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回鹘王像身份属性再思考

刘人铭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610065）

一、前言

20世纪80年代“沙州回鹘”概念提出后，敦煌西夏石窟的断代分期也随着这一学术概念的提出作了调整，于“西夏洞窟”中划分出二十三个“沙州回鹘洞窟”。 由于石窟分期的改变，原绘制有王像的莫高窟第409窟从“西夏洞窟”变成“沙州回鹘洞窟”，同时也遗留下第409窟王像身份是西夏王还是回鹘王的学术争论。史金波、汤晓芳、任怀晟等学者认为第409窟王像为西夏王像 ，刘玉权、杨富学、谢静、谢生保、贾应逸、侯世新、沈雁等学者则持回鹘王之观点， 另松井太、森安孝夫、刘永增等学者在承认回鹘王推论基础上讨论了其与西州回鹘的关系。 至今为止，第409窟王像身份仍是学界的一个悬案，并未有统一意见。纵观前人研究，第409窟王像身份判定囿于就此窟论此窟的思维模式，并未有学者将与第409窟王像图像模式相同的第237、148窟以及西千第16窟王像作整体思考。故本文在承认其回鹘王身份基础上，爬梳四幅王像图像信息，试图推敲西夏王说观点，同时为回鹘王说提供新的证据，希望能够对其西夏王、回鹘王之争提供新的启示，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教正。

二、回鹘王夫妇像图像内容以及特征

敦煌石窟中有四所洞窟绘有回鹘王夫妇像，即莫高窟第409、237、148以及西千第16窟。四幅回鹘王夫妇像中除第409窟绘于东壁外，其余洞窟皆绘制于甬道，布局方法为分壁绘制，一壁面绘回鹘王像，一壁面绘可敦像，二者相互对应。四幅回鹘王夫妇像中，回鹘王以及可敦皆立于方毯上，回鹘王头戴尖顶形冠，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系蹀躞带，脚着毡靴，身后跟随仪仗队；可敦头戴桃形冠，身着对襟窄袖长袍，其具体图像如下：

第409窟：回鹘王1身，身前男童1身，身后侍从8身，分别持伞盖、障扇、弓、箭筒、盾、金瓜、剑等器物；可敦2身，南向列第1身可敦前有女童1身。回鹘王像榜题框内残存元代重写题记“el arslan xan……män sävg（ï）……”，日本学者释读为“阿思兰汗……我娑匐克” 。（图1）

第237窟：回鹘王1身，身前童子1身，身后侍从残缺，只余障扇与伞盖部分可见，形制与第409窟相同；可敦2身，东向列第2身残损，可敦身后绘有帷幔。（图2）

第148窟：回鹘王1身，身后侍从残缺，只余伞盖可见；可敦像残存半身，根据甬道长度判断应该为2身，可敦身前绘女童2身，身后绘有帷幔。此窟回鹘王像题记残存“[tn]grikän qu[t][t]utmïšt（ng）ri”内容，日本学者释读为“神圣而保持天宠的圣洁” 。（图3）

西千第16窟：回鹘王1身，身前女童2身，身后侍从4身，分别持伞盖、弓箭之物体；可敦2身，南向列第1身可敦前有女童2身。（图4）

梳理、观察上述四幅回鹘王夫妇像，其具有以下三点值得关注的特征：

第一，四幅回鹘王像的冠、服饰样式相同，但服饰纹样略有区别。第148窟回鹘王服饰上为团窠图案，其余回鹘王服饰上为团龙图案。

第二，回鹘王夫妇供养像图像程式化。四幅回鹘王夫妇像皆为1身回鹘王，2身可敦的人物组合关系，此外，仪仗队是回鹘王像中的基本图像元素，仪仗人数视壁面大小而定。

第三，汉、回鹘元素共存。龙纹样、伞盖、障扇是中原文化中祥瑞、权力的象征。回鹘服饰、回鹘文字、方毯、帷幔则是回鹘传统的体现。

总体来看，四幅回鹘王夫妇像在花纹、色彩、孩童数量等细微处有所不同，但是从男女供养人数量、服饰样式、仪仗队配置等方面来看，其构图模式以及图像元素相同，我们可基本判断四幅回鹘王夫妇像是来源于同一图像粉本，是同一位统治者的写照。

