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阜南龙虎尊纹饰的再研究

韩鼎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河南开封，475001）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青铜重器龙虎尊，于1957年发现于安徽阜南月儿河河道内。 因其独特的纹饰、特殊的铸造工艺曾被学界广泛关注。 但由于该尊当时并非经科学考古发掘所出，所以对它的时代、族属、铸造地等问题的分析缺乏可靠的考古学依据，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对其纹饰内容的探讨。

随着2014年至2016年安徽阜南台家寺遗址的发掘，上述问题终于得到解答，通过此次发掘可以证明：该龙虎尊是商代中期安徽阜南台家寺本地铸造的青铜器精品，台家寺遗址是商文化在淮河流域最高等级的聚落。 这些发现就使得关于龙虎尊的“商代晚期” 、“西周仿古品” 、“淮夷族属” 等旧说不再成立。同时，明确的时空定位使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将其纳入商代艺术的发展谱系之中，此尊纹饰在商代龙纹、饕餮纹的发展演变中都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此外，宏观地探讨“人虎”主题的意义和分布，可深化对商代意识形态领域多元一体发展趋势的认识。

根据《中国青铜器全集》的介绍，这件龙虎尊为“商中期，高50.5厘米、口径45厘米，一九五七年安徽阜南朱砦润河出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敞口，折肩，下腹稍内收，高圈足。颈饰三道弦纹。肩饰凸起的三龙纹，龙首伸出作下视状。腹部有三道扉棱，其间饰双身虎纹，虎首突出作食人状。圈足有三个十字镂孔，下饰兽面纹” 。根据图像我们可以看到，该尊最显著的纹饰特征是肩部的龙纹（图1a） 、腹部的人虎主题纹饰（图1b），以及腹部和圈足上两种不同风格的饕餮纹（图1a、1c）。下文将结合龙虎尊所属的时间定位（商代中期）、空间定位（淮河流域）、文化属性（商文化）对上述纹饰特征依次予以分析。

一、龙纹

龙虎尊的肩部饰有三条浮雕龙纹，龙身凸出于器表，上饰重菱纹，整个躯体蜿蜒延伸，尾端内卷，无龙爪，周围饰有类似云雷纹的卷曲纹饰（图2a） ，立体造型的龙首探出肩外（图2b） ，龙首具有臣字目 ^[1] 、菱形额饰 、瓶状角。在每条龙后，都有一条小龙，身体呈L状，无爪，圆目、瓶状角、张口似吐云气（图2a）。

（一）瓶状角的来源与意义

就目前考古所见，商代的龙纹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以阜阳龙虎尊上的龙纹为代表。与二里头的龙纹（图4a）相比，龙虎尊上的龙纹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出现了瓶状的双角。下面就将对该角的来源与意义进行讨论。

仔细观察该角型，下方粗、上方细，并在上端有一个稍大的头部（类似蘑菇），整体形状与保龄球瓶相近，故高本汉称之为“瓶状角”，笔者虽沿用此命名，但并不同意高本汉提出的它与男性生殖器和祖先崇拜相关的观点 。马承源称之为“长颈鹿角” ，但我国先秦时期并没有长颈鹿，所以，这样的命名容易误导对该角性质的判断。林巳奈夫将其命名为“茸形角” ，从该角的渊源来看，此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根据当前的考古证据，这种角型最初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湖北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如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玉鹿头像（AT1601①：3）（图3a） ，虽然该头像呈平面，但仍可看出其上鹿角的主要特征，与龙虎尊上的龙角具有较高一致性。

判断“瓶状角”为鹿角的依据是什么呢？我们以梅花鹿为例 ，通过研究梅花鹿的生物学特征可知：梅花鹿一岁不长角，两岁长角不分叉，三岁一叉二尖，四岁二叉三尖，五岁以后大多不再增加叉数。而梅花鹿两岁第一次长角的角型即为“瓶状角”（图3b），这为商代龙角为鹿角提供了生物学证据。

