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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薄太后南陵中出土的鎏金银当卢对我们了解汉代高等级墓葬中随葬的车马器有重要意义。薄太后南陵鎏金银当卢主要采用后肢翻转动物纹饰与云气纹，前者可能受到匈奴文化的影响，后者则为战国传统的延续。结合纹饰与造型，我们判断此当卢具有升仙思想。南陵鎏金银当卢，还体现出汉代统治者通过神秘的祥瑞纹饰加强皇权统治。鎏金银当卢是汉代人在“制器尚象”观念下对“天地人”物我交流的艺术追求的结果，并反映出一定的社会价值与文化取向。
【关键词】南陵 当卢 金银器 匈奴
南陵是汉文帝母亲的陵墓，位于西安市灞桥区旗寨村西北，距离江村大墓约2000米，是一座“亞”字形高等级大墓墓室边长75米，封土高25米，有20座外藏坑分布封土周围。南陵封土西侧还发现3座外藏坑，目前已经清理出彩绘陶俑160多件，还包括金、银、铜制车马器200余件，还出土了“长信厩印”和封泥等代表墓主人身份的物品。南陵中还出土大量金与鎏金车马器，包括车辆构件、马具和装饰物等类别。车马器主要由木材和金属构成，其中金属构件虽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蚀、断裂和变形，但鎏金装饰保存情况良好，考古价值较高，体现出汉初最高的金属加工工艺。作为王侯贵族的墓葬陪葬品，鎏金车马器更体现出此时高等级贵族的文化、信仰等。
薄太后南陵中出土的车马器中，包含一件非常精美的鎏金银当卢。当卢，先秦就已经出现，材质可分为青铜、错金银、银鎏金、金等。当卢作为贵族车马中的关键物品，前人已有一些有益的研究。薄太后南陵中出土的鎏金银当卢上刻有精美的画像，学术界一般认为其具有西北草原地区传播过来的异域文化因素。本文另辟蹊径，拟从南陵出土鎏金银当卢的装饰来源和组合关系出发，论述其反映的艺术风格及文化思想等问题，不当之处，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南陵出土鎏金车马器（图1），是否应当称为当卢，学界还有一些争论。其名物考证基本可分成两类。一类以孙机为代表，赞成汉儒郑玄所揭，马眉上之钖，就是指的当卢。 [1] 另外一类，以杨英杰为代表，认为钖系马冠，不是当卢。 [2] 此类器物到底该定名为何，需要我们结合文献进行梳理，重新考证。《诗·韩奕》：“玄衮赤舄，钩膺镂钖。” [3] 其中的“钖”，指马头上之饰具，但并未指出具体的饰具类别。杨英杰根据不同的马具以及文献的细致研究，指出钖可能为马冠。 [4] 除作为马头饰具外，钖还是身份尊贵的象征，只有使用者身份达到一定等级，其所乘坐的马才可以佩戴。《周礼·巾车》载：“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钖、樊缨，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 [5] 在此记载中，钖与樊缨并列，可能指具有相同功能的物体。樊缨，同样也是身份达到一定级别，才可以佩戴的物品。《周礼·巾车》记载：“金路，钩、樊缨九就。” [6] 钖，还可能是一种装饰物。《毛传》：“镂钖，有金镂其钖也。” [7]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钖”可能为马头之上的青铜镂孔兽面装饰的器具，同时还是身份象征物。
图1 薄太后南陵出土的鎏金银当卢
图2 秦铜车马及线描图
图3 保安山二号墓（梁孝王后墓）陪葬坑出土鎏金铜当卢
图4 西安北康村铸铜工匠墓出土马纹饰牌模具
当卢首次记载出现于汉代，汉儒郑玄在《毛诗正义》笺云：“眉上曰钖，刻金饰之，今当卢也。” [8] 而后史游《急就篇》注引颜师古曰：“钖，马面上饰也，以金铜为之，俗谓之当颅。” [9] 文献表明，郑玄将钖理解成当卢。笔者认为，此可能是郑玄对于钖与扬的错误理解。所谓“钖，马面上饰也”，可能是“扬”与“钖”的误解。《毛传》：“扬，眉上广。” [10] “扬”与“钖”两字，在《史记》卷二十四中记载《乐书》中出现，其中“扬”与“钖”表达了相同的含义。此外，汉代还有二字混用的情况，但在先秦的文献记载中，“扬”与“钖”的含义并不相同。
汉代放置于马面额前的装饰物，应当就被称作当卢。由于当卢被放置于眉上方（称作扬），而被郑玄误认为钖。其中卢通“颅”，故曰“当卢”。考古发现的“当卢”的形状各异，包括双角形、双圆泡形、兽首形与中兽首长半管形。从出土资料的记载看，墓葬中当卢与墓葬中的陪葬的马匹，并不是完全的对应。汉代海昏侯墓葬中出土的当卢有80余件，陪葬车马坑中仅有20匹马。数量差距如此大的原因，可能正如郭宝均称所见“当卢”可能并不均为“马器”。 [11] 除海昏侯墓出土的当卢外，山东济南章丘的洛庄汉墓出土过2件当卢， [12] 河北满城汉墓一号墓中，也出土过38件当卢。 [13] 不过，从出土的具体信息看，我们亦可还原当卢的使用场景。1980年，临潼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出土的铜车马，其中二服马与二骖马均在额前缀以一金质叶形饰（图2），背面有鼻钮。金质叶形饰，如简报称亦属当卢。秦始皇铜车马中当卢放置的位置与郑玄描述一致。可见当卢为放置在马额面上的装饰物当无疑问，因其位于马头颅正中，得此称谓。汉代发现的当卢的材质，有金、银、铜等不同的材质，又以青铜居多。金当卢的数量发现较少，应该为奢侈的皇家或高等级贵族所使用。
