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随考

阮荣春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上海，200241）

本期封面图像，系印度无佛像时代雕造于巴尔胡特栏楯上的佛教故事画“菩提树的崇拜”。值得注意的是，在菩提树左右上方的飞天，这是佛教造像中最早出现的天人图像之一，距今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了。

印度早期佛教造像中的天人，有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项后配有长长的帛带，飞行时，这条帛带凌空飘拂，伫立时，帛带由项后挂于胸前，或经双臂绕于身体两侧，这种帛带即称之为天衣。（图1）

印度的飞天，只是诸多天人图像中的一种。因为凡具神通力，能在天空翱翔者或均可称之为天人。（图2）例如在最早的佛立像、弥勒坐像（封二）、各种菩萨像、药叉像、佛像背光的飞天，以及各种天宫乐伎（封三）等身上，都可以看到天衣。

就印度现存佛教图像显示，天人图像主要流行于中印度，以秣菟罗地区最多 ，此后随着佛教造像的东传，进入中国，并逐渐融入中国佛造像体系之中。最早传入中国的天人图像，在湖北莲溪寺永安三年（262）纪年墓出土的铜带饰上，天人立于莲台上，双手上扬，天衣飘举，就单独立于莲台这一点看，此天人当属菩萨像（图3）。

3世纪前后，佛教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兴起，僧人与士夫间相互酬唱，天衣这一形式或为吴地士夫们喜好，并成为他们穿戴的装饰物。源自中国、出土于日本古坟的画纹带佛兽镜，那种褒衣博带的佛像身上，即可见到垂于胸前的帛带；或于此后不久，东晋顾恺之画《洛神赋图卷》，硬是让洛神仅穿衣裙飞上了天 （图4），这些或均受印度天衣影响所致。

十六国时期，北方兵戈铁马，战事不息，南方政权相对安宁，紧邻南朝的西秦与吐谷浑，长期与南方政权保持互不侵犯乃至友好的态度；而凉州自张轨后至北凉近七十余年的偏安，成为了东西交通的主要保证和南方政权与西域诸国长期通好的条件。因此当吴地佛教造像兴起后，顾陆画风顺势北上，天人形象也由此流播于炳灵寺、天梯山、金塔寺，乃至敦煌，并远涉西域。

由于西秦与南方政权在地域与政治上的密切关系，南方的佛教文化首先在炳灵寺产生了强烈影响（图5）。在炳灵寺169窟壁画中可以看到许多曳地长袍的士夫像，顾恺之于瓦官寺所作壁画题材《维摩诘像》，东晋最为流行的《无量寿三尊》，卫协首创《七佛像》等，南朝所见题材均在此翻版再现。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诸多天人图像。其中如交脚弥勒说法图像（图6），天人撒花图像，天人奏乐图像等。这些天衣形象，在表现手法上，非常纯熟，或可认为这些图像有可能就出自南方画人之手。从时代看，或早于《无量寿三尊》题记的公元420年。

或受炳灵寺169窟造像影响，敦煌与麦积山石窟，凉州的天梯山（图7）、金塔寺、文殊山石窟以及北凉石塔上，天人图像大量出现。就中以敦煌的天衣造像最多，275（图8）、272、278、248、268、251等石窟中均有许多天人图像。

就北凉诸石塔由凉州向敦煌、吐鲁番等西渗迹象看，佛教造像先由凉州西向敦煌传播的可能性更大。仅14件北凉石塔上就发现了多件天人图像。

关于敦煌的开凿时间问题，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宿白先生以为凉州天梯山诸石窟的开凿时间为十六国，而敦煌则晚于云冈。但我们就天人图像的变迁分析，云冈的飞天是在炳灵寺与敦煌天人像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最值得注意的是，炳灵寺169窟或敦煌275窟的天人均上身赤裸，这些赤裸上身的天人图像直接源于印度秣菟罗。（图9、图10）有迹象表明云冈石窟的飞天此时已开始了中国化进程，即天人上身着有天衣，但已穿上了内衣。（图11）可以想象，如果云冈影响了敦煌，敦煌飞天也当穿上内衣才对，怎么可能云冈的飞天传到敦煌便脱去了内衣，而且凉州一带的早期天人身上均无内衣呢？（封底）

凉州、敦煌一带早期天人像虽均不着内衣，但时代是有先后的，其实，在敦煌早期洞窟中，唯一可明确开凿于十六国时期的仅275窟，该窟当属于弥勒上生信仰，造像以交脚弥勒说法与半跏思维菩萨为主，表现弥勒在兜率天宫自觉或觉他的情景，因此该洞窟壁画中出现有大量本生故事和许多翱翔于兜率天宫的天人图像。我们之所以认为该窟是敦煌最早开凿的，也是唯一一个十六国时期的洞窟，主要是因为在莫高窟中，这种窟顶仿汉式建筑屋顶和仿木构椽子的形式唯此一例。莫高窟275窟人物壁画的随意性近似炳灵寺，弥勒造像的三角形靠背也同于炳灵寺，菩萨左右设狮座仍保留了印度早期造像特点，这些均显示出敦煌其他洞窟所不具备的特点。

那么，较晚的天人像怎么判断呢？这就必须联系同窟中其他造像进行分析。例如敦煌268、272等洞窟壁画虽有大量著有内衣的天人像，但该洞窟中已出现有“弥勒下生图像”等。因为“弥勒下生图像”已明显具备成熟的笈多风格。在印度，成熟的笈多造像均出现在5世纪中后期，且传入中国尚需有一定时间过程，因此这些洞窟当晚至北魏。

就敦煌天人像风格而言，与龟兹天人像属同一系统，似有殊途同归之感，这里的殊途同归，是指以秣菟罗为中心，形成两条渐进路线，一条是随着早期佛教造像的东渐，经长江流域北上，由湖北至炳灵寺—凉州—敦煌—云冈—龙门等，形成了一条由秣菟罗天人像在中国的东渐北上演进趋向路线图。另一条即秣菟罗经龟兹，而后东向至敦煌、凉州。我们在龟兹壁画中发现有许多类似敦煌与凉州一带的天人图像（图12），在本生故事中，在诸多窟顶上，天人图像比比皆是。前文曾指出，天人图像源自秣菟罗，犍陀罗天人造像极为少见。那么龟兹地区天人像的来源，究竟是来自秣菟罗南传中国而后北上影响，还是来自秣菟罗直接北上龟兹的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关系到龟兹先影响敦煌、凉州，抑或是凉州、敦煌影响了龟兹。我们发现，印度秣菟罗故地上的笈多造像中，已不见对天衣的表现，似乎此时笈多地区已对天衣失去了表现的兴趣，或已失去了再向龟兹以东传播的力量。如是说来，印度天人像或有可能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从秣菟罗地区产生后传入中国南方（有262年莲溪寺菩萨像为证），在中国历经了一个多世纪后再传到龟兹。

作者简介

阮荣春（1950—），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国务院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研究方向：美术考古。

（栏目编辑　朱浒） LhWTldNJBUP+Mns5k1Lws5MhwGXrkbhhAek5q6E8LFTnpyfqKPHy2RsSNIKoXw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