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兰亭序》与《金谷序》的比较

为什么要把《兰亭序》与《金谷序》（或称之为《金谷诗序》等）进行比较研究呢？这是因为王羲之创作《兰亭序》过后不久，即有人将它与《金谷序》加以比较，并认为它远远胜过《金谷序》。南朝宋刘义庆著《世说新语》与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王羲之传”均记述道：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或以潘岳（通常作“石崇”——毛按）《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闻而甚喜。

这两则记述，除北宋苏轼外，大部分人都予以认同，即便到清代怀疑传世《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甚或干脆认为王羲之从未写过名叫《兰亭序》这样文章的舒位、李文田笔下，也觉得《世说新语》与《晋书·王羲之传》所记可信。

苏轼的观点见于他的《右军斫脍图》跋语：

徐彦和送此本来，云是《右军斫脍图》。予观此榻上偃蹇者，定不解书《兰亭序》也。右军在会稽时，桓温求侧理纸，库中有五十万，尽付之。计此风神，必有岩壑之姿耳。永思堂书。

谢安石人物为江左第一，然其为政，殊未可逸少意，作书讥诮，殆欲痛哭。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以纸五十万与桓温，何足道？此乃史官之陋，而鲁直亦云尔，何哉？书生见五十万纸，足了一世，举以与人，真异事耳。本传又云：“兰亭之会，或以比金谷，而以逸少比季伦，逸少闻之甚喜。”金谷之会，皆望尘之友也。季伦之于逸少，如鸱鸢之于鸿鹄，尚不堪作奴，而以自比，决是晋、宋间妄语。史官许敬宗，真人奴也，见季伦金多，以为贤于逸少。今鲁直又怪画师不能得逸少高韵，岂不难哉！余在惠州，徐彦和寄此画，求余跋尾，书此以发千里一笑。绍圣二年正月十二日，东坡居士书。

舒位（乾嘉诗人）的看法从他所作《题〈兰亭帖〉后》四绝句之一中可看出：

暮春禊事叙临河，

落纸烟云晋永和。

解道脱胎金谷引，

便知真本已无多。

（《世说新语》注所载《临河序》，与今帖文互异。）

李文田对王羲之当年所写文章模仿《金谷序》是肯定的，不过认为那所写文字是《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所引的《临河序》，而非帖本与《晋书·王羲之传》所录之《兰亭序》。李文田这一态度，就表现在我们上文已作过完整引述的李作汪中旧藏定武《兰亭》跋中，现不妨将其中要点重复如下：

《世说》云：人以右军《兰亭》拟石季伦《金谷》，右军甚有欣色。是序文本拟《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所引《临河序》篇幅相应。而定武本自“夫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不相合也。

我们在反复比较《兰亭序》和《金谷序》之后，觉得《世说新语》和《晋书·王羲之传》所记应该是基本可信的。《兰亭序》作于东晋永和九年（353），比作于西晋元康六年（296）的《金谷序》晚了五十七年，时代不同，加之作者不同，存在一些差异自是难免。但稍加寻绎即可看出它们之间更多的却是相同或相近之处，说明《兰亭序》确实在很多地方模仿了《金谷序》。

《兰亭序》有稿本、有《晋书·王羲之传》完整辑录本，原貌历历在目，这点很令人欣慰——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领（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惓，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已）为陈迹，犹（尤）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揽（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揽（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遗憾的是，《金谷序》原文已失传，后人所见只有不完整的节录本。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所引《金谷序》有两处，一在“品藻”篇，一在“容止”篇，详略已见不同。

“品藻”篇注引文字云：

石崇《金谷诗序》曰：“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容止”篇注引文字云：

石崇《金谷诗序》曰：“王诩字季胤，琅玡人。”

北魏郦道元《水经·谷水注》节引文字云：

石季伦《金谷诗集序》曰：“余以元康七年（比刘孝标注引的‘六年’多了一年—毛按），从太仆出为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有清泉茂树，众果、竹、柏、药草备具。”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九一九节引文字云：

石崇《金谷诗序》曰：“吾有庐在河南金谷中，去城十里，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

清人严可均辑《全晋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一），参考如上诸种不同注引和节引文字，合成了一个“百衲本”《金谷诗序》——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固然，严辑这段文字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等同原貌，但总算较为接近原貌了吧！所以，我们不妨以此为据，与《兰亭序》进行比较。一比较，就可看出《兰亭序》模仿《金谷序》最明显或最主要的地方，便是整篇文章的结构安排。为直观起见，且列表如下：

