镇履经上。玉童玉女，侍卫香灯。三十六部，道德为宗。 [31]

“存师宝”载：

见经宝竟，仍存玄台之里，在于太上之东，有七宝庄严明光帐座，座上有玄中大法师，即是高上老君……凭几振拂，为物袪尘，凝神释滞，以正治邪。仙真侍侧，左右肃然。 [32]

即太上道宝面南而坐，经宝位于太上之西，师宝在太上之东，三宝均处于“玄台之里”这一空间。

三宝龛龛向为155度，即面向东南方。龛内正壁三宝君亦是面南而坐，中央宝君莲座下有一狮首，口衔卷草（可能为变形莲茎），铺满整个莲座周围空间；三宝君西面为记载“三洞经目”的《观记》碑，碑首重檐屋形，似乎暗含其为龛内一个独立的空间；东面为师宝老君，身前有一兽足凭几；三壁各有胁侍数身不等，但均位于同一龛中；与《老君存思图十八篇》前三篇描述相符，唯详略不同。吕鹏志先生研究认为，《老君存思图十八篇》前三篇中的三宝神源出于已佚的古灵宝经《灵宝上元金箓简文》 [33] ，故其记载的或许正是已佚的古灵宝经中关于三宝义的内容。由此，三宝龛左壁的主尊应是老君，代表位于东面的“师”；右壁的《观记》代表位于西方的“经”。至于力士之间后排壁面雕立像十身（不包含左壁老君身后天王）当为十天光仪、文武侍卫等胁侍，是四川地区道教摩崖造像中常见的护法神。

综上所述，坛神岩第53龛“三宝像”不仅包括位于正壁的三宝君，更代表了道教的三宝义，即“道、经、师”，是具体三宝神与三宝义的合一。第53龛造像以元始天尊化身的“三宝君”而非“太上大道君”或“太上老君”代表道宝，以《观记》所载“三洞经目”为经宝，以太上老君作为师宝，显然是以三宝义体系中的最高级别来开龛造像。第53龛三宝像作为道教义理中最高级别的代表，却位于石包南面中部，并没有选择石包崖面位置更为完好的东面中部，似乎正是为了严格依据道经所载的元始天尊面南而坐，经在西，师在东而造。

三、造像依据

坛神岩道教造像“三宝龛”特征显著，且未见于同时期佛教造像，其开龛造像断非简单模仿佛教造像，当有经典依据。成书于隋唐之际的《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二，“造像品”载：

凡造像，皆依经具其仪相，天尊有五百亿相，道君有七十二相，老君有三十二相，真人有二十四相，衣冠华盖，并须如法。 [34]

又《旧唐书·隐逸传》载唐玄宗采纳司马承祯别立五岳斋祠之所的建议：

玄宗从其言，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祯推按道经，创意为之。 [35]

以上两条明确指出，道像的创作当依经典而行。通过对三宝龛造像的辨析及《观记》碑文的解读，无疑为我们探讨其所依经典提供了关键线索。

（一）三宝君

道经中关于“三宝君”的记载，除上文所引古灵宝经《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之“三宝大有金书”与唐前道经《太上洞玄灵宝业报因缘经》卷十中“叙教品”外，亦见于刘宋时期成书，实为《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前半部分的古灵宝经《灵宝自然九天生神三宝大有金书》 [36] 。类似记载，亦见于《无上秘要》卷二四，“三宝品”引《洞玄九天经》。 [37] 由此，三宝君像当为数部古灵宝经所记载，表明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受灵宝思想影响的题材。尽管“三清”在道教经典中多有出现，但唐以前，“三清”多指三宝君所居住的“玉清宫”“紫微宫”“太极宫”，即“三清胜境”，而“三清胜境”向“三清尊神”地转化，大约在唐代初期。 [38] 时人将坛神岩第53龛造像称为“三宝”，而非“三清”，是有原因的。尽管两者神格相似，但却有联系亦有区别。两者的关键区别是，三宝君本质上是元始天尊的化身；而“三清”则源自对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等不同道派最高神灵的整合，元始天尊只是其中之一。 [39] 第53龛开凿于盛唐，其时“三清”尊神业已形成，不以“三清”而以仍以“三宝”名之，可能仍较多地保持古灵宝经思想。