三、西夏王说献疑

长期以来，部分学者依据史书中1035年元昊“遂取瓜沙肃三州”记载 ，认为1036年西夏开始统治瓜沙地区，第409窟王像应该是西夏王像，并寻找西夏文献记载试图构建西夏与第409窟王像的联系。虽然，谢静、贾应逸、侯世新先生等人将第409窟王像服饰与图像遗存中西夏王、回鹘王服饰作对比 ，承认了其回鹘属性；杨富学先生梳理文献认为西夏1036年正式统治敦煌所用史料为一孤例，孤证难立 。但是，持西夏王说的学者还是多方举证判断其为西夏王，非回鹘王，然而仔细梳理西夏王说观点的立论依据，些许疑点值得思考。

（一）体貌特征

史籍记载回鹘人具有虬髯特征 ，西夏有用镊子拔除胡须的习惯 ，没有胡须是西夏人的体貌特征，故学者认为没有胡须的第409窟王像应为西夏王。但是现今西夏遗存图像中，西夏王具有胡须，显然拔胡习惯与画像是否绘制胡须，不能划等号。

（二）服饰特征

学者认为王像服饰为唐宋公服样式，并非回鹘民族专属服饰，故服饰不能作为身份判断依据。第409窟男像、西州回鹘男像的服饰与唐宋公服的确存在相似性，这是历史发展与民族融合的产物，隋唐时期，统一南北，继承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圆领缺骻袍。 但是根据《唐会要》记载 ，唐开元以降，中原公服虽为圆领窄袖长袍，但已无垂吊蹀躞带特征。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中“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戴弓剑、帉帨、鞶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蹀躞，而犹存其环” 也描述了此变化，唐墓壁画以及宋代人物画像也可与此互证。蹀躞带是敦煌四幅王像、西州回鹘男像服饰与中原服饰的根本区别。

西夏服饰深受汉文化影响，多沿袭唐宋服饰，学者对此已做过详致论述 。西夏图像遗存中的西夏王服饰与中原帝王服饰同，皆是腰系革带，非蹀躞带，其中以《西夏译经图》中的“子明盛皇帝”为代表（图5）。在文献记载与图像遗存中西夏武官服饰具有蹀躞带的特点，但是其还有旋襕、抱肚特征 ，所以无论从文献还是图像上看，王像服饰皆不具备西夏服饰特征。

（三）帝王仪制

西夏文献《天盛律令》规定皇帝以外人员禁止着龙纹服饰，不准民间以龙、凤做装饰 ，故学者认为敦煌石窟中出现龙纹样式，是西夏皇室身份的反映 ，并且西州回鹘遗存中不见龙纹与仪仗，更说明第409窟着龙纹服饰，享有仪仗的王者为西夏王。

龙纹、仪仗是王者形象塑造的重要元素，龙纹为十二章之一，“能否使用龙纹，是尊贵身份的象征” ，仪仗队是王者身份地位的体现。龙纹、仪仗是供养人身份尊贵的表现，不是西夏独有的文化特征，不能作为供养人族属判断的标准。虽然西夏因政治需求，刻意构建与超自然的龙之间的联系，文献和遗存中都有龙的身影。 但是至少从现今出土的绘制有西夏皇帝像的《西夏译经图》《西夏帝王画像》等图像遗存来看，西夏王服饰上皆无龙纹。并且，若以龙纹的使用判断供养人的西夏皇室属性，此处还有一点难以解释：

在一批与第409窟同时期的集社或家族重修洞窟中，常以龙纹作藻井图案，如第310、363窟等，这不符合《天盛律令》中民间禁止使用龙纹作装饰的规定。

上述三点是西夏王说的图像学依据，但是疑点较多，使西夏王说难以成为定论。仔细分析西夏王说之疑点，是学者未将王像放在敦煌语境下考虑图像问题而致。只有正确理解敦煌画匠意识中的王像建构这一问题，才能从客观角度判断供养人的身份属性。