商人为什么给龙纹增加了两岁小鹿首次长出的鹿角呢？笔者认为这与鹿角的“再生”特性有关，鹿角是哺乳动物中唯一可以完整再生的身体部件，每年鹿角都会脱落与再生，而瓶状的鹿初角是小鹿开始具备这种能力的标志，象征着对这种“重生”（再生）能力的获取。

这种“重生”（再生）的观念对于商人的祖先崇拜是非常重要的，通过甲骨卜辞可知，商代信仰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祖先崇拜，他们坚信祖先死后会“重生”于天上，并“宾于帝”，而且具备影响人间的能力，这也就是商人用隆重的仪式、精美的礼器、大量的牺牲、频繁的祭祀来供奉祖先的原因。祖先死后在天上出现，可视为另一种层面的“重生”，因此，商代艺术中对于能够蜕皮“重生”（如蛇身、蝉身）或脱落“重生”（如鹿角）的动物及其身体部件都有着着重的强调。“重生”的能力象征着它们能够在不同的生命层面间穿梭，换句话说，这种能力能够使它们穿越现世和祖先世界之间的界限，因此“重生”的观念对于祖先崇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将具有“重生”象征意义的蛇身 、鹿角加之于龙纹，并饰于祭祀祖先所用的礼器之上，其意义可理解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的媒介” 。

（二）三代龙纹的发展

龙虎尊上的龙纹属于商代龙纹的早期阶段，主要特征可概括为具有瓶状角、菱形额饰、蛇状躯体、菱形体纹、尾端内卷等几个方面（该时期的龙纹尚没有出现龙爪）。历时性地来看，商代龙纹的早期形态上承二里头龙纹的主要特征，但增加了龙角，下启晚商和西周阶段的龙纹，只是在后一阶段的大部分龙纹开始出现龙爪。整体来说，三代龙纹的演变虽是一脉相承的，但龙纹的造型特征却呈现出不断丰富的过程，这应与其被赋予的意义变迁有关（下详）。二里头二期晚段的墓葬2002ⅤM3中曾发现一件绿松石龙形器（图4a） ，其臣字目、蛇状躯体、菱形体纹、尾端内卷等特征均与龙虎尊上的龙纹一致，这些不容忽视的共同特征使我们可将其视为商代龙纹的前缘。

中商阶段，开始出现商代最早的龙纹，如郑州向阳食品厂窖藏的提梁卣（H1：11） ，其提梁和卣盖上均有龙纹，提梁上的龙纹也具有双角、菱形额饰、蛇状躯体、重菱形体纹等特征（图4b），而卣盖上的龙纹张口吐云气的特征则与龙虎尊上的L形小龙纹一致（图2a）。郑州小双桥遗址青铜饰件（图4c） 上表现了“人虎龙”主题，龙在上、虎在下、人在左 。观察上方龙纹，它与龙虎尊上的龙纹表现出了若干共同特征：躯体呈蛇形，额前有菱形，头上有双角，身躯蜿蜒，上有菱形纹饰，但两者均无龙爪出现。

晚商阶段，龙纹更加常见，下以殷墟妇好墓中的四处龙纹为例：如妇好青铜盘（M5：777，图4d） ，它主要特征与中商时期的龙纹相近，并无明显变化。而该时期更多的龙纹则开始出现重要的新特征，即增加了龙爪部分。如鸮尊顶盖龙纹（M5：785，图4e） 和玉龙（M5：408，图4f） ，两者造型相近（区别仅在于卷体和展体），但身躯之下开始出现了一对龙爪。相近的情况也出现在妇好铜方壶（M5：807） 的龙纹上（图4g），它与龙虎尊的龙纹相似，只是增加了龙爪（由于使用了“剖展”的表现模式，故形成了“双身”龙纹的形态 ，因此，其左右对称的龙爪其实也仅有一对）。

西周时期，龙纹很大程度继承了晚商龙纹的特征，如随州叶家山铜罍（M111：120，图4h） 上的龙纹，除身躯变长，其他特征与妇好墓的有爪龙纹均相近。但有些龙纹则在殷墟龙纹的基础上出现了新变化，如扶风出土的青铜龙形构件（图4i） ，龙爪由一对演变为两对，龙纹从此便更似爬行动物。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三代龙纹的演变历程：