（二）三宝义

第53龛“三宝像”不仅包括位于正壁的三宝君，更代表了道教的三宝义，即以正壁元始天尊化身的三宝君为道宝，以左壁太上老君为师宝，以《观记》所载《三洞经目》作为经宝。而最早记载道、经、师三宝义的道书文献乃成书于东晋的古灵宝经《洞玄灵宝本行宿缘经》；同出于古灵宝经的《明真科》则载三宝义为“无极大道”“三十六部尊经”“玄中大法师”。而“玄中大法师”亦是古灵宝经《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所认为的“老子”。故三宝义虽为三宝体系，但实际在古灵宝经中似乎是以“老子”作为师宝，“三十六部尊经”作为经宝，所不确指的只是“道宝”为“元始天尊”还是“太上大道君”。坛神岩第53龛“三宝君”系元始天尊“一气”一分为三，化为玄、元、始“三气”，遂凝聚成洞真、洞玄、洞神“三洞经书”，换言之，该龛所造之“道宝”与“经宝”均是元始天尊所化与“垂迹应感”的结果，而“天师道”最高尊神“太上老君”则成为宣扬灵宝经法的一位大法师。王承文先生指出：“南朝后期至隋唐，元始天尊作为道教统一性教主地位确立，元始天尊进一步被塑造为三洞经书的共同教主” [40] ，该龛内容应与此时代大背景密切相关。故从三宝义上来看，第53龛亦包含较多的古灵宝经思想。

（三）三洞观念

《观记》本身即包含完备的“三洞经书”观念。碑文“夫三洞经符，道之纲纪，太虚之玄宗，上真之经首”与古灵宝经《上清太极隐注玉经宝诀》所载“此三洞经符，道之纲纪，太虚之玄宗，上真之首经矣”完全相同。 [41] 碑文同时亦载“三宝龛”的开凿者为唐代“三洞道士杨行进、三洞女道士杨正真、三洞女道士杨正观”等人。近来，白照杰指出，唐代的“三洞道士”所指当是受学了洞神、洞玄、洞真三洞经法的道士，与“三洞法师”并非同一法位等级；唐代的“三洞道士”要比最高法位的“（无上）三洞法师”等级低，但又较其它法位高，对应于《三洞奉道科诫仪范》中的“洞真法师”和“无上洞真法师”。 [42] 据王承文先生研究认为，“三洞法师（道士）”这样一些与“三洞经书”有关的法位名称等内容，均可在古灵宝经中找到出处 [43] ；在古灵宝经看来，灵宝经兼涉“三洞”，所以灵宝经亦可称为“三洞宝经”，授受《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的师徒，分别可称为“三洞法师”“三洞弟子”。 [44] 故《观记》中所涉“三洞”观念的用语亦与古灵宝经联系密切。

结合三宝龛所包含较多的古灵宝思想来看，显然坛神岩道教造像多受唐以前成书的道经所影响。而主持造像的开凿者为《观记》所载数位道士及一些信众，此批道士应即南竺观的驻观道士，亦是接受唐朝政府统一管理的专职道士。 [45] 透过三宝龛的分析可知，该批造像的开凿者继承和吸收了早期古灵宝经思想，并依据古灵宝经记载开龛造像。如此，坛神岩道教造像是受古灵宝经影响的摩崖造像。