薄太后南陵外藏坑出土的鎏金银当卢，是在银饰品用涂金装饰。当卢的金色装饰，是一对似马的动物纹饰。不过较为特殊的是，此马后肢呈现翻转姿态。汉代初期的当卢，可以看到此种纹饰。山东济南章丘洛庄汉墓与梁园保安山二号墓（图3），其年代均为西汉早期，两座墓葬中均出土当卢，后者的当卢纹饰中，马的一只后蹄向后伸，呈现出后肢翻转的形式。陕西兴平县茂陵1号无名冢从葬坑出土一件鎏金的铜竹节熏炉，在熏炉的炉身下方三角形的填充中，也有后肢翻转的动物纹样。 [14] 可见此种装饰纹样在汉初非常流行。
先秦中原地区的器物中，也发现此类形式的纹样。战国晚期，西安北郊北康村，发现铸铜工匠的工具（图4），有一马一羊两个模具，均呈现后肢翻转。 [15] 不过，此类后肢翻转，可能并非来源于中原地区。乌恩认为这种“后肢翻转”的动物形象，受到斯基泰—阿尔泰艺术的影响。 [16] 巴泽雷克2号冢（Pazyryk Barrow No.2）出土了公元前5世纪的男女两具干尸（图5），在残留的皮肤上，就刺有“后肢翻转”的动物图像。巴泽雷克2号冢还出土两件辔具装饰，有马形装饰浮雕，马也呈现“后肢翻转”形式。韩建业指出，“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流行的后肢翻转动物纹、有翼神兽（格里芬）、有柄镜等，常见于中国长城沿线以及新疆地区诸游牧文化，甚至传播到燕文化、齐文化、中山国文化等当中”。 [17]
图5 巴泽雷克2号冢干尸刺青
图6 南陵K1圆形牌饰
图7 马王堆一号墓第三重漆棺
从后肢翻转动物纹的传播角度出发，匈奴活动的地区可能成为沟通阿尔泰与中原地区的桥梁。宁夏固原三营红庄出土的单马纹金牌饰，属于战国时期。 [18]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墓出土了一块战国“虎豕咬斗纹金带饰牌”，上面刻画浅浮雕的猛虎与野猪缠绕，猛虎在下，后肢呈现翻转。 [19] 战国时期，北方有东胡、林胡、楼烦与匈奴等多种游牧民族，但上述牌饰多集中在河套与大青山一带，此地区属于匈奴发源地。此地区出土的后肢翻转动物纹的牌饰，可能属于匈奴遗物。匈奴地区可能在此图案的传播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巴泽雷克文化出现“后肢翻转”的动物纹，时间早于战国时期。匈奴地区的后肢翻转动物纹，应当是受到巴泽雷克地区的影响。由于长期频繁的接触，不同地区的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或宗教信仰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20] 匈奴地区的各类动物纹饰多以马、牛、羊等居多，当其接触到斯基泰流行的后肢翻转动物纹样后，将本地区常见的动物表现成“后肢翻转”的造型样式。
先秦华夏与匈奴就已有交流，在中原地区记载中，匈奴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代名词。 [21] 战国时期，匈奴金银器已经对中原地区的服饰产生影响。《战国策·赵策》记载：“赵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 [22] “具带者，黄金具带之略。黄金师比者，具带之钩。亦本胡名。” [23] 汉初，中原地区受到匈奴的影响更为强烈。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两副金扣带，是被认为匈奴艺术品的直接传入，或汉地工匠仿照匈奴艺术所作。汉代的诸侯王和贵族喜爱异国情调，这在当时是一种风尚。 [24] 薄太后南陵还出土了一些其他的动物纹样牌饰，可能也与匈奴文化有关。南陵K1中出土了一件圆形的牌饰（图6），上面有一兽似虎，身体圆形蜷曲。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出土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蜷曲形动物饰牌，与南陵K1圆形动物牌饰有一定的相似性。其中的圆形虎雕，在匈奴地区同样可见，可能与匈奴民族的图腾有关。由此可见，中原地区的后肢翻转动物纹应受到匈奴文化的直接影响。薄太后南陵中出土鎏金银当卢上的后肢翻转动物纹装饰，应当就是受到匈奴艺术的影响。
南陵鎏金银当卢中的后肢翻转动物纹，还与汉初流行的升仙思想有关。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漆棺左侧棺板（图7），中间绘制有一火焰状三峰山，在山的两侧有巨龙，在龙躯体后部弯曲处伏一麒麟，麒麟昂首，呈现后肢翻转，在龙躯后部的弯曲处有一形体较大的羽人。三峰山是昆仑山的象征符号。马王堆漆棺左侧板上的昆仑山符号，应当是仙界标志。汉代人心目中的昆仑山，就是表现为“三山”的形象。《尔雅·释丘》云：“三成为昆仑丘。”郭璞注：“成，犹重也……昆仑山三重，故以名云。” [25] 《淮南子·墬形训》云：“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或上倍之，是谓悬圃……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26] 又云：“悬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 [27] 马王堆1号墓漆棺左侧棺板中的羽人，可能为升仙的引导者。汉乐府《长歌行》云：“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 [28] 汉王充《论衡·无形篇》云：“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 [29] 由此可见，左侧板所绘图像表现为昆仑仙境。后肢翻转的麒麟表现为仙灵祥瑞。汉代人理解的后肢翻转动物纹，其来源为匈奴等北方草原地区。不过，实际上此类动物纹饰，来源自更加靠西的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活动于此区域民族被称为西胡。在汉代，西胡人往往被认为是来自西方昆仑仙境的引导者。《后汉书·西域传》记载：“逷矣西胡，天之外区。” [30] 《山海经》中说：“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 [31] 可见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漆棺左侧板，其中后肢翻转的麒麟与羽人一致，都是升仙路上的引导者。