敦煌石窟的供养像大部分不是真容像，它在一定真实的基础上加入了画家的想象与设计。因不是真容像，故画像并不是以个人体貌特征为标准，而是以敦煌共同的审美特征为标准，相书中相好的要求是敦煌地区审美的集中体现。 以第409窟为代表的4幅王像是敦煌石窟供养像中一种新的图像粉本，其“新”之处为服饰、龙纹、仪仗皆不见于前代供养像中，这种新图像出现自然与新统治有密切关系。在新的统治时期，敦煌画匠如何构造统治者供养像，从构图来看，王像的布局方式与敦煌前代统治者供养像一脉相承，王像中王者与仪卫的组合方式，常见于归义军时期，如榆林窟第16窟曹议金供养像（图6），只是曹氏供养像的侍从数量和持物还构不成仪卫的等级，但是这种图像模式以及对侍从错落有致的安排方式，却是一样的。新的统治时期，敦煌画工将龙纹、仪仗队元素加入到供养像中用以表现供养人身份的尊贵，而这一元素不见于归义军时期的供养像中，是因为画家深知归义军首领不能使用此规制。

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大词典》中无回鹘龙崇拜的相关信息，现存史料中也无相关记载，回鹘民俗中的十二生肖（也用十二生肖方式纪年）也无龙这一形象 ，故回鹘本无龙的崇拜，西州回鹘图像中无龙纹也十分正常，但是敦煌王像的建构是敦煌画工的设计，是画工将汉文化中表现尊贵的元素运用到王像上，与回鹘的龙崇拜没有必然联系，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画工意识的体现。

而西夏文化源于汉文化，西夏的礼仪制度皆效仿宋朝，敦煌、西夏地区出现龙纹、仪仗相同的文化因素是二者植根于汉文化的外见。今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两宋时期地狱变图像中，出现了与第409窟王像、《西夏译经图》中相同的对龙纹障扇，即是证明敦煌、西夏地区相同的图像元素和文化因素为中原文化辐射的反映，而不是敦煌与西夏腹地有图像上的粉本联系（图7）。

四、回鹘王观点的图像学与文献学证据

在对西夏王、回鹘王说的分歧根源作探讨后，将问题回到对四幅王像身份属性的判断上，其回鹘王身份属性的判断是否有充足依据呢？前代学者比对第409窟王像与西州回鹘供养像，从服饰角度对其回鹘属性予以承认，我们近期考察图像与史籍记载，种种迹象表明以第409窟为代表的王像为回鹘王应是大体不差。我们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基于以下图像与文献依据，以及新材料的发现：

第一，从史料角度看，记载沙州地区进贡的文献中，1041年至1042年出现了“沙州镇国王子” 、“沙州北亭可汗” 名号的回鹘统治者，说明归义军之后敦煌地区有回鹘居住和统治的情况，回鹘统治者的存在为回鹘王像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第二，从供养像着装来看，男女供养像服饰与西州回鹘相似，具有明显回鹘特征，此研究学界著述颇丰，有丰硕研究成果可参考，在此不再赘述。前人学者在关注服饰的同时，未过多言及冠饰，其原因是四幅王像冠饰线条漫漶，只余留下相同的轮廓。可幸的是，最近我们在高清图片下，发现西千第16窟冠饰残存线条，其与西州回鹘冠饰呈现出一致性（图8）。“礼莫明于服，服莫重于冠” ，冠服是服饰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属性特征之一，此特征更加证实了其与回鹘的密切关系。

第三，前人判断四窟王像身份属性，并未将其与同时代的其他洞窟相联系。刘玉权先生用考古类型学、风格学划分出一批与此四窟重修时代相同的洞窟，我们将所有供养像进行梳理，发现了汉人易服回鹘装的现象（表1）。

西夏服饰和回鹘服饰学界已有全面论述，故在供养像服饰判断上基本不会存在错误。上述表格统计中，没有汉装男像，但是汉装女像却大量存在，出现这种现象的洞窟一般都为家族窟或者结社窟，故不会是胡汉和亲情况，而是汉人男性易服回鹘装（图9）。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吐蕃迫使敦煌汉人男性易服 ，所以敦煌石窟中出现了男像吐蕃装、女像汉装的组合关系。

