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秦汉漆器达到古代漆艺的鼎峰,器型多样化,装饰题材丰富,色彩以红黑二色为主,与秦汉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念紧密相关。以秦汉漆器为窗口,可以了解到秦汉政治制度、人文观念、民间信仰、生产生活等方面,整体呈现秦汉的时代特质。本文尝试从秦汉漆器装饰的“叙事”角度出发,探析漆器表层物象下蕴藏的历史文化意蕴,探源其新的价值。
【关键词】秦汉 漆器 叙事 文化
秦汉时期,漆器吸收战国悠久的传统漆器工艺的精华,以其丰富的器型、色彩、纹饰开始受到人们的喜爱,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达到了漆器艺术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汉初百废待兴,汉朝皇帝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粮钱储备雄厚,据《史记》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如此雄厚的物质财富为汉代漆艺的发展繁荣奠定经济基础。据《盐铁论》记载:“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
以及“一文杯得铜杯十”可见一件漆器凝聚了大量工匠们的心血、智慧、劳力,漆器的价格非常昂贵,只有贵族阶层才能用得起。漆器是汉代王公贵族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主要器物,品类方面有漆杯、漆盘、漆壶、漆奁、漆盒、漆案、漆匜、漆几等等。器型方面与陶器、青铜器有传承关系,符合使用要求。装饰手法多以彩绘为主;多用黑色和红色,常在黑色漆底上绘以红色花纹。
漆器表面各种题材样式的纹样反映社会历史、人文思想、民俗信仰、生产生活、典型人物等方面内容,具有鲜明的叙事特性。附着在漆器上的装饰纹样,不仅增强器物的视觉美感,而且是汉人思想观念的反映。汉代社会弥漫浓郁的生育观念,人们祈求子嗣繁衍、长生不老、死后升仙,这些在漆器上都有体现。漆器的色彩也与生命有关,巫鸿认为:“在汉代,黑色与北方、阴、长夜、水和地下相关;而红色意味着阳、南方、阳光、生命和不死。”以红、黑二色为主,体现出“外黑内红”的特征,不仅使漆器具有典雅、淳朴、庄重的地位,更体现了汉人对生命的向往和天地观念。
漆器是秦汉的典型器物,其艺术特质、文化内涵、历史意蕴等都极富探源价值。本文以秦汉漆器为研究对象,探析其器型、纹样、色彩的文化寓意,致力于了解漆器所叙述的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文化历史,以及秦汉时期人们的宇宙认知模式。漆器所“载”之“道”、所“藏”之“礼”,便是其所“叙”之“事”。本文透过漆器之物本体,分析漆器的艺术语言,探析漆器蕴藏之“事”,探源漆器的文化价值。
从秦末到西汉初期,战事频繁,导致人口稀少。汉初统治者为弥补人口不足的状况,鼓励民众生育,制定生育政策。《史记》《汉书》等分别记载了汉初人口不足和统治者制定生育政策的情况:“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
“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为了促进人口繁殖,汉初统治者颁布政策,如《汉书·高帝纪》载:“民产子,复勿事二岁。”
意思是免除生子之家两年徭役,汉代按人口征收人头税。东汉仍鼓励生育,如《后汉书·章帝纪》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
由此可见,汉代通过免除赋税鼓励民众生育,此项政策是贯彻始终的,引导民众形成多生多育的文化心理,在民间出现了生育热潮,人们期盼多子多孙。汉代生育观念在漆器上也有反映,如漆奁盒方面出现子母奁器型,有五子奁、七子奁、九子奁,甚至多达十一个子奁。“奁”是古代用来盛放女性梳妆用具、珠宝装饰品、香料、钱币或精致物件的匣子,形式多变,功能齐全,制作工艺精美。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彩绘双层九子奁(图1),分上下两层,有盒盖。下层放置有9个大小形态各异的小盒子,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马蹄形等。漆奁的外表以黑褐色漆上贴有金箔,在金箔上再施以彩绘,有金、白、红三色的云气纹,其余部分涂以朱红色漆或几何纹。