图8 渭陵出土“仙人骑马”玉雕
图9 海昏侯墓出土错金银当卢
南陵鎏金银当卢，除后肢翻转的马纹饰外，还有云气纹。海昏侯墓出土4件错金银当卢也饰有云气纹。汉代的云气纹多见，有旋涡、卷草、缠枝、S形、双曲形等不同的形状。汉代图像中“云气纹”的图像与符号象征阴阳二气是弥漫于宇宙之间的真气。 [32] 先秦青铜器上，就已经出现云气纹。《说文解字》中记载：“气，云气也。” [33] 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曰：“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 [34] 西汉中山靖王墓中出土的博山炉，同样可见云气纹。
战国时期，云气与升仙思想就已经结合，云气成为飞升仙界的工具。《齐物论》记载：“乘云龙，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 [35] 《庄子·逍遥游》记载：“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36] 《淮南子·原道训》：“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霓、游微雾、骛倪忽、历远弥高以极往。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景。扶摇掺抱羊角而上，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 [37] 汉代还把云气当成仙山的标志。《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只有找到其气，才能找到其山，“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 [38] 《史记·天官书》中还描述了云气的形状，“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困，是谓卿云。卿云见，喜气也”。 [39] 汉代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与强烈的求生欲望使得追求长生不死、神仙信仰、升仙观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后汉书·礼仪下》记载：“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 [40] 西汉早期河南永城芒砀山柿园梁王墓是凿山而室的大型多室崖墓，其中绘有大量壁画。主室顶部的壁画保存完整，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还包括各种云气纹。汉梁王墓的壁画整体以红色为主调，四神是仙界天体的象征，这些都体现出墓主人祈求辟邪、渴望长生不老以及升仙的思想。梁王墓中的云气纹，除具备云气纹与升仙思想外，还与其中龙的图像有很大关系。《周易》曰：“云从龙。”《庄子·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 [41]
南陵鎏金银当卢图像中后肢翻转的动物为马，马与云气的组合，亦具有升仙思想。西汉渭陵出土“仙人骑马”的玉雕（图8），用圆雕、透雕等多种手法，玉马昂首挺胸，两侧雕刻有一双翅膀，背上有一羽人，左手紧抓马鬓，右手拿着灵芝仙草。玉雕的底板，雕刻祥云，表现为云气纹。玉雕整体象征羽人骑马遨游天际的姿态，与之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南陵鎏金银当卢，其外部轮廓的造型类似“壶”，与秦始皇陵出土金当卢的外形相似。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四件错金银当卢中（图9），双龙的身体呈现出类似“壶”的造型，与南陵鎏金银当卢的外形有一定的相似性。马王堆1号墓、3号墓中的帛画，下部分中的双龙被处理成两个壶形的叠加。 [42] 西周时期有一种壶被称为“弄壶”，带有密戏的性质，延续了阴阳交合的传统内涵。汉代时期器物呈现为“壶”形，可能还与当时的仙山有强烈的相关性。汉代求仙思想浓厚，由于统治阶层推动，出现名曰“昆仑”与“蓬莱”的两座仙山。蓬莱仙山，因山的造型与壶相似，分别被称为方壶、蓬壶、瀛壶。传汉代东方朔所作《宝瓮铭》记：“宝云生于露坛，祥风起于月馆，望三壶如盈尺，视八鸿如萦带。” [43] 晋王嘉《拾遗记·高辛》释云：“三壶，则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壶，则方丈也；二曰蓬壶，则蓬莱也；三曰瀛壶，则瀛洲也。形如壶器。此三山上广、中狭、下方，皆如工制，犹华山之似削成。” [44] 汉代的三座仙山，起源于战国以来的求仙的思想。齐威王、宣王时，“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 [45] 以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史记》所载，秦始皇多次派方士，寻找仙人与不死仙药。壶的造型，同样体现出升仙思想的影响。
