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待关注的绘画研究材料
——出土简牍中的图画

李洪财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长沙，41008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肩水金关汉简校释”（21FZSB03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项目“散见汉晋墨书文字整理与研究”（G3464）的阶段成果。

近些年美术理论研究中，“美术考古”是一个热门。但由于学科体系的差异，美术领域对考古材料仍然有很多陌生的地方。有些材料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甚至还有不少无人问津之处。简牍中的图画材料就是如此。

目前出土的简牍材料十分丰富，这些材料在书法研究中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也取得了很多突破性成果。例如通过简牍墨迹讨论隶书、草书、章草等形成与发展的成果，还有通过出土简牍形制讨论执笔方式和简册制作等成果皆是如此。 [1] 但在绘画研究上，却很少言及简牍上的图画。其实简牍中有很多图画内容，只是比较零散不易引起注意。一方面，由于简牍材料数量大，利用者大多重视文字内容的挖掘，注意文本内容和形制的研究；另一方面，美术学界由于学科的隔阂，对简牍中图画材料利用者较少；由此导致简牍中的图画材料研究得十分薄弱。目前只能看到一些文章中偶尔提及此类材料，无法知晓这类材料的具体形式、内容，更谈不上研究利用。 [2] 鉴于此，我们对简牍中的图画材料做了详细调查统计。根据我们的前期调查统计，目前简牍中的图画材料至少有一百三十多支。而且其形式多样，内容也比较丰富，包括人物、动物、车马、屋舍等内容，还有不少抽象图案、装饰纹样。而且简牍中的图画内容在新出的材料中还在不断地更新。因此，对这类材料的关注，无论是从现有材料的利用和研究角度，还是从可持续研究角度，都是有意义的工作。本文就对简牍中的图画材料做分类介绍，然后谈谈这些图画简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希望能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重视。

一、简牍图画内容分类简介

为了比较全面的介绍简牍中的图画材料，我们将凡是带有图像的简牍材料都作为考察对象，先制出简牍图画材料一览表（见后附表），然后对图画材料作大致分类，每类选出一两件作重点介绍。

（一）人物画

简牍中的人物画最多，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面像，这在汉简中数量最多。这种人面像简牍所绘内容多为面目狰狞凶狠的人面形象。形制大多是上平下尖，有些削成三面，有些还会大致削成人形（图1）。陈槃很早就对这类人面像性质做过深入探讨。他在《粗制木偶》一文中推测这种人面像性质有五种可能：一是以木偶象征生人；二是象征天神；三是用作殉葬的明器；四是巫蛊方术祝诅之用；五是桃符。 [3] 陈槃在文章中认为第五种可能性最大，并作了解释。目前简牍学界基本采取陈槃之说，称这种图画简为人面桃符，但详细的用途还不是很清楚。

简牍中的人面像虽然表情都比较凶恶，但是每个人面像的表现手法都各不相同，有些是用单纯的线条勾勒，有些则是点线面结合。在五官的刻画上通常采用线条概括的手法，并掺杂了一些立体塑造因素。有时辅以刀削塑造高低层次，或利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别特殊部位。在刻画毛发、眉、须时，融入了浓密、稀疏、虚实的变化。这些人面像简牍数量非常多，它们不仅有特殊形制，而且表情刻画各异，有些人面的五官刻画与后世的镇墓力士相仿，有些形象怪异又带着几分滑稽（如图1右第一枚）。可以说每一支人面像简牍都可以算是独立的艺术品。

第二类全身像。此类简牍目前发现得较少，最有代表性的是香港中文大学藏晋代松人解除木牍（图2）。松人解除木牍上既有图像，又有较长的解除文，它为流行于东汉以后的镇墓文、解注文的理解提供了新的材料。 [4] 在“松人”木牍上记：“建兴二十八年。” [5] 木牍上的文字具有典型的楷书形态，对书法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6] 更为特殊的是，此木牍正面形象是先将牍板一面凸刻出人形轮廓后，在凸刻的形象上着色和描绘，图像之外则涂以朱红色，然后在红地上墨书文字。 [7] 在构图方面，木牍上的人物形象与文字搭配合理，能很好地处理图文的位置和面积大小关系。由于人物形象用浮雕与绘画结合的手法，所以人物的立体感特别强。人物的衣褶刻画虚实变化，错落有度。轮廓线深浅变化富有节奏。可以说这是一件综合书法、浮雕与绘画等多种表现形式的艺术品。

