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艺术初说法图像研究

李雯雯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初说法” 佛传故事也称为“初转法轮”，讲述佛陀悟道之后，在鹿野苑对五位比丘传播佛法的故事。从此，佛教佛法僧三宝俱足，有着重要意义。早在20世纪初，国内外学者对犍陀罗艺术就有关注。 诸多学者从佛陀的神情、肉髻、佛衣等方面进行研究。 本文对犍陀罗造像中表示“初说法”雕刻作品 ，根据造型样式与组合配置分为象征物雕刻的“初说法”造像与常见的佛陀形象的“初说法”造像，并对后者的构图要素如法轮、双鹿以及主尊手印分类讨论。 目前，犍陀罗艺术“初说法”造像大约二十五幅，有关“五比丘会见”的作品有十二幅。

一、初说法：象征物的礼拜法轮

以初说法为主题的犍陀罗雕刻作品，象征物代表与佛陀形象都有出现，象征物雕刻的初说法图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礼拜法轮（柱）和三宝标 ；第二类为双鹿出现的礼拜法轮柱。目前搜集的有十一例，其中礼拜法轮柱有两例，其余则是三宝标与法轮的组合。

（一）礼拜法轮（柱）

大英博物馆藏的一件雕刻作品，两人之中是一个锯齿纹的圆轮，置于台座上（图1）。右侧人物头戴巾冠饰、身饰，结发髻有髭须形象，也可称为“梵天劝请”。来自日本私人收藏的一件雕刻作品，同样是礼拜法轮（日轮），两旁各有四位供养人构图样式，礼拜者居两侧礼拜法轮或法轮柱。加尔各答博物馆藏的一件礼拜法轮柱的雕刻，画面的中心是一座高大的科林斯石柱，上方柱头处是一力士上方托举三个圆轮，下方基座处为佛足印。天人多戴头巾、比丘身着僧衣，跪拜石柱两旁。（图2）

犍陀罗艺术的雕刻作品中，礼拜者在两旁礼拜法轮与三宝标组合的图像较为常见。柱头是狮子或者其他动物托起法轮，也有天人或者力士双手托举。如加尔各答博物馆藏的雕刻作品，力士顶起三宝标与法轮。（图3）大英博物馆藏的雕刻作品，台座上半蹲着一位力士，双手托举三个法轮，右侧比丘后是双手合十的梵天。（图4）

从图像上来看，礼拜法轮柱或法轮雕刻，三宝标与法轮多放置在台座上，佛足印居于下方的台座。三宝标属于古代印度文化中较为古老的符号，早期佛教和耆那教造像中都有出现。 大约是公元2世纪以后，佛足印图案装饰是三宝标。 因此，本文认为一般情况下，独立法轮的图案样式应该晚于三宝标或者法轮柱。与桑奇大塔与阿玛拉瓦蒂大塔相比，画面的配置与组合样式几乎一样，但犍陀罗美术的法轮数量以三个居多，雕刻更加精美，宫治昭认为这种样式象征佛法僧的三宝。

（二）双鹿出现法轮（柱）

双鹿和法轮是初说法故事中重要的图像构成要素，说法地点鹿野苑以双鹿来明确。桑奇大塔和阿玛拉瓦蒂大塔上也有出现双鹿和法轮柱的组合，因此，这种构图样式与更早的佛教艺术有关，并不是犍陀罗艺术所独创的。

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一件犍陀罗浮雕，中心台座立有一大型柱子，两侧分别有童子单手支托，顶有三个圆轮。法轮柱的右侧有两位比丘，左侧有三位比丘，均面向法轮柱双手合十礼拜。（图5）法轮柱身背后雕刻有圆轮光，台座柱子的两侧各有雕刻一只头向内的鹿。梵天在右侧两位比丘的后面，身体较大，只出现了上半身。日本平山郁夫藏的一件雕刻作品与此法轮柱形制相似，应当属于同时期的作品。

加尔各答博物馆藏的浮雕，在台座上是三叉处托起三个法轮的图案，两边各有一只鹿，头向外。（图6）与拉合尔博物馆藏一件雕刻作品中的法轮、两边的科林斯柱造像形制一样（图12），但后者中心三宝标与法轮更大、更突出。侧面的比丘与小鹿的形象则与现藏于旅顺博物馆的藏品（图7）相似。

