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兰亭序》的真伪问题

今天，在兰亭景区古迹区御碑亭的背面上，依然可见刻有清乾隆皇帝弘历所作的一首《兰亭即事》诗，七言八句。该诗清吴高增撰《兰亭志》亦曾予以辑录。诗云：

向慕山阴镜里行，

清游得胜惬平生。

风华自昔称佳地，

觞咏于今纪盛名。

竹重春烟偏澹荡，

花迟禊日尚敷荣。

临池留得龙跳法，

聚讼千秋不易评。

该诗知名度并不大，倒是末句“聚讼千秋不易评”对有关人员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或错误的导向。

这“有关人员”首先是今兰亭景区讲解员，他们在向游客讲解该诗时，都说《兰亭序》真伪问题已争论了一千多年，谁是谁非依然不容易加以评定。讲解员这么讲并没有责任，他们只是照本宣科而已，责任在于讲解词的拟定者。

“有关人员”之二则是兰亭学界之人，他们在进行《兰亭序》真伪研究或《兰亭序》真伪论争反思时，居然也以“聚讼千秋不易评”为自己的思考起点，认为《兰亭序》的真伪之争从北宋年间就开始了。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只要认真思考一下，结论当然是否定的！

我们认为，乾隆诗中所谓“聚讼千秋不易评”本身并没有错，因为乾隆之前的一千多年间，《兰亭序》确实出现过诸多“聚讼”，比如它的真迹传藏经过究竟是何延之说得对还是刘说得对、它为何不入萧统《文选》、定武《兰亭》原石究竟是模刻于唐代还是模刻于北宋初年、传世诸多帖本谁最接近真迹面目、真定武《兰亭》到底偏瘦还是偏肥，等等。但这些“聚讼”均不涉及《兰亭序》真伪问题，即《兰亭序》是否出于王羲之笔下的问题。遗憾的是，前述两类“有关人员”均把乾隆《兰亭即事》诗中的“聚讼”，做了错误的理解与错误的解说。

实际上，即便从最宽泛的立场出发，《兰亭序》真伪之争的始点也只能“定”在清代前中期（乾隆年间，或表述为“清中期偏前”，下同）。

清人汪中在自藏定武《兰亭》中跋道：“吾友赵文学魏、江编修德量，皆深于金石之学。文学语编修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之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编修以谂中，中叹文学精鉴为不可及也。然中往见吴门缪氏所藏《淳化帖》第六、第七、第八三卷，点画波磔，皆带隶法，与别刻迥殊。此本亦然。如‘固知’‘固’字，‘向之’二字，‘古人云’‘云’字，‘悲夫’‘夫’字，‘斯文’‘文’字，政与魏《始平公造像记》、梁《吴平侯神道石柱》绝相似。因叹前贤遗翰多为俗刻所汩没，而不见定武真本，终不可与论右军之书也。”

汪中跋语中提及的赵魏，生于1746年，卒于1825年，乾隆年间的一位金石学者。很显然，他的话包括三层意思：一层是历史判断，认为存在于世的南北朝至初唐碑刻“往往有隶书笔意”，右军存世书亦当如此；第二层是现实判断，认为当下看到的包括《兰亭序》在内的右军存世“诸刻”皆不见“隶书遗意”，而导致“古法尽亡”；第三层为结论或原因判断，认为一种可能是，我们当下看到的右军“诸刻”都不是“唐人临本”（特指初唐人的临本，而非“开元”后唐人的临本，因“开元”后唐人已开始“纯乎今体”，下同——毛按），而是唐“开元”以后人的临本。另一种可能则为，它们是“唐人临本”但经后人“传摹”而“失真”。这样看来，赵魏何曾有什么《兰亭序》非王羲之所作的意思呢？当然，退一步，更宽泛地审视一下赵魏所说的话，认为赵魏既觉得右军书不应“古法尽亡”，而当下包括《兰亭序》在内的右军“诸刻”皆已“古法尽亡”，当然也就含有否定当下所传包括《兰亭序》在内的右军“诸刻”出于右军之手的意思在内，也能勉强说得过去。所以，我们这里把赵魏的话，作为《兰亭序》真伪之争的始点，已经是宽得不能再宽的标准了。

至于有人据南宋姜夔《兰亭源流考》中的一段话，认定在姜夔那儿已对《兰亭序》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则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误读。

