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兰亭序》的版本问题

说起“版本”，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可能就是书籍。版本学家李致忠认为，“版本学上的版本之称，似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版本，最初是专指用木板雕印的书本；广义的版本，则泛指一切稿本、写本、抄本、雕印本、排印本、影印本等”，“作为版本学上的专有名词——版本，则指同一部书在编辑、传抄、刻板、装帧乃至于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形态的本子”。

兰亭学借用之，指的是从《兰亭序》真迹那里复制出来的不同类型、不同样式之复制品，它包括墨迹本与传刻本，也包括底本、善本、真本、传本、赝本、搨本（拓本）、旧本、翻刻本、覆刻本、仿刻本、重刻本、摹本（模本）、临本等。所谓《兰亭序》版本研究，就是以这些不同类型、不同样式《兰亭序》复制品（据唐人记载，真迹已随唐太宗去世殉葬昭陵，从人间消失）为对象的研究。

《兰亭序》版本研究在兰亭学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从兰亭学构建前的资料准备与问题萌发期（具体地说即北宋年间）就开始了，突出标志在于，当时已有不少谈论《兰亭序》文字涉及《兰亭序》版本的收藏者、藏本编次、原有题跋、递藏经过、特殊字法与笔触特征、与传世本的比较、作者推测、原轴装裱情况、原题作者、评价、题赞及其与收藏者另藏本比较等。比如，米芾就留下了这么一段精彩记述：

苏耆家《兰亭》三本：一是参政苏易简题赞，曰：“有若像夫子，尚兴阙里门。虎贲类蔡邕，犹傍文举尊。昭陵自一，真迹不复存。今余获此本，可以比玙璠。”第二本在苏舜元房，上有易简子耆天圣岁跋。范文正、王尧臣参政跋云：“才翁东斋书，尝尽览焉。”苏洎，才翁子也，与余友善，以王维《雪景》六幅、李主《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毫发备尽，“少长”字，世传众本皆不及。“长”字其中二笔相近，末后捺笔勾回，笔锋直至起笔处。“怀”字内折笔抹笔，皆转侧褊而见锋。“暂”（异体）字内“斤”字、“足”字转笔，贼毫随之，于斫笔处贼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尝有也。此定是冯承素、汤普彻、韩道政、赵模、诸葛贞之流搨赐王公者。碾花真玉轴，紫锦装背。在苏氏舜元房，题为“褚遂良摹”。余跋曰：“《乐毅论》正书第一，此乃行书第一也。观其改误字，多率意为之，咸有褚体，余皆尽妙。此书下真迹一等，非深知书者，未易道也。”赞曰：“熠熠客星，岂晋所得？养器泉石，留腴翰墨。戏著标谈，书存焉式。郁郁昭陵，玉碗已出。戎温无类，谁宝真物？水月非虚，移模夺质。绣缲金鐍，琼机锦。猗欤元章，守之勿失。”第三本唐粉蜡纸摹，在舜钦房。第二本所论数字精妙处，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沂摹。盖第二本毫发不差。世当有十余本。一绢本在蒋长源处，一纸本在其子之文处，是舜钦本。一本在滕中处，是归余家本也。一本在之友处。

