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与幻象：三星堆鸟图腾的文化内涵

曹逸心
（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上海，200040）

【摘　要】鸟图腾作为古蜀崇拜的象征性意义符号，在三星堆祭祀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三星堆鸟图腾艺术是古蜀社会图腾意识的显现，被赋予人格化隐喻，以神秘性、象征性、集体性图腾美的特征为前提，运用极为夸张神秘的艺术形式构成了古蜀先民生命意志下灵性幻化的神性外观。它承载着古蜀对神与人之间关系深刻认知的记忆，反映了古蜀先民对自然万物的认识与思考，蕴含了古蜀深厚的神权政治的精神文化内涵。探析三星堆鸟图腾艺术的形式审美与文化内涵，有助于深入发掘古蜀时期艺术文化精神。

【关键词】三星堆文化　鸟图腾　太阳鸟　古蜀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鸭子河畔，与中原商文化属同一时期。1986年三星堆遗址出土了震惊世界的近千件文物，其中包含青铜纵目面具、青铜立人神像、青铜神树、青铜神坛等其他带有浓厚祭祀背景之器，这些珍贵文物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和宗教信仰的反映。2019年在相隔原有的2个祭祀坑10米的位置又发现了新的6座祭祀坑，出土了文物15000多件，完整器物4000多件，再次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在祭祀坑中发现了和金沙遗址繁盛时期样式类似的器物，包括鸟形金饰片、顶尊跪坐人像，以及体量巨大的青铜面具与鸟形器物。三星堆再次发掘为探索古蜀先民的祭祀礼仪、宗教思想，宇宙观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证资料，随着今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继续进行，三星堆遗址将进一步完善并充实中华文明探源。

近四十年来，诸多学者致力于三星堆文化研究，主要成果有赵增殿《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1992）、许丹阳《三星堆文化研究四十年》（2021）、霍巍《三星堆：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的对话》（2022）等数十篇研究论文，主要内容集中于三星堆遗址文物青铜大立人、青铜纵目面具、青铜神树的工艺，以及三星堆所蕴含宗教信仰、文化内涵等方面的探讨，更新了我们对于古蜀文化认知，奠定了三星堆艺术文化研究基础。然而，三星堆艺术造型特征明显，象征符号自成体系，鸟图腾在三星堆祭祀仪式中占有重要地位，文化面貌庞杂，三星堆鸟图腾对于探索三星堆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学界对此缺乏研究。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造型奇特的鸟形祭祀器物，在古蜀人民深层信仰的图腾观念里，大多的隐藏着由图腾禁忌所带来对世界的虔诚心理，它是构成三星堆文化的信仰观念之重要源泉。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鸟形文物为基础，用原始图腾艺术思维探析古蜀先民对鸟图腾的审美心理与社会观念，讨源察流，有助于我们理清三星堆文化所蕴含的社会价值观与古蜀国祭祀神权的象征意义。

一、三星堆鸟图腾崇拜

图腾是人类史最早的一种文化现象，原始人类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崇拜形成了最初的思维方式便是图腾崇拜。三星堆鸟形器物具有丰富而神秘的视觉内涵，包含了图腾观念与审美情绪的表达，是古蜀先民内部心理的世界与外部客观社会经济的联结的象征产物。三星堆鸟图腾蕴含的原始意象与图腾艺术美的特征具有神秘性、象征性、集体性。

（一）三星堆鸟图腾的神秘性

从三星堆出土文物可窥探出鸟作为象征符号贯穿于三星堆祭祀文化发展始终，具有图腾性质。夸张诡异的造型蕴含神秘意蕴，这种神秘感来源于图腾崇拜的神秘性。图腾（totem）一词最早源于美洲印第安语，本意为“兄妹亲属关系”，是人类氏族早期社会产生的标记。古人生存环境恶劣，经常会面对凶狠猛兽、自然灾害等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将其归咎于神灵的存在。在万物有灵的观念下就此产生神秘的心理，将对动植物的神秘感幻化为保佑自己的图腾，并反映在图腾信仰仪式里，期望神灵赋予他们神秘庇护的力量。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将万物有灵论定义为人类最早的宗教状态，赋予了这个词经典的学术含义，是人类对世界的最原始的认识和理解形式。 [1] 万物有灵论可以说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开端和发展的基础。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盆地，环境相对封闭，气候湿润，土地肥沃，常年笼罩在雾气之中，太阳资源匮乏。太阳为世界万物的生命提供生存条件，在农业文明生产中占非常重要的位置，很大程度影响农业丰歉，这导致古蜀先民对太阳产生极度的崇拜。古蜀信仰鸟图腾，鸟拥有翱翔天际的能力，俯瞰大地的视野，随季节变化迁徙，春日回归，其来去预示了节气的改变，控制寒凉暑热，与太阳同步，是太阳的化身，具有超自然的象征意义。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基于此心理对太阳鸟产生了一种特殊崇拜，在万物有灵与宗教信仰的指引下产生了祭祀活动。

