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

这几天来，天气一直阴暗寒冷，爸爸不想，也没有力气聊天。今天早晨有那么点阳光，他走到福索，去找他的牧师朋友马里奥和布鲁纳尔巴。回来的时候，他怀抱着一只白色的小猫，它身上有褐色的条纹，皮毛很柔软。

蒂齐亚诺： 猫跑哪儿去了？哦，它在这儿，在我的印度披肩下面取暖睡觉呢。这只小猫真可爱。看哪，福尔克，它就在我脚边，挤在那儿！温暖得不得了。

福尔克： 它还小，应该要睡很久。

爸爸在开始前点了一把香。

蒂齐亚诺： 我们在美国待到1969年9月，然后乘坐达·芬奇号离开纽约，带着刚出生的你一起穿越大西洋，返回意大利。

离开美国后，我决心继续寻找以记者身份去中国的办法。由于在意大利，即使你拥有5个学位，会讲40种语言，你也必须在报社进行一年半的实习才能成为新闻工作者，所以我很幸运地被当时的《米兰日报》雇用，那或许是意大利当时最独立的报纸。

我去这家报社的时候谁都不认识，但我一如既往地厚着脸皮，走进了总经理伊塔罗·彼得拉的办公室。

彼得拉不可思议地直率且严格，他在战争中曾任阿尔皮尼的官员，还是游击队员，也当过间谍。当时，埃尼公司是《米兰日报》的股东，埃尼的董事长恩里科·马泰任命彼得拉来领导报社，彼得拉表现得非常出色。彼得拉还曾经参与了墨索里尼的处决行动，正是因为他才在最后一刻派出一群人抓捕了逃跑前的墨索里尼。

战争结束后，彼得拉投身于石油业。福尔克，如果你不了解意大利的话，至少这一点你得知道：那时的世界由所谓的“七姐妹”统治，“七姐妹”指七家主要由美国人直接管控的石油公司，这也是今天的问题所在，伊拉克、布什、石油公司，它们统治着世界石油市场，并且从未放手。

而意大利人通过天才恩里科·马泰做了什么呢？他们资助了针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游击队，以在战后获得阿尔及利亚的石油。后来发生的事就是，意大利成为为数不多的在“七姐妹”掌控外拥有自己石油来源的几个国家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马泰后来在一次神秘的空难中丧生。

如你所见，当时意大利掌握在那些游击队员手中。游击队员相互之间非常忠诚，并达成了一项独立政策。没错，意大利虽然和美国同为北约组织成员国，可是！嘿！他们想自己当家，不想当美国的仆人。正如我所说的，那可是意大利非殖民化的时期，对第三世界怀有共识的时期。正是那时，彼得拉使《米兰日报》成了一部战斗日志、一份明智且包容的报纸。

然后，我去见彼得拉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我仍在为《星盘杂志》写作时，有一位社论撰稿人十分优秀，他每周都写一篇精彩的稿子，立场非常左派，笔名叫阿拉丁。当我走进彼得拉的办公室时，彼得拉很冷漠地向我打了个招呼。我立刻开始推荐自己：“那个，我是蒂齐亚诺·泰尔扎尼，我写了这些东西。”在那儿的一位老人站起来说：“你是蒂齐亚诺·泰尔扎尼吗？我是阿拉丁！”之后，我热烈地拥抱了那位老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彼得拉并没有读过《星盘杂志》，他虽感到困惑，但因为阿拉丁对我的赞赏，他也对我表示了认同，并马上给了我这份工作。

阿拉丁的本名是翁贝托·塞格雷，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犹太人，在我入职不久就辞别人间。我后来在编辑部继承了他的笔，以及他的位置。

这段时间，我开启了同贝尔纳多·瓦利的友谊之门。瓦利是个了不起的家伙，拥有浪漫、勇敢又传奇的经历。要知道，我是在纽约的小桌子上写作一篇篇短文的，而他却亲身经历过去殖民化的历程。他每抵达一个地方，就会马上发回电报，而我在报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编辑他的报道。我记得，当时，埃及总统纳赛尔去世，作为埃及独立的民族主义领袖，1956年，纳赛尔封锁苏伊士运河，将它从英国人手中夺回，收归国有。瓦利曾在开罗参加他的葬礼，但他没法像今天这样通过网络发送文章，也无法使用电传打字机，只能用电报。你不知道，那种旧式电报，用巨大的绿纸传送过来，上面贴着字带：“星期二，停顿，纳赛尔，停顿，死亡时间十二，停顿，超大葬礼，停顿，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停顿。”明白了吗？那时，我的工作就是要根据这样的字条撰写出一篇报道。由于我是那里最优秀的编辑之一，所以老板将这些重要的任务委派给我。