第三类是卜筮类典籍中的示例图。这种情况的人物画在战国简、秦汉简牍中都有出现，一般是由多枚简组合而成，而且构图、形象都比较相似，绘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应所叙述内容起到示例作用，例如北京大学藏汉简中的《占产子图》（图3）。这种与典籍内容结合的附图，多数只是比较简单的单色平涂，没有丰富的表情，与原始岩画人物相似。有些形象有简单的五官刻画，并搭配色彩，但基本都是平面效果，很少有立体感。这类图画虽不能算独立的艺术品，但在配色、构图上有很明显的设计意识，对艺术设计构思有一定帮助。

从前期的调查来看，简牍中的人物形象最丰富、最复杂，这类材料中还有一些内容无法简单归在以上的分类中，比如东牌楼汉简五六背面绘有似鸡首人身的形象，既不能简单地说是人物画，也不能说是动物画。再如东牌楼一一七简的《憙平元年覃超人形木牍》，这也是一件非常特殊的简牍。王素指出这是死者覃超给道、巫世界的上言。 [8] 这枚人形木牍形制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平面绘画，木牍做了简单处理，形成头、躯干、两腿和足等基本轮廓特征。同时用线条在平面上勾画出五官，中间有孔，空白处书写文字。还有新蔡图一五二·乙四129残简，简上仅见人头部右侧毛发、胡须、眉眼，其完整形象不可知，也不能简单划分到以上分类中。

（二）动物图

简牍中的动物图不是很多，但这些动物图的绘画形式感非常强，有些图完全可以算作完整的绘画创作。其中尹湾汉简中的《神龟占》图和天水放马滩的《系虎图》（命名为本文自拟，图4）就是如此。尹湾汉简中的《神龟占》是在一块大牍板上绘制了一个神龟形象，周围配有文字。虽然此图并不是以艺术创作为初衷，但整个牍板的文字与图像搭配十分协调，搭配形式与后世之题跋作品非常相似，留白空间恰到好处，形式感和设计感很强。这对讨论古代绘画题记、题跋的源流有一定作用。《系虎图》绘制的是在一棵树旁，用铁链系着一只回首张口怒吼的猛虎形象。猛虎身上的虎纹以点线结合的方式表现，虚实相生富有动感。虎尾高跷，前爪腾空，后腿着地有力，拴系在猛虎颈部的铁链紧绷，一幅撕挣凶猛之像。拴系猛虎的树描绘相对简单，仅寥寥数笔，恰好与猛虎的重点细致刻画形成主次对比。整幅画面造型生动，刻画猛虎形象的线条富有弹性。画面有明显的主次虚实构图意识。这幅图在绘画形式、画面构图、运用的技法上都已经比较成熟，可以说是一幅非常完整的艺术品。

简牍中除了上面说到两幅比较有名的动物图外，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动物图画。例如肩壹73EJT10：16（图5），这是在一支宽度一厘米左右的简上，刻画一只奔跑的兔子形象。有趣的是由于简的宽度限制，兔子的整体形象被拉长。而且兔子的头部刻画酷似今日卡通或布偶形象。为了增强兔子背部与腹部的虚实对比，作者有意的在背部用有力的实线，而腹部则用了点线。另外在兔子的正上方还有一个用隶书工整书写的“兔”字。从字迹的工整程度和兔子形象的描绘情况看，这不是随意的杂画，很可能是一组画，这幅兔子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这组画可能与十二生肖有关。之所以如此推测，除了工整的文字和较细致的绘画因素外，更主要是我们在简牍中还看到一些和十二生肖有关的杂画。比如肩壹73EJT10：430B是单线勾勒的牛的形象（图6）、肩伍72EDAC：1A简上有马的形象、东牌楼一二四简上有猴子的形象（图7）。由此推知在汉代可能有一类十二生肖的绘画题材，这是在以往的材料中难以获知的信息。