远古时期祭祀仪式通常产生于先民猎食、农耕等重大生产活动。从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神像、神树、神坛、玉琮、陶器、象牙等祭祀礼器规模与数量来看，三星堆文化时期人们举行大量隆重的祭祀仪式活动，是当时的一种社会常态。图腾艺术比图腾物原型更具有神圣性，三星堆频繁的原始宗教活动为鸟图腾平添上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其思想在于将鸟幻想成心目中的神，刻于祭祀器物上，以此与神灵沟通从而获得超自然力量。头部佩戴兽纹面具特征的人首鸟身像和青铜神像等器物有祭祀巫觋功能，面具作为通灵的法器是身份权力的象征，不仅改变了人的面容也改变了其心理面貌。巫觋从精神上掌控着古蜀先民的思想，狰狞肃穆的面具下隐藏了三星堆神秘莫测的神权政治和精神世界。三星堆鸟图腾艺术中的神秘信仰意识在宗教仪式中规范着古蜀先民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苏格兰人麦克伦南在《论动物和植物崇拜》中提出，远古时期动植物崇拜皆是因图腾制的影响而产生，人类历史上诸多的文化现象都属于图腾文化。 [2] 古蜀先民神秘的图腾心理意识通过图腾艺术与祭祀活动的外化展现出来。图腾意识下图腾艺术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古蜀生活和精神意志的运作，神秘的造型蕴含古蜀人神圣的超自然现象图腾神权信仰观念，就此孕育出神秘而独特的三星堆文化。

（二）三星堆鸟图腾的象征性

从远古时期开始，图腾作为宗教仪式的象征符号，成为原始人类生活信仰和精神寄托延续至今。古蜀将鸟看作太阳的化身，太阳伴随着飞鸟晨出暮归而日出日落，太阳神鸟具有万物复苏的超自然能力。鸟崇拜的历史源远流长，如中国神话《山海经》中的太阳神鸟三足乌是太阳和鸟的结合，载栖息扶桑树的十日轮流飞行，以此轮换照耀大地，孕育生命，后羿射金乌也是出自该神话。神话是古人借助于幻想将自然力用艺术方式加以形象化，从而去控制自然、认识世界的一种精神活动。古蜀对大自然充满敬畏，太阳神鸟在古蜀先民信仰神灵的主观世界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鸟在三星堆艺术活动中作为图腾象征符号，被赋予超自然的力量，用多种艺术形式突出鸟首、鸟冠、羽翼等特征，以幻化的想象力雕刻在玉、金、陶器和青铜材质的器物上。这些具有象征意味鸟图腾在巫术仪式里充当与神灵沟通的媒介，以此表现对太阳神鸟的强烈崇拜，所用材质在其他的中华文化来看皆属祭祀礼器，鸟图腾艺术也成为三星堆祭祀仪式的一部分。古蜀人对鸟图腾在巫术活动中反复累积使用，使之形成具有精神文化的社会象征意义。

从身穿鸟服，头戴鸟冠、手持神鸟的多种青铜神像造型来看，神像透露出庄重浓厚的仪式感，神圣的鸟图腾符号深深烙印在三星堆祭祀仪式里。众多青铜神像戴兽纹面具，以人形佩戴鸟图腾装饰，具有将人拟兽的特征。古蜀先民认为他们不仅仅是人，还是图腾本体的一部分，由人转化成权威通神的巫觋，显现了神秘宗教图腾艺术的象征性质。在这里，巫觋作为古蜀思想的领袖举行宗教祭祀活动，通过鸟图腾等装饰获取神力与天地交流，以宗教意识维系三星堆社会结构，统一民众思想。加巴拉耶夫认为，“人类在其发展的低级阶段，没有把自己和自然界区分出来，人把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在他身上产生的形象和感觉，看作是它们的特征，人把实在的、非神灵的事物现象转化为神灵的、幻想的实体”。 [3] 鸟图腾作为三星堆人精神生活的象征，集生存欲望、审美情绪与崇拜意向于一体。三星堆鸟形器物具有天人合一的神性特征，复合图腾隐喻的复合文化是三星堆艺术一大特征。太阳鸟作为信仰象征符号，结合人和动植物构成复合图腾的神性外观，造型充满了原始意味的怪诞神秘与狞厉夸张。幻化风格迥异的鸟图腾艺术是古蜀人表现其生命实质力量，抒写人生情感的象征器物，用来实现自己的生存目的和追求目标，体现了古蜀原始宗教的丰富性和象征性。鸟图腾在三星堆文化中被赋予重要意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它代表着一种古老而又神奇的信仰仪式，承载着三星堆人几千年来认知自然力的方式，是民族精神文化信仰的显现。