二里头时期，奠定了三代龙纹的基本形式，主要特征包括臣字目、蛇状躯体、菱形体纹、尾端内卷，以绿松石龙形器为主要代表（图4a）。

中商时期，出现了商代最早的龙纹，比二里头文化的龙纹增加了瓶状角和菱形额饰，以阜阳龙虎尊上的龙纹为代表（图2b）。

晚商时期，大部分龙纹在中商龙纹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对龙爪，以妇好墓出土的玉龙为代表（图4f）。

西周时期，部分龙纹在晚商龙纹的基础上增加了另一对龙爪，形成四爪的龙纹（图4i）。

二、“人虎”主题

阜南龙虎尊的器腹上部是三组“人虎”主题纹饰，纹饰上部为轮廓鲜明的双身虎纹，立体的圆雕虎头凸出于器表，虎尾下垂。虎首下的人形为浅浮雕，双手曲臂上举，下肢弯曲，呈蹲踞状。呈现人首入虎口的样态，这也是旧称“虎噬人”（虎食人）主题的原因（图5a） 。

除了阜南龙虎尊外，商代还有其他若干青铜器上表现有“人虎”主题的纹样，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现藏于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的虎卣（图5e） 、现藏于法国巴黎塞努奇博物馆的虎卣（图5f） 、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龙虎尊（图5d） 、司母戊鼎（现称“后母戊鼎”）鼎耳部分（图5b） ，以及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铜钺（图5c） 。

由于“人虎”主题构图独特，人与虎的关系显然蕴含着某种意义，因此，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提出了包括辟邪说、恐吓说、萨满通灵说、虎乳人说、虎神食鬼说、人虎交媾说、神人合一说、彰显军威说、虎方方国图腾说、死亡之途说、祖灵升天说等观点 。关于这些观点的评述，这里不再展开，下文将以同时代的相关器物为依据，通过这些器物纹饰特征呈现出来的证据链，对纹饰意义予以重新分析。

阜南龙虎尊（图5a）上的“人虎”主题与四川三星堆青铜尊上的“人虎”主题（图5d）十分相像，双身虎首下的人形双手曲臂上举，下肢弯曲，呈蹲踞状。安阳殷墟发现的司母戊鼎耳部（图5b）与妇好铜钺上的纹饰相近（图5c），两虎相对而立，张口的虎口中有一人首，虎作踞坐状，后足和尾部着地，这与虎卣的造型相近。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所藏虎卣（图5e）和法国巴黎塞努奇博物馆的所藏虎卣（图5f），两者形制与纹饰均相近，卣整体呈虎形，用后足和尾部作支撑，虎身直立，前爪拥揽一人，人首位于张开的虎口之下，人身体正对虎，侧头，手扶虎肩，面朝左向。

上述诸例均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人首入虎口，但与“虎噬人”的观点相左，各例中的人物均未表现出要被虎吞噬的惊惧，相反，各个人物体态舒展，神情自若，甚至带有微笑，整体呈现安详平和的状态。人与虎的关系如果并非“食人”，那应该如何理解该人首入虎口的意义呢？

陈星灿认为“虎食人卣”表现的是人披虎皮狩猎的形象 ，笔者同意其“披虎皮”的看法，但认为它表现的并非是狩猎，而是披虎皮在祭祀仪式中进行巫术活动的形象。

观察大英博物馆藏商代杆头饰（图6a） 和美国明尼阿波里斯美术馆所藏商代“人虎蛇”骨雕（图6b） ，前者人呈跪坐状，头部被虎口包裹，背覆虎皮，虎四肢贴在人体上，人面部严肃，眼睛圆睁，头上有角，双手持鸟（鸡）。后例中虽不见人的四肢，但人物表情轻松，嘴巴微张，头上有角，也是人披虎皮的形象。很明显，这两者都是表现人披虎皮的状态，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人首入虎口”的原因。同时，上述两例的人头之上均有“几”字形角饰，这是商代巫觋的常见配饰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这两例中的人物身份为巫觋。