奁盒内部一般只髹朱漆,大奁盒内的九个小奁盒,在色彩运用以及装饰手法上与大奁盒基本相同,具有外黑内红的特征,集实用与美观为一体。长沙马王堆汉墓同时还出土了一件单层五子漆妆奁(图2),装有五个圆形小漆奁,还有龙纹铜镜、镜擦、木梳、篦等物件。五子漆妆奁的内部髹朱漆,外部以黑褐色漆为底,再施以彩绘。汉代漆器中还有七子奁盒,一只大盒子里面装有七只小盒子,七只小盒子里分别装有不同的化妆物品。七子奁盒的组合有着深刻的寓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五男二女,七子团圆”之说,据说是效仿周武王的子女数目,表示多子多福。汉代多子漆奁与中国古代生育观念的“五子登科”“七子团圆”“十子全福”等相关联,承载了汉人期盼子孙繁衍的心理。这不仅是统治者鼓励生育思想的表现,也是民众内心的心理诉求。汉人祈求子嗣繁衍、期盼多子多福,不是一味迎合统治者制定的生育政策,也受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
图1 西汉彩绘双层九子奁,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图2 西汉单层五子漆妆奁,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儒家将繁衍后代提到孝的高度,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反映了古代重视生育的传统。汉代多子漆奁在组合方式上体现注重子嗣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此外在装饰纹样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寓意。漆器上的西王母的图像寄托民众求子心理,因为“西王母既是庇佑生子的高神灵,同时又是赐予民间生育神药的生育神”
。据《焦氏易林》记载:“稷为尧使,西见王母。拜请百福,赐我善子。”反映汉代民间有祭祀西王母求子的习俗。汉代画像上也出现了向西王母求药的场景,人们希望得到生子神药,寄托人们追求子嗣繁衍、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还有九尾狐形象,在汉代天人感应观念和谶纬思想流行的文化背景下,民众将九尾狐赋予了神圣意义,九尾狐成了祥瑞之兽,具有生育之意。汉代漆奁上可以看到九尾狐的装饰图案,表现了民众祈求子孙繁衍、多子多福的文化心理。除了西王母和九尾狐形象,还有鱼的图像也被彩绘到漆奁上,马王堆三号汉墓的锥画狩猎纹漆奁上就有鱼的造型,不仅由于鱼谐音“余”,寓意财富,而且由于鱼每次产子数量众多,被古人寓意多子多孙、人丁兴旺。汉代漆器是叙事的载体,以其艺术化的造型语言,叙述社会政治制度、人文观念、民间信仰,等等。多子漆奁是汉代生育政策及民间生育观念的直接表现,多子漆奁在汉代普遍流行不完全取决于功能齐全,更多的是其文化寓意。在汉代生育观念的影响下,西王母成为人们求生子仙药的神,以及九尾狐也被神圣为寓意子嗣的祥瑞,这些都是人们祈求子嗣绵延而赋予的涵义。人们将子嗣繁衍、多子多福的愿望融入漆器的器型、纹样之中,叙述着汉代的生育政策和民间生育观念。
汉人不仅希望子孙繁多,还希望活着的时候能够长寿,由此导致神仙方术的流行。如果长寿难以实现,就希望死后成仙、灵魂不灭。汉代王朝兴盛,国家统一,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从统治阶层到普通民众,都渴望长生不老,希望永远拥有生前的生活,这种观念在漆器上也有反映。汉代漆器装饰精美,器体表面经常施以彩绘图案,如云气纹、凤鸟纹、山纹、玉兔、羽人、鬼怪、鹿、鹤、西王母等形象,以及神话故事、生活场景等,这些不是功能上的需要,而是汉人成仙观念的图像表现。李泽厚曾提出:“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在这样的环境中汉人对那种生生不息、奇妙莫测的生命产生了向往,与神仙巫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形成了汉代漆器装饰纹样的主要处理手法。汉代云气纹被认为是天界、神界、仙界的象征符号,云气能把神人吸引过来,在云气中到达神人居住的天界。人们相信只有“气”在,就能进入极乐世界,就能长生不老,灵魂就能永存。在这种信仰观念的影响下,云气纹成为汉代漆器装饰纹样中常用的题材,形成“生生不息”的装饰风格,成为寄托神仙思想的艺术语言,形成文化认同。如墓葬品中的漆棺木上的流动的云气纹(图3),就是汉人用“气”来表示生前不能长生不老,但是死后可以羽化登仙的思想。