北宋之后，《兰亭序》版本研究继续受到人们重视，像南宋桑世昌《兰亭考》、俞松《兰亭续考》、姜夔《禊帖偏旁考》，元周密《云烟过眼录》、袁桷《清容居士集》，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董其昌《容台集》、赵琦美《铁网珊瑚》、安世凤《墨林快事》、张丑《清河书画舫》、汪砢玉《珊瑚网》、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胡若思《兰亭诸本考》，清胡世安《禊帖综闻》、吴高增《兰亭志》、孙承泽《庚子销夏录》、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王澍《竹云题跋》和《虚舟题跋》、王文治《快雪堂题跋》、曾廷枚《禊帖绪余》、翁方纲《苏米斋兰亭考》等，都对《兰亭序》的版本或记述、或题跋、或列目、或分类、或系统研究，打下坚实基础。进入近现代以至今天，《兰亭序》版本研究更是逐步走向深入，托出累累硕果，其中论文（含部分散文和札记）类有容庚《八十一刻兰亭记》和《兰亭五记》、徐邦达《谈神龙本〈兰亭序〉》、启功《〈兰亭帖〉考》、李棪斋《“兰亭展览”所见南宋游相集藏禊帖十六种》、马成名《常见的〈兰亭〉摹本和刻本》《海外所见宋拓〈兰亭序〉二种》、钱镛《新见的赵孟临〈兰亭序〉》、启功《谈〈兰亭〉天历本》、唐兰《神龙〈兰亭〉辨伪》、沈培方《褚摹王羲之〈兰亭序〉系米芾临本考辨》、刘刚《唐摹〈兰亭序〉再议》、穆棣《八柱本神龙〈兰亭〉墨迹考辨》、何传馨《故宫藏定武〈兰亭〉真本（柯九思旧藏本）及相关问题》、李慧闻《董其昌所见所评唐临摹本〈兰亭序〉及其1618年赠人的一本〈兰亭〉：关于鉴定学的一项个案研究》、顾廷龙《宋游相〈兰亭〉述略》、王连起《重谈落水〈兰亭序〉的问题》《定武〈兰亭〉吴炳本、独孤本考略》《元陆继善摹〈兰亭序〉考》《〈兰亭序〉重要传本简说》、张彬《唐宋以来书法家临仿摹刻〈兰亭序〉综览》、李遇春《广东藏刻〈兰亭〉禊帖述略》、朱万章《筠清馆摹刻六朝法书考——兼谈吴荣光与〈兰亭序〉》、张金梁《论明拓〈兰亭序〉》、丛思飞《古代〈兰亭〉书法及其文化阐释（第二章）》、郭丹《〈兰亭序〉开皇本流传考》、张则鸣《唐摹何氏〈兰亭序〉东阳本》、阮一正《天一阁神龙〈兰亭序〉碑刻与明文嘉跋神龙〈兰亭序〉本之比较》 、袁玉红《国家图书馆藏“兰亭八柱”帖之考析》、尹一梅《丛帖中的〈兰亭序〉与徐树钧藏〈宝鸭斋兰丛〉》《〈兰亭〉刻本的繁衍发展》《宝鸭斋〈兰亭〉八十二拓》、黄浩然和王照宇《赵孟的“兰亭缘”及锡博本赵临〈兰亭帖〉》、水赉佑《〈兰亭序〉杂谈二则》、卢慧纹《翁方纲与落水〈兰亭〉》、陈一梅《明代丛帖中的〈兰亭序〉刻本》《玉枕〈兰亭〉的刊刻流传及其影响》、黄懿君《无锡博物馆藏赵孟临〈兰亭序〉考辨》、秦明《故宫藏宋拓春草堂本游相〈兰亭〉卷琐谈》、王祎《故宫博物院藏游似藏开皇〈兰亭〉诗序版本探讨》、顾霞《苏州博物馆藏〈兰亭〉三种述略》、仲威《上海图书馆所藏〈兰亭〉善拓举要》、张金梁《传唐摹〈兰亭序〉墨迹晚明收藏三人行》、穆棣《八柱本神龙〈兰亭〉墨迹考辨（续）》、王守民《杭州碑林博物馆藏九江本〈兰亭序〉刻石考辨》和郭丹《王文治题跋的开皇〈兰亭〉五种》 等，专著（论文集）类则有容庚《丛帖目》 、启功《启功丛稿》 、张彦生《善本碑帖录》 、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 、王壮弘《帖学举要》 、朱家溍主编《历代著录法书目》 、水赉佑《宋代帖学研究》 、周汝昌《兰亭秋夜录》 、陈一梅《宋人关于〈兰亭序〉的收藏与研究》 、陈忠康《经典的复制与传播——以〈兰亭序〉版本为中心的考察》 、王照宇和陈浩编著《〈兰亭序〉综合·版本研究》 和故宫博物院编《2011年兰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等。

以上所述《兰亭序》版本研究，清代以前姑且不说，单就近现代直至今天部分而言，成果的出现主要取决于作者的学术兴趣，他们有幸见到了一种或数种《兰亭序》版本，于是查找相关文献资料并结合自己的观察与分析，而写出《兰亭序》版本研究文章；也有的出于工作需要而介入《兰亭序》版本研究的，比如就职于某博物馆或图书馆，便对该馆所藏《兰亭序》版本进行研究；还有的是为了取得硕士、博士学位，而以《兰亭序》版本为研究对象构思并完成自己的学位论文，等等。当然，这三种类型只是相对而言，它们之间还存在某些交叉、重叠，比如工作需要可以同学术兴趣相结合，学术兴趣也可以同完成学位论文相结合。但无论出于学术兴趣，还是出于工作需要或拿学位证书需要，都带有一定程度上的非自觉性。即对如何有序而有效地进行《兰亭序》版本研究，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于是，某些重复劳动与无效劳动便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立足兰亭学学科立场，明确今后《兰亭序》版本研究的努力目标，就显得很有必要。

我们认为，今后《兰亭序》版本研究的努力目标，就在于必须做到总与分、实与虚的有机结合。

这里的“总”指的是关于《兰亭序》版本的宏观研究（或称之为整体研究），其对象囊括自古以来所有被记录、被传藏的《兰亭序》版本。

宏观研究是诱人的，也是有难度的，正因为如此，在已经问世的《兰亭序》版本研究成果中所占比例极小。而且，就是这极少成果，有的还沦于版本罗列和文献抄录，人云亦云，看不到作者的独特发现与独特见解，对《兰亭序》版本研究贡献甚微。

好在“极少”中还有前述陈忠康著《经典的复制与传播——以〈兰亭序〉版本为中心的考察》，把握到了《兰亭序》版本宏观研究的两个关键点，即切合实际的体系划分和深刻独到的流变规律揭示。

据有关晋唐文献所述，《兰亭序》从创作之时的东晋开始，到被萧翼赚入宫廷的唐代初年为止，如果说有版本的话，那也极其简单，即只有一通“真迹”（原稿）而已。随后，在唐太宗的倡导或安排下，始有若干摹本（又称搨本，用双勾填廓的方式从真迹上复制出来，位置准确，但神采欠佳）、临本（对着真迹或从真迹那里复制出的搨本，一笔一画、一字一字与一行一行地仿照写出，神采自若，但形态与仿照对象做不到若契若合），《兰亭序》版本形态便丰富起来。再后，经中唐、晚唐，《兰亭序》版本又如何呢？我们想，唐太宗去世时虽将真迹带入昭陵，但近乎真迹的摹本尚在，人们仍可据此复制出新的摹本或仿写出新的临本。后来被人们称作所谓冯承素等摹、褚遂良临、虞世南临的多种唐人摹临本，便是初唐、中唐与晚唐无数摹本、临本中的幸运留存者（大部分都消失了）。有唐一代版本形态主要呈现为摹本（搨本）、临本，对此，唐人留存至今的文献都有明确记录，自然不存在疑问。存在疑问的是，唐代是否出现过刻本？这点，唐人文献不见记录。直到南宋桑世昌《兰亭考》那里，我们才从中发现唐人已有刻本的八九则记录：