图5中的人物形象并无角饰，那如何判断他们的身份呢？观察两件龙虎尊、两件虎卣上的人物，他们姿态一致，下肢蹲踞、上肢蜷曲上举。俞伟超认为这是“九屈神人” （即《楚辞·招魂》“土伯九约”中的“九约”形象），该观点颇有见地。此处笔者想暂不结合后世文献，仅通过同时代相关证据进行分析：商代艺术中的蹲踞形象较为常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商代）“人像多作侧视蹲踞形，双臂上举” ，其身份应为商代的巫觋 ，如殷墟妇好墓玉人（小屯M5：518，图6c） ，既有“几”字形角饰又呈现蹲踞姿态，可见角饰和蹲踞姿态都是商代巫觋形象的重要特征。

上述分析表明：“人虎”主题中人首入虎口其实象征表现了身披虎皮的状态，而蹲踞和角饰都证明了虎口之下的人物身份是商代的巫觋，整体看来，人虎主题表现了巫觋身披虎皮作法，借助虎的能力来达到沟通祖先的目的。正如张光直所指出的：在商代，动物充当巫觋的助手，协助巫觋沟通天地 。至于虎口的象征意义，笔者同意艾兰的观点，认为虎口象征着生死之途 。因此，人首进入虎口，代表了巫觋通过进入“另一个世界”以达到沟通人神祖先的目的。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商代青铜器作为礼器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用来祭祀祖先，所饰纹饰的象征意义也应符合这一功能，用巫觋披虎皮作法以沟通祖先来解释“人虎”主题，便使得这些青铜器的性质与纹饰在功能上得到了统一。

综上，笔者认为以阜阳龙虎尊为代表的“人虎”主题表现了商代巫觋披虎皮作法以沟通人神祖先的形象。

三、饕餮纹

阜南龙虎尊的圈足（图7a） 和器腹（图8a） 上饰有两种风格迥异的饕餮纹，前者反映了饕餮纹对早商风格的传承，后者则体现了中商阶段的创新，以及对晚商风格的影响。

传承方面：龙虎尊圈足上的饕餮纹（图7a）为宽凸线饕餮纹，整体纹饰呈带状分布，面部能辨识目、鼻和角，两侧身体部分较为抽象，无法具体指出身体上各部分器官究竟源自于哪种动物，也无法辨别清楚躯体所处的状态。通过和早商阶段的郑州商城饕餮纹（图7b） 和盘龙城饕餮纹（图7c） 的对比，可以发现三者间明显的一致性，因此，可确定龙虎尊圈足饕餮纹是对早商的宽凸线风格饕餮纹的传承。

创新方面：龙虎尊器腹上的饕餮纹（图8a）以扉棱为中心，左右对称，与早商饕餮纹不同的是，该饕餮纹口中有牙齿，身体和角部都更加明晰具象，而且身下出现了爪子。这反映了中商阶段，饕餮纹向具象化演进，尤其是爪子的出现这是之前饕餮纹所未见的。对比河南新郑望京楼采集的中商时期的铜钺，上面的饕餮纹（图8b） 也同样出现了爪子（望京楼城址约于二里岗上层二期或略晚一段被废弃 ，与洹北商城时代相近。因此，此钺的时代也应约为商代中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商代中期，饕餮纹在继承了早期既有的双目、双角的基础上，渐渐变得写实，逐渐脱离了早期抽象、线条化的形象，并增加了新的身体部件——爪子，使得饕餮纹更为具象。

影响方面：在中商之前，郑州商城和盘龙城的饕餮纹均没有明显的爪部（图7），而商代晚期的饕餮纹则多有爪。可以说，爪部是中商饕餮纹的重要创新，而这一创新也被晚商的饕餮纹所继承，殷墟期的大部分饕餮纹均有爪子。

综上，我们看到龙虎尊上的两处饕餮纹分别体现了继承和创新，一般一件器物上的饕餮纹只表现一种风格，而龙虎尊上两种风格的饕餮纹为我们研究饕餮纹的传承、发展与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剖展的表现方法