（三）其他

除了上述可以用画面内容区分类别的图画简外，还有一些绘画内容比较复杂或者比较抽象的图画。例如敦1581简的一端画有两匹马驾车的形象（图8）。马的造型用墨比较淡，所以形象不是特别清楚，但后面的车轮形象比较明显。再如肩贰73EJT24：27B，简上可见三种图像，可辨识有鱼形，中间的形象似羊形，另一个形象又见于汉画像中，应该是表示星象的简易图（图9）。三种形象都比较稚拙，可能是随意的杂画。

简牍中还有不少仅存一部分形象的杂画。比如肩叁73EJT25：79B简上的房屋和其他一些图形都仅存一部分。这种情况的简牍还有居42.5、肩叁73EJT25：213A。我们认为这些残缺的图形，原本是由多枚简组成的一整幅画的一部分。这也告诉我们，简牍中的图画也可以缀合拼接，这对今后简牍的编连整理是非常重要的参考信息。我们还发现很多杂画都是在简背面，或在有文字简的空白处作画，而且这些残存的图形，画工都比较粗糙。因此这些杂画可能只是文吏在闲散时，利用作废简册空白处画的随意习作。

除上述形象可辨的图画外，简牍中还有不少不明含义的抽象图案或纹样。比如里耶秦简5-1是一枚形状比较特殊的简（图10）。简的正背两面是用几何图形和线条交叉缠绕绘制的图案。这种图案的意义和此物的用途至今未解。另外，简牍中很多签牌的圆形一端会用涂黑、网格、点线交叉等方式作装饰，虽然样式不是很多，但也可能有分类作用。

二、简牍图画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简牍中的图画绘制初衷并一定考虑很多艺术创作因素，所以从绘画形式和技法上看，很多图画略显粗糙平淡，但也绝不乏精品。既然简牍中存在数量如此多的图画简，恐怕不能仅仅用杂画、配图来简单概言之，还应该有很多值得深入探究的地方。下面就从我们前期调查所掌握的一些情况，来进一步讨论简牍中图画材料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一）简牍中的图画应作为考察秦汉艺术特点不可忽视的材料

先秦两汉时期留存下来的墨迹绘画作品有限，考察先秦两汉时的艺术特点不能忽视简牍中的图画材料。我们调查的简牍绘画材料主要是秦汉时期的遗物。同时代的艺术形式不可能孤立存在，每个绘画作品与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形式都会有一定的联系。简牍上的图画都有特殊的形成原因，多数不是以艺术创作为主要目的，虽然还称不上是完整的艺术作品，但其绘画的笔法、形象、形式必然受当时其他艺术作品影响。比如汉简中的人面像，在汉代的墓室壁画中，也能找到一些怒目圆睁、眉须张扬等特征相似的形象（图11）。两者在眉、眼、须上的夸张特点和处理手法都有共性特征。再有上述汉简中的兔子图，与陕西汉代壁画中的兔子形象相比（图12），两者形象的刻画和动态的处理方法都非常接近。还有敦1581简两马驾车的形象，在汉代壁画中也可找到其踪迹（图13）。还有肩伍73EJC：601中的文吏形象，此简正面所绘人物身着长衣，腰束带，头戴冠，浓眉大眼，有浓密胡须。左手伸出，目视左侧。下方人物头戴一种特殊的冠，右有长尾，穿长衣，长袖抬起似作拜谒状。该简背面上方画一官吏侧面站立形象，着长衣，腰间佩剑，头戴冠，鼻子、耳朵、长须皆可见。这些人物形象在汉画像中也都非常常见。这些共性特征揭示出当时艺术作品中的绘画语言特点。可以说，简牍中的图画也是考察秦汉艺术特点的重要材料，在考察秦汉绘画特点时不能忽视这类材料。

（二）简牍图画中特殊形象的来源与发展值得深入梳理

在汉代艺术研究中，墓室壁画、雕塑、画像砖石是关注较多的材料，它们的表现内容大多用写实叙事的描绘方式。像简牍人面像这种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在汉代的艺术品中非常少见，这种形式的来源十分值得探究。这种人面像与巫祝祭祀相关，其表现形式也与汉代墓葬的木俑有相似处。汉墓中出土相当多的木俑是将木板作简单处理，形成人形基本轮廓，然后在板面上用线条和涂色的办法来塑造五官、衣着等细节。简牍人面像也是先通过简单处理形成人物基本轮廓后，再以线条绘制具体细节。两者都是先形成简单的大轮廓，然后以线条墨色来塑造人物。可以说这是秦汉时期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目前对这类人面像的认识还停留在陈槃之说，但这种特殊艺术形式的形象来源和发展，尚未见到深入的讨论。人面像与上述东牌楼一一七的《憙平元年覃超人形木牍》、松人木牍三者，形制和性质以及文字内容都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后两者都用于死者丧葬中，在丧葬礼仪、祭祀风俗、巫术宗教发展等方面的价值都有必要深入挖掘。而且它们与后世的镇墓兽、金刚力士等形象也有很多共性特点，也值得进一步探究彼此之间的关系。

