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式“说法印”相关问题研究

李雯雯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河南开封，475001）

“说法印”即表示佛或菩萨说法时的手印，也称转法轮印。 不同艺术风格的佛教造像中，说法印的样式稍有不同。犍陀罗式说法印主要表现为两手置于胸前，右掌向内（握空拳状），左掌向上（拇指与食指相近），左手手指与右手下方相触（图1） ，样式接近于7世纪的智拳印 。

学界关于说法印的研究 ，并不十分丰富。在下文中，笔者将通过一系列相关材料，证明犍陀罗式说法印的产生时间较其他手印较晚；并结合中国西北地区早期持说法印的造像，探讨犍陀罗式说法印的时代，即不晚于公元4世纪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模式；而与其相似的说法印样式早在南印度的阿玛拉瓦蒂艺术中已出现。

一、犍陀罗式说法印的时代问题

佛教造像中佛常见的手印分别为无畏印、禅定印、说法印以及降魔印，此四类手印并非同时出现，而是都有一个逐渐定型的过程。对于犍陀罗式说法印的产生时代问题，下文将从持说法印的造像时代、早期说法场景的手势和相关佛教典籍三个方面来探讨，并认为相对于其他手印，犍陀罗式说法印出现的时代较晚。

（一）犍陀罗持说法印造像的时代较晚

犍陀罗艺术中持说法印造像有单体造像与多尊像两种形式，单体像以佛像居多（图2） ，也有少量菩萨像（图3），均为坐像。材质有片岩和泥塑两种。持说法印造像数量相对于持其他手印的造像较少。多尊像可见三尊像与佛教故事像 。据宫治昭统计共有40件佛持说法印的三尊像 。

从造像风格来看，犍陀罗持说法印的造像相对于持无畏印或禅定印佛像，时代较晚。以日本私人收藏的犍陀罗持说法印三尊像为例 （图4） ，该像底座正面刻“五年”铭文，是目前唯一有纪年铭文的持说法印的犍陀罗造像 。此像虽真伪存在一定的争议 ，但与Sahri-Bahlo遗址出土的现藏于白沙瓦博物馆编号1527的三尊像极为相似（图5） ，与其他片岩材质的持说法印的佛像风格也较为接近，具有代表性。

关于铭文中“五年”所指的具体年代，福斯曼（Gerard Fussman） 、哈勒（James Harle） 、巴斯格利（Bussagli） 以及李柱亨（Rhi, Juhyung） 均认为是迦腻色伽纪年。Khandalavala认为是笈多时代的纪年，即公元324年 ，Mitterwallner认为是锡塔胡娜国王钦吉拉（Sita-Huna king khingila）时代造像，为公元453年左右。 宫治昭并未提出具体时间，但同意其属于犍陀罗的后期之作。 笔者较为赞同此像应为3世纪至4世纪雕刻作品的观点。

首先，五年铭三尊像与其他持说法印佛像具有高度统一的特征：身着袒右肩式佛衣。 持说法印佛像身着袒右肩式佛衣，而相对于迦腻色伽时代的造像，风格差异较大。目前学界一般认为迦腻色伽时代的造像，主要是钱币、舍利盒上的佛像，如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发现的金币 （图6）、白沙瓦郊外Shāh-ji-Dherī佛塔遗址发现的迦腻色伽青铜舍利盒 （图7） 、阿富汗Bimaran发掘出土的镶嵌红宝石的黄金舍利盒等 。从钱币与舍利盒上的佛像样式的来看，早期佛像的特点均为身穿厚重衣纹的通肩佛衣，持无畏印，与持说法印像的佛衣贴身、衣纹轻薄并不相同。