姜夔原话如下：

按刘《传记》（应为《隋唐嘉话》——毛按）与延之不同，刘谓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永所得，太建中献之。隋平陈，或以献晋王，王即炀帝，不知宝。僧智果借搨，因不还，果死，弟子辨才得之。太宗见搨本惊喜，使欧阳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高宗以《兰亭》殉葬太宗，从褚遂良之请也。又，前辈谓行间“僧”字为徐僧权（押）缝。吴傅朋家古石本，“僧”字上又有一“察”字，当是姚察。如此则刘说似可信。然梁武帝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惟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说（“说”或作“及”——毛按）《兰亭》？此真迹之异同也。

认定姜夔已对《兰亭序》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者，其做法很简单，就是孤立地引述其中三句，即：“然梁武帝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惟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说（及）《兰亭》？”如果完整地看，则知姜夔另有所指，即针对刘所谓《兰亭序》曾入“梁”内府的说法，认为它是不可信的，尽管在关于《兰亭序》初唐之前完整传藏经过的叙述上比何延之要“似可信”一些。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显然是一种有意的误读，何足为信？

比赵魏稍晚的阮元（1764—1849），倒是通过有关跋语明确表示了对世传《兰亭序》出于右军之手的怀疑：

王右军《兰亭修禊诗序》，书于东晋永和九年，原本已入昭陵，当时见者已罕。其原本本无勾刻存世者，今定武、神龙诸本，皆欧阳率更、褚河南临搨本耳。夫临搨之与原本必不能尽同者也。观于欧、褚之不能互相同，即知欧、褚必不能全同于右军矣。真定武本余惟见商丘陈氏所藏一卷，余皆一翻再三翻之本。真定武本虽欧阳学右军之书，终有欧阳笔法在内，犹神龙本之有河南笔法也。执定武而以为右军书法必全如是，未足深据也。昭陵原本谁见之耶？况此外颍上、张金界奴，骞异僧押缝等百数十本不同耶……要之右军书之存于今者，皆辗转勾摹，非止一次。怀仁所集，《淳化》所摹，皆未免以后人笔法羼入右军法内矣。然其圆润妍浑不多，圭角则大致皆同，与北朝带隶体之正字原碑，但下真迹一等者不同也。世人震于右军之名，囿于《兰亭》之说，而不考其始末，是岂知晋唐流派乎？《兰亭帖》之所以佳者，欧本则与《化度寺碑》笔法相近，褚本则与褚书《圣教序》笔法相近，皆以大业北法为骨，江左南法为皮，刚柔得宜，健妍合度，故为致（至）佳。若原本全是右军之法，则不知更何景象矣。

昭陵《禊序》谁见原本？今所传两本，一则率更之定武，一则登善之神龙，实皆欧、褚自以己法参入王法之内。观于两本之不相同，即知两本之必不同于茧本矣。若全是原本，恐尚未必如定武动人，此语无人敢道也。

余固疑世传王右军书帖为唐人改勾、伪托，即《兰亭》亦未可委心，何况其余！曾以晋砖为证，人多不以为然。贵耳贱目，良可浩叹。顷从金陵甘氏得“永和右军”四字晋砖拓本，纯乎隶体，尚带篆意，距楷尚远。此为彼时造城砖者所书，可见东晋世间字体大类如此。唐太宗所得《兰亭序》，恐是梁、陈时人所书。欧、褚二本，直是以唐人书法录晋人文章耳。

王著所模晋帖，余旧守“无征不从”之例，而心折于晋宋之砖，为其下真迹一等，古人不我欺也。试审此册内永和三、六、七、八、九、十年各砖隶体，乃造坯世俗工人所写，何古雅若此？且“永和九年”反文隶字，尤为奇古。永和六年王氏墓，当时羲之之族，何与《兰亭》绝不相类耶？

以上数则跋语，第一则认为王羲之的《兰亭序》原本“已入昭陵”，其面目如何，谁也不得而知。世传《兰亭序》，定武本系欧阳询所临，神龙本系褚遂良所临，均羼入临者笔法，达到“致（至）佳”水准。第二则进一步推测，《兰亭序》原本说不定赶不上定武本那么“动人”。两则合而观之，其主旨无非是告诫人们：不要迷信原本，有定武、神龙这些唐人临本足矣。只是由于这些临本既具唐人笔法又具右军笔法，所以，它们与王羲之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但到了第三则与第四则，观点进一步向前推进，干脆认为包括《兰亭序》在内的世传王右军书帖皆“为唐人改勾、伪托”，并推断“唐太宗所得《兰亭序》”（即《兰亭序》原本），“恐是梁、陈时人所书”，与王羲之毫无关系，因《兰亭序》缺乏晋砖文字那样的“纯乎隶体，尚带篆意，距楷尚远”，那样的“古雅”与那样的“反文隶字，尤为奇古”。世传欧、褚二人所临《兰亭序》，“直是以唐人书法录晋人文章耳”，其中已看不到王羲之书法之存在。