拉合尔博物馆藏的初说法像，最大的变化是五比丘身穿佛衣，双手结禅定印结跏趺坐在台座上，可能表现五比丘获得罗汉果位的情节。（图8）佛陀取代中间巨大的三宝标法轮，五比丘以正面形象与法轮组合展现了雕刻模式的新变化，属于此类中稍晚的作品，也是后期犍陀罗初说法雕刻作品中的常见样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早期初说法雕刻作品中，法轮柱或法轮三宝标的图案，雕刻精美繁复，体积较大，是整个画面的中心部分。不仅如此，礼拜的两侧比丘形象较为模式化。法轮柱的连接处和扛法轮童子，吸收了古希腊美术，雕刻外国孩童裸体的形象，头发卷起，这也是早期犍陀罗艺术的特点。

二、初说法：佛陀形象的出现

初说法雕刻艺术中常见的造像佛陀形象出现的雕刻，从故事情节上可分为五比丘会见与鹿野苑说法两个主题。但在犍陀罗早期雕刻作品中，佛陀形象与代表佛陀的法轮同时出现，存在着象征物与佛像同时出现的过渡形式。

（一）佛陀与法轮柱同时出现

犍陀罗雕刻作品的断代问题一直是研究的难点，但以象征物代替佛陀形象的造像是早期佛教美术的表现形式是没有异议的。佛陀的人体形象在佛教美术发展以后才开始出现，早期以初说法为主题的犍陀罗雕刻作品，虽然并不能证明最早佛像与初说法的关系，但可以清晰的看到，佛教美术从以象征物到佛陀形象雕刻在法轮或三宝柱旁的变化过程。

日本平山郁夫收藏的“佛陀初说法像”浮雕（图9），雕刻精美，画面正中是高大的科林斯圆柱，立于低矮的台座上，柱头为四个狮子上方驮着三个圆轮，两旁为单手扶着法轮的裸体天人。法轮柱子的背后是执金刚神，左边是两位比丘，合十礼拜佛陀，右侧是佛陀立像，右手指向圆柱，手掌雕刻的较大，雕像上方两端各有一赞美佛陀的有翼天使。佛陀身着通肩大衣，双眼睁大，嘴唇上有胡须，两位比丘与佛陀头后均有圆形素面头光，头部雕刻的较大，肉髻高大。卡特认为，头上的肉髻刻画的较为突出，属于较早身披大衣的佛陀形象。只着帔巾的佛陀出现在“梵天劝请”中被认为是最早的佛像。宫治昭认为此件雕刻是佛陀面向法轮柱，象征初说法的场面。

佛陀与法轮或法轮柱同时出现的样式，可见于吉美博物馆与大英博物馆藏的两件雕刻作品（图10、图11），法轮居于台座上，上方有菩提树叶，佛陀出现在法轮右侧，五比丘躬身为其送来衣物。栗田功编著的《犍陀罗佛像》图版，272、图版275也可以看到相似的构图。犍陀罗用法轮、日轮要比菩提树、圣坛等象征性表现形式持续了更长时间。 塞克尔认为，法轮图像是具有标志性的要素，成为图像中明确一个属性，与涅槃图一样具有象征意义。 佛陀人体形象与象征物法轮同时存在的组合，具有象征意义和过渡意义，也是犍陀罗美术早期阶段的特殊表现。

（二）五比丘会见

五比丘会见表现的是佛陀证悟后，来到鹿野苑会见五比丘，但五比丘认为佛陀没有坚持苦行，不起身不行礼，随便他入座。佛陀走近时，比丘们感受到他的殊胜，分别持衣鉢、敷床、取水并送来座位。《中阿含经》以及很多佛教经典中都有记载。

白沙瓦博物馆藏的犍陀罗雕刻浮雕，佛陀身穿佛衣立于右侧，右手施无畏印，身材刻画的较为高大。五位比丘居于左侧，面向佛陀，最前面的一位比丘双手为佛陀搬来座椅。画面上方有两位天人表示赞叹（图12）。