其次，持说法佛像的神情平静、安详，五官雕刻自然，相比与犍陀罗早期佛像并不同。有关早期佛像的判定，学界尚有争议 ，如法切那认为布特卡拉I号遗址中第一类雕刻时代相对较早，属于公元前1世纪末到1世纪初 ；德黎乌也提出意大利考古队从斯瓦特遗址中发掘的造像时代较早 。虽然犍陀罗最早的佛像尚难以确定，但多数学者认为早期佛像特征可以归纳为：大头、双目圆睁、肉髻较大较平、嘴部有髭、衣纹雕刻尚显僵硬等特征，这些佛像所持手印多是无畏印或禅定印。

值得注意的是，“五年”铭文造像的细节特征与巴基斯坦国立博物馆藏及白沙瓦博物馆藏持说法印像相似，李柱亨将其定为同一类。 其他如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带榫凸的持说法印佛像（图8） 、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藏持说法印像（图9） 以及诸多莲花座上持说法印佛像等，可以“89年铭”帝释窟禅定像为参考（图10） ，该像为公元3世纪左右的造像 。这些雕像主要集中在白沙瓦河谷西北部地区，如萨赫里-巴赫勒（Sahri-Bahlol）、塔赫特-伊巴希（Takht-i-Bahi）、贾马尔-加希（Jamal-garhi）、锡克里（Sikri）和塔雷利（Thareli）等重要遗址等。

第三，持说法印佛像或菩萨像多结跏趺坐于雕刻精美的莲花座或方座上，裸露双足。 佛着袒右肩式佛衣、结跏趺坐露出双足均为中印度秣菟罗艺术的重要表现。与早期犍陀罗式传统造像覆盖双足的表现并不一致。

除此之外，塔克西拉还有多例持说法印的灰泥佛像分布在莫赫拉·莫拉杜寺（Morhra Mosadu）遗址与焦里安（Jaulian）遗址（图11）。此两个遗址的佛塔主体建筑是约2世纪建造，后来的修补白灰泥浮雕像则是在4世纪至5世纪 。

综上，从早期佛教造像资料（钱币、舍利盒的图像）的特征、并与其他相似风格的造像的对比，可以看到持说法印的佛像吸收了中印度袒右肩式轻薄佛衣以及裸露双足等特征。与早期犍陀罗造像有所差异，应属稍晚的雕刻作品。

（二）早期犍陀罗艺术中说法场景未出现说法印

早期犍陀罗艺术中，表现佛“说法”时并未形成统一的手势，而是与所表现故事的标识性情节相关，如“帝释窟说法”用禅定印表示，“归乡说法”“三十三天为母说法”等以无畏印为主，而对于最早且最重要的佛在鹿野苑的“初转法轮”，则以轮子和鹿作为造像主要特征，佛陀的手部常触摸法轮。

“初转法轮”造像中用触摸法轮表示说法的例子可见马歇尔于1913年至1934年在塔克西拉发掘的两件浮雕，第一例出土自喀拉宛（Kālawān）B僧舍，现藏于塔克西拉博物馆。佛陀右手（如今缺失）触摸法轮（图12）。

第二例出自达磨拉吉卡塔（Dharmarajika stupa）佛塔，现藏于塔克西拉博物馆。佛陀左手握衣角置于坐腿上，右手触摸法轮（图13）。罗兰（Rowland）认为此两件作品年代在公元前58至公元后77年。 马歇尔 与贝伦特（Behrendt）认为两件浮雕为2世纪至3世纪的雕刻作品 。从雕刻风格来看，两件造像无论在比丘的台座，还是佛陀的衣褶方面都极为相似，应属同一时期 ，将其断代为2世纪左右的作品较为合适。

另外，斯瓦特遗址也出土了触摸法轮的初说法像。 如现藏于罗马东方艺术博物馆的两件初转法轮雕像。 其中一件佛陀着通肩式佛衣，左手握衣角，右手放在法轮上，法轮的中心有一朵莲花，左边两个僧侣敬拜（图14）。 另外一件有头光的佛站左手握衣角，右手推着圆轮朝科林斯式壁柱走去，柱子顶部一字排开三个圆轮，轮中是莲花（图15）。 释迦触摸法轮的初转法轮造像，在白沙瓦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还有数例，本文不再赘述。

