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墓壁画色彩等级的讨论

龚晨
（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西安，710119）

依据《礼记·檀弓》等文献记载，至晚在夏、商、周三代嬗变之际，色彩就已经与严格的尊卑观念发生了密切的联系。随着周室定鼎、历史推移，以及等级制度的不断衍生、发展与礼仪制度的不断强化，色彩独有的表达属性愈来愈成为统治阶级彰显礼仪、彰显身份的绝好载体。

因此，欲考究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就离不开色彩的观察；欲考究色彩的结构内涵与使用规制，则离不开构成色彩骨干的正色、间色两大系统。

与《礼记·玉藻》“衣正色，裳间色”记载相吻合，又必须遵循《礼记·曲礼下》唐孔颖达疏所谓“故为制尊卑之名，则明其犹有贵贱之异”之轨辙。诚如黄能馥所论，色彩的正间尊卑始于西周时期，彼时“齐桓公好服紫”以间色乱正色，正是对传统色彩观念的一种反叛 。推知统治阶级高贵的礼服与民间的服饰，在色彩的使用中同样有着明确的规定及区分。

黄能馥议论之外，朱和平 、吴东平 等认为西周色彩尊卑明确，正色为礼服高贵的色彩，间色象征卑贱，为便服、内衣、衬里及妇女和平民的服色。可见正色与间色的观念在当时已普遍存在，深入人心，杨健吾对西周晚期《诗经·绿衣》“绿衣黄裳”的讨论亦可窥见一斑 。王文娟并认为，孔子极为重视正色和间色的运用，春秋时期正间色使用规制分明。

一、色彩等级的思想渊源

汉代人的色彩等级观念，与阴阳五行学说密不可分。传统阴阳五行学说把金、木、水、火、土作为构成万物的根本，将其与现实中的事物一一对应，成为考量客观外物的尺度。譬如将五行与五方、五帝、五季、五德、五脏、五味、五音等相对应，当然五色也不例外。这种“尚五”现象与中国传统哲学认知体系关系密切，故让五色不仅限于色彩本身的含义，其与五方等内涵的对应，融入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青、赤、黄、白、黑这五种色彩也就成为了构成诸多色彩的根本，重要性不言而喻。五色地位的确立，恰恰成为统治阶级强调礼制的重要手段。因此，五色对应的正色代表了皇权下尊贵之色，五色所形成的间色，常常被视为卑贱的色彩，正所谓“尊尊卑卑，不得相逾” 。

五色的重要地位甚至体现在王权的更替上，每个朝代受到一种德性的支配，顺则盛，逆则亡，这也就是“五德始终”说。将“五德”与某种色彩相互对应，在传统的阴阳五行观念下，色彩被提升至如此高度，关乎朝代兴衰，让人惊叹。早在《礼记》中就记载了“殷人尚白”“周人尚赤” 的色彩崇尚。战国的邹衍将朝代的更迭与阴阳五行观念中的相生相克紧密联系，解释了朝代的兴衰与五行轮转的关联。即黄帝尚黄，为土德；夏代尚青，为木德；商代尚白，为金德；周代尚赤，为火德；秦代尚黑，为水德。这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同样影响到汉代，汉高祖刘邦认为秦代过于残暴不具有德性，汉应该接替周代，属火德，尚黑。汉武帝随后改正朔为土德，尚黄。刘秀认为汉为火德，崇尚赤色。不管如何承袭、变化，“五色”与“五行”“五德”之间，其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属性始终存在。由此观察，从汉武帝开始，更加强化了正朔对整体色彩崇尚的影响，其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故汉代稳定色彩观的形成是与传统阴阳五行观念分不开的，色彩是最重要的外在表现。

然而，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与统治者的大力推行也息息相关。伴随秦汉推展，汉承秦制，一脉统一的气度、格局，更是为传统色彩范式的稳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汉武帝之前国家制度制定，仍然延续诸如高度集权等许多秦代模式，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汉承秦制色彩。可见，统治者的色彩价值标准及审美取向影响着色彩观念的形成。同时，对秦代郡县制的继承，直至汉武帝之后，政区体制划分为州、郡、县三级管理模式，形成以统一的中央主体模式为主导，多元区域色彩样式并存的现象。

同时色彩使用的等级观念对位了严格的官宦等级制度。统治者用最为直观的色彩，区分了社会等级。早在《秦会要·舆服》中就记载了佩绶制的色彩规制，用“黄赤绶”“赤绶”“绿绶”“紫绶”依次区分了皇帝、诸侯王、相国、将军的等级差异。同时，用色彩区分了达官贵人与平民的差别，如“三品以上绿袍、深衣”“庶人白袍” 等规定。汉代继承、扩展了佩绶制，在《后汉书·舆服志下》中出现了九卿青绶、千石黑绶、四百石黄绶、百石青绀绶等 更为详细的划分。可以看到，汉代继承了秦，色彩的等级观念更加具体、细化。