福尔克： 他只发送关键词吗？

蒂齐亚诺： 是的，我负责将其写成文章。

我就是这样认识瓦利的。之后，他来办公室见我，伟大的友谊就此诞生，而我早已生出对他的深切敬佩之情。因为他勇敢、善良、严谨，到了截稿的时间，他总会按时交来。你知道，编辑部必须给报纸拼版。每晚9点，版式就得做好。那样的压力，使你根本不会去设想电报发送的时候对方是否置身危险，是否身处枪林弹雨，所有的一切，你都不会在乎。你只知道，9点钟，报纸必须排好，否则就要开天窗了。这份工作伴随了我一年半。

另一个伟大的人物是乔治·博卡。那个时代，仿佛所有了不起的家伙都在报社工作。博卡、潘萨、瓦利，那么多杰出的天才，而我对他们的工作了如指掌。在那里，我再次查验了自己16岁时的想法——记者都曾是半途而废的逃兵。要知道，瓦利可从来没有拿到过一张毕业证书，但该死的，他肯定不是生活中的失败者！

福尔克： 你对那时候的事情记得可真清楚。

蒂齐亚诺： 福尔克，如果要把我所说，或将要说的所有内容都印在纸上，你必须查明细节。因为只要有一个细节上的错误，就会丢掉所有的可信度。关于我和你谈论的这些事情，你得准备一张时间表，然后你按照它，比对我说的事情。因为我的记忆也在消散。比如，我曾告诉过你，我编辑过一份瓦利的电报。我说，那是纳赛尔的葬礼。你核对一下，因为那也许是萨达特的葬礼。你知道这发生在1970年，因为从1969年到1971年我住在米兰。你去查一下你电脑里的《大英百科全书》，输入纳赛尔，看一下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因为我可能说错了。只要一个这样的错误，就会使这本几百页的书可信度全无。要认真对待，请务必这样做。自始至终。

福尔克： 这是新闻写作的特色吗？

蒂齐亚诺： 对，这就是真正的新闻写作。

福尔克： 这真的很锻炼人。你也就这么做了？

蒂齐亚诺： 我一辈子都是如此。

福尔克： 不过你的记忆力相当好，不是吗？

蒂齐亚诺： 不，糟透了。这非常重要，你要记住。要了解真相，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多常识，还有你自己个人的修养。否则你容易把所见当作绝对真理。

爸爸摸了摸猫。

看看它，福尔克，你看它多么快乐，多么安详。它是多么可爱啊，它可真找到了一个好地方。这是它们的本能。

福尔克： 是啊。它醒来的时候，要给它一小碗牛奶。为了成为记者，你最后还是参加了考试？

蒂齐亚诺： 这就是你父亲的疯狂之处。经过一年半的实习，他去罗马参加国家考试，被关在地下室，不能离开。他们提供一个主题，要求就其写一篇短文。然后，将其放在信封中，再进行口试。

我的文章写得很出色，所以负责人叫我去口试。他是个法西斯主义者，这个狗屎一样的家伙说道：“啊，您很会吹牛是吗？您写的文章算是顶呱呱，不过您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永远没办法当记者的。如果您要去马耳他，您会在行李箱里放些什么呢？”“听着，”我没好气地回道，“如果我们是在这儿谈论新闻记者，那就让我们好好谈谈，可是如果您只是要找个借口不让我通过，那么您请便。”总之，我们吵了起来。因为这个，他们完全可以不让我通过，那么我也就不会成为记者了。但是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认为我的文章写得很好，于是让我通过了考试，我拿到了专业记者证。

这之后，我去彼得拉那里报到，开口说：“经理。”那个场景我是不会忘记的。你想，那时候你才两岁，萨斯奇娅已经出生了，才几个月大，我们住在米兰的马真塔大道的一间公寓里。那时大概是10月，或者11月。“经理，”我说，“我不喜欢待在报社。我想去中国当通讯员。”