四、价值与意义

四川仁寿坛神岩三宝龛的发现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唐代道教整合的实物见证

结合三宝龛造像辨析可知，《观记》碑文所载三洞经目均是化为三宝君的元始天尊所说，而由师宝玄中大法师老君弘扬。值得关注的是，碑文中的“三洞宝经”已俨然不仅包括三洞经目，而是将“三洞四辅，七部之教”统一于三洞宝经之下，从而在“上清”“灵宝”“三皇”三洞经目的基础上将当时几乎所有不同的道教经典都纳入代表“经宝”的《观记》中，暗含其时元始天尊作为道教最高神灵的地位已经确立，元始天尊化身的三宝君所说经法实已在“三洞”的基础上将“四辅”也吸纳其中。又《观记》明文刻载“七部玄教，兼该行之，一乘至道，于斯毕矣”，即统一的道教经教体系业已形成。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与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主编的《道藏通考》指出，道教传统的统一始于公元5世纪，在唐代达到顶峰。 [46] 王承文先生亦持相似观点，并进一步认为东晋末年，古灵宝经诞生之初，即已具有极为明显的整合道教各派以建立统一的道教经教体系的特征与趋势 [47] ；隋至唐初，中古道教统一经教体系的形成，正是建立在“三洞经书”与“四辅经书”都是“灵宝自然天文”所化，是“元始天尊所说”这一基础之上。 [48] 吕鹏志先生亦认为，大约自5世纪开始，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和刺激，以古灵宝经为先导，道教内部出现了凝聚联合的倾向，对自己的“道教”身份有了统一的认识。当然，在这个凝聚联合的过程中，主要道教传统并未因统一“道教”的出现而消失，而是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同时又在彼此间形成地位、级别或阶次之分。 [49] 主持开凿坛神岩道教造像的南竺观道士多冠以“三洞”称号，当是接受唐代道教整合之后受学三洞经法的道士，但此批道士在其所驻道观中开凿的却是包含古灵宝思想的造像，意味着他们仍然崇奉古灵宝经法。 [50]

随着道教整合及统一经教体系建立，道经品级高低的区分亦成为可能。唐代道教法位制度反映的正是道教的整合与统一，但不同道教传统的独特性仍然存在。如《观记》虽在经目排列上将上清洞真经排在了灵宝洞玄经之前，采用三洞道士的法位称呼，但全龛却包含了较多的古灵宝经思想，可见这批造像的开凿者很好的继承了古灵宝经传统。唐代灵宝不显，但灵宝道法却仍为广大崇道之人所崇奉，且初唐道教的整合亦是符合古灵宝经兼顾三洞、整合道教的初衷。由于道教法位源于上清经且至唐为道教直接继承 [51] ，故灵宝经不得不在法位阶次上位于上清经箓之下。

（二）对复原《老君存思图十八篇》部分图像情节意义重大

坛神岩“三宝龛”造像内容与《老君存思图十八篇》前三篇记载相符度颇高。而《云笈七签》所收《老君存思图十八篇》之后十篇与《太上老君大存思图注诀》基本相同，且《太上老君大存思图注诀》均有图。有研究证实《太上老君大存思图注诀》为《老君存思图十八篇》的一个节本，且《老君存思图十八篇》原本亦有插图，在收入《云笈七签》时被删。《云笈七签》所收《老君存思图十八篇》约出于南朝末期，但插图为宋人绘制，因此今道藏本《存思图注诀》中的插图亦可能本于此。 [52] 坛神岩“三宝龛”虽开凿于唐玄宗天宝八载，但造像内容与《老君存思图十八篇》前三篇文字描述高度相符。如此，即使《老君存思图十八篇》中原有图像为宋人绘制，其所据母本当不仅仅局限于宋代所见版本，应有更早版本流传。《云笈七签》所收《老君存思图十八篇》后十篇原有图像可藉由《太上老君大存思图注诀》填补，而三宝龛的造像内容则可补“存道宝”“存经宝”“存师宝”三篇的部分图像情节，对于复原《老君存思图十八篇》原有图像有重要参考意义。

五、结语

四川仁寿坛神岩唐代道教摩崖造像“三宝龛”正壁所造三主尊并非“三清”而是三宝君，且龛内左壁主尊亦非唐高祖而是太上老君。碑文“造三宝像一龛”不仅包括位于正壁的三宝君，更代表了道教的三宝义，即“道、经、师”，是具体三宝神与三宝义的合一。结合“三宝龛”包含较多的古灵宝思想来看，坛神岩道教造像是受古灵宝经影响下的摩崖造像。三宝龛的发现是唐代道教整合的实物见证，对复原《老君存思图十八篇》部分图像情节有重要意义。