除触摸法轮外，犍陀罗还有多例“初说法”主题中佛施无畏印的例子。犍陀罗艺术中有少量持说法印初转法轮的造像，与前述单体和三尊像相似，佛像往往也都表现出着坦右肩式佛衣以及双足坦露等特征，可能是稍晚时期的造像。

（三）佛典中有关说法印的记载时代较晚

佛经中对手印具体样式的描写出现较晚，早期关于佛的手势只能通过佛经中场景描述来了解。如《杂阿含经卷》载：“此处菩萨坐阎浮提树下，坐禅得离欲。树影不离身，父王向其作礼。”此处“坐禅”当属禅定的表现。《增壹阿含经卷》三十九和《佛本行集经卷》三十一记载释迦降服魔王时，“……时我，比丘，即伸右手以指案地。语波旬。我所造功德，地证知之” 。此处佛陀伸出右手指地，与降魔印的手势表现一致。

对佛说法时手势的记载，后汉安世高译《佛说转法轮经》中有相关记述：“一时佛在波罗奈国鹿野树下坐……于是有自然法轮，飞来当佛前转，佛以手抚轮曰，止往者吾从无数劫来……不复转于五道也，轮即止。”文本内容明确提及佛以手抚轮来表示为说法，可与前引早期“初说法”雕塑中的形象相对应。

最早详细记载“说法印”的典籍是唐代不空译《成就妙法莲华经王瑜伽观智仪轨》，卷中提及“次结金刚萨埵转法轮印二手相背右押于左，左右八指互相钩，苾左大指入于右掌，屈右大指以头相拄，以印安于心上。又想自心月轮中有吽字，白色清洁，即转此字为转法轮大菩萨身。由结此印及诵真言观行力故，即能于一切有情界转大法轮”。除此之外，还有《一字佛顶轮王经》（第三卷）等也有相近的描述。 但相对来说，这些记载出现的时代较晚。

综上，无论是从犍陀罗艺术持说法印佛像特征、说法场景，还是佛教经典，这三个方面均表明犍陀罗艺术中说法印的出现要晚于无畏印、禅定印。从早期佛教造像的特点及公元2世纪左右的“初转法轮”像来看，至少在公元2世纪左右，持说法印的犍陀罗佛像并未流行。

二、中国早期佛教造像中的犍陀罗式说法印

有关犍陀罗式说法印的流行年代，德黎乌认为其定型于5世纪。 温纳（S.L.Weiner）也认为“呈转法轮手印的佛陀直到印度西北部艺术黄金时代后期才出现，并且呈转法轮手印的佛陀直到笈多艺术开始时，才出现犍陀罗的可能性” 。犍陀罗式说法印的样式在中国早期佛教造像中也有出现，只是样式略有不同。考虑到中国持说法印造像的年代，笔者认为至少在公元4世纪时，犍陀罗式说法印就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样式。

中国佛教造像早期说法印样式稍有不同，为双手交叠式，即双手伸展五指并拢，左手在内，右手在外，或右手握住左手手指部分（左右手不固定）。宫治昭称中国式说法印为“合掌”。

中国持说法印的造像最早见于北凉石塔的交脚菩萨像。现已发现属北凉时期的石塔计14座 ，包括有12例交脚菩萨像，其中11例菩萨双手结于胸前作说法印。北凉石塔中有纪年的造像有7座，时间为公元426年至436年，无纪年的样式类似，也应大致属于该时期。最早持说法印菩萨像的石塔是北凉承玄元年（428）的高善穆塔（图16） ，菩萨双手交叉，手指伸展。尽管石塔中交脚菩萨的位置、样式与制作的精细程度有差异，但手印样式均为双手交叠式的犍陀罗样式说法印。