三星堆鸟图腾艺术以符号象征意义为载体进行传达，继而形成审美形式演变成为艺术符号，为我们呈现了三星堆艺术文化发展的过程。三星堆鸟图腾艺术不论是从材质特性、表现手法还是祭祀功能都包含了古蜀的图腾意识的精神象征。古蜀借助鸟图腾艺术这种象征的精神特性，是古蜀先民对自然万物认识和情感表达的一种形式，表现出一种生命意识与自我肯定的生命态度。三星堆众多的鸟形器物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宇宙生命及精神世界的思考，可以总结为象征古蜀先民生命意志之神性外观。

（三）三星堆鸟图腾的集体性

图腾制度可以说是各部落民族最早的社会组织制度，图腾崇拜属于原始文化中古老的信仰。荣格在其著作中描述了对原始图腾意向的看法：“在原始社会里，一切事物都有它的精神性。一切事物都染上了人类精神的因素，或者甚至可以说，都染上了集体无意识，因为但是还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个人精神生活。” [4] 荣格将原始意象作为一种精神图式与集体无意识联系在了一起。古蜀先民对大自然充满敬畏，把鸟作为信仰崇拜太阳的符号象征。太阳神鸟是古蜀先民集体无意识原型意象的内容，潜藏的图腾意识观念激发了古蜀先民无与伦比的想象力，用最先进的工艺制作出三星堆精妙绝伦的艺术品。三星堆鸟图腾艺术不仅具有原始宗教的意蕴，还包含了艺术与科学，同时也是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社会集体性体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太阳神鸟作为集体表象的宗教信仰已深深积淀在了古蜀先民的生活之中，与社会发展的进程息息相关。

世界上大部分的民族几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皆有某种形式的神灵宗教信仰观念，每一种信仰文化都有集体无意识构建的原型，形成该文化的精神意义，原始宗教习俗在人类早期社会阶段中广泛存在。宗教祭祀活动与早期丝绸之路产生了文化交流，吸收不同风格并加以改造，形成了多元性的三星堆文化。不同的地理环境融汇了不同的民族风貌与地域精神观念，便造就了图腾崇拜的社会地域性。

三星堆遗址是以祭祀为中心活动的神权政治古国，遗址中未发现实用性的武器，大量的礼器、神像、神坛等祭祀器物表明了三星堆文明对祭祀的重视，频繁的宗教祭祀活动逐渐成为三星堆文化的传统习俗。祭祀仪式是三星堆文化构建思想的中心，巫觋通过祭祀仪式的方式获取神力，集中国家权利，维持民众思想统一。鸟图腾作为古蜀集体潜意识的原型意象，通过巫术活动这种社会性行为激发群众内心深层的共鸣。人类心理发展与个人、种族的过往以及世界的进化相关，承载着历史，集体无意识凝缩形成原型意象。三星堆神秘的鸟图腾艺术具有表达禁忌的宗教社会功能，古蜀先民不仅仅通过宗教图腾认识自然万物，同时又利用宗教神权信仰统治国家，维系社会结构。人类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逐渐重视生命的形式与集体的力量。三星堆鸟图腾艺术不仅是幻化图腾意识与宗教实践活动的融合，同时也是社会组织体系与价值观的体现，艺术源于宗教活动，关于三星堆鸟图腾文化研究便是对古蜀文明心理的研究。三星堆艺术文化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本身具有某种神秘性和象征性意功能，同样体现着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对集体社会自然万物及其生命状态的宇宙观，承载了古蜀社会、文明、政治、经济等不同的信息。

二、三星堆鸟图腾艺术形式与审美内涵

三星堆鸟图腾艺术是古蜀艺术家创作图像隐喻象征时，在图腾物意象体验上倾注想象，赋予其意义并以物质化的形态呈现出来。图腾物经过艺术的加工，使之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与文化意蕴。三星堆鸟图腾艺术具有鲜明的古蜀先民精神标识性，以其神性外观辉映着古蜀人生命本质力量，因此，三星堆鸟图腾艺术深刻反映了三星堆文化的社会内涵和美学意蕴。根据三星堆出土的鸟形器物造型手法与史料记载，可归纳为复合、抽象、写实三大类。