龙虎尊上“人虎”主题中的虎纹表现为一首双身的形象。这并非如《山海经》中多有描述的一首双身的神怪，而是一种把动物的身躯剖展开来的表现模式。对于这种表现方法，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命名，马承源称之为“整体展开法” ，朱凤瀚称之为“平面表现立体的手法” ，张翀称之为“剪视图” ，英文论著中称之为“Split Design”。笔者则认为称其为“剖展”更为合理。

所谓“剖展”，实际上包括了“剖”和“展”的两个过程：所谓“剖”，即将动物身体从尾端一分为二的剖开，直至脖颈处，形成“两扇”的身体；所谓“展”，则是将剖开的两扇身体分别水平置于头部两边，最终形成一个正视的面部和两个侧视身体的形象。

其实商周时期用剖展表现的形象并不少见。除了龙虎尊的虎纹（图9a）和妇好墓铜方壶的龙纹外（图9b） ，饕餮纹也多以剖展的形式展开，如龙虎尊腹部的饕餮纹（图8a）；此外牛纹（图9c） 和人像（图9d） 也有用剖展表现的例子。

笔者曾追溯“剖展”表现手法的渊源，认为它可能源自于良渚文化玉琮棱部神像的平面展开。 剖展的目的是将三维动物二维化，使在平面上能够完整无缺地表现立体动物的全部细节。

五、从龙虎尊纹饰看商代意识形态领域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

中华文明早期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多元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历时性地来看，每个区域文明都吸收了前代文明的某些特征，并将其融入为自身的一部分，而后世文明又重复这一过程，传承不断，这就使得当下中华文明的某些元素甚至能够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共时性地来看，在某一段时间范畴内，中华大地上的区域文明是在不断互动的，既有强势文明的文化扩张和辐射，又有区域文明的主动吸收和模仿，而且互动从来不是单向的，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就逐步形成。在早期阶段，无论是历时性的传承，还是共时性的互动，各文化中的精英阶层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动力，而反映在物质文化上，不同的区域文化，虽然其日常使用的陶器和陶器组合差异巨大，但青铜器、玉器往往有相近之处。这就反映了在不同文化的精英阶层中，意识形态领域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逐步形成，这一研究对当下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和文化认同感的增进均有推动意义。下面就将以龙虎尊的纹饰为切入点，分别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出发，从一件器物管窥其所承载的中华文明早期共同体在意识形态领域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

（一）历时性探讨龙虎尊纹饰的来源及去向

阜南龙虎尊作为中商时期的青铜器代表，它一方面体现出对早商青铜器在器型、纹饰、工艺等方面的传承；另一方面，自身纹饰特征的新变化也影响了晚商时期的纹饰塑造（图10）。

1．传承方面

器型方面：该尊造型与早商时期郑州商城向阳食品厂出土的两件牛首尊器型基本一致。 考虑到郑州商城的青铜器有完整的发展脉络，所以，阜阳龙虎尊应是受到早商时期王畿地区大口尊造型的影响。

纹饰方面：如上文指出的，龙虎尊肩部龙纹的瓶状角源于石家河文化，龙身造型源于二里头文化，龙首上的菱形额饰可追溯到良渚文化。口吐云气的L形龙纹则受到早商郑州商城纹饰的影响。一首双身虎纹所体现的“剖展”手法可追溯到良渚文化。蹲踞的人像在早商时期郑州商城出土的陶片（图9d）上已有出现。腹部饕餮纹的写实化倾向与以郑州向阳食品厂窖藏为代表的二里岗上层二期的纹饰变化倾向是一脉相承的，圈足饕餮纹则遵从了早商阶段宽凸线饕餮纹的风格特征。

2．创新及影响方面

工艺方面：支钉的使用、内范花纹的凸起、龙头、虎头的二次浇铸等工艺技术均是阜南铸铜作坊的创新。

纹饰方面：商代的龙纹上第一次（或最早一批）出现了龙角；饕餮纹中第一次出现了爪子；写实的人像、龙纹、虎纹；三层花的纹饰层次。这些均是阜南龙虎尊的首创，这些新变化直接影响了殷墟期商代纹饰的塑造。