附记：承蒙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张勋燎教授、白彬教授、张亮博士，西南交通大学吕鹏志教授、赵川博士提出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

邓宏亚（1990—），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201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宗教考古、汉唐考古。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调查与综合研究”（13ZD&101）阶段性成果。

[1] 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9、190页。

[2] 景安宁：《元代壁画——神仙赴会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3页；Liu Yang，“Manifestation of the Dao[microform]：a study in Daoist art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y to the Tang（5th-9th centuries），”Ph.D.dissertation,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1997，p.305。

[3] 李淞：《三宝与五圣：唐代道教石窟及殿堂的主像构成》，《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66-69页。

[4] （日）小林正美著，白文译：《金箓斋法与道教造像的形成与展开——以四川省绵阳、安岳、大足摩崖造像为中心》，《艺术探索》2007第3期，第39、40页；黄海德：《唐代道教“三宝窟”与〈南竺观记〉》，《中国道教》2011年第3期，第15、16页。

[5] 胡文和：《仁寿县坛神岩第53号“三宝”窟右壁“南竺观记”中道藏经目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2期，第118-128；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69、170页；Florian C.Reiter，“The Taoist Canon of 749 A.D.at theSouthern Indian Belvedere'in Jen-shou District, Szechwan Province，”ZDMG 148，Vol.1（1998），pp.114-123；黄海德：《唐代道教“三宝窟”与〈南竺观记〉》，第17-20页；刘屹：《唐前期道藏经目研究：以〈南竺观记〉和敦煌道经为中心》，2001年洪堡大学会议论文，in Poul Andersen and Florian C.Reiter eds.Scriptures, Schools and Forms of Practice in Daoism：A Berlin Symposium, 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05，pp.185-214.

[6] 本文所说的“左右”，系就龛内主尊所处方位而言。下同，不另注。

[7] 文中照片、拓片、文字描述材料均由“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调查与综合研究”（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提供。

[8] “一夫之下”当为“一天之下”，西南交通大学吕鹏志教授见告。

[9] “存亡动植”四字由四川大学张勋燎教授帮助释读。

[10] 陆修静所编定的《灵宝经目》分为“元始旧经”（简称“旧经”）和“葛仙公所受教戒诀要及说行业新经”（简称“新经”）两大类。旧经指元始天尊演说之经，新经指太极真人徐来勒传给仙公葛玄的经典。这些新经与旧经一般通称为“古灵宝经”。参见吕鹏志：《唐前道教仪式史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4、85页。

[11] 《道藏》第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版，第843页。关于该书成书年代，参见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12] 《道藏》第6册，第127页。关于该书成书年代，参见任继愈、钟肇鹏：《道藏提要》（第3次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13] 宋绵州冲虚观道士王希巢注《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经》指出天宝君、灵宝君、神宝君“三号虽异，本元始之一身”，迟至南宋，时人亦持三宝君为元始天尊所化之说。参见《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经经解》卷上，《道藏》第6册，第426-428页。

[14] 《道藏》第24册，第669页。关于该书成书年代，参见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第105页。

[15] 《道藏》第24册，第807页。

[16] 同上。王承文先生研究认为《道教义枢》中有关“宇宙化源、天地开辟、劫运观念、教法本起、以元始天尊为核心的神真体系等等，基本上都是以古灵宝经为基础来建构道教的基本框架的”。参见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26、827页。

[17] 孙瑞雪：《试论道教“师道”的神圣性建构》，《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2期，第138页。

[18] 《道藏》第24册，第833页。

[19] 同上，第807页。

[20] 《道藏》第11册，第632、633页。关于该书成书年代，参见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第94页。

[21] 《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卷二载唐李少微注引《龙蹻经》云元始天尊有十号，第五号曰“太上”；唐史崇玄《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明天尊”载太上大道君为元始天尊弟子，天尊赐其太上之号，同书又引《宝玄经》（又称《太上洞玄宝元上经》）云太上老君有十号，第五号为太上。参见《道藏》第2册，第208、209页；《道藏》第24册，第724、726页。