（一）人鸟神的复合人格化

三星堆出土很多带有鸟形象的复合图腾器物，如青铜神树是神鸟、神树、与太阳关联在一起的多元化复合图腾崇拜的产物。神鸟担任巫觋的职能通过神树与天地沟通，传达神灵的神命，祈求获得太阳的力量。对远古先民来说，鸟既是一种生物也是一种精神，具有生命意识，它们代表着祖先、力量、智慧以及美好的愿望。《山海经》中描写的禺强、句芒等上古神灵具有不少鸟头人身或人面鸟身的形态，与三星堆神树上的人首鸟身像（图1）的造型特征十分相似。头戴翎，着面具，大尖耳，双眼外凸，造型与三星堆立人神像相似，鼻子高耸，鸟身短小且双翼展开，欲展翅翱翔向上。人首鸟身像原是立在青铜神树的树端与顶部，古时期常有以上位和中位为尊贵之说法。人首鸟神具有神圣象征意义，是太阳神宗教职责的象征，代表的是古蜀先民神话意识里崇拜的神灵，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古人渴望拥有这些力量，以鸟为图腾，日月相辅，构建了他们信仰的图腾体系。翦伯赞曾指出，“这种人兽混体的形象之创造的这些神灵，一方面是动物的人格化；另一方面，又是人类的动物化，就在动物的人格化与人类的动物化之相互的关系中，于是完成了由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之转化”。 [5] 图腾艺术拟人化的特征是了解原始人的图腾社会观念的深化发展的体现，具有客观性与历史性。匈牙利美学家卢卡契在《审美特性》中提到了艺术具有拟人化的本质特征，“人格的内在丰富性与实际社会关系的丰富性有着辩证的联系在艺术作品的形式中体现”。 [6] 艺术审美以人为中心，拟人化又称之为人格化，是人与个人、社会、自然界、世界关系的一种反映，把人类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投射于图腾艺术。人格化隐喻使得鸟图腾在祭祀仪式中能够显示出强大的情绪召唤力，转化出崇仰主体派生出自身的张力，亦烙下生命情感的审美之情，转化后的图腾艺术比实际的图腾物要显得更为神圣，具有自然人格化隐喻的特征，包含深刻而丰富的三星堆社会精神文化内涵。

三星堆鸟复合图腾器物从视觉上具有很强轮廓的复杂性、装饰性与神秘性。心理学家阿恩海姆在《视觉思维》中提道：“人类用视觉图像对概念作出的一切解释，都包含着审美的成分。” [7] 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图2a）是三星堆最新的考古成果，形制怪异，十分引人注目，三星堆遗存文物中此件复合图腾礼器最具有宗教神秘意蕴，包含丰富的社会审美内涵。考古专家把8号坑新出土的顶尊蛇身铜人像与之前2号坑青铜鸟脚人像残部（图2b）完美成功拼对才得到现在的顶尊神像，神秘造型代表了一种古蜀祭祀仪式行为，该文物对理解古蜀人神互通的神巫文化观念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该神像与其他出土的神像发型不同，呈五绺立发状，或许代表着另一种三星堆祭祀人群的身份。头顶觚形尊，圆眼纵目，头戴面具，手撑在罍之上，身着几何状云雷纹的紧身短裙，裙身与鸟身涂有朱砂，双腿健壮刻有花纹，身体似倒立状，双腿托凤鸟。鸟的造型及其抽象，颈部细长，呈大眼鹰喙的特征，鸟的两侧刻有云雷纹样。鸟足曲身顶尊神像似太阳神像坛，高耸的太阳神鸟高高地飞向天空，底座罍中有玉，像是在虔诚的祭祀。罍在中原文化中作为礼器十分常见，可见三星堆并不是凭空冒出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文化，三星堆文化是多元化的产物。夸张的复合造型表现了古蜀先民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与宗教信仰，祈求丰收、对于权力与勇气的渴望，鸟形祭祀器物上的每一处装饰，无不与祖先的农业、生活、政治与经济有着密切关系。

古蜀先民运用了极为神秘、夸张的艺术形式，制作出多种人与神灵动物结合而成祭祀礼仪的青铜器物，展现了超自然神人之间交流，这种人格化的隐喻审美意识体现了图腾艺术所表达的社会观念。复合图腾艺术表示原始的审美意识的觉悟，通过审美图示的外化，来显示精神生命表达，这种心理审美机制产生的审美图示是人自我意识与社会历史化的累积。原始先民的审美意识产生于社会实践意识活动，三星堆鸟图腾艺术的审美内涵在于具有生命感受的社会性，将图腾加以人格化展现了三星堆人内在的审美图示与社会意识观。