△天禧中，相国僧元霭曾进唐勒石本一卷，卷尾文皇署“敕”字，傍（旁）勒“僧权”二字。体法既臻，镌刻尤工。

△泗州南山杜氏父为尚书郎，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板本《兰亭》，与吾家所收不差。有锋势，笔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面，视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异也。

△汪氏所藏三米本，有跋云：泗南山杜器之祖收唐刻本《兰亭序》，与家藏苏太简中令所收正（贞）观模赐王公本一同。

△泗南山杜宝臣字器之，祖两世为郎，父为令。家传唐模印本与购于苏易简家贞观名手双勾本微有出入。

△钱塘关景仁收唐石本《兰亭》，佳于定本，不及余家板本也。

△又得唐刻本《兰亭》，丝发不差，遂用此本刻成。今天下惟此本矣，希一赏发论。

△予顷见唐刻本有二：一是正（贞）观间石刻，一是泗南山杜氏所藏板本。崇宁初，米老尝模刻于宝晋（斋），号为三米（兰亭）。锋势笔法绝不类他本。区区宝爱定武本者，是不知有唐刻本也。

△一本“会”字全，不界行，“斯文”下有“贞观”单印，上角微圆，末篆书题“贞观石刻”。绍兴乙卯重刊。

北宋距唐甚近，其记录虽不全然可信，但也不能全然视为凿空之言。也就是说，在中、晚唐时，随着《兰亭序》名声的增大，原有的搨、临已远远满足不了人们收藏、学习《兰亭序》的需要，于是，便有人尝试将其中的一些摹本或临本刻于木板或石板之上。有了刻板，拓印出拓片，传播迅速快捷起来。人们的需求随之得到满足。上引《兰亭考》所述唐人刻本（拓片），就是中、晚唐间所刻刻本（拓片）的部分留存，且已幸运传播到北宋年间。

由晚唐经五代十国进入北宋，《兰亭序》版本形态进一步多样化与复杂化，这时，除了原有占主体的摹本、临本（均为墨迹本）外，又增添了一个新的样式——人们于庆历年间（1041—1048）发现的所谓定武刻石《兰亭》：

定武《兰亭序》石刻，世称善本。自石晋之乱，契丹自中原辇载宝货图书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汉兵起太原，遂弃此石于中山。庆历中，土人李学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韩忠献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献，公坚索之，生乃瘗之地中，别刻本呈公。李死，其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本须钱一千，好事者争取之。其后李氏子负官缗无从取偿，宋景文公时为定帅，乃以公帑金代输，而取石匣藏库中，非贵游交旧不可得也。熙宁中，薛师正出牧，其子绍彭又刻副本易之以归长安。大观间，诏取其石，龛置宣和殿，世人不得见也。丙午金寇犯顺，与岐阳石鼓，复载而北，今不知所在也。此语见于续仲永所藏定武《兰亭》后康伯所跋也。

宣和中，诏宣定武衙校旧人问《兰亭》石，对曰：“庆历中，宋祁帅镇日，有学究李姓者藏此石，死于妓家。乐营将孟水清者，得以献祁。祁秘藏，不妄与人，留于公库，因谓之定本。后河东薛珦来帅，其子绍彭别刻留郡，易之以行。今在长安帅薛嗣昌（绍彭之弟也）。”

定武《兰亭》因系石刻，可从中拓出无数拓片（或称刻本、拓本），传播起来自然容易得多。加之此时的搨本（或摹本）与临本，绝大多数水平一般者虽易见但已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而极少数高水平者包括初唐之际那些搨本（或摹本）、临本已被宫廷、重臣与大贾们所秘藏，一般士子难得一见。这样，对一般士子来说，青睐定武《兰亭》也便成为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好在定武《兰亭》较之原有的那些唐人传本《兰亭》，自有一种浑厚沉静的面目与神采，令人向往，立即得到如苏轼、黄庭坚、晁无咎、王子渊、李之仪、米友仁、贺方回、李心传、荣芑、董逌、蔡襄、尤袤、王厚之、楼钥、朱熹等著名学者的推崇。于是，北宋、南宋掀起了一股学习定武《兰亭》与收藏定武《兰亭》的风气。受该风气推动，原有的那块发现于庆历年间的定武《兰亭》刻石，再也满足不了需求，而逼迫人们纷纷走向覆刻与翻刻之路。覆刻也是一种翻刻，但就原意来说，在古人那里略有区别，即覆刻指原刻尚存前提下的刻石，新石与老石并存；翻刻指原刻已损或不存前提下的刻石，一般据原刻初拓勾勒字迹。有了覆刻与翻刻以至辗转翻刻，那自然就会出现更多面目的定武系统《兰亭序》版本：

《兰亭帖》当宋未渡南时，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无虑数十百本，而真赝始难别矣。王顺伯、尤延之诸公，其精识之尤者，于墨色、纸色、肥瘦、秾纤之间，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跋《兰亭》，谓不独议礼如聚讼，盖笑之也。然传刻既多，实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致（至）佳本，五字镵损，肥瘦得中，与王子庆所藏赵子固本无异，石本中至宝也。