此外，简牍中还有不少形象不明的图画材料，从画面的形式和构图上看，都不像是简单的杂画，应该有特殊含义。比如前文提到的里耶5-1，这是一枚削成两头尖整体呈“凹”形的木片，这种形状不由得使人将其与今人所用的掷杯筊相联系。 [9] 在这枚木片上画有交叉缠绕的线条和抽象几何图案。此图案与星象图的画法有相似处，可能与星占或卜筮有关。过去我们常常将不明含义的图像说成杂画，现在看来需要重新认识。

（三）简牍图画中的动物画与十二生肖的关系值得深入探讨

考古材料中关于十二生肖的相关记载不乏其例，比如湖北睡虎地秦简、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湖北随州孔家坡汉简中的《日书》里都有相关记载。 [10] 简牍中的动物形象多数都在十二生肖中。特别是肩水金关汉简中的兔子图，简上端是生肖名，简下端是生肖图，从存见图像看，这不是随意的杂画，形式也比较特殊。还有肩壹73EJT10：430B绘有牛的形象，虽然残断且墨迹斑驳，但构形的处理方法与兔子图相似，都是将动物拉长躯干。而且两者都出自同一个探方，难免让人联想他们或许就是同一个简册的两枚简。按照这两枚简图像、文字、空白的关系来看，这类简所在的简册也许是图文相配、内容与生肖有关的册书。还有东牌楼汉简五六背面绘有似鸡首人身的形象，虽然与汉画像中的兽首神仙有一定关系，但也不排除与唐宋墓中生肖首人身俑有源流关系。当然这只是我们从仅存的几件动物图像的共同特点上作的一个大胆推断，目前的材料还无法完全证明，有待日后更多相关考古材料证实。如果这些资料确实与十二生肖有关，那么这些资料对十二生肖的相关研究将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通过简牍图画窥见文吏的文化生活

简牍中不仅有习字简，还有习画简。简牍中有很多习字杂写，已有学者对这类材料做过研究，但简牍中的习画却未见相关研究。 [11] 习画简主要集中在汉代简牍中，不仅对研究汉代绘画的用笔、技法、造型特点都有参考价值，对考察当时的社会生活也有一定作用。

简牍中的杂画在内容上并不一定很丰富，但也是当时士吏文化生活的一个缩影。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简牍中的绘画材料主要出现在官府文书中。简牍中的杂画内容应该与书吏的工作生活有密切联系。简牍上杂画的动物、车马、房屋等形象，多画在一些废弃的简上，而且有些形象画得不是特别完整，可能是文吏平时利用作废简，练习画身边较常见的形象。这些形象应该就是士吏生活中常见或常用的图形。每个时代的艺术都有各自的基本特点，也会使用具有时代特点的绘画语言，所以在考察秦汉社会生活时，这些杂画也应该作为参考材料。

三、简牍图画带来的启发与思考

简牍中有如此多的图画，给了我们一个启发：在纸还没有普遍使用的时代，练习绘画的材料是什么呢？也是用竹简吗？如果是用简册绘画，在没有普遍使用桌椅的汉代，是怎么画画呢？尹湾汉简YM6D5反面有“画图一人/写图一人”，邢义田曾专文论述，认为这些画图、写图者主要是画地图之类的人。 [12] 那么简牍中的图画是否与这些专职的绘图者有关呢？另外，我们发现汉以前的绘画作品上一般不配太多的文字，但简牍中却存在一些图画与文字并重的作品，而且图、文、留白之间的关系很恰当，应该做了精心设计，那么图画简的图文关系与后世国画中的图文关系，两者是否有一定的联系呢？再有肩伍73EJC：601B下方所绘马的形象，用笔简洁干脆，以线条勾勒马的骨架结构，虽然笔墨较少，但马鞍、缰绳，以及跑动时马尾上扬的状态皆表现到位。这与今天的结构素描突出解剖结构特点相似。那么这幅作品是不是当时绘画学习或者练习的体现呢？或者说当时绘画创作之前也要先勾勒出基本结构的草图？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深入思考。当然以现有的材料还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只要是对这些问题引起重视，随着更多新材料出土，将来对这些问题必然有更多新的认识。近些年出土了大批简牍材料，比如长沙五一广场、益阳兔子山都出土了大量简牍。据我们了解，这些材料中都出现了图画材料，将来还会不断出土更多的简牍材料，相信还会有更多图画简面世，所以图画简也值得长期关注。