（二）鸟图腾纹饰的抽象隐喻

三星堆的祭祀器物多运用纹饰来强化信仰崇拜，如抽象变形的羽毛纹样（图3）和太阳纹样来强化对太阳鸟的崇拜。鸟之身常有呈弧形平展刀刃状的歧羽纹，以此种造型象征其拥有超凡的能力。歧羽纹多用于动物的羽翼和尾羽和雕刻装饰，羽尖上下歧开，一侧下勾。 [8] 尽管纹样经历了变形，但鸟的勾喙，羽翅，勾爪等特征突出。黑格尔认为艺术史上存在一种“遗痕律”，愈趋于后期艺术形象的原始特征逐渐减少，最终保留那些被视为最典型的特质。 [9] 原始图腾演变出幻化抽象的图形会保留我们意识中敏感的信息，产生审美情绪。青铜鸟形饰片身镂空（图3），用双勾线手法表现出鸟形或羽形，其艺术形式实际上就是对原型特征形象进行抽象与概括，使之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象征形态。祭祀坑中的黄金面具已展现了古人超高的制金工艺，2021年出土的鸟形金饰片（图4）更是薄如蝉翼，造型镂空抽象，线条结构流畅韵律感强，尾巴形似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充满活力，头部有残缺，颇具神秘性意味。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道：“有意味的形式。” [10] 神秘的心理图腾意识中滋养了审美情绪，创造了多种原始艺术有意味的形式，理解审美心理是图腾艺术的关键。不同于一般的日常生活形态，用抽象性，非再现性等特征的线面组合关系唤起我们的审美情绪，产生感情的转变，如无意识的敬畏恐惧感。抽象的鸟图腾艺术形式内涵关键在于隐喻原始的审美张力，象征联结艺术形式与手法制作出图腾艺术，是对当时精神世界的压缩与可视化的反映，抽象的鸟纹样是古蜀先民内在世界的体验与外部客观社会的联结的象征产物。

三星堆青铜祭祀青铜动物周围通常饰有云雷纹、圆圈纹、三角形等几何纹图案，兽面则以带状线条为主，云雷纹加以填充。 [11] 兽面纹代表了远古时代神权，王权，是古人认识自然，深刻夸张，大胆创造的结晶。图腾物拥有象征性表现形式，又具有现实性中的美学意义，抽象三星堆鸟图腾艺术所产生的象征意义不仅体现为一种精神现象，而且还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或民族心理。如祭祀礼器铜人身形牌饰（图5）造型似人体背部，下有双腿，上雕刻了几何纹、网状纹和5个抽象的鹳鸟纹，鸟喙极长，造型抽象夸张，线条规律有韵律美。该鹳鸟纹的造型形似鱼鹰，古蜀国的另外一个国王柏灌，柏濩为伯鹤，主要从事渔猎活动，“灌”为大型鸟即鱼鹰，鸟是柏灌部落崇拜信仰的图腾。路易斯·威廉姆斯用神经心理学探索原始岩画抽象几何图案，认为抽象的几何岩画与萨满意识变形中的幻想投影意识有关，曲枫先生引证路易斯·威廉姆斯与张光直等人的观点认为“饕餮纹为代表的商周青铜器上的幻想纹饰正是对萨满在迷幻状态下的所经历的变形了的动物的客观描绘”。 [12] 萨满在进入迷幻状态以后经历了意识的变形，看到了变形的人与物将其客观描绘出来，青铜器上的纹样刻画在祭祀器物上代表心理意象的纹样意义只有巫师才能解码，巫师通过迷幻术与抽象纹饰与天地神灵沟通。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用简洁、抽象的线条，勾画出三星堆人千年的信仰观念。三星堆文化遗存中更多地体现出了宗教信仰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神明认知的普遍愿望和追求，即人们普遍认为天地神都是主宰自己命运和生存的神灵，同时古人对于天地神间存在的联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天地之间存在着交流，并且以不同方式向人们传递着信息。

（三）生命意味的写实性

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鸟形器物造型风格皆极具神秘诡异，多为突出羽冠特征的复合象征与几何线性抽象。段勇认为神鸟纹样存在时代与形象的差异，把鸟首兽身的纹样称之为变形鸟纹，把鸟首鸟身称之为“写实”鸟纹。 [13] 写实性是对现实中本来存在的物象用艺术手法把形象勾勒出来进行模拟，突出表现图腾物象特点。鹰嘴勾喙特征的青铜树立鸟，鸟体整体造型简洁，身形浑圆丰满，羽尾向上展翅欲飞，青铜神树是古蜀人民的登天的天梯。A型铜鸟保留了尖长喙，圆眼的特征，透顶巨大的冠，前胸装饰鱼鳞状的羽纹。D型铜鸟昂首挺胸，背部中央耸立有向上一支羽翅，两侧的羽翅向上翘起。这些种类丰富、造型各异的神鸟造型皆体现昂扬向上的生命意象，代表了古蜀人对大自然的信仰，对客观世界的掌握与生命本质力量的投射。

