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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鹤皆不同,初生薛公笔

程义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苏苏州,215001)

【摘 要】通过文献的梳理和图像的比对,确认新发现的唐张胡氏墓六鹤屏风为目前最接近薛稷六鹤屏风的视觉图像,确认这一图式为晚唐宋辽鹤画题材壁画找到了渊源。薛稷画鹤应该存在不同的组合和变体,但其名称已经失传。

【关键词】唐 薛稷 六鹤屏风 壁画

《中原文物》2021年第3期刊登了西安韩森寨唐张九思夫人胡氏墓的发掘简报,据出土墓志葬于天宝六年(747)二月。该墓保存基本完好,为胡氏和其丈夫张九思招魂而葬。其形制和出土文物亦是西安常见,但其墓室东壁和北壁壁画中六扇鹤画屏风(图1)是过去未曾出现过的题材,值得关注。

关于唐代墓葬壁画里的鹤,宿白先生有过简单的论述,他指出在第五阶段的3个墓例中,除一座残存鸽子的图像外,另外两墓都画云鹤。云鹤入画,盛于7世纪至8世纪武则天晚期和中宗睿宗之世。薛稷画鹤当时号称一绝,他所绘的厅堂鹤壁,被李太白、杜甫等人写入诗歌。鹤样屏风,更是薛稷所首创。9世纪,高官与文士赏鹤成风,寄鹤、忆鹤之篇什,保留下来的亦复不少。太和初年(827)白乐天自苏州携鹤归东都洛阳和开成初年(876)裴度乞得白乐天双鹤的故事,更是传为一代佳话。因此,在这种氛围下,品官墓室中流行云鹤屏风壁画,就是顺理成章之举了。晚唐李复言《续玄怪录》记裴湛成道后于广陵幻化的宅第,其中堂“屏帐皆画云鹤”,这段记录好像又告诉我们:流行于晚唐的云鹤屏风,也可能与道教有关。 [1]

宿先生的论文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关于鹤样屏风的资料很少,所以先生只是就已有的资料做了文献的钩稽和方向性论述。此后以唐墓壁画为资料,关于唐代花鸟画的研究就逐渐多起来了,但依然受制于资料,大多为重复前人旧说,对于一些图样的解释依然停留在就画面论画面的层次,对鹤画的研究也大抵如此。

后来,刘婕博士在郑岩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唐代花鸟画研究》一书,将考古资料和画史文献相结合,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金盆鹁鸽图的认定具有典范意义。这一图样的确定不但运用了唐代当代文献,而且还参考了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米芾《画史》,甚至元明时期的画史资料。 [2] 刘婕指出,在考虑花鸟画的成立、唐代花鸟画的面貌这些问题时,早期美术史学者们仍然沿用传统画学路线,注意力集中于名家、名作以其风格传承。按照这样的思路……创立“六扇鹤样”屏风的薛稷和善画“折枝花”的边鸾等屡见于文献记载,但是却也仅仅知道一些人名和绘画题材,很难再向前推进……传统画学研究者一直把年代可靠之传世作品视为关键的图像证据,但这个时代的花鸟画作品几乎没有留存下来。因此,很久以来,绘画史中所谓花鸟画独立成科的阶段只是空有其名,而无其实。考古中发现的墓葬花鸟画壁画材料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改变了原来仅凭文献得到的模糊印象。这些壁画不仅揭示了唐代花鸟画的具体面貌,而且展现了花鸟画独立成科的过程及其中的决定性因素。 [3]

图1 胡氏墓六鹤屏风壁画照片

图2 胡氏墓六鹤屏风线描图

这一研究思路提醒我们,在研究古代艺术史的问题时,虽然当代文献很关键,但艺术形式和风格极具生命力,会对后世产生明显影响。在当代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我们不妨放宽视野,利用参考一些晚期史料,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众所周知,薛稷是唐代贞观开元间画鹤名家,李白、杜甫与宋之问等都曾观览过薛稷画鹤,且留有赞誉诗文。 [4] 据《历代名画记》记载:“(薛稷)尤善花鸟、人物、杂画。画鹤知名,屏风六扇鹤样,自稷始也。” [5] 《唐朝名画录》“(薛稷)学书师褚河南,时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画踪如阎立本,今秘书省有画鹤,时号一绝。” [6] 《因话录》:“秘书省内有落星石,薛少保画鹤,贺监草书,郎余令画凤,相传号为四绝。元和中,韩公武为秘书郎,挟弹中鹤一眼,时谓之五绝。” [7] 《封氏闻见记》:“则天朝,薛稷亦善画。今尚书省考功员外郎厅有稷画鹤,宋之问为赞。工部尚书厅有稷画树石,东京尚书坊、岐王宅亦有稷画鹤,皆称精绝。” [8] 另外,根据《太平御览》一些零星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在岐王李范宅、考工员外厅、秘书省、庄严寺等地也曾有薛稷画鹤的作品。

