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早期佛教宝瓶莲花图像流播

张晶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上海，200062）

瓶是人类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盛贮器皿，主要功能是盛装液体，由土、石、金属、陶瓷、琉璃等材料制作而成，造型变化丰富。盛贮类器皿，往往都跟农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早期人类社会发展对自然的依赖性强，在生活用具中也透露出对神的崇拜和敬畏。在早期文明中，目前所知两河流域的“瓶”信仰最早，这一地域的“自流瓶”母题寓意对水和生命的崇拜。（图1）

罗浮宫藏新苏美尔时期的拉什格王古地亚石雕，古地亚手持自流瓶与脚下自流瓶相连，代表修建神庙的王者祈祷生命繁衍与农业丰收。（图2）自流瓶中向两边流淌不息的水流和自由的小鱼，是生命的源泉和繁衍的象征。这里的自流瓶，又称灌溉瓶。

幼发拉底河南部的马里遗址的齐姆里姆皇宫（前1850—前1780）壁画上，描绘了身穿荷叶裙的左右一对女神各执自流瓶，瓶中不仅有倾泻而下的水流和鱼儿，流淌于画面四处，水瓶中还插有生长的植物枝条。除了壁画，皇宫遗址中还发现有一手持自流瓶的女神雕像，其衣服上刻画有流动的水和鱼的形象。（图3）

自流瓶是美索不达米亚早期信仰中一直出现的题材，同样的母题在之后的“加喜特建筑和后期豪尔萨巴德的亚述神庙中同样可以看到，在豪尔萨巴德的萨尔贡王宫的每个神庙的入口，都站着成对的持瓶神祇” 。自流瓶题材在西亚长盛不衰，往往装饰于神庙和皇宫建筑的入口或者墙壁之上，寓意着生命繁衍不息，万物茁壮成长历代君主都信仰并将其供奉，神性不言而喻。

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时，印欧语系开始解体，其中一支印度—伊朗雅利安人，原先居住在第聂伯河和乌拉尔草原之间。这支部族信仰的神祇和早期的神话都出于同源，基本相同。直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开始迁移和分裂，变成了印度雅利安人和伊朗雅利安人两支。 一支成为早期印度文明的来源，因此印度早期文明与伊朗早期文明具有诸多相通之处。将印度早期的四部《吠陀经》（成书于前15世纪—前10世纪）和伊朗的《阿维斯塔》（成书于前11世纪—前8世纪）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具有诸多相同的神格和信仰。

一、印度原始信仰带入佛教的供奉宝瓶

农业为主的国家，早期水的信仰普遍存在，印度亦如此。“瓶”信仰，也是印度早期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不排除受到来自西亚早期文化影响的可能。印度早期宗教中以瓶作为生命和繁衍的象征，神庙中，供奉装满清水的宝瓶；雕塑、绘画、印章图像中，刻画药叉女神和早期吠陀时代的诸多神祇，都手执净瓶或者手托宝瓶。

在印度，宝瓶的图像出现很早，瓶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水器，装满水后被称做满瓶。满瓶在佛教产生之前便已存在，其贮水的含义逐渐与生命本源联系在一起，宝瓶图像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用具，更具备了神圣的生命起源意义。在印度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哈拉帕文化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微型雕刻印章，带有神圣意味的族徽标记和信仰宗教的符号被刻在印章上。印章刻画主要包括瘤牛、老虎、狮子、大象等大量的动物和瑜伽修行者等主要内容，还包括树、香炉、祭坛、宝瓶等其他陪衬内容。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1500年的哈拉帕文化的一枚印章上，清晰可见母牛的身侧上方，刻有一圆腹长颈侈口的宝瓶，这是所见较早与信仰相关的瓶图像。（图4）