当然，对待《兰亭序》真伪问题，阮元一生是很矛盾的，他的上述数则跋语也只是他从书体、书风上否认世传《兰亭序》出于右军之手。在文章或文字内容方面，倒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无疑。请看他的另则跋语：

永和八年秋，殷浩北伐无功，再举进屯泗口。羲之移浩书曰：区区江左，力争武功，非所当作，莫若退保长江，引咎责躬，与民更始，以救倒悬。若犹以前事为未工，复求之分外，宇宙虽广，自容何所？浩不能从，遂有九年秋七月之败。《兰亭序》作于浩屯泗口之后，败走谯城之前，其忧国之心含于文字之内，非徒悲陈迹也。

紧承阮元，其门生何绍基也对世传《兰亭序》风格表示不满。不过，何绍基没有照搬其师的说法，而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认为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当“深备八分气度”，绝不至于像世传本那样“徒以纤婉胜”：

《禊帖》传本，大抵以纤婉取风致，学者临摹遂往往入于飘弱。窃疑右军当日以鼠须写蚕茧，必不徒以纤婉胜。唐初诸贤临本亦当似之，故临此帖者仍当以凝厚为主。子昂乃深得此意。

右军行草书全是章草笔意，其写《兰亭》乃其得意笔，尤当深备八分气度。初唐诸公临本皆窥此意，故茂逸超迈如出一辙，然欲遽指为山阴原墨，则诚未见何本为可据，以其中总不免有齐、隋以后笔致也。

很显然，在何绍基的心目中，《兰亭序》依然为王羲之所作，只是它的“原墨”风格不同于当下传本而已。若以当下传本为着眼点的话，何绍基当然持的是否定态度。何绍基之后，则有赵之谦从风格立场彻底否定世传《兰亭序》同王羲之之间的关系。赵之谦撰《章安杂说》，就大胆地将“近世所传二王书”的著作权统统判给唐太宗，虽未点及《兰亭序》之名，但《兰亭序》包括在“近世所传二王书”之内当毫无疑问：

安吴包慎伯言：“曾见南唐拓本《东方先生画赞》《洛神赋》，笔笔皆同汉隶。”然则近世所传“二王”书可知矣。重“二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具在，以印证世上“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书即“二王”，可也。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橅（模）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

赵之谦这段话，说得很“狂”，也很“武断”，只因听了包慎伯所言“笔笔皆同汉隶”，便以为世传“二王”书均出于唐太宗笔下，虽能“惊世骇俗”，但一点儿也经不起推敲。首先，说唐太宗“重二王书”就不准确，因为事实上唐太宗只重“大王”（王羲之）书，而不重“小王”（王献之）书，唐太宗《王羲之传赞》曾明确说道：

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故（固）翰墨之病欤……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其次，唐太宗既认为王羲之书法“尽善尽美”，又倾全力“心慕手追”，那笔下之书自然酷肖“大王”，又岂能据此反说“大王”书就是太宗书呢？说狂话并不难，难的是要合乎书法史实才行。如果漠视最基本的书法史实，那狂话就没有多少理论价值可言，充其量只能发泄一下对包括《兰亭序》在内的一些刻帖之不满而已！

也许同赵之谦一样，都是碑学理论的实践者与鼓吹者，清末书家李文田在应张丙炎之请为其收藏的汪中旧藏定武本《兰亭序》作跋时 ，“狂”劲更大，不仅从书法角度否认世传《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而且从文章角度否认《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断然宣称世传《兰亭序》“文尚难信，何有于字”：

唐人称《兰亭》，自刘《隋唐嘉话》始矣。嗣此，何延之撰《兰亭记》述萧翼赚《兰亭》事如目睹，今此记在《太平广记》中。第鄙意以为，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按《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引王右军此文，称曰《临河序》。今无其题目，则唐以后所见之《兰亭》，非梁以前《兰亭》也。可疑一也；《世说》云：人以右军《兰亭》拟石季伦《金谷》，右军甚有欣色。是序文本拟《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所引《临河序》篇幅相应。而定武本自“夫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不相合也。可疑二也；即谓《世说》注所引或经删节，原不能比照《右军文集》之详，然“录其所述”之下《世说》注多四十二（应为“四十”——毛按）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此又其与《右军本集》不相应之一确证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则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曰“银钩铁画”，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伯仲而已，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往读汪容甫先生《述学》有此帖跋语，今始见此帖，亦足以惊心动魄。然予跋足以助赵文学论，惜诸君不见我也。光绪己丑浙江试竣北还过扬州为午桥公祖同年跋此。顺德李文田。

