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野贞与山东汉画像石的研究

杨孝鸿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433）

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在有关东亚的历史和文化领域上，始终存在着与欧洲东方学争胜的心理。面对西方学者到中国内地考察的情形，日本学者自信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与掌握都要优越于西方，更加懂得和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粹和内涵，要比西洋人更善于阅读东洋的文献，日本更应当成为“东洋学”的执牛耳者。桑原骘藏在《支那学研究者の任务》中认为日本在亚洲文化与历史研究上的落后，一方面是对汉族中国之外的四裔重视不足，另一方面就是不能使用多语言、考古和田野调查的方法。为了证明“究竟谁更了解亚洲”，也为了“重新绘制东亚版图”，日本被欧洲东方学刺激出这些新学术领域和新学术倾向，使日本学界也不再仅仅把视野局限在所谓中国“本部”，也不仅仅局限在“经史”之类文献来了解中国，而是不得不像欧洲学者一样，一方面把视野放大到满蒙回藏鲜等中国的边疆地区，一方面开始用“脚”加上“眼”来重新打量似曾相识的中国。

明治年代也是日本建筑学初创时期。明治六年（1873），在东京创建了工部大学校造家学科，即今东京大学建筑学科，这是日本建筑教育的发端。十三年后，日本建筑学会成立。在初创阶段，日本建筑学会鼓励或委派学者去海外考察游学，收集更多的信息与专业养料，并要求他们在每月例会中讲演欧美留学或者游学见闻，或者刊登在《建筑杂志》。这样的举措无疑对日本建筑学会的发展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野贞也是受日本建筑学会的委派到中国考察，在明治时期先后两次到了北京、河南、陕西及山东半岛等地。关于关野贞在山东地区的考察情况，在目前出版的汉代考古书籍论文中记载较疏，完全没有触及这一课题，如巫鸿在《国外百年汉画像研究之回顾》 一文中多是侧重于西方汉学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研究情况介绍，对关野贞与大村西崖氏也只是略提一二。信立祥在《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 中也只是说他调查了山东的汉代石祠、石阙及其画像，并出版了图录。后来的学者也多景从信立祥的说法，如龚诗文等 。周雯在《1912年—1954年中国汉代画像石的收集与研究》 一文中同样缺少对关野贞的关注。

在日文方面，对关野贞的研究，也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才开始，如东京大学《関野貞アジア踏査》 。中国学者徐苏斌用日文撰写了《东洋建筑史学の成立に见るアカデミー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关野贞と中国建筑史研究》（东洋建筑史学的成立彰显出学术团体与民族主义：关野贞与中国建筑史研究） ，在文中她只是提到关野贞在山东从民家手中购买了东汉画像石，从而导致了民国文物保存条例的刊行。在《关野贞と中国の古物古迹保存事业》 一文中，其观点也如同前文。下野玲子的《关野贞の画像石调查·研究-武氏祠画像石を中心に-》 对关野贞的汉代画像石研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但只是对以武氏祠为中心，对于关野贞的研究方法及观点等问题均没有触及。

本文是在以上文章的基础之上，专门针对关野贞在山东地区的考察情况做了一定的探索，并由此展开日本学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是如何考察研究以及交流所带来的历史意义。

一、在山东地区考察汉代建筑活动的基本情况

关野贞（1867—1935），建筑学专业，所涉猎的领域有日本的雕刻史、绘画史、工艺史、都城史、遗迹、朝鲜的建筑史、美术史、古坟学和中国的建筑史、雕刻史、陵墓史等，研究范围较广。在踏查方面除了日本国内之外，还足迹涉及朝鲜半岛、中国大陆等地。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8月16日至明治四十年（1907）1月11日受派遣到清朝考察。明治四十年（1907）9月18日至明治四十一年（1908）1月7日再次受派遣至清朝和朝鲜 ，第二次去了山东地区调查了嘉祥汉武氏祠画像石等建筑，于明治四十二年（1909）发表了《后汉の石庙及び画像石》及大正五年（1916）出版了《支那山东省に于ける汉代坟墓の表饰》（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纪要；第8册第1号）。