（一）用于供奉的印度满瓶、德瓶

印度梵语中的瓶，有两种称谓，一种称为“Kalasha”“Kundika”“Kamandalu”，音译为“羯罗赊”“羯罗舍”“迦罗奢”，意译为瓶、贤瓶、善瓶、德瓶、功德瓶、如意瓶、吉祥瓶、满瓶、贤德瓶等。如果瓶中装水和生长出莲花和植物，则称为满瓶，梵语为purna-ghata，音译“本囊伽吒”，意译为德瓶或者贤瓶。 两类瓶的造型和功能的划分一直不太明确，相互混用。在印度这类词语有多重含义，可以解释为水罐、水壶，也可以指水瓶、澡瓶等，包括后来在佛经中翻译为“军持”。瓶是一种笼统的称谓，器形和功能划分亦不明确。它既可以作为生活实用器，也是供奉之器，也可以作为神祇的法器，作者在此文中为了便于理解，将早期用于供奉的瓶统称为宝瓶。

宝瓶寓意水源灌溉大地，带来丰收与富饶。印度的宝瓶常见样式是一种阔口、束颈、圆腹的类似罐的器物，寓意着为万物的源头，使用时盛放五宝、五香、五药、五谷以及香水等，用以供养诸尊之用。 各种神祇将宝瓶、水瓶作为法器，药叉脚踩水瓶，甚至在印度的各类宗教寺庙建筑中，柱子的柱头和柱础都是宝瓶的形状。

（二）无佛像时代的满瓶图像

在佛陀图像未产生之前的印度早期佛教中，宝瓶与莲花的图像就已经出现。根据现有印度考古图像资料，我们可以得知其基本样式为圆腹短颈，制作材质有金属和石、陶各类。日本学者宫治昭认为，“印度早期窣堵波的装饰原理，可以从1.水2.植物3.动物4.众神5.女神与密荼五个发展阶段来理解，即从代表生命之母胎的水中产生植物，又出现了各种动物和人间形象加上诸神世界，而后又回到女神和密荼的世界的过程” 。水是万物生长的源泉，印度早期原始信仰中，会用满瓶来代表水，在盛满水的瓶中生长出代表枝繁叶茂的莲花，象征着生命不息和丰饶富裕。这种印度本土的原始信仰，一直影响到后来佛教的图像和内容，因此多姿多样的莲花和满瓶生长莲花是印度佛教的重要内容。在印度早期巴尔胡特（Barhut）、桑奇（Sanchi）和阿玛拉瓦蒂（Amarravati）佛塔的建筑装饰中均有表现。

观察早期佛教大塔，由于此时期还没有产生以佛陀为代表的偶像崇拜，所以佛塔的装饰内容往往会采用印度原始土著文化中最常见的吉祥纹样和图像来表现，莲花、宝瓶莲花、各种动植物，以及足印、佛座、菩提树等佛陀象征物成为主要内容。此时的宝瓶莲花，并不是佛教专有纹饰，而是流行于印度大陆的通行装饰纹样。（图5）

早期三塔上的宝瓶莲花样式大体可以分成三类：

以巴尔胡特和桑奇大塔栏楯上的雕刻图像为代表。在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的早期大塔的巴尔胡特大塔栏楯上，采用横纵装饰带形成框架。在装饰带雕刻在适合圆形内的满瓶莲花图像。一种是宝瓶莲花以适合形式装饰在圆形框架内。瓶的造型多是圆形鼓腹，短颈，或平底，或带有圈足。瓶内莲花与莲叶呈左右对称布局，有的莲花上站立禽鸟。另一种是满瓶如意蔓莲花，围绕中心盛开的满敷莲花，下方满瓶内生长出波浪形的如意花鬘，莲花与莲叶蔓布其上，具有丰产和富足的寓意。（图6）

桑奇和巴尔胡特的圆形宝瓶莲花中还刻画有人物图像，在装饰华丽的满瓶中盛开出美丽的莲花，正中花朵上站立吉祥女神拉克希米（Lakshmi），她手握花蕾或双手合十。两侧花朵上则站立有两头大象，正为女神灌顶。（图7）

德国学者齐默尔·海因李希（Heinrich Zimmer）认为，“它（莲花）与世界创造者和庇护者的毗湿奴的佳配吉祥天女拉克希米是等同划一的。她（拉克希米）是运气、昌盛和好命运的化身。她司管着土地的丰收和水分以及地球子宫中的宝石和贵金属，并被表现成站在莲花之上” 。宝瓶生莲代表着孕育万物的水崇拜观念，站立在瓶花之上的拉克西米是印度早期农业文明的守护神，是丰饶与繁盛的化身，与西亚“自流瓶”寓意相同。