值得注意的是，开凿于公元420年的炳灵寺第169窟壁画说法图（图17） ，该图主尊上方左胁侍菩萨身后的交脚菩萨头戴宝冠、着裙，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双手置于胸前，掌心向内，与北凉石塔中的交脚菩萨手印一致。

除北凉石塔11例交脚菩萨像持说法印以外，持犍陀罗式说法印的造像，还包括诸多造像碑 以及各石窟造像如云冈石窟 、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 、敦煌莫高窟第272窟、甘肃合水保全寺第4号、15号龛（图18） 等。时间集中在北朝，以交脚像为主。

中国早期佛教造像中说法印样式与犍陀罗式右手在上，左手在下的说法印稍有不同。犍陀罗式说法印表现为右手轻握左手手指指尖，左手掌心向上，右手掌心向内，置于胸前。 （图19） 但中国交脚像的说法印与阿富汗迦毕试（Kapisa今贝格拉姆城址）地区的交脚菩萨像的手印相似。迦毕试说法印多见左手手指伸直向上，右手握住左手，掌心向内，从外侧可清楚看见左手手指（图20）。两者如双手呈左右托举胸前，右手在外握住左手一部分，具有不容忽视的共通性。

邻近贝格拉姆的绍托拉克（Shotorak）佛寺遗址出土的浮雕像，以藏于法国集美博物馆的浮雕像为例，整幅浮雕上方为科林斯式列柱分隔。菩萨双手交脚坐于台座上，所持手印样式统一。（图21）与之相似的还可见喀布尔博物馆藏的两例持说法印的交脚菩萨像（图23） （图24） 、两例立佛像下方台座处交脚菩萨像、平山郁夫美术馆馆藏的交脚菩萨像以及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浮雕菩萨像（图22）与坐佛像、皇家伽利略博物馆藏菩萨像（No.930.19.）等。

另一方面，中国早期持说法印像以交脚像为主，与迦毕试地区持说法印像均为交脚菩萨像也是一致的。在犍陀罗地区，持说法印的佛像相对更多，持说法印的菩萨像表现有结跏趺坐与交脚坐姿。因此，从中国早期造像的材料来看，笔者认为中国早期说法印的样式与迦毕试造像说法手印关系更为密切。

有关迦毕试地区的佛教造像的年代，历来有诸多争议，但多认为是稍晚于犍陀罗地区，由此从地理范围来看，犍陀罗式的说法印可能影响了迦毕试地区的佛教造像，然后再传入中国西北地区，这也是迦毕试地区与我国西北地区持说法印造型具有相似性的原因。

因此，北凉石塔与炳灵寺石窟的说法印的出现时间约为5世纪初，考虑到西北印度犍陀罗传播至迦毕试，然后影响至中国的过程，说明犍陀罗本土式说法印的出现虽稍晚于无畏印和禅定印，但至少在公元4世纪时，犍陀罗式说法印就已经形成固定样式。

三、犍陀罗式说法印的可能来源

手印是佛教造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有固定的制作范式。而犍陀罗式说法印的产生相对较晚，笔者认为这一新的手印形式的出现可能受到其他地区造像艺术的影响，或是为迎合新的思潮的需要。

由于印度造像的年代的混乱，有关犍陀罗说法印样式的来源也是众说纷纭，因伐尔特认为其来自于秣菟罗 ；瓦洛伊泽（van Lohuizen）认为可能受到笈多造像的影响 ；温纳（Weiner）则认为说法印最早产生于阿玛拉瓦蒂艺术 。下文中，笔者将结合印度的另外两个艺术流派中的说法印样式（萨尔那特式说法印和阿玛拉瓦蒂艺术的说法印）及其年代展开讨论。