综上，通过对南陵鎏金银当卢的纹样与造型的研究，我们发现此类后肢翻转的马、云气以及“壶”的造型，均与当时盛行的求仙思想有关。以秦始皇与汉武帝为代表的上层统治阶级，特别留恋现实世界的美好生活，追求长生不老的思想。此种追求仙山的信仰，对汉代高等级的统治阶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南陵鎏金器物在制作工艺中所用到的汞，也与长生不老有关。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关于汞的记载，作者托名为神农。时人认为神农掌握长生不老的秘诀。秦始皇更是将汞作为自己骊山陵墓中的“江河湖海”，用于敛尸和防盗等用途。由此可见，南陵鎏金银当卢，无论从纹样还是造型等不同视角出发，均可以反映出汉代流行的升仙思想。
学术界认为传统鎏金工艺，是将金或水银按照一定的配置比例合成，经过抹金、开金、清洗、找色、压亮等基本步骤制作。学术界区分是否采用鎏金工艺的关键证据，就是金器是否含有汞。 [46] 东汉炼丹家魏伯阳所作《周易参同契》中就记载了“金汞剂”。东汉《神农本草经》中也有“水银杀金银”的记载。但是对鎏金技术明确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梁代。《本草纲目》“水银”条引梁代陶弘景的话，认为水银“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 [47]
考古材料表明，鎏金工艺出现应早于汉朝，西汉有较大发展。 [48] 东周器物上已经出现鎏金工艺，如浙江绍兴306号墓出土一件鎏金的嵌石扣饰。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过鎏金车马饰，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过鎏金带钩。还有一些采用鎏金方法制作的器物，被当成错金银的制作手法。如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一件“虎噬鹿形器座”（图10），该器物局部纹饰脱落，却观察不到丝毫凹痕，因此有学者认为此器物可能并不是采用错金银，而是用金、银等涂抹而成的。 [49]
《汉书·外戚传》记载：“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殿上髹漆，砌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璧带往往为黄金釭。” [50] 其中的“黄金涂”就是指鎏金工艺。陕西茂陵1号墓出土的“鎏金竹节熏炉”有铭文：“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汉代铜器建武二十一年（45）铜樽，上方有“金银涂”铭文。由此可见“黄金涂”“金黄涂”与“金银涂”等，都指向鎏金工艺，只是表述有所区别。西汉著名的长信宫灯，整体采用鎏金工艺，器物整体华丽，而鎏金处理也对器物有保护作用。南陵出土鎏金银当卢，与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鎏金银质当卢，均可见西汉前期鎏金工艺已臻于成熟。
南陵鎏金银当卢反映出汉朝初期的厚葬风气。墓葬等级是墓主身份的重要标志。《周礼·冢人》载：“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 [51] 薄太后南陵外藏坑中，还出土有数量较多的金器与动物骨骼等。墓葬出土的黄金等贵金属，表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正如《吕氏春秋·孟冬纪》指出，“营丘垅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 [52] 南陵出土鎏金银当卢，彰显了墓主人尊贵的身份。《盐铁论·散不足》中记载：“古者，诸侯不秣马，天子有命，以车就牧。庶人之乘马者，足以代其劳而已。故行则服枙，止则就犁。今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軿。中者微舆短毂，烦尾掌蹄。” [53] 可见在灵魂不死的观念引导下，生人得知死后灵魂不灭，故拟通过用重金换得死后的富足与安宁。
相距南陵不远，目前已被证实为汉文帝霸陵的江村大墓，其出土器物与传统的帝王陵墓相比，就粗陋的多。目前已发掘的8座外藏坑，以陶俑、陶盆陶罐等陶器为主，这与汉文帝所倡导的“厚养薄葬”有关。《汉书·文帝纪》记载：“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54] 由此看来，汉文帝不仅生前宽俭，死后陵墓中仍然践行这一准则。为何薄太后南陵与汉文帝霸陵出土器物的材质、工艺相差较大？此正是体现了汉文帝对母亲薄太后“孝”的一面。孝的观念，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阐释发挥，“善事父母”最终成为“孝”的核心甚至是唯一的内容， [55] 《荀子·礼论》载：“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 [56] 发展到汉时，孝道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表现在丧葬上就是厚葬成风。汉代中后期，厚葬之风盛行，正是民众对于上层风气的模仿。班固《白虎通·三教》：“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 [57] 孝的观念备受重视，汉代人重视丧葬与祭祀的行为，就是“孝”的延续。