另外一件雕像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位比丘送来椅子，一位比丘手里拿着水壶，准备为佛陀沐足。（图13）左侧比丘均手持一物，伊赫桑认为这是一个扇子比丘着露右肩式僧衣，代表此处是夏天。 这在大英博物馆编号Inv.no.1940-7-13.3的雕刻作品（图14）也可以看到。

（三）佛陀出现的初说法图像

佛陀第一次作为人物形象出现，是以佛传图中的主要角色，大约出现在公元1世纪末期的犍陀罗，单独佛陀像则出现在公元2世纪的前半期。 犍陀罗初说法雕刻构图是以佛陀的形象为中心，礼拜人物数量不等，法轮在台座上的类型不同，但均有法轮与双鹿形象，代表着第一次说法的地点——鹿野苑。

犍陀罗佛教艺术中，以初说法为主题的样式可根据佛陀的手势，分为触摸法轮、无畏印、说法印三种样式。由于受到编年与考古材料的限制，犍陀罗雕塑的纪年问题一直是学界难点，但约翰·马歇尔在对塔克西拉的挖掘中，给研究犍陀罗艺术提供重要的研究资料 。或许能够建立基准雕塑，讨论犍陀罗初说法的图像的作品风格。

A.触摸法轮

约翰·马歇尔在1913年至1934年发掘的相关文物中，发现两例初说法主题雕刻作品。第一例犍陀罗初说法浮雕，墨绿色片岩，高8.2英寸，现藏于塔克西拉博物馆，出土自喀拉宛（Kālawān）院子B僧舍。（图15）佛坐在树下有锯齿状的花纹宝座上，佛左边只剩下一个年轻的金刚。法轮放在“三叉”的三个尖上，佛右手（如今缺失）触摸着叠套在一起的三个五辐圆轮。佛右边有三比丘，两个结跏趺坐，一个站立双手合十。左上角的比丘和树之间，有一个缺失人物的痕迹。

喀拉宛位于达磨拉吉卡塔偏东方向的约1.25英里，是印度北部最大的佛教遗址之一，是塔克西拉仅次于达磨拉吉卡塔的第二大佛塔。这座佛塔的遗物室内出土一块长8.87英寸，宽2.65英寸铜板。斯坦·科诺曾对佉卢文铭文进行翻译，马歇尔与其观点一致，认为铭文推断出准确的纪年为134年，铜板铭文中的ayasa为阿泽斯。阿泽斯136年的银卷铭文在达磨拉吉卡塔G5中也有出现。也就是说，喀拉宛佛塔与达磨拉吉卡的塑像堂雕刻的时间相差两年。Rowland JrB认为此件作品的年代开始于公元前58至公元后年 。

第二例现藏于塔克西拉博物馆，出自达磨拉吉卡塔（Dharmarajika stupa）上的装饰碎片。（图16）佛陀结跏趺坐在铺草的宝座上，两旁各有一个俯卧回首的鹿。佛陀左手握衣角置于坐腿上，右手触摸法轮。法轮外面有花纹，十三个轮辐，边沿有小凸饰。法轮放在“三宝标”的三个尖上，下方是矮粗的科林斯柱。佛左边有带项光的因陀罗，现已消失。右边是有项光的大梵天，身穿婆罗门僧服。大梵天的右边是金刚神，左手持金刚杵，右手持蝇甩（cauri）。左前方有两位比丘，坐在低矮台座上。浮雕板的右边只剩下比丘残迹。左上角有一个左手在献花飞天。

达磨拉吉卡塔是塔克西拉最为古老也最重要的一个伽蓝，周围还有许多小佛塔、塑像堂和僧房。大佛塔西南方向建筑L的废墟周围出土的初说法浮雕板，与其同时发现的还有许多犍陀罗石塑。L建筑大约为公元1世纪末期。马歇尔认为达磨拉吉卡塔不会晚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至少不会早于阿育王时期，并在公元1世纪时重建平台与四段台阶 ，这些建筑延续了近五百年的时间。

灰泥是古代塔克西拉雕像主要材质，以上两件石刻浮雕应当都是当时信徒奉献的，这说明建筑L可能是专门存放塑像的场所。存放石雕与佛塔建造的时间并不能确定，一般来讲会稍晚。从雕刻风格来看，这两件作品无论在比丘的台座，还是佛陀的衣褶方面极为相似，应当都属于同一时期。马歇尔认为大多数作品的制作时间应该在公元2世纪。