另外，汉武帝主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对汉代色彩等级的发展也产生巨大影响，汉代艺术被赋予了儒家的礼仪、教化，色彩的内涵与价值进一步被发掘，用来区分等级，彰显地位。河南荥阳苌村东汉壁画墓中的车马出行图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绘制了墓主人的生平经过。图1内，墓主人在任“北陵令”时，车左轓为赤，右轓为黑，与其身份完全吻合。图2中当其升迁至“巴郡太守” ，所乘之车就成“朱两轓”了 。符合《汉书·景帝纪》中两千石车“朱两轓”、千石车“朱左轓”的记载。可见，赤色是汉代人极为崇尚的色彩，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这个实例也体现了色彩的等级功用。

总而言之，五行理论初创于周代，在不断的继承与完善下，在汉代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五行色彩系统，色彩的使用不是随意而为之，渗透了传统色彩观念以及统治者的意愿，形成了早于西方的色彩学体系。

二、墓葬等级与色彩

学界对汉代色彩等级的研究多集中在文献考证，较少关注色彩实例的背景因素。因此，研究汉墓壁画的色彩等级，不能不考虑其色彩生成的环境与背景，故猜想与汉代壁画墓的等级是否存在关联，这点值得思考。

有关墓葬等级与墓主人身份地位的关联，韩国河认为可划分为四个等级的墓葬：第一，帝王、王后墓，一般是椁石椁墓或四斜坡墓道土圹木，随葬品往往比较丰富。第二，诸侯王、列侯、郡太守以及二千石以上，有洞室墓和木椁墓两种，其中洞室墓多为一条斜坡墓道，木椁墓有一条或两条墓道，多重棺椁，有正藏和外藏。第三，县令及相当等级，有木椁墓和洞室墓，墓葬规模一般稍小，约3米至6米。第四，平民墓葬。

黄佩贤以壁画墓为参照将其分为五个等级，即诸侯王，列侯、皇族成员及身份相仿者，秩二千石以上的官吏，秩二千石以下的官吏，无官职的平民。 汉代壁画墓目前未发现帝王级别墓葬，根据出土的实际情况，黄佩贤的分类更适用于壁画墓的实际。虽然并非所有的壁画墓都有准确的等级定位，但根据目前收集到的不同等级墓葬代表，对其主要色彩与等级的统计，尝试探讨墓葬等级与色彩使用是否存在联系。

通过表1对以上五个不同等级汉代壁画墓与主要色彩品类的统计，有两点思考：

第一，诸侯王级别的永城柿园梁王壁画墓仅出现四种色彩，列侯级别河北望都以及山东梁山后银山壁画墓均只出现四、五种色彩。如果说永城柿园为西汉早期，年代较早色彩种类不丰富。但列侯级别的两座壁画墓，同样色彩品类相似，却为东汉时期，这点就说不通了。可以看到，壁画墓等级最高，色彩反而最少，以正色为主，极少出现丰富的间色搭配。分析有两个原因：首先，壁画墓等级高，壁画绘制水平高，画工等级也高，其在色彩的使用上遵循传统色彩等级规范，以正色为主，仅用几种等级较高色彩，绘制出高水平的壁画，避免使用等级较低的色彩。故墓主人的身份越高，色彩品类的使用越受限，以避免僭越。其次，汉代帝王等级的墓葬目前未发现壁画，诸侯王墓葬同样以车马器、兵器、玉器、金饼等高规格的陪葬器物彰显其高贵身份，壁画在此类墓葬的地位或许也是原因之一。

第二，二千石或以上高官、二千石以下官吏以及无官职平民壁画墓，正色仍然是壁画的主要构成色彩，正色为礼，以色示秩序、定尊卑，这是汉代社会色彩择用的主旋律和典型特征。伴随着墓主人身份的降低，由于陪葬器的等级、数量下降，壁画在墓葬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在这几个等级的壁画墓中，画工水平虽然参差不齐，但是色彩的使用明显“自由”了很多，出现了极为丰富的间色种类。

三、等级色彩品类及匹配原则

至晚自先秦以降，纵横漫溢的传统阴阳五行观念就已经开始了逐步推展，影响不断增大的历史进程。尽管始皇焚书，文献遭劫，但《易经》独传，文脉不朽。兼之汉代独尊儒术，谶纬流行，使得阴阳五行思想更趋盛行，流风所向，青、赤、黄、白、黑五种色彩由是成为壁画体制中五正色的重要参照。