诸多文献记载都表明薛稷画鹤在当时极为见重,闻名于世,直到北宋末期,薛稷画鹤仍有存留。据《宣和画谱》记载:

(薛稷)善花鸟人物杂画,而尤长于鹤。故言鹤必称稷,以是得名。且世之养鹤者多矣,其飞鸣饮啄之态度,宜得之为详。然画鹤少有精者,凡顶之深浅、氅之黳淡、喙之长短、胫之细大、膝之高下,未尝见有一一能写生者也。又至于别其雌雄,辨其南北,尤其所难。虽名手号为善画,而画鹤以托爪传地,亦其失也。故稷之于此颇极其妙,宜得名于古今焉。昔李杜以文章妙天下,而李太白有稷之画赞,杜子美有稷之鹤诗,皆传于世,盖不识其人,视其所与,信不诬也……今内府所藏七:啄苔鹤图一,顾步鹤图一,鹤图五。 [9]

薛稷六扇鹤样屏风上鹤的姿态是哪六种?在宋代梅尧臣《和潘叔治题刘道士房画薛稷六鹤图六首》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六鹤分别为:啄食、顾步、唳天、舞风、警露、理毛。 [10] 如此看来《宣和画谱》著录的“啄苔鹤图”“顾步鹤图”极有可能是六扇屏风落单后的产物。

与薛稷六鹤相类似的还有五代黄筌所绘的《六鹤图》,据《益州名画录》载:

广政甲辰岁,淮南通聘,信币中有生鹤数只,蜀主命筌写鹤于偏殿之壁,警露者、啄苔者、理毛者、整羽者、唳天者、翘足者,精彩态度更愈于生,往往致生鹤立于画侧。蜀主叹赏,遂目为六鹤殿焉……先是蜀人未曾得见生鹤,皆传薛少保画鹤为奇,筌写此鹤之后,贵族豪家竟将厚礼请画鹤图,少保自此声渐减矣。 [11]

图3 李道坚墓双鹤图

图4 梁元翰墓壁画线描图

图5 郭仲文墓十鹤图之一

图5 郭仲文墓十鹤图之二

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对黄筌六鹤的形态有具体的描述:“其一曰唳天,举首张喙而鸣;其二曰警露,回首引颈而望;其三曰啄苔,乖首下啄于地;其四曰舞风,乘风振翼而舞;其五曰疏翎,转项毨其翎羽;其六曰顾步,行而回首下顾。” [12]

我们将黄筌六鹤和梅尧臣所咏薛稷六鹤名称做一比较,发现除了顺序略有变化外,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差别在于舞风和整羽二图。由此,我们不得不怀疑:黄筌六鹤真的是自创一格吗?和薛稷六鹤真的没有一点关系吗?如果说梅尧臣咏薛稷六鹤诗可能受到了黄筌六鹤的影响,那么唐张九思妻胡氏墓六鹤壁画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窥薛稷六鹤屏风的绝佳资料。

胡氏壁画屏风画位于墓室的东壁和北壁,东壁五只,北壁一只。屏框为窄竖幅,下部壁画剥落,屏风残高1.32米,屏宽0.6米,五扇屏风通长3.1米,屏条之间用黑框相隔。仙鹤为单笔勾绘,朱红顶,朱喙,黑尾及黑腿。5只仙鹤形态各异,南侧第一只埋首理羽,闲适伫立;第二只引颈向上,双目望天;第三只长喙微张,俯首蹭腿;第四只踱步向前,低头觅食;第五只昂首前迈,回顾后方。北壁一只,一足微抬,回首。可惜头部细节残毁,不得其详。 [13] 我们将东壁和北壁拼接后,呈一六扇屏风的格局。参考文献记载,我们判定左起第二图即警露,第三图为啄苔,第五图为唳天,第四图应为行而回首下顾的顾步图。图一和图六显然都不是乘风振翼而舞的样子,所以这两图只能在疏翎或翘足里考虑。我们暂将图一比定为翘足,图六为疏翎。