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写实风格青铜鸡（图6）在众多夸张形式的文物显得格外的特别，是三星堆青铜器物里最具代表性的一件文物。青铜鸡是用范铸法铸造成型，用青铜凝固出公鸡的造型，鸡首昂扬，鸡尾丰满，鸡首、冠、爪等公鸡特征皆雕刻得栩栩如生，造型写实严谨强化了生命的力量。青铜鸡方形底座残缺有断裂的痕迹，这意味着青铜鸡原本应是铸造在某个器物的顶部。铜鸡的胸前刻有火纹装饰，火纹作为太阳的象征，青铜鸡被赋予了超自然的神性意蕴，拥有生命力感受的表达，象征着上古神话的神鸡。青铜鸡符合神话中对于天鸡造型的描述。《玄中记》记载：“蓬莱之东，岱岳之间，有扶桑之树。树高万丈，树岭常有天鸡，为巢栖于上。每夜半时则天鸡鸣，而日中阳鸟则应之。阳鸟鸣，则天下之鸡皆鸣。”《山海经》中有用雄鸡作为祭祀的传统。神话属于社会与文化的一部分观念。 [14] 古蜀人民内在的生命感受的需要促使他们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一日之计在于晨，古蜀重农业，在黎明时分高亢鸣叫呼唤着日出，呼唤着太阳给人间带来的无限光明，青铜鸡表现了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与生命本体的感激，寄托着人们渴望吉祥，安宁的生活愿望，体现着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社会风貌。

三、三星堆鸟图腾的神权与王权象征

（一）黄金权杖的王权崇拜

三星堆1号坑出土的金杖（图7a），全长146厘米，金杖用锻打法裹于木杖外，两侧薄中间厚，工艺复杂，采用双钩手法雕刻构成线性纹样。纹饰上刻画的造型有对称的人头像，神情微笑，头戴高帽，鱼、鸟和箭穿在一起，鸟形似鹰，钩喙、蹼脚的造型是水禽典型特征。黄金权杖与金沙遗址的金带二者纹样如出一辙（图7b），由双圆圈、鱼、箭和鸟四组图案构成金带上的射鱼纹，双圆圈纹是古蜀人崇拜太阳的体现，2号祭祀坑也发现类似于象征太阳的圆圈纹出现在圆形挂饰的器物上，可见金沙遗址与三星堆文化有紧密的联系，二者皆是古蜀文明的一部分。金杖图案线条之美来自于形态，又归之于形态。装饰手法以简练而又复杂线性风格，具有对称和平衡的形式美、韵律美与节奏美的特征。金杖上雕刻的图形显示其具有政治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蕴，权杖上的纹样是三星堆人在生活与生产实践中，对自然界客观对象、提炼创作形成的。三星堆位于广汉的鸭子河畔，水鸟捕鱼，箭也是用于捕鱼的工具，这体现了古蜀先民的渔牧文化。学术界认为这可能是神话中古蜀国的第三国王鱼凫的权杖，鱼凫便是鱼鹰，鱼凫是一种捕鱼的水鸟，四川某部落人民以鱼鹰渔猎，该部落人民称鱼凫氏，金杖上的图案是古蜀鱼凫氏族的图腾，反映了祖先崇拜。类似的鹰鸟造型还有青铜大鸟头（图7c），单独的鸟首造型，勾喙口与眼眶周边涂有朱砂，造型大气简洁。青铜鸟的颈部有3个圆形孔，应是作为固定的作用，可能作为祭祀神庙某一处的象征装饰，或是作为权杖的兽首标志使用。亦有学者将此器物视为古代蜀王标志，有族群王权之象征意义。

古蜀国重视祭祀的程度不逊于殷商，古蜀王或许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王权，也负责祭祀时的祈祷，王权与神权共治，在人类早期的历史文化中，审美意识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人头神像代表了神灵，鱼为龙，鸟为凤，贯穿鸟与鱼的箭是连接人与神的通道。黄金与权杖皆是至高无上身份与权利的象征，是神权与王权力量的集合。古蜀文化中的另外两位国王柏濩和杜宇都与鸟相关，鸟是古蜀文明的图腾与古蜀王权的象征。三星堆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黄金权杖有可能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国家礼仪和社会生活都与祭祀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频繁互动、迁徙、贸易等形式，各部族间进行增进理解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所代表的不仅仅只是一种器物，通常包含着某种象征性符号，是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与思想状态。在这个时期文物中，我们仍可窥见原始居民精神风貌，传承着原始艺术之精华。