关野贞认为现如今能与西洋文化对立的只有日本文化，而日本文化自古以来一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在周汉时代就已达到了高度文明的程度，其后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波斯等外来思想和艺术也融入进来，造就了六朝隋唐时代的璀璨文化。之后的宋元明清都是续其思想和审美趣味。这些文化也波及到周边国家和地区，极大促进了各国文化的发展。今天的中国文化虽已凋敝，但它自古以来却是东洋文化的中心，我等东洋人还是有必要对它进行深入剖析的。面对中国文化的变迁，既要从文献方面着手，也要对各个时代遗存下来的实物进行，透过精微之处可以清晰地揭示其文化的实相。

关野贞的调查方法与伊东忠太不同，考察的对象主要为佛教建筑与陵墓建筑，更侧重对建筑实体的记录，采用忠实地记录实物的方法，严谨地判断每一栋建筑的建造年代，在全面普查和忠实记录的基础上，再做建筑编年史方面的研究。 如他所说对于陵墓的构造，陪葬品，都是通过珍贵的遗迹来展现出文化性质。科学的发掘调查方法，首先是要实测其外形结构，然后再严谨细心地测绘记录下墓内的构造、棺椁的位置、陪葬品的放置等方面。更要紧的必须在发掘前后采用摄像的技术手段记录下真实的情况，向世人发布正确的科学发掘报告，如此才能明了过去的墓制，呈现出当时的文化程度。

建筑物一般大体上分为木制、石制和砖制三种。中国最古老的石制建筑物，遗迹有河南登封县的嵩山三阙、山东嘉祥县的武氏祠石阙和石室，以及山东、四川等地的一些断垣残壁的石阙、石室。“这可是距今一千九百年前的遗物，上面雕刻着有关历史风俗的画像，表现出当时的社会风俗和高超的艺术技巧”。这些需要通过适宜的途径，保护避免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尤其是目前在中国能保存下来的木制建筑物已经非常稀少，增加对各时代的建筑样式的研究更是迫在眉睫。

目前对周汉时代坟墓的盗掘十分猖獗，有名的帝王贵族陵墓也被破坏殆尽，明抢暗盗，盗卖陪葬品现象十分严重，无疑断绝了后人的研究途径，实在遗憾至极。中国文物大量流出，令英、法、德的博物馆陈列丰厚，特别是美国各大博物馆蒐集量极多，且还质地精美。对此关野贞建议：“已遭破坏的古迹中，古物大量散逸流出，我希望学者尽快前往中国进行充分的调查，且报告其结果。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国家的团体的能力或个人的补助来支持。” “我希望我国的博物馆要迅速壮大，必须蒐集支那各时代的遗物。……我国的大学要成为大学的话，必须要派遣很多学者去彼地研究，蒐集更多更广的遗物。”

西方学者对山东汉代画像石进行调查活动的，较早始见于文献的应该是法国人沙畹（Edouard Chavanne），他于1891年访问了山东武氏祠、孝堂山石室等遗址，1893年发表了《两汉时期的中国石刻》（ 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au：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 ），以及1913年出版的《中国北方的考古调查》（ 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巫鸿称这两本书为“综合著录式研究” ，基本沿袭了中国金石学传统，以搜集、著录和考据为主旨。关野贞在中国的调查和研究思路虽然也没有跳出中国金石学方法的窠臼，但他依靠建筑学知识为背景，以实地测绘见长于其他学者。

关野贞在山东地区考察的七十二天中，主要集中在鲁南地区活动，在曲阜文庙用五天时间调查了汉碑，在济宁文庙待了一天，武氏祠两天，孝堂山室则花了一天时间 ，走访了以前文献记载的汉代石祠及画像石。所涉及到的画像石有肥城县孝里铺孝堂山石室、嘉祥县武翟山武氏石室、济宁州晋阳山慈云寺天王殿画像石（此石于1908年4月藏田信吉购得携至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济宁州晋阳山慈云寺佛殿画像石、济宁州文庙明伦堂壁间孔子见老子画像石、济宁州文庙大成门汉碑阴、嘉祥县画像石（由关野贞购得携至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济南府购得的画像石（由关野贞携至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孝堂山下小石祠（藏田信吉携至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鱼台县所处画像石（藏田信吉携至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等。除了这些画像石，关野贞还根据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和冯云鹏、冯云鹓《金石索》等文献踏查了嘉祥县汤阴山、汶上县西乡关帝庙等处。购买了一些拓片，有济宁州两城山画像石、沂州府右军祠画像石、济宁州普照寺佛殿内画像石和出土地不明的画像石。关野贞参考《后汉书》的《礼仪志》“大丧”条注及《水经注》《古今注》等文献考证这些画像石均为石祠上的残石。