细读上列表格，我们不仅能看到在整篇文章的结构安排上《兰亭序》亦步亦趋地模仿了《金谷序》，而且在某些句式、用语上《兰亭序》也对《金谷序》进行了模仿，比如《金谷序》有“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这样的排比句式（含有一定对偶性），《兰亭序》便写下了“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这样的排比句式（也含有一定对偶性，只不过单句内具体结构不同而已。当然，该句式还有另一个模仿对象，这就是西晋刘琨《答卢谌》诗序中的“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金谷序》中有“故具列时人”“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这样的用语，《兰亭序》便写下“故列叙时人”“后之揽（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如此白纸黑字，如此历历在目，《兰亭序》对《金谷序》的模仿谁能视而不见？

那么，《兰亭序》又是凭什么胜过《金谷序》的呢？这便需要我们透过“模仿”看“超越”。很显然，如果没有“超越”的话，那纵然有个别“时人”以为《兰亭序》胜过《金谷序》，并让王羲之本人“闻而甚喜”，也无法让历史、让无数的后人予以认同啊！事实上，《兰亭序》在其书法成为千古绝唱的同时，文章也成了散文佳作，且愈到后来愈显魅力，既为广大民众所传诵，也为一些学者殚精竭虑研而究之。

根据上列“比较表”，结构要素中除“时间”一项以外，其他各项只要略加分析，就可看出《兰亭序》对《金谷序》的一些明显“超越”之处。

先说地点。《金谷序》叙说的地点是“有别庐在河南金谷涧中，去城十里”，《兰亭序》叙说的活动地点是“会稽山阴之兰亭”。本来，地点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存在什么“超越”问题，只是深究一下，《金谷序》与《兰亭序》所述地点，虽然都在离城较远的野外，但金谷那儿却是大官僚、大富豪石崇修建的私人别墅所在，野而闹、野而俗。相反，兰亭那儿却保持着原生态，纯自然山水，没有人工痕迹，没有嘈杂的音响，野而静，野而雅，直令其后一千余年间文人雅士神而往之。这，不正构成对前者的一种超越吗？

再说事由。《金谷序》叙及的事由就是饯行。饯行，在日常生活中，自是表达友情的一种方式，但金谷会中的饯行，更多的却体现为世俗目的，即拉帮结派。像石崇这样的官场中人，其贪心永远不会满足，他们当了小官还想当大官，发了大财还想发更大的财。正因为如此，石崇才极尽奢侈，召集了这次金谷聚会。与《金谷序》不同，《兰亭序》所述事由却充满着浓郁的民俗气息，它仅仅是“修禊事也”。修禊以拥抱自然、珍重生命为要旨，对人类的生存，对文明的延续与发展，都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显然不是区区的发财、区区的官位所能相提并论的。原来，就是这么一个看似十分平常的“事由”，也极明显地体现了《兰亭序》对《金谷序》的“超越”。

三看人物。列表时为求简洁，我们只拈取了《金谷序》中的原话：“余与众贤。”其实，参加金谷聚会的人没有一个是“贤”人。而《兰亭序》所述主要人物都堪称一个“贤”字。以东道主王羲之而言，史载其“清贵有鉴裁”（庾亮上皇帝疏语）、“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世说新语》“容止”篇）、“尝与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晋书·谢安传》）、“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晋书·王羲之传》）、“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晋书·郗愔传》），等等。这是“人物”方面《兰亭序》对《金谷序》的“超越”。