彼得拉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回应：“这份报纸现在不需要通讯员。唯一空缺的岗位在布雷西亚。到时候，你需要脚踩在泥泞中，头被紧紧绑在星星上。”

总之，他要表达的是没有我要的职位。

于是我结清工资，拿着一部分薪水，以及你妈拿床单给我缝的一个睡袋——以便我在朋友家留宿，便去周游欧洲了。我找遍了所有大型报社。我去过《巴黎快报》和《世界报》，然后去曼彻斯特会见了《曼彻斯特卫报》的乔纳森·斯蒂尔。终于到了你已经知道的部分，我最后找到了汉堡的《明镜周刊》。我说我打算在亚洲定居，然后他们以合同工的形式雇用了我。“你去吧，好好写，我们保证你每个月有1500马克的薪水。”

福尔克： 自此，你开始寻找自己的道路。

蒂齐亚诺： 对了，还有那个“拉关系”的故事，这要归功于科拉多·斯塔贾诺，还有才华横溢的拉斐尔·马蒂奥利。我和你说过吗？这是我一生中最棒的故事之一。

我们谈论的，是那个富有自由、创造力和智慧的意大利，而如今，这些全都消失不见了。记得在法西斯主义的威权下，仍有一些机构保持了独立的尊严。那就是奥利维蒂。另一个则是位于米兰最美丽的广场——斯卡拉广场的意大利商业银行。它由一位极具教养、聪明且勇敢的人，拉斐尔·马蒂奥利主管。在法西斯主义时代，马蒂奥利为十多个意大利知识分子提供工作岗位，也因此帮助他们避难，保护了他们，这些人包括乌戈·拉·马尔法，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及其他年轻人。

在我的那个年代，马蒂奥利管理银行大约已经有30年的时间。他做了一个极其正确的决定，就是把银行开到亚洲。他说，唯一的问题是具体开到哪里。然后，对他颇为了解，对我则多方照顾的斯塔贾诺说：“我有个朋友是从美国回来的，他在那儿研究中国。你为什么不和他聊聊呢？”

于是，我开始了与那位老人美好的、秘密的，甚至是浪漫的多次会面。我通常是晚上9点钟离开报社，当银行下班，我从一扇侧门进去。门卫也已经认得我。我走过铺着红毯的走道，走进一间满布书本的房间，老人坐在微弱的灯光下。他从早上起，就在那儿工作了。

他第一次见到我时几乎没怎么说话。他把一件小巧的日本传统木雕放到我手中，然后说：“这是中国的，对吗？”我说：“不，这是日本的根附，挂钱包用的。”我给他解释了什么是根附。他这是在考验我！你知道那些老家伙，那些天才，他们从来不按套路出牌，他们不会向你问询寻常的问题，比如你是什么时候毕业的，他才不在乎这些。他就把一件日本木雕往你手里一放，然后问你“这是中国的，对吗？”，而你则要回答他“不”。

在米兰生活的那段时间，我与那位老人的美好关系持续了数月。我那时候认为银行无法在中国开设办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尚未得到国际上的认可，要在中国开业，就意味着要关闭东南亚地区的业务。而若在中国台湾开设办事处则更为糟糕，那意味着之后可能无法在中国设点。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先在新加坡开业。我想的是：如果去不了中国，那就先去新加坡。

于是马蒂奥利最终决定把办事处的地址定在新加坡。他说：“很好，你去那儿，然后每月给我写一封信，告诉我你对东南亚各国政治局势的看法，我每月付给你1000美元。”书房的一扇小门开了，走出一个十分矮小的人。他叫阿蒂利奥·蒙蒂，是马蒂奥利的连襟，是商业银行委派的行政官员。

马蒂奥利说：“看，这是蒂齐亚诺·泰尔扎尼。他要出发去新加坡了。你给他拟一份合同，以便他每月在我们给他开设的账户上收到这笔钱。”

一切就位，像变魔术！我怀着对马蒂奥利的承诺，而我所供职的媒体还另外支付了我一些钱。1971年12月，你妈妈带着你们，留在佛罗伦萨，而我出发去新加坡。我赶赴亚洲，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毫无概念。