（三）印度早期佛教中的宝瓶和莲瓣装饰

在印度诞生的佛教，保留了古印度传统的部分土著信仰，延续了宝瓶的吉祥含义。佛教产生后，伴随佛教内容为宝瓶加入了更多美好的寓意与象征。《过去现在因果经》中记载摩耶夫人生太子时，众生欢喜，“奉宝来献。十八者天百味食自然在前。十九者无数宝瓶盛诸甘露。二十者诸天妙车载宝而至。二十一者无数白象子首戴莲花。列住殿前。二十二者天绀马宝自然而来。二十三者五百白师子王。从雪山出。息其恶情。心怀欢喜。罗住城门。二十四者诸天伎女。于虚空中。作妙音乐。二十五者诸天玉女执孔雀拂。现宫墙上。二十六者诸天玉女。各持金瓶。盛满香汁。列住空中。二十七者诸天歌颂。赞太子德” 。

《大智度论》曰：“譬如有人常供养天。其人贫穷四方乞求。供养经十二年。求索富贵人心既志。天愍此人自现其身。而问之曰。汝求何等。我求富贵。欲令心之所愿一切皆得。天与一器名曰德瓶。而语之言。君所愿者悉从此瓶出。其人得以随意所欲无不得。得如意已具作好舍象马车乘。七宝具足供给宾客事事无乏。客问之言。汝先贫穷今日云何得如此富。答言。我得天瓶。天瓶中出此种种物。故富如是。客言。出瓶。见视其所出物。即为出瓶。瓶中引出种种诸物。” 佛教经论中颇多以瓶作譬喻者，如《大智度》中以瓶比喻戒，以其能成立一切功德；《华严经》中以德瓶比喻菩提心，能满足一切愿望；在密教中，则以贤瓶为地神之三昧耶形，又于其中盛香、药等，布置于修法坛上。还有将瓶中藏有种种宝，比喻大地埋藏诸种之财宝。

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出土于印度西北部喜马偕尔邦库鲁山的甘多拉寺的铜制水瓶上錾刻出太阳神苏利耶驾驶四驾马车的画面（图8），其人物造型与早期巽加王朝时期的风格很类似。器物造型也和桑奇、巴尔胡特大塔上的宝瓶一致，当是早期印度佛教铜制宝瓶的典型范例。

二、1世纪至3世纪印度佛教宝瓶信仰的延续

（一）秣菟罗佛教艺术中的宝瓶

印度原始宝瓶信仰被佛教吸收以后，赋予了更多的象征含义，并随着佛教的传播扩散与延续。印度贵霜王朝1世纪至3世纪，佛教进入描绘佛像的象教时代，佛教艺术的样貌更加丰富多元，出现了不同地域的不同艺术风格。中印度秣菟罗艺术、北印度犍陀罗艺术、南印度阿马拉瓦蒂艺术都显现出不同的装饰特点。秣菟罗佛教艺术中的宝瓶，保留较多早期特征，与巴尔胡特、桑奇风格一脉相承。在公元前1世纪的佛传故事的场景中，宝瓶仍然是重要内容，是佛陀故事场景中分隔穿插画面内容的符号。（图9）

秣菟罗佛教艺术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印度早期本地信仰特色。中印度地区是佛教、耆那教、印度教三教汇聚之地，因此佛教与其他宗教互相影响在所难免。在秣菟罗2世纪至3世纪的的方形吉祥石板和石华盖上，雕刻有方形、圆形的莲花图案和各种吉祥标志性图案，如双鱼、万字、法螺、法轮、宝瓶、谷物、果实等。（图10）其中有两类宝瓶，一种是圆形的插莲花宝瓶，另一种是方形直筒的覆水灌溉宝瓶，两者均有生命、繁殖、丰收的含义。这样的标志符号不仅是佛教的专属，在同时期的耆那教奉献板上也有描绘。这一类图案成为后来藏传佛教的八吉祥纹样的起源。