四看环境。《金谷序》描述的环境，基本上皆“人力”所为：“众果竹柏、药草之属”系人工栽植，“金田十顷”“水碓、鱼池、土窟”系人工开发，“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系人工养殖。人工“景观”，带有生活气息，本来无可厚非，但金谷的人工“景观”，来源于主人劫获他人钱财，充满罪恶，毫无“娱目欢心”可言。相比之下，《兰亭序》中描述的环境又是何等的清纯、何等的令人神往啊！那里“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没有人工的打磨，也没有不义之财的浸染，在在体现了对《金谷序》所述环境的“超越”。而这种“超越”之所以能够实现，是与魏晋时期人们已高度重视真山真水的审美欣赏分不开的。在魏晋人看来，只有真山真水，人们徜徉其中，才能让自己的主体精神与自然精神相往来、相融合，进而获取“畅神”之快感，一如宗炳所言：“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丛，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眇。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 也一如《世说新语》“言语”篇所记：“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王子敬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五看场面。《金谷序》展示的场面，用两个字概括就是“热闹”，你看，又是“昼夜游宴，屡迁其坐”，又是“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又是“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又是“令与鼓吹递奏”，又是“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各三斗”。但《兰亭序》展示的场面，“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也好，饮酒、赋诗、作序、畅叙幽情也好，都沉浸在一片寂然的天籁之音当中，它不再“热闹”，它全然摒弃了“丝竹管弦之盛”。这是一种“静”境，奇妙而难得，人一旦置身此境之中，即可荡除种种俗念，把自己变为一个审美的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从而“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对“静”境的追求，在我国美学史上自先秦时就开始了。老子提出要“致虚极，守静笃”，管子与荀子主张“虚一而静”。到庄子，则把老子的虚静主张进一步弘扬发展，延伸到主体创作实践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审美对象化的创造过程之中，魏晋之际，人们依然执着地以“静”境为追求目标，“陆机在《文赋》一开头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也就是说，进行文学创造，首先要以虚静空明的心境观照万物的本体和生命。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这是直接引用《庄子·知北游》中的话，强调虚静对于文学构思的重要性。在刘勰看来，虚静的心胸不仅对实现审美观照是必要的，而且对进行文学构思也是必要的” 。可见，《兰亭序》展示的场面，因高度契合老庄美学精神，而远远“超越”了《金谷序》所追逐的热闹。

六看感慨。《金谷序》经注引其感慨部分仅留存两句：“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至于原文究竟写了多少，后人已不得而知。以此两句来看，作者石崇想表达的主要意思，无非是西晋文人对荣华富贵难以为继的感伤与恐惧，当然也带有自东汉末年以来文人所普遍具有的对生命短暂易逝的忧患意识。大家知道，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军阀混战、瘟疫肆虐，从普通百姓到各级官员甚至皇帝，都面临着朝不保夕的困境，到处是荒野，到处是累累白骨，最敏感的文人们感受到了生命瞬息即逝。西晋时社会短暂稳定，但“曹丕的受禅即位与司马氏的血腥杀伐，让西晋文人感到了名教的虚伪和道德的不可依恃。嵇康的公然抗争的悲剧，让西晋文人不寒而栗；阮籍依违的痛苦和山涛、钟会、何曾等人仕途的得意，使西晋文人猛然惊醒：与其生前身后功名俱寂，不如及时追求功名富贵，抓住眼前的欢乐。在现实面前，他们别无选择”，“这是一个不相信将来也没有将来的时代。他们不仅放弃了嵇康的激烈之争，也远离了夷齐的洁身自好，甚至连起码的羞耻之心也荡然无存。他们热情地投身现实，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是非正邪感，在功名富贵权势享乐之路上执着地痴迷地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以致大祸来临仍迷途不返”。 人之为人最难得的是要有形而上的追求，否则，只能一味沉溺于形而下的享受之中，这时，越是拥有权势，越是大富大贵，就越是怕死、越是怕失去眼前的一切。《金谷序》发出的“感慨”仅此而已，可怜之石崇除此而外再也没有值得他可想可念的东西了！与《金谷序》相比，《兰亭序》虽也发出了生命短暂的“感慨”，但这种感慨已升华到了形而上的境界，它思考的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而同时包括了整个“人类”的命运。这样的感慨是由“小我”到“大我”，也是融“小我”于“大我”。作者“痛”也好，“悲”也好，缘由只在人生短暂、功业难就、无法给历史留下一点耀眼的痕迹，而不在眼前的权势与富贵之易逝。细读之，《兰亭序》的感慨可分三个小段落，第一段“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感慨的是人的生活、人与人的交往，当取道家放逸旷达的心态，如此方可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而“不知老之将至”。第二段“及其所之既惓，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已）为陈迹，犹（尤）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感慨的是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一切美好、快乐的东西终将成为“过去”，现实太残酷了。第三段“每揽（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犹）今之视昔。悲夫”，感慨的是现实让我们不能接受庄子的“一死生”与“齐彭殇”之说，死、殇值得“悲夫”，生、彭更值得珍重、追求！《兰亭序》的感慨之所以能进入形而上层面，远远超越《金谷序》的感慨，与王羲之生活的东晋时代背景亦有关系。东晋已不同于西晋，最初由北方迁往南方之时，大家士族尚有国破家亡之感，但随着东晋政权的稳定与几次北伐的失败，他们已不再执着于收复中原，相反却在南方扎下根来反对北伐，渴望过和平安宁的日子，并进而陶醉起南方的山山水水，心态日趋淡定闲逸、潇洒从容。东晋士人与朝廷命运与共，担当意识强烈，但社会的安宁又给他们提供了回归自然、关注形而上问题的契机。正因为如此，王羲之在阻止殷浩北伐不果的情况下，毅然约请四十一位亲友部属到兰亭举办雅集活动，享真山真水之美，作流传千古之诗文，在投身自然中，让自己及众人的灵魂得到“诗意地栖居”。