到元明清之际，《兰亭序》版本形态在两宋基础上，大类又多了唐人摹本与临本的刻本。因定武《兰亭》翻刻到最后，笔锋渐秃，字形板重，远离最初形态，人们反过来又对唐人摹本与临本大感兴趣，并将之模勒上石拓出刻本予以传播。接下来，与定武本的命运一样，唐人摹本和临本也出现了覆刻与翻刻，从而使唐摹唐临之传刻本数量激增，成为人们收藏与学习的重要范本。

历唐宋元明清直至近现代，《兰亭序》版本形态除上述唐人摹本、临本、刻本，定武《兰亭》，唐人摹本、临本之刻本这几种类型以外，还有与它们书法风格不同的潘妃本《兰亭》、高丽使臣本《兰亭》、姜宸英本《兰亭》、开皇本《兰亭》、玉枕本《兰亭》，以及明显属于伪造的草书本《兰亭》等。真可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啊！

面对如上所述之版本形态（我们的叙述已将它简化），我们发现，从书法风格角度出发，有的宏观研究者以“褚摹系统”和“定武系统”进行划分，有的宏观研究者以“临、摹本系统”和“刻本系统”进行划分，有的宏观研究者以“墨迹本系统”和“石刻本系统”进行划分。与他们不同，陈忠康采取了三大系统划分法，即“唐临、摹系统”“定武系统”与“别派系统”。那么，相比之下，谁更切合实际呢？

先看第一种划分法。它的源头在元明清之际：

《兰亭》自唐以后，分为两派，其一出于褚河南，是为唐本；其一出于欧阳率更，是为定武本。

《兰亭帖》，自唐以后分两派，其一出于褚河南，是为唐本；其一出于欧阳率更，是为定武本。

《兰亭》起于定武，继以神龙，是欧、褚之二源，论之数矣。

《兰亭》有定武、神龙二派，由欧、褚而分，余揭而告于世久矣。

《兰亭》刻本不下数百，大约有二源：定武与神龙是也。定武欧模（摹），神龙褚模（摹），各以己意掺入，其派分矣。

其实，今天的学者绝大部分已不再认同唐人传本分别出于褚摹与欧摹的说法，而普遍认为所谓神龙本出于搨书人之手，所谓虞世南与褚遂良本出于唐人学虞学褚者之手，所谓定武本原迹出于唐人学欧者之手。既如此，对《兰亭序》版本宏观上仍以“褚摹”与“定武”两个系统划分，便远离客观事实（尽管“定武”系统的提法并不存在问题）。

至于第二种与第三种划分法，主要偏颇是相同的，即要么忽视了唐临、摹本或墨迹本在元明以后曾被转化过刻本或石刻本的事实，要么割裂了唐临、摹本或墨迹本与其刻本或石刻本之间的有机联系。

看到了前三种划分法的不足，也就能看到陈忠康的划分法更为切合实际。以“唐临、摹系统”取代“褚摹系统”，是对唐临、摹本均出于褚摹观念的颠覆，也是对唐临、摹本或墨迹本与刻本或石刻本无关观念的颠覆；以“定武系统”取代“刻本系统”或“石刻本系统”，是对第一种划分法合理部分的继承，也是对第二、三种划分法的全盘否定。至于“别派系统”的设立，则有助于对“唐临、摹系统”和“定武系统”以外的一些重要版本进行描述，让《兰亭序》版本世界还原得更加立体与多彩。

陈著关于《兰亭序》版本宏观研究的另一难得之处，就在于它对自唐至清《兰亭序》版本流变规律，给予了深刻而又独到的揭示：

△上举五点（指外形式上的五点改变，即尺寸上展大缩小、刻本上加界格、改变排列行数、文字缺损、改字添字将稿本“洁化”）本是《兰亭》版本变异的一个方面。但其中一些因素的累积恰恰能改变一个经典作品的功能与性质。我们知道，中国书法中很多最伟大的作品都是一些草稿（其他如颜真卿《祭侄稿》）。正是这种非正式性的书写，融技巧与情感于一体，使作者达到天然自放的“神化”效果。虽然，这是一种极致性的作品“光晕”，任何复制都会有所损失，但只要稍微准确地复制都能保持原作的基本品质。可是，在《兰亭》版本不断的传刻中，尤其是宋以后，当它在另一个目的——作为取法范本的趋动和催化下，为适合初学者临摹需要的意图不知不觉在起着作用，从而使作品的性质产生了本质的变化：草稿的面目转脸就变成了正稿，散乱式的自由被规整化的严谨所替代。

△从唐人的临、摹到两宋的传播与翻刻，再经明清人的再翻刻，又建构了一系列纷繁的图像系统。而这个图像系统是经过艺术信息损失与时风筛选过的不完整的书法图式，是一个被后人中介过的《兰亭》形象。每一个时代对《兰亭》的认知，无非是文献上的《兰亭》和他们所能见到的版本，二者重叠才能产生相对有效的知识。这就造成了一种自由度，使《兰亭》形象在历史的流变中被不断地衍形与衍意。也就是说，对《兰亭》形象的认知是一个不断被生成的过程，且不断趋向多元化，这就难以避免地出现“各以所见为是”的认识模式。

相对于宏观研究，微观研究难度自然要小得多，但要把微观研究做深做透亦非易事，关于《兰亭序》版本的微观研究即是如此。微观研究属个案研究、“分”的研究，对此，过去的人们已倾注大量心血，并留下可观成果，这点可从本节开头部分的列目清楚看出。

从理论上说，凡是文献上做过记录并有图像（最好是版本原件）流传至今的所有版本，都可给予微观研究。但在实践中，我们还是应该有所选择，区分不同版本的重要程度，把那些知名度高的版本挑出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深入研究。