（二）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宝瓶

贵霜犍陀罗佛教艺术的文化因素非常复杂，受到希腊、罗马、伊朗和草原文明的综合因素影响，因此印度本土文明的影响减弱。宝瓶信仰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并不像印度中部和南部占据显赫位置。犍陀罗艺术中也有关于宝瓶的描绘，宝瓶插花、宝瓶化生作为辅助内容穿插在佛传故事中，但都不在画面的显要位置，甚至有时候会相对弱化宝瓶的图像，更强调瓶内化生图像、植物、动物的样貌。（图11）大量的宝瓶不是以供奉样式出现，而是成为菩萨手持的净瓶，装水的净瓶从原来的婆罗门持物变成菩萨持物，大量出现，并且影响到以后的中国佛教菩萨持物。

a.阿马拉瓦蒂四面雕刻石柱，前1世纪

b.阿马拉瓦蒂大塔栏楯满瓶装饰，2世纪

c.阿马拉瓦蒂佛塔图，3世纪

a.龙树山石雕满瓶，3世纪 b.康格赫里遗址石板雕刻，前1世纪—4世纪

（三）南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佛教艺术中兴盛的宝瓶信仰

南印度的“安达罗佛教教派”深受印度中部影响，以阿马拉瓦蒂（Amaravati）和龙树山（Nagar junakonda）佛教遗迹为代表。南印度佛教艺术中，宝瓶仍旧是表现的重要题材。阿马拉瓦蒂大塔建筑时间略晚，早期的莲花样式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拘泥于框中，而是以自下而上的生长延伸形式装饰于整个立柱。宝瓶上加入刻画的纹饰和缠绕的花叶和鬘绳。（图12）佛塔图中，宝瓶成对、成组装饰于门之前和塔身之上。龙树山宝瓶形制基本与阿马拉瓦蒂相同。印度南部一处新发现的佛教遗址——康格赫里（Kaganhalli），遗址的风格与阿马拉瓦蒂一脉相承，时间上大约为公元前1世纪至4世纪 ，其石雕宝瓶莲花呈对称左右，花茎延伸，呈现出花叶舒展的形态。（图13）

印度的宝瓶信仰持续向南传播，一直影响到斯里兰卡。斯里兰卡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对水资源极为珍视，以水为源的宝瓶信仰更加兴盛。在斯里兰卡随处可见宝瓶供奉，或立体或平面，成双成对装饰于庙宇或佛塔台基门口两侧，（图14）极具特色。

看印度早期原始信仰发生和延续的宝瓶与莲花观念，其来源可能与更早的欧亚文化关联，长期的本土文化将其固定为某种通行的样式。早期的宝瓶与莲花观念，被印度产生的印度教、耆那教、婆罗门教普遍吸收，并非佛教专门所有。印度教对宝瓶的重视更胜佛教，例如在印度教的瑜伽修行中，将第二个修行阶段称作水壶、水瓶阶段，以期达到大圆满。

（四）印度佛教的生死轮回观念与莲花纹舍利瓶

佛教产生后，相关的传播并不依赖偶像崇拜，而是借助于很多印度原有的动植物装饰因素和象征物形式去演绎佛陀在世的故事，也将印度古代产生的原始生命含义带入到佛教相关的信仰传播中。

生与死的轮回转世概念，在印度古已有之，佛教艺术中在表达对佛陀圆寂涅槃时，在相关的视觉传达与设计理念中，往往会用塔和舍利瓶两种载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佛陀相关的象征图像产生之后的艺术才是佛教艺术。佛塔，又叫窣堵波（Stupa），它的图像产生具有佛教专有属性。佛陀涅槃后，后人将其火化后的舍利贮藏于舍利瓶，然后安放于佛塔中。佛塔寓意着佛教对“死”的观念的阐释，灵魂不灭和随业转世，浓缩了印度哲学中对宇宙、水、生命的理解，并且通过卵形、圣树、满瓶、莲花等相关视觉形式来传达。

a.孔雀王朝时期冻石舍利容器，前3世纪，帕特纳博物馆 b.巽加王朝时期的舍利瓶，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c.犍陀罗舍利瓶，印度加尔各答博物馆藏