最后来看寄托。有人说，《金谷序》的寄托首列时人“官号”，看重的是权势、地位，不像《兰亭序》忽略“官号”，看重的是才气、性情。这一看法，有一定道理，只是太表面化了。如果稍稍深究一下，即可看出《金谷序》的寄托，主要在于希望“后之好事者”看到该序后面所列时人的官号、姓名、年纪与诗作，从中得知有一个名叫石崇的人，腰缠万贯，曾于元康六年某天举办了一次为朋友也为自己饯行的宴会与诗会，那场面是热闹而又气派的，仅有钱者办不成，仅有才者也办不成，须是有钱有才者方能成其盛举，既目空一些，又傲视后人，其夸耀的已不仅是他所拥有的财富，而同时是他自以为能够超迈当下及未来之人的才气。但《兰亭序》的寄托中有个关键句“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却是《金谷序》所不具备的（见图4）。有了该关键句，那希望“后之揽（览）者”的，就不限于通过“斯文”得知作者于永和九年某天举办了一次雅集活动，耗费多大，才气多大，又留诗多少，而毋宁说主要在于通过“斯文”得知作者的“兴怀”，也就是对自然与人生的一种挚爱、一种体悟。具体而言，就是先要认识到自然是永恒的，人生是短暂的；自然是浩瀚的，个体是渺小的。然后再确立自己应取的人生态度，将自身融入那永恒的、浩瀚的自然，这样，“我”的人生在短暂的时间刻度上便拥有了永恒的历史价值，“我”的个体在渺小的空间位置上便拥有了浩瀚的宇宙胸襟。这，才是“寄托”方面《兰亭序》超越《金谷序》的所在！

经过上述比较，我们终于具体地感受到，一方面《兰亭序》在整篇文章的结构安排和个别用语上，老老实实地“模仿”了《金谷序》；另一方面《兰亭序》又在除“时间”要素以外的各个要素中，或隐或显、或强或弱、或多或少地“超越”了《金谷序》。

平心而论，石崇也是一个文学天才，有多篇诗文传世，南朝梁萧统《文选》收录了他的咏史诗《王明君辞》，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也不乏他的诗文注引，清严可均辑《全晋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一）收录他的文章《思归叹（并序）》《自理表》《请征扬州刺史何攀表》《议奏封赏当依准旧事》《楚妃叹序》《琵琶引序》《金谷诗序》《许巢论》《奴券》等，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了他的诗作《大雅吟》《楚妃叹（并序）》《王明君辞（并序）》《思归引（并序）》《思归叹》《答曹嘉诗》《赠枣腆诗》《答枣腆诗》《赠欧阳建诗》《还京诗》等。就其《金谷序》而论，文笔亦十分流畅，有叙事、有议论，虚实结合，摇曳生姿，不失为一篇优秀之散文，正因为如此，才引起后人王羲之的注意，并进而模仿之。遗憾的是石崇人品在大的方面令人不齿，胸襟有限，眼界有限，只恋权势、富贵，放弃那些远离尘俗、远离当下的形而上思考，终使《金谷序》内涵不足，而让后来的《兰亭序》卓然“超越”。

《兰亭序》的成功，当然取决于它对《金谷序》的“超越”，如果没有超越，那文学史记住的只能是《金谷序》，对《兰亭序》也许提都不会提它一笔。但“模仿”同样发挥了作用，是模仿让《兰亭序》吸收了前人散文创作之精华，是模仿让《兰亭序》得到了一个最佳的展露自我情思的结构框架。模仿，也就是继承，不要说文学创作必不可少，即便其他人类活动亦必不可少。对此，当代哲学家张岱年在谈“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与继承”时，亦曾给予深刻阐述，他说：“笼统地主张彻底否定传统观念是不科学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主张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指的是同反映私有制要求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而不是否定一切传统思想。恩格斯认为：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并以它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利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传统而感到骄傲。我们应当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科学态度，彻底批判反映封建所有制要求的陈旧腐朽的传统观念，同时继承和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的古典哲学的优秀传统。” zzzNLXZhqw6qo3TaUkiMAYmPSTJm0vw/BqBJYaTIdE5OkUc1mcYyOcUk4uPT1v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