首先，“天人感性”的思想。汉初，统治者使用带有神秘性质的瑞兽纹样的器物，来巩固和强化皇权统治。《春秋》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射杀掉麒麟，被视为周王室将亡的预兆。 [58] 统治者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等理论的宣扬，强调人与自然界之间神秘联系，使之成为汉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人与宇宙万物在精神信仰上的物化表现，将其视作加强统治的文化工具和手段。南陵鎏金银当卢中马的图像，还被视为王朝兴衰的征兆，成为皇帝行使权力的一种坚定信念。汉代《郊庙歌》对祥瑞马称赞多次。《天马歌》：“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李斐曰：“数于渥洼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 [59]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 [60] 天马的出现意味着天下平的思想。
图10 虎噬鹿形器座
古代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器物，被视作人与神交流的媒介和工具，赋予其神秘的不可抗拒的效力。如商周青铜器上的蝉纹饰，成为人神交往的媒介，凭借“蝉蜕”象征死者的灵魂，如蝉虫一样得以永生。
汉代鎏金艺术作品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需要艺术创作的虔诚与信仰，彰显了汉代人对宇宙、万物、天地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南陵鎏金银当卢，可能是汉代人对“天地人”物我交流的艺术追求的结果。“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本土的哲学信仰，也在汉代的鎏金艺术作品中产生重要影响。“天人合一”中的“仁”“道”“心”等美学精神及其价值意义的建构突出反映在汉代鎏金造型的过程中，对鎏金作品在审美观念、创作心理、艺术品格和艺术价值等体系的建构上，特别在视觉形式与内容上，推进艺术技艺的本土化和实用化，注重艺术与精神、形式的统一性。“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61] 道家的思想影响在各式符号中传递出来，往往具有非常神秘的气息，让人产生敬畏之情。匠人描绘天、地等相关的装饰符号元素，充分表达了汉代初期人们祈求长生、引魂升仙的宇宙观。所谓：“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 [62]
其次，礼制表达与等级制度。南陵鎏金银当卢的出现，表明车马从基本的交通工具，变成了象征车主身份的重要标志，彰显了皇权的特殊地位。随着财富的积累，汉代上层社会中的奢靡之风愈演愈烈，纯金或鎏金器物成为一种身份象征。不同等级之间的使用者，凭借材质和纹样之间的差异性，区分出身份和权力的尊卑有序。不同等级的使用者拥有的器物和纹样明显具有材质和视觉上的差异化，这也是封建时代的一大特点。对器物材质和纹样的选择，忠实反映出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差异。鎏金器物的使用，是汉代贵族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其在墓葬中的发现，折射出宗法礼教观念、等级观念、丧葬制度，也成为彰显墓主人社会地位和财富的重要方式。
薄太后南陵出土鎏金银当卢对我们了解汉代车马器有重要意义。南陵出土的鎏金银当卢的纹饰主要包括马与云气纹，马呈现后肢翻转的姿态。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阿尔泰地区，随后被匈奴所使用，并经由匈奴人传播至中原汉地。后肢翻转的动物纹，还出现在仙界，并承载了“殊方异物”的升仙思想和祥瑞观念。云气纹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也可表现出浓郁的升仙思想。南陵鎏金银当卢的外形为壶形，与蓬莱仙山外形一致。因此，南陵鎏金银当卢的造型与纹饰均指向汉初流行的升仙观念。
汉代统治者通过器物上的祥瑞纹样，并通过材质与工艺的区别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等级制度。南陵鎏金银当卢是汉代人对“天地人”物我交流的艺术追求的结果，也是汉文帝“孝”的观念的具体体现，流露出尊卑有序的社会观念和文化取向。
作者简介
刘双喜（1970—），男，江西省彭泽县人，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画。
陈治（1978—），男，天津市人，天津画院常务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画。（通讯作者）