类似半球的覆钵是最初印度佛塔的样式，类似中国人的坟冢，《梨俱吠陀造一切者赞》中说道：“眼睛之父，心意决定，生产原水，创作此二，古老边界，划定之时，上天下地，从此广延。在天之外，在地之外，诸天之外，非天之外，是何胎藏，水先承受，复有万神，于中显现。如此胎藏，水先承受，诸天神众，于此聚会，无生脐上，安坐唯一，一切有情，亦住其内。” 意为存在着宇宙之母“胎藏”与水之不可分的关系，宇宙是一个在水中孕育的胚胎，然后演化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奥义书哲学家则说：“太初之时，此界唯水。水生实在，实在既梵。梵出生主，生主产诸神。” 金胎、胎儿、母胎的意向与半圆形、圆形的覆钵塔、水壶联系在一起，犹如种子对于宇宙，胎儿在母体的孕育，预示着生命的再生。

从古印度考古出土的众多佛教舍利容器中，大多为圆球形的盒子，这种盒子的造型就是一分为二的球形瓶，并且壶的提钮就是一个覆钵塔。值得注意的花。汉晋十六国以来，佛教由印度经过中亚、西域逐渐进入中国河西走廊和内陆地区。宝瓶奉花图像在中国的出现，与佛教密不可分，这种图像的佛教来源十分明确，后来逐渐推广到生活各层面，在建筑装饰、用具和织物中也能看到。

从已知图像资料来看，魏晋南北朝的宝瓶资料大多数都来自佛教。冉万里先生在《瓶花盛开》一文中列举了大量早期瓶花实例，为研究者提供历代宝瓶图像参考，但其提到北方德瓶纹的最早是青海平安县东汉画像砖。 由于此画像砖年代争议较大，笔者认为不能作为最早宝瓶奉花的证据。

斯坦因在新疆发现了汉晋时期的尼雅遗址，其中有大量建筑木件和家具散件，年代大约为公元1世纪至4世纪。其中木制椅子残件刻绘的宝瓶中花为蕾状，花茎与花叶分式两边。椅凳残件上的花瓶小口圆腹矮足，伴饰有印度流行的方形四瓣莲花。建筑木横梁雕刻的宝瓶，则伴有左右双兽，宝瓶为高足宽侈口，两者图像不同，但都是汉地之前不见的纹饰。宝瓶与瓶花装饰在西域地区生活中较多使用，阿斯塔纳北朝时期的织锦上和木雕上都有宝瓶与瓶花。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大佛顶部有瓶花描绘，虽已残缺，仍可辨认瓶内插有五掌形葡萄是，满瓶的意向是水和生命，在类似满瓶的圆形舍利盒上，也多刻划有寓意生命和繁殖的莲花花瓣，自然地传达出两者的组合是生命的象征。

在《圣教论》中有生动的譬喻，将生物的肉体比作瓶，瓶子内部是内我，瓶子外面是外我。只要将瓶子打破，就能将内我、外我和肉体三者统一起来。

印度帕特纳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早期孔雀王朝的外形类似瓶的舍利容器。一件收藏于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巽加王朝时期的舍利瓶，石刻材质，口部收敛，带半圆球状瓶盖，通体刻有装饰纹样。此瓶发现于印度中央邦桑奇遗址附近的Sonari佛塔，当年由坎宁汉带回英国，瓶身口径部和下部均刻划有呈圈的密集错落的莲瓣纹，瓶身中部分隔数个方形画面，画面中装饰有大象、牛等四蹄动物，这些相关动物的形象和表现方式也可以在桑奇大塔中看到。及至贵霜犍陀罗地区，舍利容器也保留了原始宝瓶信仰的特征。（图15）