在我们看来，最值得深入研究的《兰亭序》版本，当是神龙本、定武本、褚临本与开皇本这四大种。

关于神龙本，最早作系统探讨的是清人翁方纲，他在所著《苏米斋兰亭考》中，用“卷第二”数千言的篇幅，专门探讨了神龙本《兰亭序》。他认为，“世所传神龙《兰亭》者，褚临本也”，“以为神龙本不足信者，谓以今世所行此本，指为当□（疑为‘初’字——毛按）神龙年间借出之本，则不可信。乃若就今所行褚临本言之，则此所号称神龙本者，尚是褚临之可信者矣”，“独此神龙本，尚是谨依原迹摹之，故于其多出之笔势，丝毫无敢改焉。即以‘每揽’二字，中画之分二层，亦不问其何因致此，而必谨依之也”。

到1960年代初，启功撰《〈兰亭帖〉考》，继承了翁方纲神龙本是“谨依原迹摹之”的观点，但摒弃了神龙本当为“褚临”的观点，而直接视神龙本系从王羲之真迹上摹搨下来，他说：“所谓摹搨的，是以传真为目的。必要点画位置、笔法使转以及墨色浓淡、破锋贼毫，一一具备，像唐摹《万岁通天帖》那样，才算精工。今存《兰亭帖》唐摹诸本中，只有神龙半印本足以当得起”，“这帖的笔法秾纤得体，流美甜润，迥非其他诸本所能及。破锋和剥落的痕迹，俱忠实地摹出”，“而‘每揽’的‘每’字中间一横画，与前各字同用重墨，再用淡墨写其余各笔。原来原迹为‘一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后改‘一揽’为‘每揽’。这是从来讲《兰亭帖》的人都没有见到的。并且这‘每’字在行中距其上的‘哉’及其下的‘揽’字，俱甚逼仄，这是因为原为‘一’字，其空间自窄”，“这一卷的行款，前四行间隔颇疏，中幅稍匀，末五行最密，但是帖尾本来并非没有余纸，可知不是因为摹写所用的纸短，而是王羲之的原稿纸短，近边处表现了挤写的形状。又摹纸二幅，也是至‘欣’字合缝，这可见不但笔法存原形，并且行式也保存了起草的常态……至于茧纸原迹的样子，今已不可得见，摹搨本哪个最为得真，也无从比较，但是从摹本的忠实程度方面来看，神龙本既然这样精密，可知它距离原本当不甚远。郭天锡以为定是于《兰亭》真迹上双勾所摹，实不是架空之谈，情理俱在，真是有目共睹的”。

紧承启功，1963年，唐兰撰《神龙〈兰亭〉辨伪》 ，既不认同翁方纲的“褚临本”之说，也不认同启功的“距离原本当不甚远”说，而明确宣称：“我个人的看法则以为八柱本神龙《兰亭》的作伪痕迹是很显著的，就是从书法来看，也是只注重姿媚，完全看不到骨力，绝不是唐宋人的作品”“（南宋）杨镇既善于临摹，临摹完后，钤上‘神龙’半印，隔了一个时期，谁能料到他所伪作的呢？他身为驸马与节度使，又是法书名帖的收藏家，他的作伪，深居驸马府内，更不易为人所觉察。他这两本神龙《兰亭》又是在他身后，他的后人分别卖出来的。无怪这些大鉴赏家，如张斯立、郭天锡等也上他的当了”“八柱本神龙《兰亭》的作伪者手段的确是很高的，他想出了勾摹与临写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破锋、贼毫、剥痕、断笔一一具足，而另一方面笔势流美，神完气足，真不失为‘好伪物’。如果不是为时代所限，处处显示出明人风格的话，就真是《兰亭》的一个好摹本了”。

过了两年，即1965年，郭沫若撰《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 ，于“书后”部分写道——“‘神龙’是唐中宗的年号，在存世墨迹本中，大家倾向于以这本为最好。它的真迹尚存故宫博物院，我曾经亲自去对勘过”，“说到了神龙本《兰亭》墨迹，在这里不妨再写出一些我自己关于它的看法。照我看来，这个墨迹本很可能就是真迹，它不是临摹本或者响搨本。原文二十八行，基本上是用浓墨写成的，但有三个字的墨色较淡而润，那就是‘齐彭殇为妄作’句中的‘彭’‘殇’‘为’三个字，‘彭’字较淡，‘殇’字稍浓，‘为’字又转淡，这是在写属中笔尖蘸了两次水的缘故”，“这些改动，特别是用三种墨笔来改动，这是表明着文章在定稿过程中经过反复的修改。在前也有人注意到这些，但他们坚信《兰亭序》是王羲之自己做的，自己写的，故认为是临摹者仔细地临摹了王羲之的稿本，连笔墨的浓淡照样临摹出来了。这是为先入之见所囿的见解。今天我们知道《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临河序》，更不是他的亲笔，那就用不着再走弯路，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了。这个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同他所写的《告誓文》和别人临他所写的《归田赋》，笔迹差不多完全相同”。很显然，郭沫若的看法与前述翁方纲、启功与唐兰均不同。他认为神龙本《兰亭序》墨迹是“真迹”，为智永所书之稿本，不是“临摹（此处词义偏于‘临’）本”或“响搨本”（即“摹本”），与王羲之毫无关系。