[1] 孙机：《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文物》1985年第8期，第36页。
[2] 杨英杰：《战车与车战》，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110页。
[3]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大雅·韩奕》，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434页。
[4] 杨英杰：《战车与车战》，第108—110页。
[5] [宋]陈旸撰，张国强点校：《〈乐书〉点校·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19页。
[6] 同上。
[7]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点·大雅·韩奕》，中华书局2018版，第4页。
[8]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大雅·韩奕》，第435页。
[9] [清]孙诒让著，汪少华整理：《周礼正义·春官·巾车》，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580页。
[10]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国风·君子偕老》，第68页。
[11] 郭宝均：《山彪镇与琉璃阁——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一号》，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35页。
[12] 崔大庸：《洛庄汉墓9号陪葬坑出土北方草原风格马具试析》，《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4期。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199、327—328页。
[14] 张倩：《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鎏金银竹节铜熏炉的图像学观察》，《文物天地》2018年第8期，第27—29页。
[15] 岳连建：《西安北郊战国晚期铸铜工匠墓初论》，《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
[16] 乌恩：《略论怪异动物纹样及相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3期，第27—30页。
[17] 韩建业：《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三个阶段》，《考古学报》2021年第3期。
[18] 钟侃、韩孔乐：《宁夏南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213页。
[19] 郭素新、田广金：《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7期，第2页。
[20] 乌恩：《略论怪异动物纹样及相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3期，第27—30页。
[21] （日）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9页。
[22] 王叔岷：《史记斠证·匈奴列传第五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970页。
[23] 同上，第2971页。
[24] 李零：《论西辛战国墓裂瓣纹银豆——兼谈我国出土的类似器物》，《文物》2014年第9期，第68页。
[25]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尔雅注疏·释第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691页。
[26] 张亚新：《嵇康集详校详注·游仙诗》，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88页。
[27] [汉]王逸章句，[宋]洪兴祖补注，夏剑钦、吴广平校点：《楚辞章句补注·哀时命章句第十四》，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259页。
[28] 黄节：《汉魏乐府风笺·长歌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页。
[29] [汉]王充著，黄晖撰：《论衡校释·无形篇》，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6页。
[30]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后汉书·车师》，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34页。
[31] 方韬译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63页。
[32] 朱存明：《汉画像宇宙象征主义图式及美学意义》，《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