《天盛律令》中有详细记载 ，“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汉、吐蕃、回鹘等多民族成分的少数民族政权” ，根据记载西夏对汉人没有实行易服的要求 ，“在西夏文《三才杂字》和西夏汉文本《杂字》中，除‘番姓’外，都有‘汉姓’一节” ，“在西夏文《碎金》的一千个字中也记载了120个汉姓” 。此外，西夏文化源于中原文化，服饰礼仪皆效仿中原，从这一层面来说，西夏也不可能实行汉人易服规定。是故，汉人易服回鹘装的图像证据说明回鹘在瓜沙地区实行了有效统治，从侧面说明回鹘王像在敦煌出现也是属于正常的历史现象。

第四，使用帷幔、地毯等回鹘习俗的保留。梳理图像细节，我们发现敦煌、西州二地王像中都使用地毯、帷幔等用品（图10），这不仅是图像设计，也是生活习惯的反映，今出土西夏遗存图像中则没有这些图像细节。回鹘人为草原民族，畜牧业发达，善于纺织是其民族特性，文献记载“[回鹘]又善结金线，相瑟瑟为珥及巾环，织熟锦、熟绫、注丝、线罗等物” 、“[高昌]出貂鼠、白、绣文花蕊布” 。纺织品地毯、帷幔成为回鹘生活中常用工具之一，在11世纪回鹘书籍中收录kiviz（地毯） ，且收录不同的帷幔kərim（花幔） 、tülfir（帷幔） 、münderü（帷幔） 词汇并解释了其不同的功用。虽然，地毯在中原也十分流行，已经成为一种普及性生活用品，但是帷幔却是具有回鹘民族特点的生活用具，这一用具不见于之前和之后的敦煌石窟供养像中。

第五，回鹘保存有多可敦制度，可解释王妃为两位的现象。根据回鹘史料记载，küni是指妻妾间相称的姐妹 ，薛宗正先生研究认为回鹘可敦可兼指妻妾，非只唯一 ，另有学者研究，回纥汗国时期多位可敦同时在位的情况应已成为常态 ，可知回鹘有多位可敦同时存在的现象与传统。虽然，回鹘的多可敦制度不能成为判断供养人身份的依据，但是至少可说明供养像中两位可敦像存在的合理性。西夏图像遗存中则没有一位皇帝与两位妃子的图像组合关系出现。

第六，回鹘文榜题在王像回鹘身份判断中有一定参考价值。第148、409窟王像榜题部分尚存，其文字为回鹘文，说明此窟与回鹘有一定关系。第409窟回鹘榜题为后来重写，为“蒙古时代文献中所见的‘工整草书体’” ，蒙古的回鹘人有追溯民族史的传统，其认为这是“回鹘王”，代表着当时人们对此像的理解 ，从侧面证明其具有回鹘王的形象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回鹘是西夏属民之一，是否有回鹘人绘制西夏王像的可能性呢？史籍记载西夏对回鹘实行的是羁縻制度，“回鹘，自唐末浸微，……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 ，由于二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统治关系，回鹘人绘制西夏王的可能性比较小。

是故，从回鹘实行民族政策的情况、图像透露出回鹘生活习惯以及语言使用的现象、王像冠服饰的回鹘特征来看，以第409窟为代表的四幅王像还是当属回鹘王。

五、沙州回鹘还是西州回鹘王像

通过对比和分析论证，我们认为第409、237、148、西千第16窟王像为回鹘王。学界针对敦煌地区的回鹘势力提出了“沙州回鹘”的观点，森安孝夫、刘永增先生认为沙州回鹘就是西州回鹘，且后者认为第409窟王像为西州回鹘王像；钱伯泉先生认为沙州回鹘即龟兹回鹘；李正宇、杨富学、杜海先生等学者认为沙州回鹘是一个独立的政权 。从前论述中可知，沙州回鹘供养人装束与吐鲁番地区西州回鹘时代贵族供养人像装束基本一致 ，但是对比敦煌石窟中沙州回鹘、甘州回鹘供养像 ，沙州回鹘女像与甘州回鹘天公主形像有所区别（图11），故我们难以否认沙州回鹘、西州回鹘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学界提出沙州回鹘是（归属于）西州回鹘，除沙州、西州回鹘供养人服饰相似这一证据外，主要依据的是第409窟元代重写榜题“el arslan xan”，el arslan xan意为“（回鹘国）的狮子王”。史书中有高昌回鹘（西州回鹘）称“阿厮兰汗（狮子王）”的记载：