上面所介绍的图画简虽然都是常见材料，但由于学界把关注点放在了简牍文字上，忽略了对简牍中图画简的研究，所以自陈槃以后至今几十年间，始终未见到专门的研究成果。上面只是作了简单介绍，没有深入系统研究。我们希望能引起相关学科，特别是美术考古方面的专家多加关注，希望对这类图画材料的研究能有所突破。

附录：文中所用简牍来源及简称

陈松长：《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版（简作“香”）。

甘肃省文物考古所：《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版（简作“敦”）。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简作“居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简作“居”）。

“中研院”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版（简作“居补”）。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94年版（简作“居新”）。

魏坚：《额济纳汉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5年版（简作“额”）。

北大日书占产子图见李零《北大汉简中的数术书》，《文物》2011年第6期。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简作“尹”）。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肩水金关汉简》（壹），中西书局2011年版（简作“肩壹”）。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肩水金关汉简》（贰），中西书局2012年版（简作“肩贰”）。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等：《肩水金关汉简》（叁），中西书局2013年版（简作“肩叁”）。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简作“东牌楼”）。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年版（简作“天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简作“里耶”）。

睡虎地秦墓竹简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简作“睡虎地”）。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中西书局2013年版（简作“清华肆”）。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简作“新蔡”）。

作者简介

李洪财（1980—），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古文字。

[1] 相关论著如邢义田：《伏几案而书—再论中国古代的书写姿势（三订稿）》，《今尘集——秦汉时代简牍、画像与文化流播》，中西书局2020年版，第576—617页；赵平安：《隶变研究（修订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沙孟海：《书法史上的若干问题》《古代书法执笔初探》，《沙孟海论书丛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页、第204页。

[2] 比如郭兴旺在《汉代绘画技艺的审美形成与超越》一节中谈及汉代的书画形态有“木版画”，但是并没具体举例，也没有明确汉代的木版画上的内容题材。参见郭兴旺：《中国书画技艺论的思想渊源和审美表现》，南京艺术学院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7、55、57页。

[3] 陈槃：《粗制木偶》，《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136页。

[4] 魏娟：《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集释》，吉林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页。

[5] 按：“建兴”年号应是西晋愍帝的称号。晋愍帝在位仅四年，木牍文却记“二十八年”，有学者认为这是因地处西北僻远之地，不知改朝所致。若如此，所谓“建兴二十八年”应是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已有学者指出这种年号差距现象在汉简中极其普遍，并不一定是地域偏远所致。参见张德芳、郝树声：《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近些年得益于新出土材料，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有进一步推进。参见李洪财：《从走马楼西汉简歧异干支谈汉初历法混用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4期。

[6] 参见陈松长：《简帛研究文稿》，线装书局2008年版，第404—405页。

[7] 陈松长：《简帛研究文稿》，线装书局，2008年版，第404页。

[8] 王素：《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概述》，《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9] 按：掷杯筊，是一种两头尖中间凹呈月牙形的占卜用具，一共是对称两半，在浙江、福建民间十分流行。这种用具在外形上凸凹连续与里耶5—1的形制有相似处。

[10] 关于十二生肖考古材料的相关研究可参考唐静：《考古材料中十二生肖形象的类型及其演变》，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11] 沈刚：《居延汉简中习字简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1期。

[12] 邢义田：《中国古代的地图——从江苏尹湾汉简的“画图”“写图”说起》，《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6—379页。

（栏目编辑　朱浒） rcAXS4nOff0jSnjA6CnhgDLXWF+9kobwoFeo3gGbUHN1eoDC/IHGqD4KZ7uQncu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