云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对于追求吉祥和长生的主要象征符号,人们将祈求平安、子孙昌盛、延年益寿等愿望寄托在云气纹上。受汉代“天人感应”、谶纬神学思想的影响,人们通过气可以进入天界,可以沟通天地,云气纹成了“天人”思想的象征符号。汉代漆奁的表面装饰大量使用云气纹,如马王堆出土的漆奁,其上的云气纹各不相同,有的线条粗,有的线条细,细节之处都有变化,有的带点纹,也有的不带点纹,有笔描的,也有针刻的,从而使云气之势收放自如,彰显出“气”的独特魅力,寄托汉人羽化升仙的思想。如西汉彩绘云龙纹漆圆盒(图4),腹部以云气纹缠绕,具有视觉美感的同时,又是天人沟通的媒介,祈求成仙。如江苏扬州汉墓出土的贴金箔彩绘神兽云气纹五子漆奁(图5),盖顶心饰四叶或六叶柿蒂,柿叶四周贴金箔并刻成云气纹;银扣之间以金箔镂切成花片状,人物禽兽图案,丰富生动,富有灵气。类似的漆圆盒在同为云梦睡虎地墓地的11号秦墓中也有发现,表明了汉代漆器的艺术特征对秦代的继承。
图3 西汉漆棺木,马王堆汉墓出土
图4 西汉彩绘云龙纹漆圆盒,云梦睡虎地47号墓出土
图5 贴金箔银扣漆奁,扬州汉墓出土
除了云气纹,漆器表面还彩绘羽人图像,尽管这是汉代人们构想的形象,但反映当时社会浓郁的成仙思想。汉代漆器上常用金银箔贴饰羽人图案,呈现贵族的奢华生活,蕴藏汉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死后升入天堂成仙的幻想。汉初羽人形象较为怪异,汉中后期以后,羽人形象越来越接近于人本身,几乎不见汉初的那种造型夸张变异的神怪形象,充分表现汉人对现实生活的肯定,对人本体的认知意识。在汉代,龙凤也被认为是能帮助人升天的瑞兽。龙凤是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图腾符号,《山海经》中有不少关于乘龙的记载,“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屈原在《楚辞》中也有“乘龙兮辚辚,高驼兮冲天。”如此看来当时人们心中的神都是乘龙的,人们都希望死后能借助乘龙升仙,这种思想已经深深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除了龙之外,凤凰也能助人升入仙境,汉人把凤凰视为吉祥仁爱的象征,成为人们的情感寄托。《山海经》中记载“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凤鸟纹是秦汉漆器中常用的装饰题材,如秦代的彩绘凤鱼纹漆盂(图6),以朱漆为底,盘内彩绘凤鸟和双鱼。在谶纬神学思想广为流行的文化思潮下,凤鸟被认为能接应死者灵魂升天的瑞兽,成为神兽,寓意死后灵魂升天。类似的凤鸟题材的漆器还可见秦代彩绘凤形漆勺(图7),同为云梦睡虎地9秦墓出土,勺体被塑造成凤身,勺柄雕成头颈,用红、褐漆绘出凤的眼、鼻、耳及羽毛,惟妙惟肖。以凤为漆勺的造型,不能简单理解为像生形态,而是要深入探寻蕴藏在器物表象下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观念。
图6 秦彩绘凤鱼纹漆盂,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
图7 秦代彩绘凤形漆勺,云梦睡虎地9号墓出土
还有一些代表长寿的动物,也成为漆器装饰图案的主要题材。汉代,漆器中的动物纹样除龙、凤、麒麟、朱雀、天狗等神禽灵兽外,还出现了猫、龟、豹、鹿、鱼、兔、鼠、仙鹤、大雁等很多源自现实生活的动物形象。漆窗上常见有鹿的形象,与仙人相伴,象征长寿。鹿在中国古代是一种神兽,鹿与“禄”同音,不仅用来象征升官加爵,也寓意长生不老。在汉代画像石中常见仙人骑仙鹿,寓意长寿。
在汉人的精神世界里,人们祈盼长生不老、羽化升仙,祈求拥有永恒幸福。汉武帝以后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思想、谶纬神学、祥瑞思想广泛流行,使社会弥漫浓郁的宗教迷信。在这种迷信思想的包裹下,人们追求长寿,期盼灵魂不灭,幻想死后仍然可以享受生前的富贵生活以至厚葬盛行,表现出一种对人存在本体的认知,导致汉代人喜欢在漆器上装饰出象征生命和生活的图像纹样,这些纹样表达人们源自内心的诉求,饱含诚挚之情,不是简单的线条组合,而是有“意味的形式”