过了近二十年，徐邦达撰《神龙〈兰亭〉考辨》，先是重复唐兰观点，认为神龙本《兰亭序》系摹临结合本，高于传世的其他摹刻本，上面的“神龙”小印可能由南宋驸马杨镇伪造并钤盖，然后才托出自己观点，认为帖字并不出于杨镇之手（即非杨镇所伪造），在书法上有接近“茧纸”（即王羲之当日所书之原迹）的地方，但稍乏“雄强”之气。原文写道：“（神龙本《兰亭序》）《石渠宝笈》著录归纳入‘兰亭八柱’中，从书法上看，娟秀特甚，稍乏王羲之‘雄强’之气（梁武帝萧衍评语），稍稍接近于唐人褚遂良辈风貌，即论唐摹本，也还不如传世的确见风骨雄强而又形模不谋而合的其他王书诸本，如《远宦帖》《寒切帖》《丧乱》《得示》四帖，《孔侍中》《频有哀祸》等三（二）帖为可能‘切近真也’（借郭天锡跋此本中语）”，“此本在笔法上已经不太多保持王书雄强风骨，但从另一方面看，则还有一定的接近‘茧纸’原帖的地方，确然略胜于世传另外那些临摹本墨迹以及石刻传拓本”，“本帖行款前后左右映带，欹斜疏密，错落有致，通幅打成一片，为任何摹本中所未曾见到的”，“（此本）可能大都是保留原帖中的原样而仿摹下来，不能是凭空胡造的，所以它有一定的‘存真’的优点，高于传世各种其他摹刻本”，“本帖神气又比较生动，细看乃是摹临结合，将字形先勾一轮廓，再依勾形对看原迹临写，其细微末节特点之处——如贼毫、杈笔等，则再仔细描补而成。所以，一方面细节特点不失，一方面又较生动。粗心一看，几乎要当是放笔直书的，无怪季因是会上陈定的当，以为真是‘昭陵祖帖’重现人间了”，“我怀疑此‘神龙’小印的加钤，或即出于杨镇驸马之手”，“（但认为）连帖字都出于杨氏一人之手，那却不能置信……（此帖）勾摹之精，更非南宋人能到，因为双勾廓填确为唐弘文馆搨书人的妙技，后世少能企及的”。

不知出于何种心理，虽然唐兰遗稿《神龙〈兰亭〉辨伪》1983年由《书法》隆重推出、徐邦达《神龙〈兰亭〉考辨》1984年随《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而公之于世，绝大部分学人和书法家及书法爱好者依然把神龙本《兰亭序》视作“下真迹一等”的最佳唐摹本，只是十多年内无人公开撰文提出神龙本为最佳唐摹本的理由、反驳唐兰与徐邦达关于神龙本系明人杨镇伪造与“神龙”小印系明人杨镇伪造（加钤）的观点。

直到1999年，苏州“《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我们才看到穆棣发表四万余言长文《八柱本神龙〈兰亭〉墨迹考辨》，对唐兰与徐邦达的“杨镇伪造”说给予详尽而有理有据的反驳——

△总之，神龙《兰亭》以“神龙”小玺为其时代依凭，经宋元鉴家群体郭、鲜于氏等人（亦包括其他绝大多数古今鉴家）一致考定的系“宜切近真”的唐摹最善本，又其本身，无论点画、笔法，乃至章法无不显露右军原迹种种特征，故为唐弘文馆供奉搨书人精心所摹之善本，无或疑焉。自古以摹搨技艺之高下而论，鉴家无不一致公认唐供奉搨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赵模、诸葛贞、韩道政、汤普彻等人为至善至精，兹观郭天锡评神龙《兰亭》，但云“定是……冯承素等奉旨于《兰亭》真迹双勾所摹”，而不作具体指陈为某家，信可谓客观、公允，颇为理性之论也。

△经过以上考辨，可证八柱本神龙《兰亭》墨迹确系太宗朝供奉搨书人直弘文馆赵韩冯汤等人依据右军原迹精心摹搨而成，为当时内殿珍储之唐摹最善本，亦传世唐摹善本中最优秀的本子之一。鉴家凭此，足证东晋行书早诣化境。至于后学诸子，凭此而欲津逮右军，又其谁曰不可呢？

十多年后，穆棣又撰《八柱本神龙〈兰亭〉墨迹考辨（续）》 ，在重申“神龙本确系唐摹善本”观点的前提下，又对该本中的一些令人失望之字如“永”“稽”“兰”“禊”“领”“右”“察”“当”“仰”“殊”“文”等字给予了具体剖析，认为：“神龙本搨摹之精虽可谓首屈一指，无与伦比，但只要是出于人工复制，无论其技艺何等精湛、绝到，通过仔细端详，反复研诘，破绽、纰漏终究不能掩饰。更何况《兰亭》字数众多，点画结构复杂多变，岂能无懈可击？” 这又是一种实事求是，颇能给社会上那些盯住神龙本《兰亭》少量局部失误而认定《兰亭序》属于后人伪造（不出于王羲之之手）者以有力的回击。

经过翁方纲以来众多学者对神龙本《兰亭序》的系统微观研究，我们对《兰亭序》书法终于有了一个相对确定的共同印象，这就是：“下真迹一等”，但又存在一些局部失误，在王羲之真迹失传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把它当作“真迹”来看待。

与神龙本相较，定武本《兰亭序》微观研究的重要性要小得多，但考虑到它自北宋初年出现以来曾对《兰亭序》的传播与接受产生过巨大影响，我们也应该对它倾注一定心血。过去，人们对定武系统内的河朔本、吴炳本、独孤本、落水本、东阳本、柯九思藏本、游相藏本以及有关博物馆、图书馆馆藏本等已作过初步或较深入的研究，今后，一方面可对已有成果作再检视，一方面可放开眼界，对仍然存世的其他定武本给予关注。