三、中国早期佛教中的宝瓶图像

（一）北方陆路佛教宝瓶的传播

中国汉晋以来的美术图像中，几乎没有跟宝瓶相关的信仰，也不见瓶插莲叶，花朵不可辨，瓶身画有印度式的花鬘宝饰。（图16）

a.新疆尼雅出土木构件1世纪—4世纪b.阿富汗巴米扬石窟瓶花5世纪—6世纪c.新疆阿斯塔纳墓北朝锦（局部）

a.炳灵寺西秦169窟说法图花瓶局部 b.北凉酒泉田弘塔线刻神王

a.金铜焰肩佛像，十六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藏 b.弥勒立像底座瓶花，北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c.鎏金铜佛像底座瓶花，北魏太和八年（484），哈佛大学艺术馆藏

甘肃炳灵寺石窟是河西走廊开凿较早的石窟之一，西秦169窟壁画释迦牟尼说法图中，出现了供奉的花瓶，瓶中插有类似忍冬的分开叶片。炳灵寺瓶花同样的造型，也可在十六国时期的北凉石塔上见到。酒泉出的高善穆石塔、田弘石塔之八神王中就有手持花瓶者，瓶内花叶分披两侧，中有花蕾。（图17）

哈佛艺术博物馆藏十六国金铜焰肩佛像，传为石家庄出土，垂裳座下有圆腹平底花瓶，瓶插对称放射状多枝莲花。身披通肩大衣、留八字胡须的焰肩佛带有典型的犍陀罗特征，但佛座上装饰瓶插莲花样式却在犍陀罗地区佛像雕刻中所不见，带有更多印度本土瓶花特点。

同样收藏于美国的两尊金铜佛像也有宝瓶和宝瓶莲花的刻画。在立佛与坐佛像的四足方座上阴刻有宝瓶和瓶花。哈佛坐佛的方座上为左右对称一对瓶花，与后文中提到的北魏石棺床雕刻瓶花造型与插花样式相似。（图18）北魏金铜佛上的宝瓶莲花，呈现出两种样式：一种为典型的印度式满瓶莲花，供奉于佛足下。另一种明显带有中国特征，花瓶为北魏常见陶瓶器形，细颈小口，卵形腹。瓶插花为对称布局，莲花特征不明显，叶片更像忍冬。

北朝阶段，瓶花也成为石棺床和造像碑装饰中常见的题材，形式也变得丰富又多样。北朝少数民族石棺床上也接受了佛教中的瓶花样式。西安碑林博物馆北魏和平二年造像碑、北魏邑子六十人造像碑、北魏洛阳龙门石窟莲花洞、黄甫公窟，都雕刻有供养在佛、菩萨脚下或身侧的瓶花。（图19、图20）

在北魏背屏式造像碑的边框两侧，以及主尊菩萨的背光两侧，多见成组的花瓶分饰左右。花瓶造型多为落地高圈足细长颈，所插花枝随装饰边框延伸为条状装饰带，莲花与荷叶的表现也出现具象和抽象的不同形态，融入了中国艺术的表现方式。北朝墓室画像砖也出现放置在莲花座上的宝瓶莲花。（图21）东魏、北周石窟壁画中也见各种宝瓶莲花装饰，往往出现在壁画主体画面的边框上，或者以适合纹样的形式作为画面填补出现，并且与忍冬、宝珠等纹样相结合，形成新的灵活多变的中国式图像。（图22）

佛教传入初期，陆路传播进入的插花宝瓶造型大体上有两种：一种为圆腹短颈阔口，或平底，或带圈足；另一种为束口、中长颈、卵形腹、带圈足。瓶中均有插花，花叶均对称向左右展开。圆腹短颈瓶是古印度早期常见的供奉宝瓶样式。长颈瓶则是受到婆罗门手持净瓶的造型影响。北魏以来，中国佛教瓶花的样式开始逐渐形成多样的中国特征。北方地区的石窟和造像中，宝瓶采用了卵圆腹束口长颈的样式较多，瓶式样渐趋挺拔，花枝也向纵长发展。

（二）南方佛教宝瓶的传播

1.南朝佛像中的宝瓶化生莲花

南朝与古印度的往来频繁，特别是梁武帝萧衍时期，天竺沙门多从海路交通往返，带来各种佛像与方物，史籍记载颇多。 在成都万佛寺出土的相关佛像中，多尊都出现了宝瓶化生莲花的题材，我们不得不关注其来源与内涵。蜀地自古以来与印度络绎不断地来往。梁万佛寺宝瓶明显带有印度特征，与中南印度及斯里兰卡早期佛教中的满瓶造型类似。究其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来自滇缅古道，二是来自南朝建康的影响。据《梁书》记载，南海各国林邑、扶南、赤土国、狮子国、干陀利国多次向南梁贡献方物和佛像，这些国家多信仰佛教与婆罗门教，都有宝瓶和莲花供奉习俗。（图23）