（二）共时性探讨龙虎尊的纹饰所体现的文化互动

安徽阜南台家寺遗址作为商文化在淮河流域的高等级聚落，周围被其他非商的区域文化围绕 ，这就使得它与这些文化间的互动是不可避免的。笔者认为，相对于早商时期郑州商城较固定的纹饰特征，阜南龙虎尊上出现的一系列新特征就主要源于与周边文明的互动。

1．写实的虎纹和圆雕手法的由来

就目前考古资料所见，在早商文化中，我们无法找到一例写实的虎纹，这表明龙虎尊上对虎的写实表现并非来自于中原王畿地区的影响。而在我国南方地区却一直有对虎（虎齿）进行刻画的艺术传统，如距今6000年左右的湖南怀化高庙遗址中的陶器上就刻画有虎齿 ；距今5000年左右的安徽凌家滩玉器中也有不少对虎的表现 ；距今4000多年的湖北石家河文化中也发现了诸多玉虎头 。因此，我们可以说，虎纹是南方地区较有地方特色的纹饰。可推测，龙虎尊的虎纹应源于台家寺周边南方区域文化的影响。具体来说，笔者认为这一影响很可能来自约同时代的江西新干地区。

新干商墓的时代目前仍有争论，但从其诸多青铜器上所表现出的早商风格可以推断，至少在早商时期，江西新干地区已经受到了中原青铜器的影响，并融入该区域艺术诉求，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区域青铜文化。其中很重要的两个特征就是对具象化虎纹的表现，以及圆雕立体青铜配件的使用。如虎耳虎形扁足铜圆鼎XDM：17（图11a） 中，鼎耳之上有立体的虎形，鼎足也为张口的虎形；兽面纹虎耳铜方鼎XDM：12（图11b）鼎耳上也有立体虎形；同时，新干商墓还出土了伏鸟双尾铜虎XDM：68（图11c）。由于立体的虎形青铜器（及饰件）在中原地区完全找不到渊源，再加之在新干地区的集中大量出现，可以说立体虎形铜器是新干地区的创新和重要特征。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看到了新干青铜器对立体圆雕和虎纹的强调，而这两点正是阜南龙虎尊区别于中原传统的重要特征。因此，笔者认为阜南龙虎尊虽为商文化的产物，但其上较立体的虎纹则很可能源于新干地区的影响。

2．“人虎”主题的分布

阜南龙虎尊上的“人虎”主题已被学界广泛讨论，但研究大多集中于意义方面，而对它的分布讨论不足。如果我们把上文所引的“人虎”主题的例子，按出土地点标注，可以得到“商代‘人虎’主题分布图”（图12）。属于中商时期的有安徽阜南龙虎尊（图1a）和郑州小双桥的青铜构件（图4c）；属于晚商时期商文化范围内的有安阳出土的司母戊鼎（图5b）和妇好铜钺（图5c）；属于晚商时期地方性青铜文化范围内的有湖南宁乡出土的两件虎卣（图5e、5f）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龙虎尊（图5d），以及对虎纹最为强调的江西新干青铜器。

从目前考古发现所呈现的序列，我们可以对商代“人虎”主题的形成和传播做以下推测：

在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文化中，都有表现与“人蛇”主题相关的器物和纹饰（图4a，图9d），可推测：早商时期，蛇是中原地区巫觋在巫仪中最重要的伴兽。

中商阶段，随着南方虎文化对台家寺地区商文化的影响，虎开始融入到商人的信仰体系中（以“虎口”象征沟通人神祖先的通道或入口），中商青铜器上开始出现“人虎”主题。随着晚商时期商文化的收缩，很多龙虎尊上所体现出的新变化开始影响殷墟期纹饰的塑造。

晚商阶段，“人虎”主题在殷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只表现虎身和人首的新模式（图5b，5c）。另一方面，随着商文化影响力的扩张，诸多地方性青铜文化都主动模仿商式铜器的器型和纹饰主题，三星堆的龙虎尊（图5d）明显是对阜南龙虎尊的模仿，而湖南宁乡的“虎卣”（图5e、5f）则是基于“人虎”主题的创新。