在山东考察汉代文物的活动中，关野贞花五十贯钱从民间收藏家购买了一块嘉祥汉画像石（图1），后又在济南府购买了另一块汉画像石（图2）。 嘉祥县令吴蔚年获悉此事，认为作为文物的汉代画像石流出国门令人十分痛惜，强令卖主收回此物 ，关野贞便委托内堀维文 从中斡旋。关野贞此次来山东考察古代艺术的三个月时间里一直都住在内堀维文家中，他们以及与塚本靖、桑原骘藏经常在府中讨论中国古代艺术。内堀维文的中国文物鉴赏观也是于此时形成 ，他曾经购买过六块汉画像石，现如今都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内堀维文与山东两任巡抚周复、杨士骧关系较好。事情发展到最后关野贞承诺以高学术价值为由强调在帝国大学里可以永久保存，知县也被迫不得不放行。

关野贞在他的报告书中还专门引述了两段文字：“右汉画像凡十石，甲至己，新从嘉祥蔡氏园中出土。其阳文庚字一方，旧在县中关庙。三小方，辛云得自肥城。壬与癸二方，不详其所得之处，光绪三十四年（1908）先后为日本人所购，运过济南，予以此石为吾国古物，出赀购留之，而薄惩出售之人。汉代画像存于山左者尚多，山厓屋壁间往往见之，然历世已千有余年，后之人其益爱护之也。宣统元年冬十月罗正钧记。” 罗正钧 当时为山东提学史一职，曾创办山东省图书馆。葛兆光曾根据伊东忠太的文献资料 断定这个日本人就是关野贞。 关野贞在《后汉の石庙及び画像石》一文中说是买了两块，况且已经运出国门，目前存放在日本东京大学。在罗正钧的文字中可以获悉是先后截留了画像石十块。所以这中间必定存在误会 。况且在清末古物作为美术品的概念才刚形成，古物保存与流散防止等法规政策还没有出台。外国人买卖文物在当时是正常的事，古文书、佛像、画像石等文物也可以自由地携带出境。 法国人和德国人曾经先后购买过山东画像石并运出国境。

声称中国通的日本人后藤朝太郎在《支那文化の研究》一书中也曾经说过在清末的山东，田野里可以看到被随意抛弃在一边的汉代石椁等画像石 ，因为体量笨重，当时的国人对汉代画像石还不太重视，除了武氏祠。武氏祠也幸亏由黄易的挖掘与移管才得以较好的保存。

武氏祠（图3），自北宋赵明诚《金石录》记载以来，广为世人熟知。清代乾隆五十一年黄易在武梁祠附近发掘出画像二十石，并以“前石室”“后石室”和“祥瑞图”等命名。之后的乾隆五十四年李克正、刘肇镛又发现左石室画像十石。由于这些画像石均被收纳于房间中，使得它们之间原来的关系和位置丧失殆尽，后人无法得知。武氏祠是关野贞考察的重点对象，他精细到对每一块汉代画像石都做了测量与考证。

现保存在东京国立博物馆里一组完整的孝堂山下石祠画像石（图4），也是由关野贞在孝堂山调查时的结果。当时关野贞在此地首先发现了两块残存的四鱼画像石和双凤画像石（图5），回济南府时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藏田信吉 ，说有一德国人曾在此处运走了一块汉画像石，此地或许还能发掘一些东西来。藏田信吉疏通关系征得当地知县和地主的同意，试探挖掘，果然获得了这一小石祠。 这一小石祠，一共有三石。