白沙瓦博物馆编号PM02782的雕刻作品虽已损坏，但与前述两例法轮、三宝标组合的形式相似，佛陀举起右手触摸身旁法轮，低矮基柱上方托起三宝标，三叉上是法轮。

以上三例风格相似，应当属于公元1世纪至2世纪左右的雕刻作品。

孟买博物馆藏一件犍陀罗艺术浮雕，佛陀形象较大，结跏趺坐于台座上，周围是五位比丘与金刚神梵天。台座下雕刻两头鹿，中间是一个大圆轮放置在身侧，佛陀左手上举握衣角，右手触摸身旁的法轮，代表佛陀首次转动法轮。周围只有五比丘与金刚神，并不见多余的人物形象。（图17）

一件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雕刻作品，据说来自白沙瓦塔库特伊巴希古城。佛陀结跏趺坐在台座上，两边围绕天人与五比丘。台座左侧下方是较小的法轮柱，双鹿居于两侧。佛陀左手握衣角，右手朝下的姿势，帕特丽夏认为是初说法图像中的特例，代表降魔印。 （图18）本文认为雕刻时，法轮与手并没有接触，应该是触摸法轮，只是并不能当做降魔印来看。

《佛说转法轮经》是后汉安世高翻译的经典，其中记载：“闻如是，一时佛在波罗奈国鹿野树下坐……于是有自然法轮，飞来当佛前转，佛以手抚轮曰，止往者吾从无数劫来，为名色转受苦无量，今者痴爱之意已止，漏结之情已解，诸根已定生死已断，不复转于五道也，轮即止。”经中明确记载，“法轮”是具有神性的法器，可以听懂佛陀语言，佛陀在鹿野苑中，自然法轮飞来，佛陀“以手抚轮”“轮即止”，展现了释尊初次说法时神异法轮的场景。触摸法轮的表现，更忠实佛教经典。虽然遗存数量不多，但是佛教艺术早期形象化的表现佛经记载的一个实例。

B.无畏印初说法像

佛陀手施无畏印是犍陀罗雕刻佛教造像中常见的形式，目前以表现初说法题材雕刻私人收藏有四件，各大博物馆保存的有十四件。此类型也是犍陀罗艺术发展成熟的重要作品。

常见构图是佛陀结跏趺坐在低矮台座上，位于画面中心，台座前雕刻法轮或者三宝标，双鹿居法轮两侧。佛右手上举胸前，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放置在左腿处。两侧围绕着闻法的五比丘、金刚神，礼拜者或者天人等。初说法像台座上的法轮可分为双鹿与三宝标或双鹿与法轮两种形式。

B1.双鹿与三宝标

拉合尔博物馆藏的初说法浮雕，两侧科林斯石柱形成的空间，佛陀结跏趺坐在台座上，五位比丘侧身面向佛陀，席地而坐，认真听法，双手置于胸前。（图19）台座中间是三宝标，两侧鹿雕刻的较大，头向外。除此之外，还有三位人物，两位人物的头戴敷巾。最左侧一位人物的发髻类似于佛陀常见的水波纹肉髻。苏珊认为此三人没有明确的意义，并不是必须出现的形象。 本文认为此处的三位人物，表现的是初说法图像中常见的外道、梵天与天人。尤其佛陀右侧的两位打扮，与其他雕刻的人物形象一致，展现了早期雕刻的古朴特点。福歇曾辨别两个特殊的例子，拉合尔博物馆编号Inv.no.208造像，两位女性形象在佛陀右侧。另外一例则是拉合尔博物馆Inv.no.534的雕刻，两位金刚神在佛陀身边。

白沙瓦博物馆藏的编号PM-02781（图20），双鹿居于台座的两侧，中间雕刻有三宝标。佛陀与五比丘结跏趺坐于台座上，五比丘昂头侧身面向佛陀闻法，右侧后方有执金刚神。与此相似的还有白沙瓦博物馆藏的PM-00822（图21）与PM-01324雕刻（图22）。