（二）鸟图腾巫觋神权文化

古蜀祭祀中多出现太阳鸟为形象的图腾器物来进行祭祀活动，除了本身具有装饰功能，更多是赋予超自然力量的含义，是三星堆文化原始宗教思想图示化的体现，可见太阳鸟崇拜在三星堆人的祭祀里的重要地位。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多件青铜人像，青铜神像代表古蜀先民祖先亡灵，宗庙恰恰是那些祖先亡灵到来之后寄居之地，从人物姿态与服装装饰的差异可以看出身份地位或者职能上的不同，这是古蜀国当时社会结构的一种体现。三星堆出土了众多戴有面具，纵目特征的人像，有学者根据文献记载把拥有纵目特征的蜀国祖先蚕丛联系在一起。 [15] 青铜持鸟立人像（图8a）宗教性十足，戴面具，双目纵，双手抱握神鸟姿态，有掌控天地之象。张光直先生认为新石器时期与青铜时代的动物纹样有萨满教的相关特征，认为神话中的动物扮演了巫觋与神灵沟通助手的角色。 [16] 古代的占卜之术也是借助与动物的甲骨作为媒介，神话中的动物功能便是与人神沟通。青铜立人戴上神秘色彩的面具的便是与天地沟通的巫师，巫术是一种原始宗教活动，祭祀就是人们和祖先或者神灵交流的一种途径。在这个过程中，祭祀所用的礼器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代表着一种权力，象征着某种信仰与权威。青铜立人手持的鸟形器物像应是祭祀的重要神权象征道具，就是古蜀人用来与天地交流的中介物。

殷商时期祭祀盛行，祭祀活动与战争一样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力，统治者通常是巫王一体，共享王权与神权。古人重视冠，冠是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三星堆祭祀坑中有不少带着鸟冠的铜人，如铜兽首冠像（图8b）神情冷酷凝重，身姿端庄，威武气质，双臂在胸前形成环抱状构势，与青铜大立人姿势一样，两手均做执握中空手型。头顶的上段为神鸟踏着张大嘴的怪兽头，展翅欲飞，做高昂取势之态，鸟嘴宽大扁平，怪兽嘴部两侧装饰着太阳纹，鲜明地体现了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神鸟代表天，走兽代表地，天与地的结合形式似乎就是一种诠释，戴此彰显神力的冠帽者熟谙天地阴阳之道。古老而原始的祭祀与舞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在参与祭祀仪式时，手捧祭器的巫觋穿着特定宗教含义的服饰，头戴神力冠帽，跳着巫舞与神灵交流，他们掌握着祭祀礼仪与国家的传承。霍巍先生谈道：“青铜神像具有偶像崇拜的观念，是将人类对于自然诸神、人世间神权和王权崇拜的群体观感、美学价值与生命哲学通过肖像造像艺术加以了多方面的表现。” [17] 可以看出，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出现了逐渐形成一个具有神权统治的古老国家，其主要特征是原始的宗教崇拜信仰，通过频繁的祭祀活动，保持人们思想的统一和国家权力的集中，形成政教合一的统治局面。青铜神像以具有象征王权与神权的神性艺术外观彰显了三星堆人的美学内涵。

（三）太阳鸟与青铜神树的神权崇拜

青铜树在三星堆人眼中是具有通天神性象征的神树。三星堆出土了8棵造型稀奇的青铜神树，目前已修复的有3棵。专家花了长达十年对1号青铜神树（图9）修复，通高有3.96米，如若加上顶端缺失的部分应能达到5米之高，是世界最大的单件青铜祭器文物。底座、树枝、树干、花卉、果实、盘龙与神鸟构成了青铜神树的外观。青铜树干的顶部与底座龙身有残缺，底座装饰着云气纹，三个拱形呈山形且相互通透。龙和鸟作为可上天入地神圣的远古图腾亦作为古蜀神权统治领导者的中介功能。神树有三层，每一层有三枝，九根树枝的末端皆站立着一只精美的神鸟，似有三层九重天寓意。神树富有层次的阶梯结构象征着天梯的作用。造型树枝上有镂空的花纹，神鸟的眼部、脚爪、翅膀都雕刻的精美绝伦，神树整体造型庄严肃穆且蕴含生命律动。2号神树圆盘底座与根茎之间错落跪坐了3个神像，神像双手向前伸，三根象征神树的根茎斜撑在底座上，树枝向外张开并上翘。3号小型神树于2022年5月15日将所有残枝完整拼接固定，树枝有金皮包裹，树枝上有3个人首鸟身像。《山海经·海外东经》曾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18] 1号青铜神树枝头上的九只神鸟与十日神话中的太阳神鸟构造极其相似，所以推测神树残缺的顶部应该也有一只神鸟。有学者根据古籍和《山海经》中的记载推测出青铜神树的造型与神话建木相合，且二者地理位置皆属成都平原。 [19] 三星堆祭祀坑遗址位于古蜀国王的都城，古蜀国以神权统治国家，青铜器中所蕴藏的青铜资源和铸造工艺均反映了国家层面财力集中与权力象征，青铜神树便是当时古蜀神权领导者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天梯，也是古人幻想成仙的登天的天梯，鸟翱翔于天际被人们看作是飞往神界的使者，巫觋可以借助与神鸟登天，这种神权崇拜与神树的宗教功能联系起来，体现了三星堆社会意识折射反映。