（一）萨尔那特式说法印

在中印度的萨尔那特样式说法印多见于萨尔那特博物馆藏佛坐像和西印度石窟造像。从说法印的样式与流行年代来看，萨尔那特式说法印与犍陀罗式说法印存在明显的差异。

首先，萨尔那特式说法印与犍陀罗式说法印样式不同。萨尔那特式说法印常见以拇指尖与中指、食指或无名指相触，其余诸指自然舒展，二手掌心上下相对，右上左下 （图25） 。萨尔那特考古博物馆编号340的“初转法轮”雕像（图26） ，被认为是经典萨尔那特式造像，佛陀左手的第三根手指接触右手。其他可见萨尔那特考古博物馆藏佛坐像、新德里博物馆藏佛坐像，以及十多例雕刻“八相”“四相”的鹿野苑艺术的浮雕板等。

西印度石窟如纳西克（Nasik）石窟、坎赫里（Kanheri）石窟、奥兰加巴德（Aurangabad）石窟、爱罗拉（Ellora）石窟、阿旃陀（Ajanta）石窟等，以及印尼曼都寺（Candi mendut）（图27） 中的佛像主尊多持此类说法印。据笔者实地考察，阿旃陀石窟除第19窟立佛和第7窟主尊手印是无畏印外，其他主尊均施萨尔那特式说法印。亨廷顿指出阿旃陀第4窟主佛是阿旃陀石窟中第一次使用说法印（图28） ，主佛左手的拇指与前三个手指弯曲，第四个手指与小指形成一个圆圈指向右手。左手小指接近右手拇指，食指盖过两个手指顶部。 亨廷顿解释了说法印中的左手的手指与右手接触不同，代表着不同意义。

其次，关于萨尔那特样式说法印出现的时代，也并未有确凿的证据。如萨尔那特博物馆藏初转法轮像（以及其他持说法印像），雕刻精美，被认为是笈多中后期5世纪至6世纪的作品，显然并非最早的持说法印式的佛像。John M.Rosenfield认为阿旃陀石窟说法印的佛像，明显要早于鹿野苑博物馆所藏的著名初转法轮雕塑。温纳甚至认为阿旃陀持说法印的佛像可能比其他石窟与造像出现的都要早。 阿旃陀石窟开凿于公元前2世纪，持续至公元7世纪。早期洞窟为支提窟，第二期开凿的洞窟出现持说法印佛像，属于公元4世纪、5世纪左右。 从时代上看，与前述五年铭像及相关风格造像不符，并不能完全确定是较早的持说法印像。

因此，萨尔那特样式说法印应属于笈多时期的手印，这种手印样式可能与犍陀罗式说法印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但从造型与流行年代来看，犍陀罗式说法印可能来自更早的造像形式。

（二）阿玛拉瓦蒂艺术的说法印

南印度的阿玛拉瓦蒂佛教艺术集中存在于安得拉邦（Andhra）的阿玛拉瓦蒂（Amaravati）佛塔遗址、纳加尔朱卡达（Nagarjunakonda）佛塔遗址以及康纳纲娜哈里（Kanaganahalli）佛塔遗址。其中，安得拉邦的浮雕艺术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初。 莫妮卡（Monika）辨识出早在无佛像时代就已出现相似的手势，要远早于犍陀罗式与萨尔那特式说法印的流行年代。

我们以纳加尔朱卡达遗址考古博物馆藏的一件佛塔浮雕（图29） 为例，画面左侧是一位讲道者正在说法，宝座旁有双手合十的闻法者，表现的是井中人的故事。 与此构图相似的纳加尔朱卡达出土的雕刻造像还有两例，分别藏于集美博物馆（No.17067）（图30） 与纳加尔朱卡达考古博物馆（No.18）的浮雕像（图31） 。

值得注意的是，该画面左侧正在说法者是僧人，不是佛陀。莫妮卡认为说法者并没有显著的肉髻（uṣṇīṣa）、白毫（ūrṇā）和长耳垂。 沃格尔提到：僧人穿着朴素的服装，剃着光头，盘腿坐在树下。双手紧握在胸前，表明他正在传教。 此件雕刻被认为是公元1世纪至2世纪的雕刻作品，是较早的表现僧人说法的造像。另外一件编号18浮雕（图31），左侧的僧人着袒右肩式佛衣，没有肉髻，右手在上，左手在下，作说法印。说法僧人的手势与犍陀罗式手印相似。