。无论是云气纹还是动物纹,抑或神话故事、生活场景图像,都不是停留在视觉审美层面,而是蕴藏了社会人文内涵,展现汉代人认识“天人”关系的思维模式。汉代的审美,不是个性化的欣赏,而是一种集体观念意识的呈现,具有普遍性意义。汉代人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关联起来,构成无所不包的宇宙体系,而他们的思想文化基础就是“天人合一”思想。透过汉代漆器,可以看到汉人对待生命的眷恋,对人本性的思考,体现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汉代漆器艺术中的神仙世界,不再是那种人兽怪异造型,而是接近现实中的人的形象,突显人的主体意识。正如李泽厚所说:“辽阔的现实图景、悠久的历史传统、邈远的神话幻想的结合,在一个琳琅满目五色斑斓的形象系列中,强有力地表现了人对物质世界和自然对象的征服主题。”
所以,汉代漆器不仅是人类物质文化的表现,更是汉人对自我认识的升华,对现实人生的肯定,对“天人”关系的思考。所以说,尽管漆器与语言文字不同,但也可以是叙事载体。
色彩不仅具有色相的属性,还被赋予社会文化内涵,是一种关于社会建构的认识表现
。中国古代在历史、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中受到色彩的影响比较深,朝代更替、等级制度、生活与生产似乎都笼罩在“五方正色”观念之中。《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
“五色体系”形成于两千年前的西周,统治阶级规定青、赤、白、黑、黄为“五方正色”,分别对应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正色代表尊贵,而其它“间色”则被贬为卑贱之色。在西周时期,礼服使用正色,而便服、内衣、衬里以及妇女和平民的衣服使用间色,规定“衣正色,裳间色”
。孔子也讲究正色,认为“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色彩具有尊卑等级涵义。统治阶级也经常制定不同等级官员的服饰色彩,通过颜色来传递思想观念、等级制度,色彩被赋予浓烈的政治意义。在古代,不同朝代的统治者,按照五行轮转,崇尚不同的颜色,夏代尚青,商代尚白,周代尚赤,秦代尚黑。到汉代,色彩不仅象征尊卑,蕴藏等级观念,还是沟通天人的媒介。受董仲舒的影响,“汉代学者,广泛地用色彩去依附玄理,几乎在史学、哲学、制度、礼仪各方面,有颜色为论……一切难以言说,不便言说、不可言说的观念、思想、情感、都假色彩以暗示,于是,色彩便成了沟通人、神、天的‘通讯’手段。”
正如李泽厚所说“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人的祖先崇拜火,火燃烧的红色使人联想到代表生命的血,火燃烧的红色和火熄灭的黑色使人想到生命和死亡,实质上楚人对火的崇拜是对生命的崇拜。汉代艺术与人们思想观念仍与楚民族的文化积淀有关。汉代漆器颜色以红、黑二色为主,重视颜色的正、间色的尊卑之别,体现“崇黑尚红”的特征。红、黑两种颜色搭配使用,器表常以黑色为主,辅以红色,器内为红色为主体,既体现了汉人独特的审美理念和天地观念,又使漆器拥有了典雅、淳朴、庄重的地位,称为高贵、权威的象征。李砚祖在《装饰之道》中指出:“在制取颜色的手段和方法都已相当进步的秦汉时代,仍以黑、红二色为漆器的基本色彩,这无疑说明着其内在的选色用色的社会观念,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于黑红二色的崇尚和意识。”
至汉武帝时期,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器物审美文化方面尊崇儒家“以色明礼”的色彩观,以“礼”为主线,以颜色来区分尊卑、等级、贵贱。在汉代的文献中,朱出现的频次已经高于赤,朱与赤代表着不同的等级,朱比赤更加尊贵,代表天子的颜色。中国古代漆器中亦以朱漆最为贵重,受尚赤(朱)观念及用色制度的影响,朱漆所饰的漆器也被赋予了权势与地位的象征意义。如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出土漆器以红、黑两色的运用为主,鲜艳夺目。在色彩上整体具有“崇黑尚红”的特征,彰显漆器的高贵、华丽。就出土漆器的钫、盘、卮等饮食器具而言,器内多用朱红,器表多用黑漆,局部再以黑底朱纹进行装饰,兼具实用与美的特征,同时展现汉代贵族的日常生活。
图8 西汉云纹漆匜,马王堆汉墓出土
图9 云纹漆锺,马王堆汉墓出土
图10 云纹漆钫,马王堆汉墓出土
图11 彩绘变形凤鸟纹漆卮,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