《梁书》卷五十四载：“宋孝武世，（干陀利国）王释婆罗郡邻陀遣长史竺留弛献金银宝器。天监元年……献玉盘，……天监十七年……献金芙蓉、杂香药。”金芙蓉即为金莲花。扶南国王事多面多臂天神，在王座前设有金盆香炉。 《梁书》卷五十四载：“（赤土国）王榻后作一木龛，以金银五香木杂钿之。龛后悬一金光焰，夹榻又树二金镜，镜前并陈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炉。当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树一宝盖，盖左右皆有宝扇”金甕即为金瓶。当国王死后，“烧讫，收灰贮以金瓶，藏于庙屋”。《隋书》记载隋炀帝派使者赴赤土国，其王“遣人送金盘，贮香花并镜镊，金合二枚，贮香油，金瓶八枚，贮香水，白叠布四条，以拟供使者盥洗。” 可见南海诸国在佛教日常供奉、国王逝世后盛装骨灰以及馈赠礼物都使用宝瓶。

a.大同北魏石棺床，北朝博物馆 b.释迦造像碑，北魏和平二年（509），西安碑林博物馆 c.北魏邑子六十人造像碑，西安碑林博物馆

a.龙门石窟莲花洞（525—527）南壁41龛佛传故事 b.龙门石窟北魏孝昌三年（527）皇甫公窟北壁释迦多宝像龛右侧 c.山东临朐北朝墓画像砖

a.北魏张万年造一铺三尊立背屏式造像，日本私人收藏家藏（收录于《中国流失海外造像总合图目》）

b.北魏一铺三尊背屏式造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c.比丘道造弥勒佛像，北魏孝昌三年（527），山东广饶县杨赵寺村皆公寺遗址

a.比丘道颖造背屏造像东魏武定四年（546），美国宾夕法尼亚考古及人类学博物馆藏 b.敦煌莫高窟296窟窟顶四披花瓶，北周

c.甘肃武山拉梢寺石窟北周宝瓶莲花

a.四川博物院1号南朝造像碑，成都万佛寺出土 b.成都考古所藏西安路4号南朝背屏造像正面，梁大同十一年（545） c.成都考古所藏西安路5号背屏造像正面

在四川地区的南朝佛像中，独特的宝瓶莲座化生出的三世佛、双身佛以及观音，都与这一地区的西方净土信仰和观世音信仰密切相关。宝瓶化生莲花、佛与菩萨，无论是宝瓶造型还是图像构成样式，都显示可能受到来自南海各国的影响，而南海佛教的根源正是印度笈多风格。从印度早期无佛像时代，产生的瓶生莲花化生女神拉克希米、莲花化生药叉女的图像，到5世纪笈多（Gupta）时期的佛陀与菩萨的莲花化生，基本样式是一脉相承的印度本土风格。四川南朝佛像中的瓶生莲台，明显带有笈多印记。萨尔纳特考古博物馆这件带有476年铭记的笈多风格佛陀立像，虽然看不清莲台下的是否为宝瓶，但是三段式的图像和莲台的描绘已经和四川地区相像。（图24）

2.南朝世俗礼佛与花瓶

魏晋南北朝的相关佛教文献中，显示出南朝上层崇佛者，非常重视宝瓶莲花供奉和瓶插花，梁武帝时对佛教尤加推崇。关于瓶花最早的文献记载是齐武帝之子懋，李延寿在《南史·晋安王子懋传》记载众僧以瓶插莲花，为子懋生病的母亲祈福：“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甖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 七日之后母亲痊愈，花朵仍然鲜艳。铜甖是一种小口圆腹的铜器，跟印度满瓶的造型类似。