褚临本《兰亭序》曾被乾隆帝列为“兰亭八柱”第二，名声较大，故而也值得我们把它列入《兰亭序》版本微观研究中的重点对象之一。关于褚临本（今人或称之为“褚摹本”），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它太娟秀了，不像唐人所临，其中沈培方推断为米芾所临，杨鲁安泛化一些推断为北宋人所临。沈培方的观点见于所撰《褚摹王羲之〈兰亭序〉系米芾临本考辨》 ，文中写道：“米芾在获得苏氏家传本《兰亭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必定会持续反复地临写对照，力求逼似先贤、得其神髓。今存褚摹王羲之《兰亭序》极可能就是在米芾某日灵感突发、豁然开朗，以至‘五合交臻’之际，沐手如对至尊，取佳纸佳笔佳墨，以与原帖相同的谋篇布局，一气呵成临毕，并达到了‘神融笔畅’逼似原帖的境界（此种情况资深书法家每有相似经历）”，“以上我们从米芾其人及其书法艺术本体的逻辑，提出了褚摹王羲之《兰亭序》为米芾临本的论据”。

杨鲁安的观点表述在他的《“兰亭八柱”第二非褚摹辨》一文，他认为：“清乾隆皇帝（弘历）主持集刻的‘兰亭八柱’帖中，第二本号称唐褚遂良摹，原迹在解放前由故宫博物院影印问世，题名为‘褚遂良临’。1964年北京出版社辑印的《兰亭墨迹汇编》列为第二，称作‘褚遂良摹’。1973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影印的《唐人摹兰亭墨迹三种》，排在第三，标题‘传为褚遂良临’。三种印本均据一个底本，经反复校勘察证，实非褚临或褚摹，应定名为‘北宋人临《兰亭序》’。”

比较阅读沈培方与杨鲁安两人的文章，我们觉得，对褚临（或褚摹）本《兰亭序》的研究，杨鲁安的看法要更稳妥、更有说服力一些。沈培方回避考索，只侧重从自己主观感觉出发，认为“褚摹《兰亭序》系米芾临本”，实际上并未拿出过硬的证据予以证实，仍停留在“极可能”（这点倒实事求是，见我们上述所引沈文第一则）的判断之上。因此，关于褚临本《兰亭序》的研究，还留有不少空间，等待着人们去作进一步深入探讨。

关于《兰亭序》版本之微观研究，开皇本（见图3）的重要性远远不能与神龙本、定武本与褚临本相提并论，因为多数人都不看好它，或认为它只是定武众多刻本之一，或以为它是神龙墨迹本的摹刻本，或以为它的书法风格介于定武本与褚临本之间，或以为它“是子虚乌有之类”。但我们立足兰亭学立场，就会发现开皇本或真或伪事关《兰亭序》相关版本的价值定位，事关《兰亭序》唐前传藏经过的真相判断。如果属真，它就是最早的一种版本，地位居后起各种版本之上。唐太宗正因为见到它方想起派萧翼前往赚取真迹。这样，对何延之《兰亭记》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校正与补充；如果开皇本系后人或中唐至北宋间人伪造，那就没有太大的价值可言，充其量只是多了种别样《兰亭》刻本而已。因此，对《兰亭序》开皇本投入一定精力予以专题研究，也是完全有必要的。

在《兰亭序》版本研究中，我们除了要注重总与分的有机结合，还得同时注重实与虚的有机结合。

《兰亭序》版本研究是对过去已经存在事实的把握，既如此，必然要先告诉读者在历史的长河中，曾出现过多少种《兰亭序》版本，这些版本名目如何，哪些版本已失传，哪些版本还在人世间，传世版本或少数重要传世版本的形态、特征、传藏经过与当下收藏场所何在，等等。如此之类，皆属于《兰亭序》版本研究之“实”。

关于《兰亭序》版本研究之“实”，过去的研究者都非常重视，并留下可观之成果。

早在1962年，启功撰《〈兰亭帖〉考》 就告诉我们：“世传《兰亭帖》摹本刻本。多如牛毛，大约说来，不出五类：一、唐人摹搨本。意在存真，具有复制原本的作用。二、前人临写本。出于临写，字形行款相同，而细节不求一一吻合。三、定武石刻本。四、传刻本。传刻唐摹或复制定武，意在复制传播，非同蓄意作伪。五、伪造本。随便拼凑，妄加古人题署，或翻刻，或临搨，任意标题，源流无可据，笔法无足取，百怪千奇，指不胜屈，更无足论了”，“功见闻寡陋，所见的《兰亭》尚不下百数十种，足见传本之多”。

稍后，周汝昌撰《兰亭秋夜录》 ，于第一节开头部分对《兰亭序》版本之“实”揭示道：“张题杨伯时本，自云家蓄定武《兰亭》数十本，肥瘦劲弱不同。郑价，集《兰畹》数十本。王顺伯藏凡十秩，殆百本。康惟章与宇文粹中苏州党田元邀刘无言共论《兰亭》，出箧中所有百本。游景仁有所谓‘游相百种’。倪正甫谓曩年沈虞卿蓄《兰亭序》刻凡百余本，皆尝见之。《（南村）辍耕录》记宋理宗内府《兰亭》一百一十七刻。晚近犹有孔广陶集得百七十余种；吴云，以‘二百兰亭’名斋，在人耳目。自吾辈陋士视之，诚为大观矣。然《妮古录》云，贾似道窜逐时，朝廷命王孟孙薄录其家，石刻《兰亭》，多至八千匣。虽《兰亭》之于权相，与胡椒不殊，亦宁不令张王康沈郑游孔吴失色哉！”