二、关野贞关于山东汉代画像石的研究

关野贞对于汉代的考古，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他那份报告书《支那山东省に于ける汉代坟墓の表饰》。在研究纪要中，他论述了孝堂山石室、武氏祠、晋阳山慈云寺画像石、两城山画像石、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藏画像石、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藏画像石、东京帝室博物馆藏画像石、济南府金石保存所藏画像石、其他画像石、汉画像石概论、石人、石碑等十三项内容。

关于汉代画像石的文献著录，虽然早在东晋末年，戴延之在《西征记》中首次记载了今山东地区鲁恭墓前的石祠堂、石庙及其画像。北魏末年，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述了今山东、河南南阳等地李刚、鲁峻、胡著等人的石祠堂及其画像。但是这些石祠堂及其画像，都是作为地理标志而写进著作中的，还算不上是汉画像石的学术性著录。作为金石载体的记载始于北宋的赵明诚《金石录》，记录了“武氏石室画像”五卷，均为文字记述，“主观欣赏的比重远远大于客观研究” 。南宋洪适的《隶释》《隶续》文字记载仍然相对粗糙些。而清代冯云鹏、冯云鹓的《金石索》和毕沅、阮元的《山左金石志》可以说是对山东画像石记载最为全面，通过木板摹刻的方式著录图像，所以影响也最大。世人也多半是通过这两部著作来了解汉画像石，关野贞同样也如此。他为什么在第二次去中国考察会选择山东地区，其原因也就在于此，欲通过此次调查可以解构中国保存下来最早的古建筑遗址——汉代石室。他根据《金石索》和《山左金石志》所记载的汉画像石去一一核实，力争真实，运用近代考古学的方法，以科学的技术测量测绘。通过实地探查与购买拓片的方式力图网罗到当时最多最全的山东汉画像石，再借助最为先进的照相制版技术印刷。这种珂罗版印刷自然比木版摹刻详实可靠。他确实也达到了这一目标。既求真又全面，一共收集了162块汉画像石，无疑成为了这份研究纪要《支那山东省に于ける汉代坟墓の表饰》的特色所在。他在记述各地画像石时，首先是概说其文献史料，考证建造年代，然后再对每一块画像石尺寸作精确测量，记录画像石的图像内容和形状大小，制作出专业的测绘图与配置图（图6）。所以说虽然都是处于汉画像石研究史的第二阶段——运用近代考古学方法积累汉画像石资料的阶段，但通过关野贞的努力，作为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纪要的形式发行的《支那山东省に于ける汉代坟墓の表饰》及附图，所取得的成就自然要比法国考古学家沙畹和色伽兰出色的多。在画像石原石散佚的情况下，还尽可能地寻找不同时期的画像石拓片作对比，如“武氏祠前石室第十三石”（图7），力图还原画像石的原始状态。作为建筑文化遗产来说，图像记录是文献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寻求遗产保护和研究中“原真相”的重要依据。这些画像石原始图像的保存为构建中国最初建筑遗产数据库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也是今天实现建筑修复的真实性的重要依据之一，是一份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遗产”。

除了图像与尺寸的记录，关野贞还分别以材料、题材、样式和手法等方面进行了对画像石复原方案的探讨。他遵循《金石索》《山左金石志》的分类法及武梁石室、前石室、后石室、左右室的名称，分析这几个石室画像石的手法差异，整理纹样的种类，并根据相同纹样来试图建立复原方案。对于石室的复原，认为武梁祠第一石、第二石、第三石和祥瑞图二石构成了武梁石室。当然之前的黄易与《嘉祥县志》上也早有共识。这是一所相对简单又不太复杂“在建筑配置上又比较完备的” 祠堂。

他根据“前石室二”（图8）与“后石室十”（图9）在花纹带与高度上极其相似的特点，断定这两块画像石是同一石室的两个侧壁。这一观点被后来的美国学者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接受 ，但蒋英炬、吴文琪认为“后石室十”（蒋书中编号为后石室九）是左石室的西壁 与“左石室二”构成东西山墙。

对于“前石室十一”与“十二”石、“前石室十三”与“十四”石，他认为有可能属于一个“连续的两面画像”。呈三角形的“前石室八”与“九”石、及同样形状的“后石室八”与“九”石属于一块石头的里表两面画像，应是“架在石室中央前后的隔梁石” 。其实这种隔梁石做法在孝堂山石室早就已存在，费慰梅曾经参考过孝堂山石室的这种建筑结构，提出了复原武氏祠三石室的方案。在研究中她还提出图像应该还原到在建筑中的位置，才能考究其意义。 对于这一点，关野贞早就意识到画像在建筑位置的不同所带来意义上的差异。