其[高昌]王始称乎西州外生（甥）师（狮）子王阿厮兰汉。

时四月，[高昌]师（狮）子王避暑于北庭。

但是，“阿厮兰汉（狮子王）与博格拉汗（公驼）同为阿尔泰语系对其可汗的称呼，这是借助古代图腾的一种尊称，表现了人们的共同信仰。‘阿厮兰汗’并不仅仅用于高昌回鹘，还用于指其他一些阿尔泰语系的民族的可汗，如花剌子模及喀喇汗王朝的可汗” 。

另元代人在榜题框中书写“el arslan xan”，也是基于其形象上与西州回鹘王近似，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是单以此证据便判断其为西州回鹘王，难免片面，其是否为西州回鹘王像，还有待辨析。

据研究“成于1019年的德藏第三木柱铭文则明确记载西州回鹘的势力向东已经影响到沙州” ，可能西州回鹘在沙州回鹘夺取归义军政权斗争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后来沙州回鹘曾依附西州回鹘，否则难以解释为何高昌、沙州地区回鹘人服饰的相似性以及西州回鹘同名宰相出现在榆林窟第39窟中的现象 。但是无论“沙州回鹘”是否为独立政权，都难以影响到今天我们对四幅王像为“沙州回鹘王”身份的判断。回鹘原是一个游牧民族，按部落分散居住，有时虽有统一汗国，但是各部落仍有相当的自主权 ，史料记载回鹘“各立君长，分领族帐” 。西州回鹘在继承唐西州汉制基础上，也保留了回鹘旧有的传统。9世纪以后，在部落组织解体的基础上则逐渐形成了以城堡为中心的村社领主制度。 吉洪诺夫在其研究中也提出（西州）回鹘王国的行政机构是按领土的特征建立的，其结构上仍保留有游牧组织的一些特点 ，并且西州回鹘“境内实行双王制，即高昌回鹘和龟兹回鹘分立” 。故建立在部落制度之上的西州回鹘政权管理不具有中原汉制中严格的等级以及隶属关系。

更有学者研究，M1摩尼教《赞美诗集》反映了回鹘在西域采取了类似唐朝的羁縻制，983年宋使王延德出使高昌所见伊州被陈氏数十世统治的现象也只能用羁縻制来解释。 故西州回鹘政治中心位于吐鲁番地区，与沙州距离相对遥远，即使占领沙州，西州回鹘对沙州如何管辖是一个问题，这可能也是采取羁縻制度，以派兵常驻或者按期缴纳赋税的方式管理，其名义上归属于西州，但是二者关系松散。从现存资料来看，归义军灭亡后，沙州地区以单独名义持续上贡，则说明沙州回鹘势力具有极强的独立性（表2）。

此外，前述史书中出现了沙州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沙州镇国王子、沙州北亭可汗，此处的沙州镇国王子与沙州北亭可汗，李正宇先生认为是一个人 ，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比较大。

史书中这二人的相关记载为：

（1041）夏，四月，……琮欲诱吐蕃犄角图贼，得西州旧贾，使谕意，而沙州镇国王子遣使奉书曰：“我本唐甥，天子实吾舅也。自党项破甘、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为朝廷击贼。”

（1041）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北亭可汗奉表贡玉、乳香、硵砂、名马。

庆历二年（1042）二月，沙州北亭可汗王遣大使密、副使张进零、和延进、大使曹都都，大使翟入贡。

相近时间内汉文史料记载同一地区统治者出现的不同称谓，二者为一人可能性极大。 又据学者研究11世纪中期西州回鹘军事环境比较严峻：

到10世纪末为止，西州回鹘王朝和喀喇汗王朝分别在中亚东部和西部建立起强大的政权，两支势力展开了正面的交锋……11世纪中叶，西州回鹘在与喀喇汗王朝的竞争中渐处于下风，其西侧的领土不断失守，其军事行动的中心显然在王国的西侧。在这样的背景下，处于西州回鹘最东端的哈密不再受其控制而成为独立政权。