应该说，李文田已将清初中期以来怀疑《兰亭序》出于王羲之之手的论调，推向了无以复加的极致。正因为如此，其后民国年间否定《兰亭序》者也便只好降调，从某些局部或侧面着眼来发表关于《兰亭序》不出于晋人之手的看法。

1911年，姚大荣撰《禊帖辨妄记》，针对有关《兰亭序》真迹传藏记述、《兰亭序》唐摹本与定武本传藏记述等，不厌其烦地列出了它们的互为矛盾之处，并斥之为“十七妄”。目的只在说明，前人关于《兰亭序》说了很多，但谁也未能弄清《兰亭序》的本来面目何在。该记并没有道及《兰亭序》或真或伪，有人将其引为《兰亭序》“伪托”说的论据 ，或将其作为民国（姑不论“1911年”不属民国，民国始自“1912年”）《兰亭序》真伪争论的一家 ，都是一种明显的“误读”。本来，我们于此完全可以不提姚大荣的《禊帖辨妄记》，只因人们对此“误读”一而再、再而三，也就不得不饶舌几句以澄清事实。民国年间对传本《兰亭序》表示怀疑的主要有两人，一是姚华，一是张伯英。1916年，姚华跋《广武将军张产碑》时说：“近欲攻《禊帖》之伪，因收晋刻。诸家所录，次第备致，独无《广武将军碑》（碑建在建元四年，当晋太和三年，去右军修禊后十有五年。碑云‘丙辰’实‘戊辰’之误也）……忽闻铜梁王氏藏本流入市间，几为豪者所夺，幸得以重金易归而宝藏之”，“于《爨宝子碑》见古隶之结局，于《张产碑》见今隶之开宗，古今书法变迁，关键于此。覃溪号精鉴，曾不之睹，而毕生俯首《兰亭》，何耶？” 1924年，张伯英在《造形美术》第1期上发表《宝颜室书跋》，其中写道：“今隶起于汉魏之间，而魏晋碑碣，纯为分书法帖，钟王楷则难可凭信。正书鼻祖当属此碑（指《爨龙颜碑》——毛按）”，“《兰亭》体势平近，殆唐人书”。 由跋语不难看出，姚华和张伯英都是根据晋碑上的书体书风，来推断《兰亭序》非王羲之所书。

但读罢1925年前后问世的欧阳辅著述，我们觉得，除姚华与张伯英外，民国学人中否定《兰亭序》者似乎还可追加数人，如缪荃孙（筱珊）、杨守敬等人。欧阳辅在著述中说道：“近日有人拾缪（筱珊）、杨（守敬）之唾余，竟欲推倒《兰亭》，指为伪作，匪夷所思矣……《兰亭》经梁隋唐宋人考证，何啻千家？……未有敢言逸少无此书者，乃欲翻千数百年之铁案，多见其不知量” ，“缪筱珊谓真书始于齐梁……沿其波者，遂并《兰亭》而攻之，以为伪作。不顾南朝隋人迭有称述，又妄指为唐太宗所作，尤为无理。夫太宗为开国英主，武功既成，雅好文事，心喜王书而收集之尔。岂屑如后世之下士、黠贾，作伪以欺人乎？真拟于不伦矣！又有以《阁帖》（《淳化阁法帖》）为全属伪作者，亦武断也……缘近来盲从真书始于齐梁者，漫欲摧毁《兰亭》与《阁（帖）》，以申其横议……若晋代果无真书，则右军书名盖冠古今，何以为后人所称述传习者仅有真行草，而篆隶竟无一字留存天地间？后人亦无一人传习其篆隶与称述其篆隶者？” 很显然，欧阳辅所指斥的诸人也只是从书体角度判定《兰亭序》为伪，比李文田当年的调门已不知下降了多少倍！

《兰亭序》到底是真是伪，也就是说，《兰亭序》到底出不出于王羲之之手，这种思考当然始于清前中期的赵魏，不过我们今人回望之却不可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将之简化：或以为赵魏就是主伪论者，或以为赵魏非主伪论者。其中的关键在于，要辨明赵魏所说的《兰亭序》，针对的是王羲之笔下的《兰亭序》真迹，还是流传于世的《兰亭序》摹本或刻本。细读我们上文所引赵魏对江德量所说的那段话，意思很明显，他怀疑的只是包括《兰亭序》在内的“今行世诸刻”，认为它们在唐人的“临”与“传摹”过程中“失真”，把原帖应有的“隶书遗意”与“古法”等皆丢掉了。这里面，并没有怀疑《兰亭序》原迹的真实性。