如此看来,这一唐代最接近薛稷六鹤屏风的壁画内容和《益州名画录》黄筌六鹤图比较接近,而和梅尧臣、郭若虚只差一幅鹤舞图。实际上鹤舞图在开元二十六年(738)献陵陪葬墓之一朱家道李道坚墓壁画里就有发现(图3),郭美玲认为这幅鹤舞图“朱家道唐墓中的双鹤取其中‘顾步’和‘唳天’两种姿态”。 [14] 但是通过仔细观察和比较,发现虽然右侧一鹤头部残损,但双翅展开,正是“乘风展翼而舞”的姿态,所以将此式定为“舞风”之鹤较为可信。

虽然薛稷所绘六鹤屏风已经荡然无存,但在会昌四年(844)梁元翰墓(图4)、 [16] 咸通五年(864)杨玄略墓(图5)都发现有以黑红二色绘制的六扇鹤样屏风的残留。 [15] 目前,中晚唐鹤图屏风保存较为完整的是唐武宗会昌二年(842)郭仲文墓。该墓室四壁绘仙鹤图,多达十幅,其中南壁西部一幅,西壁、北壁、东壁各3幅。四壁用红色彩绘栏额,呈屏风状,共计十屏,每屏内绘一只仙鹤,用黑色白描勾勒而成,双爪下水草采用红彩没骨法涂抹。

梁元翰墓和杨玄略墓壁画保存都不甚理想,唯郭仲文墓壁画保存非常完好,且多达十幅。 [17] 但这些壁画和李道坚墓与胡氏墓壁画相比,无论是造型、赋色、用笔与细节描绘都无法同日而语。这些晚唐墓壁画虽然保留了薛稷六扇鹤样屏风的样式,但从郭仲文墓壁画来看,已经无法区分出六鹤的不同形态,堪谓徒具其形,而无其神。这一方面和唐代晚期经济社会的急剧衰退有关,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经过安史之乱等一系列动荡之后,长安地区大量的公私建筑遭到严重的破坏,而绘制在壁面的薛稷鹤画随之烟消云散。即使偶有绘于绢素的薛稷鹤画,大多已珍若拱璧,普通画师已难得一窥。在缺乏真正高水平范本的情况下,陈陈相因,艺术水准就越来越低,离薛稷原作也就越来越远。郭仲文墓鹤画屏风水平如此之低,以致有学者认为通过郭仲文墓十扇屏风来看,经过各时期画家对薛稷鹤样屏风的描摹效仿,可能到晚唐鹤样屏风已形成一种样式。 [18] 我们更倾向于认为,郭仲文墓只是一个个例,应该是缺乏优秀范本的低劣作品,而不可当作晚唐鹤画的代表来看。

图6 登封王上村六鹤图局部图

图7 张世古墓六鹤图(拼接)

图8 大同西环路辽墓壁画四鹤图

图9 张文藻墓对鹤壁画

五代时期,由于黄筌拥有普通画家所不具备的内府藏画资源优势,特别是薛稷六鹤屏风,所以黄筌所绘六鹤图虽然号称写生,但不排除是借鉴薛稷六鹤图而创作的黄氏六鹤。因为黄筌在社会上层的推广,已经被改造的面目全非的薛稷画鹤模式再次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画师们根据需要将六鹤图做不同的组合,创造出了各式各样的鹤画。且不说徽宗御笔六鹤图, [19] 近年来在宋墓、辽墓中均发现了以仙鹤为主题的屏风式壁画。河南登封王上村宋代壁画墓中,墓室东北壁与西北壁绘制有两幅三鹤图:东北壁描绘,低首啄食、顾步前行,昂首向天张喙似唳各一只;西北壁为:正转颈回首梳翎整羽、腾空展翅,引颈舞风、勾颈颌首各一只。这虽非标准的六扇屏风,但画面中共有六只仙鹤,可看为六扇鹤屏的变形(图6); [20] 河北宣化辽代M5张世古墓(1117)也发现了六扇屏风式的花鸟壁画,分别位于墓室的西北壁、东北壁、北壁三面:东北壁,一鹤展翅欲飞,一鹤回首啄羽;西北壁,一鹤回顾而立,一鹤张嘴而鸣;北壁,二鹤均做低头觅食状,唯湖石花卉和低头高低不同(图7); [21] 此类以鹤为主题的屏风画在山西省大同市西环路辽墓代壁画中也有发现,只不过此墓经过演变改六扇为四扇鹤屏壁画:四鹤从东向西分别为站立回首眺望、昂首注视前方、前倾低头觅食、曲颈向后嬉戏等形态(图8)。 [22] 这四鹤显然就是文献里警露、唳天、啄苔、疏翎鹤样。此外,在宣化辽代M7张文藻墓(1093)北壁墓主两侧也各有一独鹤屏风,二鹤均做一足抬起曲颈迈步的姿态(图9)。 [23] 宣化辽墓M6东南壁也有一鹤,和张文藻墓独鹤基本相同。 [24]