[22] [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笺》第2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952页。《老君存思图十八篇》属太玄部道德法位的仪典，该书所载的仪式与仪规与灵宝斋多有相似之处。参见吕鹏志：《唐前道教仪式史纲》，第252页。

[23] 刘永明：《P.3562V〈道教斋醮度亡祈愿文集〉与唐代的敦煌道教（一）》，《敦煌学辑刊》2013年第4期，第17页。

[24]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26、927页。

[25] 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下册，第226页。

[26] 周作明点校：《无上秘要》中册，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76页。关于该书成书年代，参见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第95页。

[27] 《道藏》第9册，第871页。关于该书成书年代，参见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第831、834页。

[28] 《道藏》第24册，第725页。

[29] 同上，第796页。关于该书成书年代，参见任继愈、钟肇鹏编：《道藏提要》，第536页。

[30] [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笺》第2册，第952、953页。

[31] 同上，第953页。

[32] 同上。

[33] 吕鹏志：《唐前道教仪式史纲》，第146、261页。

[34] 《道藏》第24册，第748页。关于该书成书年，参见任继愈、钟肇鹏编：《道藏提要》，第533页。

[35] 《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第16册，第5128页。

[36] 《道藏》第3册，第266页；王承文：《道教“三洞”学说的思想渊源》，《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4期，第68页。关于该书成书年代，参见任继愈、钟肇鹏：《道藏提要》，第72页。

[37] 周作明点校：《无上秘要》上册，第303、304页。

[38] 王承文：《论中古道教“三清”神灵体系的形成——以敦煌本＜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为中心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49-52页。

[39] 同上，第50页。

[40] 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第182、183页。

[41] 该经据王承文先生考证，《正统道藏》本为《上清太极隐注玉经宝诀》，在敦煌本《灵宝经目》中著录为《太上玉经太极隐注宝诀》，北宋以后，这部古灵宝经经名己被误题为上清经，并收入《道藏》洞真部中。参见王承文：《敦煌本＜灵宝经目＞与古灵宝经的分类及其内在关系考释之二——以古灵宝经“三洞经书”观念的传承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13年第2期，第31页；《道藏》第6册，第645页。

[42] 白照杰：《唐前期（618-755）道教法位制度厘证》，《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70页。

[43] 王承文：《敦煌本〈灵宝经目〉与古灵宝经的分类及其内在关系考释之二——以古灵宝经“三洞经书”观念的传承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13年第2期，第27页。

[44] 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第235-242页。

[45] 《新唐书·百官志》載“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隶鸿驴寺”，后改为“开元二十四年（736），道士、女官隶宗正寺，天宝二载（743），以道士隶司封”。类似记载亦见于《唐会要》卷四九，“僧尼所隶”条与《唐六典》卷一六，“崇玄署”条。参见《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253页；[宋]王溥撰：《唐会要》，中华书局1985年，第859、860页；[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第467页。

[46]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 e r e l l e n, T h e T a o i s t C a n o n：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2004，p.448.

[47] 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第826页。

[48] 王承文：《论隋唐道经分类体系的确立及其意义》，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编：《敦煌学》第27辑，（台湾）乐学书局，2008年，第28页。

[49] 吕鹏志：《法位与中古道教仪式的分类》，《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2期，第1页。

[50] 至于为何“三宝龛”不按道经记载直接开凿元始天尊、老君、经目的三宝义，而要造三宝君与三宝义的合一龛，双重含义隐含的正是三宝君是三洞经书的出书者。虽然三宝君是元始天尊所化，但未直接开凿元始天尊，暗含其时元始天尊作为道教共同的教主的地位虽已确立，仍需三宝君这一化身来阐明元始天尊与三洞宝经的关系。

[51] 白照杰：《仙阶与经教-先唐道教法位制度源流爬梳》，《弘道》2016年第3期，第103-105页。

[52] 张鲁君：《〈道藏〉人物图像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14页；许宜兰：《道经存思图像初探——以〈太上老君大存思图注诀〉为例》，《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58、59页。

（栏目编辑　张晶） ZDtjUGVthHiF0dUgh8Uw0DPz0mZFKOE2eHUtrDmhdpuEUgPP1Bxn+GxY01YU+V5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