关野贞对两块条形石的解释是阶步石，放置在后壁小龛之下作基石，费慰梅继承了关的说法。当然这种解释被后来蒋英炬、吴文琪否定，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应该属于前石室的两块挑檐枋石，起承托屋檐的作用。

在理论部分，关野贞主要以山东地区为主论述了汉画像石的材质、题材、雕刻手法、画像周缘界线及画像构成技巧等方面。

在材质上，关野贞实地踏查认为这些画像石悉为石灰岩，灰黑色中夹杂着暗褐色的细微化石。山东地界盛产这种石灰岩，也宜于雕刻。

在题材上，关野贞分了九种类：1.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云霓及具象化的神人异物。2.三皇五帝圣贤忠臣孝子节妇等历史事迹。3.战争凯旋等有关墓中人物事迹。4.贯胸国等其他外国事迹。5.歌舞宴饮嬉戏卤簿游猎及庖厨图。6.龙蛇麟凤牛马犬豕兔熊鹿猕猴象驼鸡鹤凫鸭鱼龟等其他奇鱼异兽图。7.合欢树连理木蓂荚等植物。8.祥瑞图。9.楼亭双阙等建筑物。关野贞还引《鲁灵光殿赋》中“恶以戒世，善以示后”之句，指出有关历史故实在墓室内描绘如同世上宫殿似的起到鉴戒作用。

对于以上图样，关野贞指出通过画像既可以获知中国古代的历史传说，也可以从建筑车马器玩服饰方面获悉汉人的日常生活起居。画面所描绘的那些宇宙自然，应该着眼于思想（阴阳五行思想-笔者注）来推论解释。所以说这些画像内容对于研究汉代文化史来说都是难得的珍贵资料。

在雕刻手法上，关野贞分了八种类型 ：

1．在不规则石面上凿刻画像，减地凹刻，再施以细线处理细部。手法最为粗豪稚拙。如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藏画像石第七石，其他很少见到这种风格。

2．先在石面上纵线凿平，阴刻画像，脸部衣纹等细部更显精巧。嘉祥、汶上等地用此风格的最多，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东京帝室博物馆与济南金石保存所藏画像石的大部分皆属之。

3．先水磨石面打平，减地阴线浅刻画像，如孝堂山石室画像。

4．先水磨石面打平，减地凸出画像，阴线浅刻细部，画像轮廓外间地施以细纵线处理，如东京帝室博物馆藏孝堂山下小石室画像石。

5．比4更进一步凿平画像外间地，细纵线凿痕微显，画像凸出，阴线刻细部，武氏祠石阙及石室皆此形式，他地不多见。

6．与前者相似，比5更进一步削平画像外间地，如东京帝室博物馆藏第一石及济南金石保存所藏庚石。

7．薄肉凸刻画像，间地削平，表现出汉代画像石中最精妙的手法，在两城山出土的画像石中，最好的标本是东京帝室博物馆藏沂州所出画像石的羊头、琴亭国夫人墓门画像石的卧鹿。

8．水磨平石面，阴线刻画像，武氏祠后石室第四石第五石中龙虎的雕刻、端方藏第四石中的鱼鸟的雕刻。此种手法画像不鲜明，而被广泛使用。

另外，河南嵩山的泰室、少室及开母庙石阙上的画像，间地以交叉斜细线削凿减地，有时留有菱纹凿痕，这种手法在河南地区是较为常见的。

在画像石边缘及界线，他列举了画像石常见的周缘纹饰，如素纹、菱纹、钱纹、锯齿纹、波纹、纠绳纹、菱圆系纹、连弧纹、垂幕纹、怪云纹、连环纹、圈纹等12种不同纹饰。此等纹饰，有时在一块画像石中不一定是单独使用，或许还存在几种纹饰混合使用。