通过对考古发现的梳理，我们看到该主题的形成过程是：早商文化中就有人兽主题，但不是强调“人虎”，而是“人蛇”；中商阶段，南方地区艺术中所强调的虎元素开始融入商人的艺术体系，最早在安徽阜南形成了“人虎”主题；晚商阶段进一步发展了“人虎”主题。而在虎文化本就盛行的南方，很多地方性青铜文化主动接受这一主题，或模仿、或创新，别具特色。“人虎”主题这一特殊纹饰主题的广泛出现，必然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不太可能是诸多区域在相近的时代都自发发明了该主题）。通过梳理考古发现，笔者尝试动态地分析“人虎”主题的出现、传播过程，这其实也是区域文明互动的结果。

“人虎”主题并非一个无意义的图案，它表现了在商代祭祀仪式中，巫觋身披虎皮作法的形态，虎口象征着连接两个世界的通道，与祖先崇拜直接相关。因此，“人虎”主题的传播，其实反映了商人意识形态的扩张，对于南方的区域性青铜文化，它们大量使用珍贵的金属资源，应不只是模仿商人的审美风尚，同时也应部分接纳了纹饰背后所体现的信仰系统。虽然不是全盘“商化”，但将商人的祖先崇拜模式也纳入自身的信仰体系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三星堆，既有各种面具、青铜树、神人像这些在中原罕见的青铜器，又有商式的铜容器和商式的纹饰特征，这就体现了商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以及区域文明的选择性接受。这样的影响力就使得中原和区域文化一直处于一种互动和融合的过程之中，这里笔者并不是想论证中原中心论，而是想表明，在商代中原的文化辐射力确实处于一种强势输出的态势，虽然它也融入其他地方性文明的优势，但多元一体的源动力则来自于中原的商文化。

六、结论

安徽阜南台家寺遗址的发掘为1957年河道中发现的龙虎尊提供了可靠的时空依据，它是中商时期、本地铸造的青铜器精品，是商文化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再分析其纹饰，我们得到了如下结论：

1．龙虎尊上的龙纹是商代龙纹的早期形态，其整体特征基于二里头的龙纹造型，但增加了“瓶状”龙角，这种角是鹿类第一次长角的形态，反映了对“重生”观念的强调。但该时期的龙纹尚没有形成“龙爪”，殷墟期的龙纹开始出现龙爪。

2．阜阳龙虎尊的“人虎”主题表现了呈蹲踞姿态的巫觋身披虎皮作法的形态，反映了巫觋借助动物的力量沟通人神、祖先的形象。虎口象征了连接另一个世界的入口，人首入虎口表现了巫觋打破生死界限的状态（向祖先献祭并保证其能收到祭品，这对于祖先崇拜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祭祀仪式中沟通人神的能力格外重要）。同时，也体现了纹饰和礼器本身在“人神媒介”这一功能上的统一性。

3．龙虎尊圈足的饕餮纹和腹部的饕餮纹呈现了两种不同的风格。前者反映了早商较抽象的饕餮纹特征，是对早商风格的传承；而龙虎尊腹部的饕餮纹则出现了爪子，是一种创新，并对后来殷墟期的饕餮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双身虎纹，其实是对虎进行“剖展”表现的结果，是对三维形象二维化的一种处理模式。

5．历时性地来看，龙虎尊的器型和纹饰体现了对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二里头文化、早商文化的继承，并形成了如龙角、饕餮纹爪、写实龙纹、虎纹等一系列创新，这些创新影响了晚商乃至西周纹饰的塑造。

6．共时性地来看，龙虎尊上龙虎纹的立体造型和具象化虎纹源自南方区域文化的影响，很可能与新干地区有关。动态地分析“人虎”主题的分布，我们可以管窥中华文明早期共同体在意识形态领域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作者简介

韩鼎（1982—），男，河南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美术考古。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河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培育计划“中原早期文明的形成与演进”（2019CXTD004）资助；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殷墟礼器兽类纹饰研究”（2017CKG003）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 因甲骨文中的“臣”写作“ ”，故学界将商代具有眼角的目纹称之为“臣字目”。

（栏目编辑　张晶） GZCh22hWm8Nfq+EhoOp6ZjKnUHRGKB3LbYQ6EJMU3htYqOjFLHAl38xb9EO/nGv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