除此之外，在阿玛拉瓦蒂艺术流派中，说法印被用于表现维杜拉帕维塔（Vidhura）对蛇王的说法的场景中（Vidhurapandita Story）。 维杜拉是印度国王达南贾亚·考拉瓦的大臣，智慧过人，此故事也称为《比豆梨本生经》（The Vidhura-Pandita Jataka）。 大约公元前1世纪至2世纪的康纳纲那哈利遗址中（Kanaganahalli）浮雕 ，画面左侧是蛇王与蛇后，右侧上方双手合十男子是将维杜拉带回国的蓬纳卡（Punnaka）。右下方的男子正是维杜拉，他坐在低矮的台座上，右手握住左手的食指于胸前类似说法印。（图32）

另外，阿玛拉瓦蒂佛塔遗址还有同主题的造像石板 。如大英博物馆藏的阿玛拉瓦蒂遗址浮雕（编号1880.0709.77）（图33） 、马德拉斯博物馆（Madras Museum）藏阿玛拉瓦蒂一号佛塔的圆形浮雕（inv.no5）（图34） ，画面中心处是与蛇王和王后说法的维杜拉，他坐在中间的宝座上，身着袒右式佛衣，双脚自然垂下。双手放置于胸前的姿势，右手握住左手的样式与犍陀罗式说法印十分相似。此两件作品被认为是阿玛拉瓦蒂大塔横杆（第三期），即公元2世纪至3世纪的造像。

佛教造像艺术中，僧人的形象要早于佛陀的形象产生。 在较早的阿玛拉瓦蒂艺术表现僧人说法、敦度毗沙罗说法、维杜拉帕维塔说法等场景中，均使用了类似说法印的手势。说明此手势在当时已明确具有说法的意义，是常见的说法表现样式。但这种样式，在后来阿玛拉瓦蒂艺术佛陀形象出现时，表现初转法轮或相关说法场景中，释迦还是以举起右手的无畏印为主。

另外，南印度阿玛拉瓦蒂的说法印样式在笈多时期的秣菟罗艺术中也可见到，如勒克瑙博物馆藏的秣菟罗出土的“四相图”（图35），释迦双手所持手印是双手握住式的说法手印，从左侧降魔故事中女子形象及释迦台座下双鹿的造型来看，与南印度的造像十分相似。

莫妮卡指出尽管犍陀罗与阿玛拉瓦蒂两个艺术流派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似乎都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 目前来看，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2世纪左右或者更早的阿玛拉瓦蒂艺术中已出现了表现说法意义的说法印。犍陀罗式说法印的样式与阿玛拉瓦蒂艺术中僧人说法场景的手印相似，至于犍陀罗和安得拉邦之间是否为受其影响，还暂未可知。

四、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对犍陀罗持说法印造像时代的考察、早期说法场景以及相关文本中说法印的缺失，可知相对于无畏印与禅定印，犍陀罗式说法印在公元2世纪时并未流行。从中国有纪年的材料来看，考虑到传播所需的时间，可知至少在公元4世纪晚期，犍陀罗式说法印就已经定型。

在南印度的阿玛拉瓦蒂艺术的相关遗址中表现僧人、维杜拉帕维塔等说法场景中均出现了表示说法的手印，这些造像的时代相对较早，与犍陀罗式说法印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至于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性，还需更多证据才能确定。

作者简介

李雯雯（1987—），女，河南信阳人，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美术考古、佛教美术。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艺术学“汉传佛教艺术手印研究”（项目编号：18CF186）及第63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三至八世纪汉传佛像手印研究”（项目编号：2018M632755）阶段性成果

（栏目编辑　朱浒） LhWTldNJBUP+Mns5k1Lws5MhwGXrkbhhAek5q6E8LFTnpyfqKPHy2RsSNIKoXw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