1993年前后，水赉佑撰《宋代〈兰亭序〉之研究》，第四节“宋代《兰亭序》版本、收藏情况”介绍道：“宋人传刻《兰亭》，不仅单刻多至百余种，还刻入丛帖中去，最早的是宋徽宗时的《太清楼续帖》，到咸淳四年曹之格又把它摹勒入《宝晋斋法帖》中，共刻录二种，一是唐临本，一是定武本。南宋绍兴初年，越州石邦哲又把它摹勒到《博古堂帖》中”，“《兰亭序》的收藏已成为他们（宋代朝士）的一种嗜好，有的甚至收藏成癖。如尤延之、王顺伯、汪逵、周必大等，都少则数种，多则十余种甚至百余种、二百种……到南宋时，《兰亭序》则更加广为流传，翻刻又翻刻再翻刻，仅理宗御府所集藏的精品就达一百一十七刻，装褫作十册。丞相贾似道得一百七十余本分为十支，丞相游似收禊帖百种，分为甲乙十集”。

到2002年“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 举办之际，有三篇长文道及《兰亭序》版本研究之“实”。其中第一篇为张彬撰《唐宋以来书法家临仿、摹刻〈兰亭序〉综览》 ，于“存世临摹《兰亭序》墨迹目”下，按“年代”“有无落款”“称谓”“收藏地点”等要素，列出《兰亭序》版本四十种；于“临仿《兰亭序》刻本目”下，按“年代”“称谓”“源出刻帖”等要素，列出《兰亭序》版本一百一十四种；于“临摹《兰亭序》著录目”下，按“年代”“临摹者”“称谓”“源出著录文献”等要素，列出《兰亭序》版本一百二十三种。

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把握，《兰亭序》版本研究把大量笔墨用之于“实”的方面，当然是必须的。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关注一下“虚”的方面，强化问题意识，敏锐捕捉涉及《兰亭序》版本的大大小小之问题，并给予尽可能透彻的思考与完满的解决。遗憾的是，在已有的《兰亭序》版本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者都醉心或止步于“实”的方面，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虚”的方面；只有极少数研究者，一边关注着“实”，一边又关注着“虚”，并在“虚”的方面留下珍贵而难得的成果。

“虚”之成果，按发表年代先后来说，自然首推启功于1962年前后撰写的《〈兰亭帖〉考》。该文不仅介绍了《兰亭序》版本概况，肯定了神龙本“距离原本当不甚远”，而且发现了汪中旧藏定武本《兰亭序》后面的清末李文田跋语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据碑版而怀疑行草书帖。对此，启功反驳道：“这派怀疑之论，在清末影响很广，因为当时汉晋和北朝碑版的发现，一天天地多起来，而古代简牍墨迹的发现还少，谈金石的，常据碑版的字怀疑行草各帖的字，各帖里固然并非绝无伪托的，况且翻刻失真的也很多，但不能执其一端，便一概怀疑所有各帖”，“简札和碑版，各有其体。正像同在一个碑上，碑额和碑文字体也常有分别，因为它们的作用不同。并且同属晋代碑版，也不全作‘二爨’的字体。如果必方整才算银钩铁画，那么周秦金石、汉魏碑版俱不相副，因为它们还有圆转的地方。不得已，只有所谓欧体宋板书和宋体铅字，才合李氏的标准。且今西陲陆续发现汉晋简牍墨迹，其中晋人简牍，行草为多，就是真书，也与碑版异势，并且也不作‘二爨’之体，越发可以证明，其用不同，体即有别。且出土简牍中，行书体格，与《兰亭》一路有极相近的，而笔法、结字的美观，却多不如《兰亭》，才知道王羲之所以独出作祖的缘故，正是因为他的真、行、草者，变化多方，或刚或柔，各适其宜”。这里，启功就前人否定《兰亭序》言论加以讨论，很自然让人们在知晓《兰亭序》版本情况之余，顺便增强了关于《兰亭序》真实性的理解，难道不正表明“虚”的思考可以提升《兰亭序》版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吗？

与启功以介绍《兰亭序》版本为主，顺便给予一些“虚”的思考不同，1965年周汝昌撰《兰亭秋夜录》 ，专就《兰亭序》定武本的有关问题展开思考，版本介绍文字反而很少。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定武本的传播与收藏比重、定武本为何不及唐摹本、定武本被捧的关键人物是谁、薛绍彭究竟是否镵损并替换过定武原石、定武本是否出于欧阳询笔下等，作者以“笑贾”“罪黄”“质姜”“洗薛”“疑欧”五节文字分而论之，充分展示了作者对定武本《兰亭序》独到而深刻的把握。

《兰亭序》版本研究是《兰亭序》书法研究的重中之重，需要我们在借鉴与吸收已有成果的同时，锐意求新求深，真正做到既注重总与分的有机结合，兼顾《兰亭序》版本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又注重实与虚的有机结合，兼顾《兰亭序》版本的事实研究与问题研究。果能如此的话，那关于《兰亭序》的版本研究就必将出现一个飞跃，并进而带动兰亭学的再发展。 6Mg4jpDzvo0FkID1hOvaGvaJ1xTMpEiVim4wjT243GxF5aKnLN2Du+466oAbpbu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