对于画像构成的技巧，他认为汉画像石的构成方法颇为幼稚。楼阁人物车马鸟兽混杂上下反复描绘，画面仅作一列图像不分前后，以界线分隔，画像间地往往以飞鸟走兽小树点缀充斥其中。

对于画像的技巧，关野贞认为建筑物皆呈现正面律，但在孝堂山下小石室的后壁上建筑物的正侧面都画，这属于孤例。柱楹斗拱勾栏屋盖能得以窥视一二。人物画像最多呈坐姿状，歌舞宴饮嬉戏战斗等百般状态皆有之，只是描法较为幼稚些，技工也古拙。但所表现出的风俗却很丰富，对于考古学来说是极好的参考资料。在龙凤等其他禽兽的造型方面，尤其是马的刻画却极为精巧，表情十分丰富，动作活灵活现。树木的刻画较为古拙，但合欢树的枝干纠结的装饰构成上颇显匠心。总之，画像石上的图像，虽在构成的意匠和描写的手法上颇显幼稚，但显示的艺术价值却很高，是今日中国遗存下来最古老的绘画，展现出当时艺术发达的程度。特别是在考古学上文化史上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三、关野贞汉画学术研究的历史定位

归国后的翌年，关野贞就开始撰写他的考察心得，连续发表在《国华》第19编第225号（明治四十二年二月）、第19编第227号（明治四十二年四月）、第20编第233号（明治四十二年十月）上。这连载的三篇文章很快被姚振华翻译成中文《后汉画像石说》刊载在《东方杂志》第5年10期（1908年11月18日），影响到中国的学界。葛兆光认为这篇文章“也许是日本关于汉代画像石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还是这一领域必须提及的先驱论著” 。后来这几篇文章改名《后汉の石庙及び画像石》收录于《支那の建筑と艺术》（岩波书店昭和十三年九月）一书中。

经过数年的整理研究，关野贞发布了他对山东汉画考察的学术报告《支那山东省に于ける汉代坟墓の表饰》，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纪要第八册第一号，于大正五年（1916）三月对外发行，影响巨大。在这一份报告中他收录了当时数量最多的山东汉画像石，考证再加上用最先进的技术拍照这些精细的画像石及拓片，无论是在质上还是在量上均超过了阮元的《山左金石志》，成为当时研究汉代画像石的权威图录，也比1893年沙畹的《两汉时期的中国石刻》和1913年《中国北方的考古调查》的丰富，虽然出版在前的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1915） 在山东画像石部分也参考了关野贞的资料。后来的一些著作也多引用关野贞的图片。所以说此书的出版对于汉画研究史来说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是中国汉画研究走向现代考古学的关键一环，被后人誉为“他们用考古学的科学方法进行了测量和记录，从而使汉画像石的研究开始走出金石学家的狭隘书斋，进入到考古科学的庭院” 。尽管关野贞在画像石的推定方面有所失误，如命为“阶石”二石，由于不能确定画像石原石的位置，复原方案也无法得以实现，但他的想法还是为以后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作用。此书与沙畹、大村西崖相比，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版发表，但它们各存特色，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重在于石窟雕塑，从时间上较为全面梳理了中国雕塑史。沙畹的《两汉时期的中国石刻》虽然出版时间最早，但与关野贞相比，画像分析与图版的数量上两方面均有所不及，关野贞一共登录了多达162块山东画像石图片。最重要的是关野贞不仅提供了画像石清晰的照片信息，还力所能及地测量了武氏祠祠堂内散存与嵌入墙壁的画像石，制作了平面图与配置实测图，在文化定性分析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分类方法及图像分析思路。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关野贞这一书的刊行，为当时及稍后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在汉代美术研究匮乏的情况下提供了重要的画像资料，其价值应该得到充分的认可。

感谢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及冈村秀典教授提供的帮助与支持。

作者简介

杨孝鸿（1967—），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汉代美术考古、中国绘画史。

基金项目

本文为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项目“汉代画像石（砖）流散日本的调查与文献研究”（16DF42）与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关野贞对中国汉代建筑艺术的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2019110673）阶段成果。

（栏目编辑　朱浒） 01Bhzwv2ftJmtz7oGVht7Jp1ELtgA4kxMcWUIhyZVOPvGu9rxxtQZVS7moJhbxs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