在佛教《四分律》中记载了“借花献佛”故事：“时彼女即还入父园中，园中有清净浴池。池中有七茎莲花，五花共一茎，香气芬馥花色殊妙。复有二花，共一茎。其香色殊妙，见已便生此念。我今观此花极为妙好。我今宁可采此花。与弥却摩纳令心喜悦。即采花置水瓶中，出园外遍求弥却摩纳。” 《南齐书》中记载：“沙门于殿前诵经，武帝为感，梦见优昙钵华，于经案，宣旨使御府以铜为花，插御床四角。” 除了宝瓶莲花供奉，印度还有盘花供奉。在5世纪的印度西南部的阿旃陀石窟第8窟壁画中，绘制有手拿花盘的宫女向菩萨供奉，这一习俗也随佛教流传至中国。

追溯中国的瓶插花历史，汉晋之前瓶插花几乎不见，由于受到佛教图像之影响，中国自魏晋南北朝开始，不仅在佛教中流行瓶插花，在北朝和南朝墓室画像砖上，瓶插花也成为重要内容，伴随忍冬纹样成为墓葬中新装饰内容。南朝梁萧景墓神道柱上有一长方形碑额，刻有一礼佛童子，手捧宝瓶内插长茎香花。江苏省铁心镇王家漥村南朝墓模印画像砖、浙江余杭小横山南朝画像砖墓画像砖墓中宝瓶莲花均呈现出类似特点，宝瓶置于莲座之上，瓶中莲花荷叶左右对称布局。（图25）

（三）南北朝佛教香炉香花与宝瓶莲花的图像交融

《佛本行集经》卷第八云：“复有五百诸天玉女各持诸天杂宝香炉，焚烧种种微妙之香，在菩萨前，供养菩萨，引道而行。复有五百诸天玉女，持金宝瓶，盛满妙香，在菩萨前，引道而行。”同经卷五十一云：“尔时输头檀王……在在处处，安置香炉，烧最妙香。其香炉间杂错种种妙色宝瓶，其宝瓶内盛满香水，于其水中复安香花，于其香炉、宝瓶中间更复安置芭蕉行列。”

a.巴尔胡特大塔栏楯上的拉克希米女神 b.笈多时代佛陀立像，476年，印度萨尔纳特考古博物馆 c.笈多时代菩萨立，5世纪末，印度德里国家博物馆

a.童子礼佛江苏南京南朝梁萧景墓神道柱 b.浙江余杭小横山南朝画像砖墓宝瓶莲花 c.江苏省铁心镇王家漥村南朝墓模印画像砖

a.河南洛阳西魏造像碑供具 b.隋董钦造阿弥陀佛供具

佛教讲究“十供养”“六供养”“四供养”，宝瓶、香炉是其中主要的庄严具陈设。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前供养宝瓶香花与香炉成为了中国佛教艺术中的一种典型图式。这一图式中出现的香炉样式，其外形即类似花瓶，又有中亚香炉分体的长提钮盖子及山峦装饰，伴以双狮。这是在中国博山炉的基础之上，吸纳了印度宝瓶与中亚香炉而形成的有中国特点的样式。此外香炉还融合了宝瓶生花的功能，虽然从香炉两侧生发的莲花与荷叶并不符合自然生长规律，却将多种佛教供具的功能寓于一体，将散香与施华供养合二为一，形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创新图式，形成了唐代以后香炉、烛台、花瓶三具足的雏形。（图26）

四、结论

来自于印度本土的宝瓶莲花原始信仰，通过佛教传入中国。传播路径复杂，传播时段不一，有陆路、海路多条，其影响或直接、或间接，产生了复杂的变体和样式。宝瓶莲花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充分吸收了来自印度装饰的对称表现，与中国瓶的造型相结合，形成新的供奉礼花模式。宝瓶莲花不仅是佛教装饰的重要题材，瓶插花也成为中国人家居陈设的一种风尚。

作者简介

张晶（1973—），女，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美术史、设计史。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印佛教美术源流研究”（14ZDB058）子课题“中印佛教装饰与设计观念研究”、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丝绸之路装饰纹样谱系和衍生文化研究”（2017BWY01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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