汉代漆器普遍具有“崇黑尚红”特征。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云纹漆匜(图8),“匜”是古代盥洗时舀水、浇水用的器具,形状像瓢,其类似手柄的凹槽部分称为“流”。该漆匜的内部髹朱漆,外髹黑漆,以红、黑二色为主,象征尊贵,表明了汉初长沙上层贵族生活方式。以及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云纹漆锺(图9),锺盖用朱漆绘云气纹,上有橙黄色‘S’形钮;锺底上朱书‘石’字;器表以黑漆为底,在锺的口沿和圈足部分用朱漆绘有波折纹、点状纹,颈部朱绘鸟纹,肩和腹绘三圈朱色和灰绿色云气纹;器内全部髹以朱漆,虽然有灰绿色、橙黄色出现,但整体用色仍以黑、红二色为主,具有典型的外黑内红特征。以及西汉变形云纹漆钫(图10),钫是指方形的壶,具有盛酒功能。这件云纹漆钫为直口平唇,口沿部分有一领圈,鼓腹,圈足;钫盖有橙黄色‘S’形钮,用银朱、朱红色绘柿蒂纹;器表面髹黑漆,彩绘鸟头形、云气纹、点状菱形纹等,漆内髹红漆,同样具有外黑内红特征。还有漆卮(图11),其形状与现在喝水的杯子相似,整体呈圆柱形,并有把手和盖,外部髹以黑漆,有红色,或红、赭两色的纹样,内部全部髹以朱红色漆,体现外黑内红的特点。
汉代漆器的色彩特征较为突出,这与汉朝统治者尚赤的主导思想有关,也受传统色彩观念的影响。有关朱、黑两色用于漆器上的较早文字记载见《韩非子》:“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
古人对红色的崇拜可以追溯到山顶洞人“穿戴都用赤铁矿染过”,红色对于他们而言已经不是视觉上的刺激,而是包含着某种观念的意义。原始人群之所以染红穿戴、撒抹红粉,已不是对鲜明夺目的红颜色的动物性的生理反应,而开始有其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在。红色积淀了主观的想象,潜藏着原始巫术礼仪。在古代,人们对宇宙的认识水平较为低下,已经形成的色彩观念不会突然消失,相反红色被赋予更多社会内涵,诸如吉祥、尊贵、生命、政治、宗教等。除了红色,黑色成为汉代漆器的主要色彩也有其历史原因。以“黑”为贵的记载见《周礼》:“凡漆不言色者皆黑。”
汉代漆器尚黑,与道家的“玄学”有密切关联。正如老子所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即黑色,黑色既是本色;玄又有变化之意,又可生五色,与“道”生万物同理。汉代漆器以红黑二色为主,增强器物高尚、尊贵、神圣的特性,彰显使用者的身份及社会等级意识。汉代漆器的色彩不停留于视觉美感上,而恰恰是一种叙事方式,通过色彩来表达统治阶级的等级观念,传递儒家礼制文化,以及道家的素朴之美。
汉代漆器不仅是贵族阶层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物,其丰富的造型、色彩、纹样还蕴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生产等方面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代漆器以叙事为主题,讲述着汉代生育观念、民间信仰、文化思想、生活方式、礼仪制度,等等。如汉代多子漆奁不仅表现成套化造物思想,更是表达汉代注重生育的思想;漆器上的云气纹、羽人形象、凤鸟纹不是为了美观而彩绘,而是作为人与神沟通的媒介,祈求灵魂不灭、死后升仙;漆器以红黑二色为主,是传统“五色体系”色彩观的延续,象征尊卑贵贱,以色明礼,表达儒家的礼制规范。因此,透过漆器的艺术特质,从叙事的角度来理解汉代漆器,以此为窗口,可以看到器物背后的社会背景、政治制度、人文思想、生产与生活,从而整体把握汉代的时代特征,呈现汉代漆器的文化价值。
舒利香(1983—),女,汉,江西临川人,江西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南昌工程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造物艺术、文化产业。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7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天工开物》中‘生活为本,日用即道’造物观研究”(ys17235)与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天工开物》造物叙事研究”阶段性成果。
(栏目编辑 朱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