考古专家在三星堆3号祭祀坑发现的神树纹玉琮（图10），外部两面阴刻了神树的造型纹样，形态不同，神树枝杈均向上伸展，下半部为带状边饰围成的圆圈。青铜神树和良渚文化的玉琮均有联通天地的祭祀功能，神树纹玉琮为当今研究古蜀文化提供重要的依据，神树玉琮的发现为三星堆文化的多元性提供了佐证。人类的进化与树木息息相关，生长活动之处皆有树，原始时期用树叶遮挡身体，钻木取火取暖烹煮，树枝作为武器驱赶野兽，树能保持水土，有树的地方便有水源。古蜀人清晰地认识到树的重要性与神圣性，铸造了借拔地而起的青铜神树。鸟图腾作为巫觋来往与天地之间与神灵沟通，青铜神树表现古蜀先民对天地万物及其精神世界的追求。

无论是象征着权利的黄金权杖，还是各种含有巫文化的青铜神像，抑或是集鸟、太阳、神人、神树为一体的复合图腾象征的青铜神树，皆是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的体现，祭祀对当时社会生活起着举足轻重作用。古蜀人在对大自然进行审美感知时，通过物质形态的神性外观来表现出它的神权、王权相结合的政治文明功能与精神内涵。古蜀先民将天地神圣性和神秘性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古蜀人对天地万物及其精神世界有着比较特殊的信仰。了解三星堆文化的神权象征有利于探析早期人类政治组织和社会形态演变的模式，这对于考察世界早期国家历程和宗教意识发展都有很大的价值。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三星堆鸟图腾是古蜀人生命欲求意识下产生的灵性幻化崇仰，其独有神秘诡异的艺术形式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从古蜀先民和鸟图腾物之间的关系来看，古蜀先民将自己的欲求，感受、图像均外化到图腾物，图腾艺术成为人类生命意志之神性图式，以原始宗教形式表现出三星堆文化社会现象。三星堆鸟图腾器物用独特而鲜明的造型语言与美学内涵，展现了古蜀先民对自然、社会与人类共同生活环境及其内在关系的深刻认知，反映了三星堆时期宗教神权文化精神观念及价值观念。神秘的古蜀国文明有着太多目前还无法解释的文化和现象，这种神秘和充满想象的空间让出土的青铜祭祀器物更显得独特。三星堆考古的发现不仅是研究古蜀文化的重要资料，更是人们研究文明与历史的重要窗口，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华文明文化遗产中具有永恒艺术生命力。

作者简介

曹逸心（1992—），女，江西安福人，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图腾艺术思辨。

注释

[1]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页。

[2] 曲枫：《图腾理论及其在中国考古学上应用之检讨》，《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08年第3辑，第234页。

[3] （苏）加巴拉耶夫著，余传金译：《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1页。

[4] （瑞士）荣格著，黄奇铭译：《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页。

[5] 翦伯赞：《先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5页。

[6] （匈）卢卡契著，徐恒醇译：《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5页。

[7] （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著，滕守尧译：《视觉思维》，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

[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9] 段勇：《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页。

[10] 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1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天地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12] 曲枫：《商周青铜器纹饰的神经心理学释读》，《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07第2辑，第95—99页。

[13] 段勇：《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第117页。

[14] 张耀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鸡考》，《四川文物》2008第6期，第45页。

[15]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0—261页。

[16] 龙红，王玲娟：《“千里眼”的人性与神性——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与蚕丛传说的历史印证》，《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夏之卷，第94—95页。

[17]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第2002年版，第52页。

[18] 霍巍：《三星堆：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的对话》，《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37页。

[19]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0页。

（栏目编辑　朱浒） fDB265GaJOdCKQ/COXTLYoqAbDX5+MomXOGEyKdSUsJLlY0dQnx568neoYd1nk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