此五种颜色，其内蕴表现具体如何，考周人从织物染色中试图准确定位五种正色，已有明确探索实践之记录。《周礼·天官·染人》中就有描述织物染色的文字，郑玄谈道：“……染五色。谓之夏者，其色以夏狄为饰。”那么要染出五正色的标准色相，郑玄认为就应该参照夏狄羽毛的色彩。孔安国说到“狄，雉名也”。在《说文·羽部》又有载：“翟，山雉也。” 狄与翟同音，因此应为一物，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山鸡。周人认为正色较为准确的色相，应该是夏狄羽毛的鲜艳色彩。

聚焦汉代壁画主题，实际出现的色彩，还远不止以上五种正色。就间色而言，同样成为构成壁画色彩的重要元素。鉴于色彩构成正色、间色两大系统的密切关系，有关间色的概念，故与正色相辅相成，比肩同行。查《周礼·地官·司市》载“姦色乱正色”，间色使用的是“姦”，《说文·女部》中对“姦”的解释为“私也”，可见其本意是比较贬义的。服饰的色彩规制同样体现了这种传统礼制观念，正色往往是出席正式场合的服饰色彩，被统治者视为正统，而间色不被认可，正如孔子提出“恶紫之夺朱” ，间色不合时宜的使用会导致“乱正色”的后果。因此，正色与间色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并且存在相互辩证的关系，统治者对正色的推崇，就势必出现对间色的排斥，使用中就有了准确的定位。

关于间色的品类，可以从文献中看到一些描述。《礼记·玉藻》中就有“衣正色，裳间色”的记载，在最为平常的服饰色彩搭配中，间色被明确限定。郑玄谈到天子举行重大仪式所穿的冕服应为“玄上纁下”，孔颖达注：“玄是天色，故为正；纁是地色，赤黄之杂，故为间色。皇氏云：‘……不正谓五方间色也，绿、红、碧、紫、骝黄是也。’”相邻方位的正色，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形成了相邻正色中间的间色。杨慎在《间色名》中亦认为碧、紫、红、绿、流黄为五方之间色。 从文献中可以看到，对这几种颜色色相的描述，比较容易理解的是：绿色为青黄之色，即青黄调和；红为赤白也，即浅红色，红白调和；紫为赤黑也，黑中有赤。而“碧”的色相，给人感觉略显模糊。“碧”本意指的是青白色的玉石，见《庄子·外物》：“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为碧。”后来就代指青白色，浅蓝色，青白调和。

以上讨论中，提及“流黄”（流，又作“留”“骝”或“駵”）概念，按“流黄”一作“留黄”，例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又《文选·江淹〈别赋〉》：“慙幽闺之琴瑟，晦高台之流黄。”关于流黄性质、内涵，曾引起学界热烈争论。

流黄为何种黄色，雒三桂提出《说文解字》中流黄用“綟”字表达，“綟，帛草染色也”。可见草可染流黄。而《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对又有“以绿为质”的解释。因此，雒三桂认为流黄是发绿的黄色，以绿为质而染黑，故亦可称駵黄，是中央之间色。 陈彦青基此对流黄的色相提出六种可能性，他综合分析文献记载“駵”字本义，以及流黄与黄玉、自然丝色和竹席之色等因素，认为黄白相互调和带有褐色倾向的色彩，成为了流黄色最为可能的色相。 相较而言，笔者更认同后者的分析。更必须指出，《说文解字》虽体现了流黄与草染色的关系，但以此确定其色相，却难免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可以染留黄”虽指流黄的一种色相来源，其为织物色彩，是否能够代表文献中的色相，从而适用于壁画色彩等其他艺术形式；其二，正如《尔雅·释器》：“一染谓之縓，再染谓之赪，三染谓之纁。”可见，同样的颜色来源，织物色彩呈现出极为丰富、准确的色彩词系统。从织物色彩的来源判断色彩的色相，准确性有待考虑。

不可忽视的是，五方之“正色”，以及与之对应的五方之“间色”，并不能完全涵盖汉墓壁画实际出现的所有色彩。因此，考古发掘报告如是揭示了汉墓壁画仍出现了诸如赭、褐、橘红、橙、灰等色彩。