加尔各答博物馆藏的一件保存较为完整初说法雕刻作品，长68.5厘米，高38.5厘米。（图23）佛陀结跏趺坐在一台座上，两旁雕刻众多人物。左侧两位比丘，比丘左侧有七位礼拜者，正后方是一位头发胡须浓密金刚神。右侧是三位结跏趺坐的闻法比丘，背后五位礼拜者双手合十。双鹿和三宝标柱在台座左侧，与前述触摸法轮的浮雕，构图相似，但佛陀的手势不再是触摸拟态转法轮，而是举起右手用无畏印代表佛陀宣传法理。白沙瓦博物馆藏编号PM-01365雕刻作品与此相似，从残存图案来看还雕刻有其他佛传故事。（图24）

B2.法轮与双鹿

犍陀罗艺术发展成熟固定样式是台座下双鹿与法轮的组合，后期单体造像与秣菟罗造像中都有出现，构图相似，人物组合与前述相同，法轮的样式稍有变化。

加尔各答博物馆藏的初说法像（图25），在两旁的科林斯柱子内，左右前排各两个比丘，佛陀居中结跏趺坐于台上，上方有两片花鬘，左右各有天人。后排左侧一位金刚神，佛陀右手无畏印，左手握衣角。台座正中为双鹿和法轮，法轮较为矮小简单，没有早期精美的图案。值得注意的是，佛陀右手上举时，佛衣垂直腿边的褶皱形成斜的弧形、台座下回头双鹿姿态、比丘仰头听法的样式与PM-02781接近，表现为同时期雕刻作品。这也说明三宝标与法轮都代表着初说法中的“法”。

白沙瓦博物馆编号为PM-02760的雕刻（图26），左侧部分残存佛陀初说法的故事的右半部分，方座台前是双鹿与法轮，右侧有四位比丘和金刚神。中间雕刻一个科林斯柱分开右侧表现妇女出家的场景。白沙瓦博物馆藏编号PM-01925雕刻（图27），比丘形象与前述的样式一致。法轮在台座中间，未见双鹿。拉合尔博物馆表现初说法雕刻（图28），五比丘雕刻姿态与佛陀神态均为雕刻，台座没有双鹿或法轮图案，应该属于未完成作品。

大英博物馆藏的一件初说法像（图29），佛陀台座前的法轮两侧并没有双鹿，佛陀右手前伸无畏印所形成的衣纹与加尔各答博物馆、日本私人藏的雕刻类似。身旁的比丘也已经从五位减少到两位，比丘双手藏于衣袖。这件雕刻年代要晚于前两例作品，比丘也只是形式上的雕刻。

白沙瓦博物馆藏编号为PM-00949的雕刻（图30），1931年发掘于塔克西拉，尺寸39.4厘米×25.58厘米。雕刻分为两层，上层残损可看佛陀的两侧与左右礼拜者。下部是佛陀与闻法比丘。需要注意的是，此件雕刻的台座前法轮，是三个“品”字形圆轮。三圆轮与三宝标组合在早期象征物表现的法轮柱常见，但成熟期的台座上很少。遥远的中国云冈石窟第6窟、第12窟以及敦煌石窟第263窟中的初说法图中，均为“品”字形圆轮，从这点也可看出犍陀罗造像艺术的传播。

C.持说法印的初说法像

还有一类佛陀双手作说法印的犍陀罗初说法像，手印与秣菟罗造像的说法印不同，样式类似现在的智拳印，佛陀不再是抚法轮或者上举无畏印。一般来讲，说法印手势的产生要晚于无畏印或者禅定印 ，但并不确定有说法手印的造像年代一定晚于无畏印等造像，手印样式是伴随着整个佛教艺术一直存在的。

巴基斯坦考古所藏的一件雕刻作品（图31），佛陀头部残损坏，仅余左侧两位比丘仰望佛陀，下方台座上雕刻有双鹿与类似花瓣的精美法轮。佛陀双手持说法印于胸前。美国诺顿西蒙艺术博物馆（图32）、卡拉奇博物馆、白沙瓦博物馆（图33）均有类似雕刻作品。