到阮元那儿，怀疑《兰亭序》（言论详见上文所引），依旧着眼于世传诸本《兰亭序》，或以为这些传本加进了唐人笔法，是“右军笔法”与“唐人笔法”的混合物；或以为这些传本不存晋人笔法，“直是以唐人书法录晋人文章耳”。至于有人抽出其中一句“唐太宗所得《兰亭序》，恐是梁、陈时人所书”，认为阮元否定的就是《兰亭序》真迹，则经不起推敲。这是因为，我们只要弄清阮元所说的话，是否认同了中唐何延之说法——认为唐太宗所得《兰亭序》为王羲之留下的真迹——这一前提，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在我们看来，如果阮元认为何延之说法不正确，那他否定的还是《兰亭序》传本——“恐是梁、陈时人所书”的《兰亭序》传本，对《兰亭序》真迹是否出于王羲之之手仍未发表看法；如果阮元觉得何延之说法可取，那也只能说阮元认为唐太宗上当了，他所得的《兰亭序》并非王羲之所传之真迹，而“恐是梁、陈时人所书”的一种临本（或与王羲之真迹无关的自由书写本），这里同样未对《兰亭序》真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阮元之后的何绍基，也未怀疑到王羲之所书《兰亭序》真迹上面去，他怀疑的只是那些“《禊帖》传本”，认为那些传本“徒以纤婉胜”，失去了原作（真迹）应有的“凝厚”与“八分气度”，“其中总不免有齐、隋以后笔致也”。

直到赵之谦那里，含蓄怀疑的仍是“近世所传二王书”中的《兰亭序》，认为它们皆为唐太宗所书，与王羲之无关。其中仍看不到他对王羲之写过《兰亭序》真迹的怀疑。也就是说，在我们上引《章安杂说》一段文字中，无论怎么寻绎，都看不到赵之谦表达王羲之从未写过《兰亭序》真迹的意思。

即便在李文田笔下，书法方面否定的也无非如“定武石刻”这样的传本，而未及王羲之当年是否写过《兰亭序》。但于文章方面，李文田终于道及王羲之从未写过什么《兰亭序》，并进而推论“文尚难信，何有于字”，认为王羲之也不可能留下什么名叫《兰亭序》的真迹（或稿本，或墨迹）传之后世，后世所传《兰亭序》与王羲之无关，不过“隋唐间之佳书”而已。

至于民国年间姚华、张伯英、缪荃孙和杨守敬等人的否定《兰亭序》言论，针对的也全是传本《兰亭序》是否出于王羲之之手的问题。

经过上述辨析，已经不难看出，所谓《兰亭序》真伪问题，除李文田外，从清代前中期的赵魏开始，到民国年间姚华等人，针对的实际上只是“传本”《兰亭序》而非“真迹”《兰亭序》。而李文田倡言“文尚难信，何有于字”，连“真迹”《兰亭序》一块儿否定的做法，虽受到后人郭沫若与李长路等人的拥戴，但遭遇的多家驳难却是致命的。因此，我们对《兰亭序》真伪问题的看法是：王羲之一定创作过《兰亭序》这一真迹，只是这一“真迹”面目究竟如何，唐太宗时代以后的人谁也弄不清楚，看不到了啊！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王羲之于永和兰亭雅集当天为兰亭诗集写下了一通序文草稿，其后又经多次修改、誊正，定稿之前那通“改定稿”（尚有极少局部修改），书文俱佳，被王羲之本人珍藏下来，由家族内部传藏，一直传到六世孙智永之手。然后，经萧翼赚取，又从辨才那里传至唐太宗并随唐太宗葬入昭陵。正因为如此，后世所传皆为入昭陵之前人们或摹或临留下的复制本。既为复制本，特别是其中的临本，当然会或多或少地偏离真迹面目，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就说它们与王羲之、与王羲之《兰亭序》真迹一点关系都没有，或推断它们“恐是梁、陈时人所书”（阮元语），或推断它们为“唐太宗书”（赵之谦语），或推断它们为“隋唐间之佳书”（李文田语），等等。纵然传本《兰亭序》（尤其是宋以后辗转翻刻过的各种传本《兰亭序》），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那是王羲之的责任么？但那能够损害真迹《兰亭序》的光辉么？ NLS3DHTZLWray3daxPheehK2vYjBqFPo7moHbFGxvJHk7xnrQVydkEdRqOZ1HH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