为便于观察文献中不同等级的正色与间色，在壁画色彩的实际使用中是否存在匹配规律和使用规范，将以上色彩品类对应不同区域的壁画墓进行了初步梳理。

通过表2对遴选的三十三座不同区域壁画墓主要色彩品类的统计，可以得出以下三点思考：

第一，等级最高的“五色”地位得以印证。在汉墓壁画的实际使用中，五色确实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是出现频次最高，构成画面的主要色彩。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正色赤虽然地位极高，受到汉代人的崇尚，但是在实际出现的赤色中，还是呈现了很大差异。推测有以下两点原因：其一，不同区域红色制作、提取的原料和工艺本身存在一定差别；其二，正色在文献中的有较为准确的定位，但是民间对其准确色相的认识较为模糊，在实际使用中，呈现了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色彩范围，虽具浓艳色彩的汉代特质，红色的色相却出现了微妙的差异。甚至有些壁画未出现赤色，而是使用红色。但是浓烈赤色在壁画中出现的频次仍然是最高的。另外，黑色在正色中地位不是很高，但在所有壁画中均使用黑色，黑线勾勒颜色填涂是壁画的重要手段，为中国绘画造型的雏形。值得注意，五色中青色的出现频次最少，分析其原因有二：首先，部分壁画墓青色缺失，但往往会以绿色代之，但很少出现不用冷色系色彩的情况。与西方色彩学中的蓝色相比，青色所指略有不同，它不准确对应某种蓝色，而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色彩概念。这点也符合汉代人对青色的理解，即包含西方色彩中的蓝色，同时在壁画实际使用中与绿色界限模糊，其出现频率甚至与间色绿相当。其次，青色在五色中本身地位较低。从《资治通鉴》中对五等公服朱、紫、绯、绿、青的排序， 可见间色紫色、绿色甚至高于青色。青绿之色常常用来形容女子，《诗经·邶风·绿衣》就有“绿衣绿兮，绿衣黄里”的描述。可见，青色地位甚至与间色绿相当，均不是很高。总而言之，汉墓壁画中地位赤黑最高，黄白次之，青色最低。

第二，间色地位相对较低，其使用频次明显少于五正色。其中绿色出现较多，使用频率甚至与青色相当，猜测还有一个原因，绝大多数的青色、绿色都源自孔雀石，少数采自青金石。其生成的色相受到孔雀石的影响，可生成蓝相、绿相两种颜料，带有一定随机性。值得注意，紫色虽不属于五正色的范畴，但是在汉墓壁画中使用频繁，足见紫色在汉代的地位逐渐升高，受汉人偏爱，这点与文献的记载吻合。流黄在实际使用中定位模糊，其他地方很少出现，仅出现在侍从、婢女等服饰色彩，或许与现实色彩对应，也符合文献中对等级较低人物服饰色彩的记载。

第三，赭色非正色，地位比较低，《汉书·楚元王传》中“衣之赭衣”的描述，代指有罪的人或囚犯，用赭色这一间色说明其身份，更是印证了这点。但是，文献的记载与壁画实际不符，赭色的使用频率却很高。猜测有以下两点原因：其一，汉墓壁画中出现的赭色多为赭石，又称土朱，其成分比较稳定，出自赤铁矿。由于色料深浅的差异，也出现了褐色、土红、棕色等色相变化。汉代人崇尚朱、赤，色彩略有偏差的土红、赭色等也属于红色系色彩；其二，因为赭色较低的地位，很少使用在墓主人、伏羲女娲、四神等重要角色的表达上。但是伴随着东汉时期，汉墓壁画现实题材的不断增多，赭色恰好对应了一些现实图像的色彩，使用频次明显增多了，例如马匹的毛色、建筑结构等内容。因此，赭色主要局限于相对固定的图像，使用还是比较谨慎、考究的。

四、结语

汉代色彩等级观念的形成，受到了诸多传统文化因素以及历史背景的影响，壁画虽然只是汉代众多艺术遗存的一小部分，但其不可避免地汇集了汉代人的思想，壁画作为载体，其色彩的呈现，不仅仅涉及色彩本身，它是复杂、多元内涵化的色彩。正是由于汉代人把传统阴阳五行观念以及儒家思想引入色彩之中，呈现出丰富的人文内涵，进而形成了与西方色彩学体系完全不同的模式，独具中国特色，影响深远。壁画色彩的呈现生动的印证了汉代人对色彩以及色彩等级的理解，符合文献中的记载，但是生动的壁画实例，又呈现出多种丰富样态。总而言之，从壁画色彩正色和间色的使用情况，整体符合五行观念下汉代人对色彩的认知，色彩等级关系与文献及现实观念对应，足见汉代成熟、稳定的色彩体系。汉墓壁画中，将“五色”作为构成画面的主要色彩，五方之“间色”等级次之，其他色彩使用频率差距较大。与文献对照，壁画色彩仍体现了自己独特的使用特点及规律，即“五色”等级赤黑最高，黄白次之，青色最低；五方“间色”地位红紫最高，绿青相当；其他色彩中赭色，与文献相悖，使用频繁。壁画墓的等级同样影响着色彩的使用，呈现出墓葬等级高，色彩等级高，品类少。墓葬等级低，等级色彩丰富，品类多的特点。

作者简介

龚晨（1983—），男，陕西咸阳人，艺术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术考古。

基金项目

本文为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墓壁画色彩研究”（2018K35）阶段性研究成果。

（栏目编辑　朱浒） aElBk61AQQ51c5iBp+h+0fL/IMUUX8q1aPYvJRRQW3uo4JB/e0RYMAF8zIOTrs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