从图像来看，上述三例表现佛陀持说法印场景相似，但前两例佛陀均穿通肩圆领式佛衣，这种佛衣的衣纹厚重，也是早期犍陀罗艺术雕刻风格。卡拉奇博物馆藏的佛陀（图34）则双脚裸露，身穿坦右肩式袈裟，衣纹较为浅，身侧比丘身穿圆领式袈裟。圆领佛衣与袒右肩佛衣代表着两种雕刻系统。 袒右肩佛衣受到了中印度秣菟罗造像的影响，属于较晚期的犍陀罗造像。犍陀罗艺术中，持说法印的初说法图像只有数例，莲花座上持说法印说法三尊像较多；笈多时期鹿野苑造像与阿旃陀石窟中大量流行，代表着佛陀说法。

三、结语

从图像由简到繁的发展来看，大英博物馆的礼拜法轮并没有摆脱早期佛教艺象征物特点，应该是较早的作品。 伴随着佛陀出现，犍陀罗初说法主题的雕刻，法轮与双鹿放置在台座上作为标志性的样式，常见的古印度装饰礼拜者转变为五比丘，整个图像要素逐渐完备。从开始的佛陀伸手触摸法轮，到无畏印与双鹿法轮结合，最后转法轮印的出现，代表说法的意义。

犍陀罗佛教艺术有关叙事的雕刻，构图相似。白沙瓦博物馆藏的龙王访佛浮雕（图35），除台座纹样，人物造型与构图都极为相似。福歇指出初说法场景的法轮固定成一个轮子，再雕刻两只羚羊。这也表明犍陀罗艺术初说法图存在母本，成为流行的一种样式。此外，拉合尔博物馆Inv.no.1254.827、no.G-89和巴基斯坦博物馆编号Inv.no.Chatpat 166、Inv.no.Amlokdara no.13以及加尔各答博物馆Inv.no.5065的犍陀罗雕刻，表现为佛陀与五比丘，都没有双鹿。

除佛陀、比丘之外，初说法图像中常见的人物形象是金刚神（Vajrapāni）。执金刚力士，应当为梵天，许多学者认为是执金刚神。佛陀觉悟之后，梵天作为大神，劝请佛陀说法。拉合尔博物馆藏佛像早期身穿帔帛，右边为梵天。（图36）法显、玄奘以及佛教经典提及因陀罗居佛左侧，但从头饰来看，浮雕的右边应该是因陀罗。

由于贵霜王朝的年代混乱，加之雕像铭文较少，犍陀罗浮雕作品的年代问题一直是研究的难点。加尔各答博物馆藏两件雕刻，馆藏介绍中认为雕刻于公元2世纪；白沙瓦博物馆馆藏介绍中认为该馆有九件初说法浮雕，属于公元2世纪至3世纪的雕刻作品；宫治昭认为塔克西拉博物馆藏佛陀触摸法轮的造像，属于公元3世纪至4世纪的作品。目前，迦腻色伽时代的造像是最古老的有明确年代的佛像，其以前佛像并没有可靠根据。 约翰·马歇尔和福歇认为，犍陀罗艺术最早表现佛陀的是“舍卫城给孤独长者奉施祇园”浮雕。 公元1世纪后，犍陀罗美术迎来开花结果的时期。 日本学者高田修考证犍陀罗和秣菟罗两地雕像史编年，同样认为最初的佛像是大约在公元1世纪末期完成的“祇园布施”。 福斯纳在对意大利中远东研究所的斯瓦特遗址中石雕分类，认为布特卡拉I中的第一类雕刻，属于公元前1世纪末到公元1世纪初。德立芙则认为最早的是出土于斯瓦特的布特卡拉“三道宝阶降下”。 接下来班纳吉、库瓦拉斯瓦米也认为印度西北部艺术生命期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或4世纪。 因此，从考古学的遗存 和相关重建的西北印度历史来勘察，佛陀形象的表现约从公元1世纪的后期或末期到2世纪的前半部分开始，在第一塔克西拉朝的统治时代。 初期犍陀罗初说法图像样式与其大体应当是一致，至少在贵霜时期（78—241）时期即发育成熟。

作者简介

李雯雯（1987—），女，河南信阳人，美术学博士，现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佛教美术与美术考古。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8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2018CYS027）与2019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编号2019-ZZJH-552）阶段性成果。

（栏目编辑　朱浒） M/uLbnU9oHJN2LzKGU1qyQp/78395cMkDa31XYbBrkXeNpSvGktnTeQ4mitlQ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