所以，在此军事背景下，西州回鹘、沙州回鹘本就松散的政治关系则会更加不受束缚，若之前沙州回鹘归属于西州，此时则可能如哈密脱离西州而成为独立政权，这也能吻合历史文献中“沙州镇国王子”称“沙州北亭可汗”的记载。

此外，从供养人服饰和题记来看，沙州回鹘似乎也有较为健全的管理制度——番汉制度，在保留回鹘传统的同时，也保留和继承了归义军的管理制度，97窟、39窟题记中记有“都头” 官职。前述沙州回鹘实行的易服政策，也不见于西州回鹘记载中。

论述至此，我们认为沙州回鹘可能有一个从归属势力到独立政权转变的过程，但无论什么时期，沙州回鹘都拥有极大的独立性，与西州回鹘的政治关系松散。那么问题回到以第409窟为代表的回鹘王像上，沙州回鹘与西州回鹘关系松散，故沙州回鹘绘制的回鹘王像不会是来自西州回鹘的行政命令。反之，若以第409窟为代表的回鹘王像为沙州、西州回鹘共主——西州回鹘王像，那么沙州实际统治者“沙州回鹘王”供养像的缺失是一个疑问。敦煌石窟营建不仅仅是功德的体现，同时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只绘制名义上的西州回鹘王像，却没有实际统治者“沙州回鹘王”像，是难以解释的。故我们认为此四窟王像为“沙州回鹘王”像，根据现有文献记载，推测此处的“沙州回鹘王”像身份即可能为沙州镇国王子，即沙州北亭可汗。

六、余论

四幅回鹘王像虽大致相同，但又各具特点，这可能与功德主以及绘制时间先后有关系。第148窟回鹘王夫妇像可能为最早绘制，第148窟是李家窟，回鹘重修时绘制了28身供养人群像以及21身僧人像，并未绘制佛教题材，这是极为特殊的，也是极具政治目的的。从敦煌石窟营建传统来看，敦煌当地统治者统治初期常以绘制僧团像的做法拉拢僧团，借助其势力巩固统治。张先堂先生曾经以回鹘王团花纹服饰和“印充河西应管内外释门”榜题为依据，提出了第148窟王像为西夏时期回鹘王的观点， 即为四窟中最晚。敦煌文书S.4654《杂字》中写有“敕授河西应管内释门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 等内容，可见“印充河西应管内外”为敦煌敕授沙门常冠头衔，不能作为断代的直接依据。

第409、237、西千第16窟绘制时间可能稍晚，三者中以第409窟为最早。虽然，此三窟中都绘有回鹘王夫妇像，回鹘王夫妇是名义上的施主，但是第409窟可能才是三所洞窟中回鹘王夫妇的功德窟。因其整窟重绘，没有其他供养像，且以千佛作为佛教题材。千佛的绘制本就是功德的表现 ，又据《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载：“愿共六道一切众生，皆生无量寿佛国。” ，可知千佛功德回向对象是众生，它体现了统治者的民生思想，而与一般佛教徒以往生净土的佛教供养目的不同。

所以，我们认为第148窟可能为最早绘制，第409窟稍晚，从第148窟到第409窟，服饰纹样由团花变成了团龙，并影响了第237、西千第16窟。

附记：陕西师范大学沙武田教授、西北工业大学石建刚副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杨冰华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李志军博士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给予良多建议，特此感谢。

作者简介

刘人铭（1991—），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佛教考古与石窟艺术、敦煌学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敦煌西夏石窟研究”（16DZA116）、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佛教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资助“川渝与敦煌唐宋净土图像对比研究”（2020YB04）阶段性成果。

（栏目编辑　张晶） aElBk61AQQ51c5iBp+h+0fL/IMUUX8q1aPYvJRRQW3uo4JB/e0RYMAF8zIOTrs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