如前所述,我们收集到至少三例六鹤屏风的实例,时代从薛稷生活的唐代一直到辽代,跨度超过三百年,但是六鹤屏风的形式和内容一直保持基本的面目未有大的改观。同时我们也收集到一些零散的、非六鹤的形式,有些鹤的姿态尚无文献可以比对。这一方面可能是后世在模仿的过程中,姿态逐渐变形,导致无法确认;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薛稷所创的鹤样并不限于六种,因为杜甫在《通泉县署屋壁后薛少保画鹤》一诗中就写道:“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此句足以证明,薛稷所创鹤样至少有十一种之多,可惜这些鹤样的图像和名字都已湮没。

胡氏墓六鹤屏风画的发现为我们了解薛稷六扇鹤样屏风及其流传提供了最直观的视觉图像。即使目前尚无法确定这是薛稷的真笔,但因其图像和宋人的记载高度一致,这一壁画至少可称为下真迹一等的薛稷六扇鹤样屏风,弥足珍贵。

作者简介

程义(1972—),男,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考古与古代文物研究。

[1] 宿白:《西安地区唐代墓葬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第137—154页。

[2] 刘婕:《唐代花鸟画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三章第六节,第174—181页。

[3] 刘婕:《唐代花鸟画研究的新视野——墓葬材料引发的思考》,《文艺研究》2011年第1期,第100—107页。

[4] 薛海丽:《薛稷生卒年考》,《美术观察》2018年1期,第122—123页。作者认为薛稷应该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卒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终年65岁。

[5]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页。

[6] [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

[7] [唐]李肇等:《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页。

[8]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7页。

[9] [宋]《宣和画谱》,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64—165页。

[10] [宋]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页。

[11] [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3—14页。

[12]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115页。

[13]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西安韩森寨唐张九思夫人胡氏壁画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21年第3期,第26—37页。

[14] 王小蒙、井增利:《富平县新发现唐墓壁画》,《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第8—11页;郭美玲:《富平朱家道村唐壁画墓探析》,《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4辑;李坤:《唐嗣鲁王李道坚墓志铭释读》,《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6期,第87—95页。

[15] 江宝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陕西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研究》,三秦出版社2015年版,第509—514页。

[16] 杨玄略墓壁画仅存一鹤,图版见《四川文物》2003年第3期侯波论文,其余壁画见冀东山:《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唐墓壁卷》,三秦出版2006年版,第236—238页。

[17] 陕西考古研究院:《西安凤栖原唐郭仲文墓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10期,第43—57页。

[18] 郝优美:《唐墓壁画中花鸟图像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7页。

[19] 宋徽宗《六鹤图》,日本私人藏,图版只见于民国珂罗版《南画大成》,谢稚柳:《宋徽宗全集叙论》,《上海博物馆集刊》1987年辑,第70页。

[20] 郑州文物工作队:《登封王上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4年10期,第97—99页。此墓年代发掘者认为是宋金时期,而《中国出土壁画全集——河南卷》图198解说认为是元代,董新林:《蒙元壁画墓的时代特征初探——兼论登封王上等壁画墓的年代》,《美术研究》2013年4期,第77—81页,也持同样观点,但我们仍然坚持原发掘者的意见。

[21] 张家口宣化区文保所:《河北宣化辽代壁画墓》,《文物》1995年2期,第4—28页,彩色图版亦收录于《中国出土壁画全集—河北卷》图173。

[22] 大同考古所:《山西大同西环路辽金墓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12期,第46—59页。

[23]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9期,第14—48页。

[24] 张家口宣化区文保所:《河北宣化辽代壁画墓》,《文物》1995年2期,第4—28页。

(栏目编辑 朱浒) xszSbFAULMRnuDHJffc42WCAX7hR9zbyY9n+dIKZPaDLWF4r8jaqcilb+zSArE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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