[33] 许嘉璐主编，李林点校：《庄子义证·内篇逍遥游弟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页。
[34] [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保傅第四十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页。
[35] 许嘉璐主编，李林点校：《庄子义证·内篇齐物论弟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89页。
[36] 林屋译注：《列仙传·前言》，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页。
[37] 沈曾植著，钱仲联校注：《海日楼诗注·遨游在何所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11页。
[38]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郊祀志第五上》，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119页。
[39] 王斌：《乾隆大邑县志校注·齐七政赋》，巴蜀书社2019年版，第138页。
[40]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后汉书·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第3152页。
[41] 杨国荣：《庄子内篇释义·前言·六》，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23页。
[42] 汪悦进：《入地如何再升天？——马王堆美术时空论》，《文艺研究》2015年第12期，第136—155页。
[43] [晋]王嘉撰，[梁]萧绮录，齐治平校注：《拾遗记校注·高辛》，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
[44] 同上。
[45]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王先谦补注：《汉书补注·郊祀志第五上》，第2092页。
[46] 赵振茂：《金银铜器的传统修复技术》，《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8期。
[47] 韩吉绍校释：《黄帝九鼎神丹经诀校释·明水银长生及调炼去毒之术》，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63页。
[48] 杜迺松：《先秦两汉青铜铸造工艺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3期。
[49] 姚智辉：《对古代错金、鎏金工艺的再认识》，《华夏考古》2019年第5期。
[50]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后汉书·班固》，第1343页。
[51] [汉]郑玄注，王锷点校：《礼记注·王制第五》，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65页。
[52] [清]俞樾著，赵一生点校：《群经平议·周官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65页。
[53] [汉]桓宽撰集，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散不足第二十九》，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9页。
[54]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汉书·文帝纪第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4页。
[55] 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56] 方勇、李波：《荀子·礼论》，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15页。
[57] [汉]班固：《白虎通义·三教》，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281页。
[58] 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5、107页。
[59]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汉郊祀歌·天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页。
[60] 同上，第6页。
[61] 薛天沛纂述、林孔翼等校注：《益州书画录·序二》，巴蜀书社2018年版，第5页。
[62] 曹元弼著、吴小锋整理：《周易集解补释·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86页。
（栏目编辑 朱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